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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九叶”的名称源于《九叶集》，可是，我们在袁可嘉的文字里，找不到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九叶集》编辑出版的细节。这件事是怎么发起的？集子又是怎么命名的呢？
同为九叶诗人的郑敏在怀念诗友王辛笛的文章中，谈到了《九叶集》编辑出版的缘起。郑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细节，以及历经岁月磨砺依然保有的锋芒。“那是一个早夏，我接到诗人书法家曹辛之的短函，约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诗人的小聚会。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谓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曾被热心的诗人及当时的《诗刊》负责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一批‘出土’诗人，重新出现在《诗刊》上，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当时的新诗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诗再一次汇流、握手，而找回诗歌的更丰富的源头。”
据郑敏回忆，那次聚会上，在出版社工作的曹辛之对诗友们说，新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大约都没有机会读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几位，加上没到场的，九人各选出十几首20世纪40年代的旧作，出本合集，献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以填补人们对于那个年代诗歌记忆的空白。
那么这本合集，应该叫什么呢？郑敏回忆：“我们带着那个时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态，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的花’，那么它们是什么呢？”最年长的王辛笛说：“咱们九个人的旧作就算作陪衬社会主义新诗之花的九片叶子吧！”这样，就诞生了《九叶集》的书名。
郑敏感慨道：“《九叶集》的问世揭开了新时代新‘新诗’的帷幕；然而那些揭开帷幕的手，却是一些在20世纪40年代拿起诗笔的，布满历史皱纹，走向老年的手……”
也许有人会说，如此看来，九叶诗派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郑敏怀念王辛笛的这篇文章，题为《必然中的偶然——辛笛与“九叶”的诞生及命名》。我以为，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郑敏揭示了一个哲理——九叶诗派的诞生是必然中的偶然。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的诗人郑敏，接着如此写道：
我们的相逢是很偶然的，但因为我们都出现在中国新诗20世纪40年代的网上，我们的相逢又是必然中的偶然。
《九叶集》的问世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是时代创作气候的必然使得这原本不相识的九个诗人在偶然的聚会中留下了新时期诗的轨迹，历史就是这样用它的必然将许多的偶然串成项链，织成网络，这就是文化，许多偶然串成的人们心灵的必然的痕迹。
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并没有请当时的文坛泰斗作序，也不是由最年长的王辛笛写序。这篇序，是九叶成员们公推袁可嘉写的。之所以让袁可嘉担此重任，我以为是袁可嘉在现代派诗歌理论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决定的。此文堪称九叶诗派的理论宣言，而袁可嘉也因此被称为“九叶的理论代言人”。
1991年8月29日部分九叶诗人聚会于北京曹辛之家，庆祝《九叶集》出版10周年，左起：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曹辛之、唐湜
袁可嘉也果然深孚众望。序文开宗明义说，九位年轻诗人写出了“忧时伤世”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他认为，九位诗人在诗与现实的关系，诗歌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正因如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他们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袁可嘉还把他们的诗与其他派的诗做了比较，他认为，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说，他们的诗是比较蕴藉含蓄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说，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的。袁可嘉指出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并简明而精到地点出了九叶诗派的艺术特点。
序文指出了九叶共同的倾向，并一一点评了其中八位各自的鲜明个性，“穆旦的凝重和自我搏斗，杜运燮的机智和活泼想象，郑敏塑像似的沉思默想，辛笛的印象主义风格，杭约赫包罗万象的气势，陈敬容有时明快有时深沉的抒情，唐祈的清新婉丽的牧歌情调，唐湜的一泻千里的宏大气派与热情奔放”，唯独没有对自己的诗说上一言半语。此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九叶诗歌的特征，成为新时期关于这个诗人群体的第一篇论文。此后，关于九叶的话题，一时成为诗坛的热点，引起了一股九叶热潮。
九叶诗派已被写入许多文学史教材和著作，其中穆旦的诗作更是几乎被推上了中国新诗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