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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作品，有质感和没有质感，是两码事。有些作品只呈现资料，哪怕是呈现地很清楚，但看了没有任何感觉，这只能说是不差的作品。有些作品，不仅把资料呈现清楚，还给予人启发，让人们形成新认识，这是非常好的作品。
甚至于，很多作品都不需要刻意呈现成什么样子，但通过某个现象，做富有启发的阐释，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在中国社会学界，笔记体写作是有传统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是典型，贺雪峰教授的《新乡土中国》和杨华教授的《县乡中国》，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好的文本往往倾注了创作者的经验质感，他们把自己对社会的独到认识，通过具体文本呈现出来了。比如，国内有非常多的优秀的纪录片，这些文本甚至比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还要深刻一些。其实，纪录片本质上也是调查报告，只不过，其呈现的方式是影像，而不是文字。在中国做纪录片，就如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有其特殊的社会场景，是没有标准的操作规程的。但这些纪录片的从业者，通过多年的自我摸索，竟然就做出了高质量的影片。
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好的纪录片之所以非常好，并不主要是选题问题，最关键是其目标也是在理解中国社会。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处于巨变之中，现实要比戏剧精彩，纪录片有了戏剧冲突，当然就容易把社会的底层逻辑呈现出来。
好的纪录片要有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也要解决入场、在场和退场的问题。并且，由于它是通过影像来记录的，对田野的要求就更高，创作者的现场把控能力就得超强。今天，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够开放，有几个陌生的做社会调查的人员活动，已经不太影响现场。但大部分地方，如果有几架摄像机对着，现场还是会有影响的。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调查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某个好文本，还可以训练调查者，帮助其完成社会化。当前的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社会化机制了，大家都是从校门到校门，很少参与社会事务。因此，我们初去田野调查，很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面对一些场景也可能不知所措。
在一个个体化的社会里做社会调查，本来就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今天我们做社会调查，跟以前做社会调查还真是两码事。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假设调查者是一个成年人，调查就是进入另外一个成年人的世界。但今天的局面是，调查者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社会化的人，却要搞懂成年人的世界。所以，社会调查的前提是把自己变成成年人，理解生活世界。
比如，当我们是社会“小白”的时候，根本就理解不了别人的潜台词。有些人喜欢客气，那就是一个“仪式”，其实并不是真对你有什么承诺。但有些人客气，那是真客气，真对你有承诺。这些情况，既考验自己的社会经验，也考验对地方文化的理解。所以，社会调查是社会化和理解田野的双向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初学者来说，社会调查的组织首先是在心态上确认，自己是准备向田野学习了。
一是以小组为单位开展集体调查。
一般来讲，初学者的调查，最好有调查小组作为支持。
调查小组之所以重要，首先是解决社会化的问题。一个未完全社会化的人去开展社会调查，与其说是研究社会，还不如说是理解社会、自我成长。其实，调查小组一成立，就意味着调查的开始。比如，成立一个调查小组的微信群，很多初学者都不加带队老师和师兄师姐的微信，加微信也不打招呼，这其实就是没有社会化的体现。在田野现场，小组成员之间怎么协调，遵守纪律，相互理解，都是社会课。当然，在访谈过程中，如何获得别人的信任，大家相互配合，也很是微妙。应该说，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很是普遍，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其次，以调查小组为单位开展集体调查，有利于形成多元化认知的碰撞。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生活体验、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不一样，大家在田野现场相互激发，碰撞火花，就特别好。
社会学的“田野”是无需独享的，多个人在一起开展现场调查、研讨，是非常高效的学术工作。
二是形成合理的调查周期。在集体调查中，以周为单位是比较合适的，基本上一周就是一个阶段，每一周都会进入不同的调查状态。
为什么一周左右是一个调查周期，是不是有科学依据，我们不太清楚。但从实践中看，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
一般而言，一周以内，基本上可以把调查地的基本概况搞清楚，对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以及一些突出的事件，有总体把握。两周的时间，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第一周形成的总体认识，会有一些学理上说得通、经验上也符合实际的解释。到第三周的时候，就有点通透的感觉，调查者会觉得对调查地点有深入把握，调查地点任何一个新发生的事件，调查者都可以在脑海中形成合理判断。调查时间更长的话，那就会慢慢成为地方社会的“熟人”，直到调查者和地方社会融为一体。
以周为单位产生调查效果，是建立在高密度访谈基础之上的。一般情况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三个单元，上午访谈四个小时，下午访谈四个小时，晚上讨论四个小时，这可以保证足够多的信息量，也让调查者完全进入田野现场中去，尽力排除干扰。
高密度访谈、高强度讨论，主要目的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占有和理解信息，在此基础上达到经验的饱和度。当我们对调查地方的所有事情都有了理解，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新出现的事件也可以在既有的逻辑判断中获得解释时，这差不多就达到了饱和状态。
对于以体验为基础的田野作业来说，要达到经验的饱和，可能不是以周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月、以年为单位。但对于以访谈为基础的田野调查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最好每天都有高质量的报告人，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充足的经验认知。
三是保持“在场”状态。“在场”意味着被访谈者是主场，访谈者是客场，在访谈者身份比较强势的情况下，这种主客关系会比较平等。
调查者在村里调查，却住在县城，还把访谈对象都拉到宾馆里面去访谈，这种调查效果就特别差，信息至少要损失掉一半。“现场”是不可代替的。在现场访谈，其实也包含了体验。但体验的前提是身体在场，“在场”并不是说要刻意去观察什么，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笔者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在场本身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比方说，它可以解决跟被访谈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因为我们在场了，到了被访谈者的“主场”，有点“登门拜访”的意思，这种微妙的感觉，人之常情，都可以体会得到。
假设访谈者住在宾馆里面，把人叫到宾馆里访谈，那对方是一个“登门拜访”姿态，别人会觉得是来汇报工作的，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会更加严重，平等和信任关系就很难建立。
“在场”也解决了信息失真的问题。怎样判断信息的真实与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场”。现场信息是很难失真的，哪怕第一个报告人的信息是失真的，但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报告人。并且，如果访谈者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场”状态，和被访谈者不是一次两次接触，别人也不太可能说假话，最多是回避问题。
“在场”的作假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刻意作假都是给那些走马观花调研的人准备的。比如，领导来视察，做一个展板，做一个情况介绍，布置好的现场走一遍，资料一收集，看完就走了。领导也没有办法在现场通过其他信息相互印证，“杀个回马枪”也不地道。
但是，领导如果正儿八经在一个地方“蹲点”，哪怕是三五天也可以，那么，信息失真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只不过，现在的领导太忙，“蹲点”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信息的失真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村庄调查是比较容易做到在场状态的，因为，村庄调查的信息来源非常多，获取信息也方便。社区调查大致也可以做到，因为社区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不同人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理解，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机构调查要稍微麻烦一点，因为机构是高度科层化，信息都是经过处理的，这就得用一些技巧和方法。
“在场”说到底是解决了理论跟经验来回穿梭的问题。理论和经验的穿梭就在经验现场里，我们只有“在场”，理论才容易还原成经验，经验才比较容易提炼为理论，大家才能不断讨论。如果大家都不在场，我们用某个术语来解释具体事件，解释半天可能都解释不清楚。但是，大家都在现场，并且有具体场景，不需要刻意解释，我们也清楚，所以，现场的信息沟通成本最低。只有在场，调查小组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现场的配合，信息就没办法交叉，也很难激发讨论，集体调查的意义也不大。
田野调查很重要的一点是重构经验。“现场”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存在，而是调查者通过理解各种事件，重新构筑出来的经验事实。重构经验是建立在饱和信息基础之上的，如果只有很简单的信息，就没办法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系，连讨论都没办法讨论，更谈不上重构。
重构经验可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在经验现场里面提问题，就可以提取某些重要问题的关键要素，在现场里实现复杂演绎。重构经验也意味着实践经验思维。田野调查肯定是经验本位的，在现场里讨论的问题，再抽象也是具体的。
其实调查并不是一件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它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方法。社会调查，本质就是人和人打交道。作为一个调查者，我们得习惯用普通人的心态和被访谈者交流。如果说和普通人交往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要有好奇心，我们愿意去理解别人的世界，对任何新现象都想去理解。
调查要以普通人的心态去跟受访者平等交流。最好的访谈是把访谈变成研讨，我们是学者也好，学生也罢，或者说就是一个无名小卒，共同点就是非常想理解被访谈者，了解其工作生活，理解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在访谈过程中不断请教，不断探讨，自然而然就进入了别人的经验世界，就重构了田野经验。
社会调查说到底是实践的产物，别人总结的方法技巧，只能做一个导引，没办法模仿。所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丢掉方法技巧这一“拐杖”。田野并不是一个做过切割和修饰的盆景，方便我们去解剖。事实上，我们得自己去发现和重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