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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关于九叶诗派的发端和命名,有着十分节制的叙述。他在1992年写的自传中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谈到了一段重要的史实:

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初读这段文字,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北串联”一词。其中还有一个重要信息:九叶诗派是时隔3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得名的。

袁可嘉在回顾“新时期”的学术历程时,记述了《九叶集》的出版:

(1979年)我和在京旧日诗友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以及在外地的王辛笛、唐湜、唐祈商定合编《九叶集》,各人自选解放前诗作若干首,公推我作序,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此书1981年问世后,多次重印,深受读书界欢迎,国内外评论多达70余篇,因有“九叶诗派”之称,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正式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袁可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史实,笔墨却还是那么波澜不惊。

可是,对这样一个诗坛高度认可的诗派,学界也出现了某种“异议”。其核心观点有二:一是历史上不存在这个诗派;二是九人诗风不同,不成诗派。

北大孙玉石教授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新诗潮流的研究,对九叶诗派这一现代主义诗派在20世纪40年代的出现,有过详尽的考察。在他看来,这个诗派是在“相近的美学原则下”逐渐形成而又没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在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详细考察了这一诗派“从各自探索,经过凝聚,到最后形成”的过程。在他看来,1947年7月创办的《诗创造》和1948年6月创办的《中国新诗》,为这个群体由集聚到正式产生提供了阵地。

《诗创造》由曹辛之、臧克家、林宏、沈明、郝天航等集资发起,曹辛之主持具体编辑业务。在前期,刊物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特色。曹辛之负责的前12辑中,发表作品的有一百多人,作品风格也多种多样。40年代现代派风格的诗人,包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几乎都在《诗创造》发表了具有或浓或淡“现代风”的作品。孙玉石从当年的旧刊里寻找,并不厌其烦地举出“实证”:诗作如辛笛的《冬夜》,陈敬容的《无线电绞死春天》,曹辛之的《动物寓言诗》,唐祈的《圣者》,唐湜的《鸟与林子》等;所载评论文章和翻译论文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唐湜的《严肃的星辰们》,陈敬容译的《近代英国诗一瞥》等,其中最具现代派特色的译诗专号和诗论专号,是由陈敬容和唐湜负责编辑的;等等。事实上,《诗创造》的“兼容并包”对现代派诗起到了保护和提倡的作用,得到了许多作者和读者的拥护,但也招来内部一些朋友的非议,给曹辛之们“送来了‘市侩主义’‘唯美主义’的帽子”。现在看,这种反应,正说明这一时期《诗创造》在多元格局中所显示的40年代现代派的特色。

由于《诗创造》内部意见的分歧,第12辑出版后,曹辛之便退出编辑工作,与诗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另起炉灶,创办了《中国新诗》丛刊。这时,原西南联大的几位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或在北京,或在天津,受《中国新诗》的邀请,开始成为刊物的主要作者。南北青年诗人因为诗学审美观念的接近,开始在《中国新诗》会合。孙玉石认为,《中国新诗》的创办,标志着以辛笛、穆旦等为代表的40年代“现代派诗群”走向正式诞生的阶段。曹辛之在1983年第11期《读书》杂志发表长文,回顾40年代的办刊经历时说,《中国新诗》的作者面较《诗创造》狭,但提高了选稿的标准,能在一些前辈的指导、鼓励下,会合师友共同协作。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自1948年6月创刊,到11月因被国民党查封而停刊,共出版5集。其间发表了近百篇长短诗和组诗。在这个刊物上,后来选入《九叶集》的绝大部分诗人都发表了他们的优秀诗作。另外,前辈如冯至、金克木、李健吾、蒋天佐等,也以他们的理论文字参与了这个流派的创建。

从学者的考察和当事人的回顾看,20世纪40年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

再看当时的一些评论,也有了以《中国新诗》为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认同意识,并认为在诗美追求大方向“一致”下的“繁多”,正是诗的正途。

青年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刊于《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17期)中,一开头便不无调侃地说:“握在我手里的是二卷被讥为‘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的《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和第二集《黎明乐队》。上述的讥语不仅十分别致——你不觉得它危险地挨近捧场的界限吗?——而且无意中点出了我在这篇简短的评介文字中所想论述的方向。”

青年袁可嘉以犀利的语言(这与其晚年文风大异其趣)指出:“合作的事实固然可喜,而造成这番合作的根本精神尤其可贵……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还成为诗,而且是好诗。”

关于诗友间诗风的差异,袁可嘉早有察觉:“他们的大的方向的一致——多么不同于教条式的专制统一!允许那么殊异的繁多风格的出现与发展,通过强烈的现代化的倾向,而确定地指向诗的新生。”他那么早就已回答了对于九叶诗风问题的某些“异见”。

身兼诗人和诗论家的袁可嘉,在这篇题为《诗的新方向》的文中,以鲜见的自信语调指出:“从《中国新诗》与别的诗刊的比较里,我甚至敢进一步肯定《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确定地比别的广阔,自由,更有收获优秀果实的希望。”

同样身兼诗人和诗论家的唐湜说,《中国新诗》的特点,在于它要求“自内而外,由近而远,推己及人地面对生活”,“开创丰厚的雄浑的新天地”。

时隔几十年后,诗翁艾青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新诗六十年》中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6XW+6SrNcrEx6VS+dlyakeUyvVuN8o4vjVwlIMRLvrXX7rjghXZkYPpCxgKWQ4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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