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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从事调查研究的工作者，经验思维其实是不够的。在学术界，调查研究要么是一个体力活，要么变成一个智力游戏。社会调查研究其实是连接经验与理论，更好地理解社会的一项工作，是有具体目标的。
社会调查研究的首要目标是理解社会，与社会共振。
理论说白了就是经验的抽象，没有经验，就无法理解理论。哪怕是哲学，也是回应时代命题的，是可以还原为经验的。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经验科学，在其理论和概念还原为现场经验现象的时候，我们得有警惕。
如果一个概念内涵外延不清晰、很泛滥，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要通过多个次级概念来理解，那么，这个概念就死了。其实，好的概念是当我们看到它时，就可以想到某个经验场景，根本不用解释，读者立马就懂了。
比如“内卷”这个概念：中文的“内卷”是一个特别好的词，但是它在10年前可能不是一个好词。当时，格尔兹、黄宗智、杜赞奇等人使用内卷和内卷化概念的时候，要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哪怕这个词的内涵外延都界定清楚了，也不好理解。
但是，我们在今天来理解内卷就特别容易，连非学术领域的普通读者都很容易理解。原因在于，到处都是内卷所指涉的经验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卷，公司在996卷，政府机构在形式主义卷，骑手在拼命“抢道”卷，大学生在拼命刷分卷。连小朋友都知道，内卷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最终的目标就是评高一点的分，但其能力并没有增长。
所以，一个好的概念跟现实社会之间是共振的，好的概念来自经验现象，体现了经验思维。我们用内卷这个词去理解教育、职场、官场里的诸多现象，就特别有解释力，它甚至还透视了底层社会逻辑。
2020年《人物》有一篇非常好的新闻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差不多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了。这篇报道不单单揭示了外卖骑手的生存处境，还给出了非常好的解释：系统。
社会系统是社会学的传统概念，但是，当我们都习惯于运用各种操作系统，使用各种App，受各种算法影响的时候，系统就特别容易被理解。不单单是外卖骑手，其实，所有人都困在现代社会编织的“系统”里，大家看了都很容易理解“困在系统”是什么意思，都能够感同身受有所共情，当然也就容易传播开来。
内卷、系统，都是揭示现代社会运行特征中富有想象力的概念，它们在经验世界中是如此直白，乃至于根本就不需要过多提炼，只要选择一个特定的场景呈现出来就行了。假如，我们能够有100篇这样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也就揭示清楚了。
其实，社会调查一般都有明确的现象，把具有复杂性的现象呈现出来，用一个贴切的概念解释，就算是成功。这个概念未必是新创造的，但只要贴切就有想象力，实现了知识增量。
今天的语言系统已经严重脱离社会的日常，严重脱离经验世界。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术语泛滥成灾的现象，甚至于，政府公文里也是如此。很多政府公文也喜欢用创新性的词汇，基层干部要看懂文件都不容易。术语是社会专业化的表现，也是在制造阅读和理解的门槛。
其实，经验研究最应该做的是回归常识，在具体场景里面去理解经验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用术语，但是这个术语应该是能够连接生活的词。只有能够与社会共振的术语，才有生命力。
社会调查的第二个目标是理论还原。
在传统社会，大部分人就在生活里学习社会经验，由于只是在地方社会生活，因此也只需要地方性知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成一体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我们通过自身的体验就可以习得，用口口相传、长辈的教育就可以学习。但我们理解当今社会，是用一整套的专业术语和概念体系连接起来的，我们学习社会经验，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文字、依靠专业术语，而不是在生活中学习。如果我们仅仅习得地方性知识，就没有办法社会化，没有办法适应现代社会。
某种意义上，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公民，地方性知识是不够的，需要靠专业知识去理解由诸多“地方”构成的“抽象社会”，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现如今，年轻人在互联网世界创造很多流行语言，我们看不懂——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主导着这个世界，互联网世界还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不屑一顾。但过不了多久，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被淘汰的那一群“老年人”，完全不了解新社会的规范。
这就预示我们，哪怕是专业术语，在某时某地虽然具有普遍性，但随着社会迭代，也可能会沦落为地方性知识。
内卷、系统等概念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反而不如现在有生命力，但并不是说这些概念没有想象力，它们确实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因素，所以，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种比工业文明更具现代性色彩的社会形态出现时，这些概念反而被激活了。因此，理论是可以还原的，当术语所指涉的社会现象变成普遍的社会事实时，我们用生活常识就可以理解。现如今，内卷和系统到底是一个学术概念，还是日常用语？这已经很难区分了。
在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中，要把理论还原成经验，除了经验世界本身的发展让理论自然贴近现实外，关键还是研究者得有还原能力。
比如，早期内卷这个概念引入中文学术界的时候，我们要理解这个词的内涵，还真不容易。如果不是经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如对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有一定的调查经验，其实是不容易理解的。但只要有一定的调查经验，这些概念就可以还原为经验场景。
其实，理论工作是有终点的。很多人都以为，建立概念丛、构建理论体系是理论工作的最高境界。一个学者，如果发明的术语越多，理论体系越庞大，水平就越高。但实际上，真正的理论工作其实是解释真实世界。我们的大多数工作其实不是提炼理论，而是还原理论，让理论和经验完美匹配，乃至于连普通读者都没有阅读门槛。当术语和日常词汇合二为一时，理论工作就到了终点。
这么说来，理论大师的最高境界是没有贡献一个术语，却解释了复杂的经验世界。
第三个调查目标是政策认知。
其实，政策认知是一个高标准目标，并不是一个低标准要求。在学术界，人们评价某个学者的研究水平，说某个人是做理论研究的，往往会肃然起敬；说某个人是做经验研究的，往往就假装不知；说某个人是做政策研究的，似乎就有点贬低。
但实际上，理论和经验、政策，其实是分不开的。如果从实践认知的规律出发，其实政策研究是最高阶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理论有深度把握，对经验的复杂性有深刻认识，怎么能够研究政策？
真正的政策研究往往是建立在高超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经验质感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大多数脱离了经验的理论研究，其实差不多是学术史研究，只是做了文献述评的工作，未必实现了经验的抽象，也回不到实践认知中去。
在社会科学史上，很多理论大家都可以说是经验质感超级丰富、介入政策极为积极的作家。学术的公共性表现在哪里？主要是服务于实践认知和改造。
政策问题本质上是经验问题，当然也是理论问题，什么意思呢？政策实践是有经验基础的。一个政策，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决策执行要处理哪些关系，政策相关利益群体如何反应，如何评估政策效果，如何看待政策实践带来的意外后果？这些都要求研究者有非常强的经验把握能力。没有经验思维，我们连政策文本都看不懂。
政策文件不好懂，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术语泛滥，故意制造阅读和理解门槛。这些年，“文件政治”里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的官方文件也喜欢用各种术语，无论是政治语言，还是行政语言，都在大量借用很多似是而非的学术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有特定的理论谱系，也有特定的指向，一旦引入政策文件，就很混乱。
二是我们的经验感知能力有限。哪怕是专家学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也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把这些政策语言还原成经验现场，也就不可能去理解政策文本的“前台”与“后台”。
所以，实践认知首先要有经验思维，知道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比如，为什么党内要搞大兴调查研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增强领导干部的实践认知能力。
其实，领导干部也未必懂政策。大多数领导干部只承担科层制里的一小部分工作，他可能了解他负责的那一块工作，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文件熟悉，知道文件出台的背景和目的，也懂某个具体政策文本的内涵。但是，这个文件发出以后，基层如何反应，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行动，他们未必清楚。
哪怕有人给出反馈，但如何还原出政策实践的真实逻辑，决策者也未必清楚。比如，很多政策，看起来都正确无比，为什么会有意外后果？这需要有政策科学的分析，也需要有经验质感，这其实是要专门训练的。一个决策者，如果只懂制定政策，从文本上梳理清楚，却从来不去思考政策实践的复杂逻辑，那就容易陷入“自以为掌握真理”的幻象之中。一个执行者，如果只懂按照文本规定机械执行，从来不去研究政策文本背后的诉求，也就很难结合实际创造性执行。
此外，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转化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认知，其实是很难理解政策的。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政策议程的设置，往往源自政治实践。很多具体政策，都是有中央文件做依据的，或者说，这些政策本来就是为了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的。但是，中央的政治性文件是政治语言，甚至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原则性的概括，而政策文件一般用的是政策语言，是要有可操作性的。
这中间其实隔了十万八千里。就好比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就得把战略变成规划和政策，全国人大就要将该战略部署变成法律。由此，乡村振兴目标具体化为各项指标，和指标配套的是实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然后国家就得配套有关的资源。
几乎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涉及巨量的治理资源。这些指标有没有可行性，能不能调动地方积极性？尽管不同指标由不同的部门掌握，但指标体系是一个“体系”，当然也就涉及条块结合。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标落实到基层，最终体现为什么？这些都需要调查研究。
比方说人居环境治理的指标体系，跟村庄人口结构、地方经济发展、集体行动能力、文化习俗、居住结构有什么关系？如果居住集中，投入就少一点。一个老年人多、年轻人少的地方，和老年人少、年轻人多的地方，需求不一样，政策实施肯定不是一回事。
在“厕所革命”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机械执行上级指标体系规定的方案，结果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很多村庄基本上都是留守老年人，传统厕所的建造和其生活习惯、农业生产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也和当地的气候有关。结果，非要改成城市一样的厕所，很多农民就不适应，因为缺水、冰冻等原因，有些厕所改了反而用不了，给群众带来了极大麻烦。
所有政策落地，最后都有相应的场景，这个场景往往是很多要素构成的生活系统，牵一发动全身。通常而言，由于相距太远，很多政策制定者是没有办法建构执行场景的。过去，政策之所以可执行，是因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是分权的，执行者是有场景感的，他们可以因地制宜执行政策。但当前，政策制定者的控制权越来越强，对政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都有严格控制，基层的场景感没办法反馈给决策层，问题就比较麻烦。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位置和角度提出政策问题的关键要素，但这种认识建立在对具体场景的认知基础之上。所有调查研究都不应该抽离具体场景，如果调查研究没有时空条件，那就会陷入空对空的境地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