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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关于九叶诗派的发端和命名，有着十分节制的叙述。他在1992年写的自传中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谈到了一段重要的史实：
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初读这段文字，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北串联”一词。其中还有一个重要信息：九叶诗派是时隔3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得名的。
袁可嘉在回顾“新时期”的学术历程时，记述了《九叶集》的出版：
（1979年）我和在京旧日诗友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以及在外地的王辛笛、唐湜、唐祈商定合编《九叶集》，各人自选解放前诗作若干首，公推我作序，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此书1981年问世后，多次重印，深受读书界欢迎，国内外评论多达70余篇，因有“九叶诗派”之称，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正式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袁可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史实，笔墨却还是那么波澜不惊。
可是，对这样一个诗坛高度认可的诗派，学界也出现了某种“异议”。其核心观点有二：一是历史上不存在这个诗派；二是九人诗风不同，不成诗派。
北大孙玉石教授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新诗潮流的研究，对九叶诗派这一现代主义诗派在20世纪40年代的出现，有过详尽的考察。在他看来，这个诗派是在“相近的美学原则下”逐渐形成而又没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在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详细考察了这一诗派“从各自探索，经过凝聚，到最后形成”的过程。在他看来，1947年7月创办的《诗创造》和1948年6月创办的《中国新诗》，为这个群体由集聚到正式产生提供了阵地。
《诗创造》由曹辛之、臧克家、林宏、沈明、郝天航等集资发起，曹辛之主持具体编辑业务。在前期，刊物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特色。曹辛之负责的前12辑中，发表作品的有一百多人，作品风格也多种多样。40年代现代派风格的诗人，包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几乎都在《诗创造》发表了具有或浓或淡“现代风”的作品。孙玉石从当年的旧刊里寻找，并不厌其烦地举出“实证”：诗作如辛笛的《冬夜》，陈敬容的《无线电绞死春天》，曹辛之的《动物寓言诗》，唐祈的《圣者》，唐湜的《鸟与林子》等；所载评论文章和翻译论文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唐湜的《严肃的星辰们》，陈敬容译的《近代英国诗一瞥》等，其中最具现代派特色的译诗专号和诗论专号，是由陈敬容和唐湜负责编辑的；等等。事实上，《诗创造》的“兼容并包”对现代派诗起到了保护和提倡的作用，得到了许多作者和读者的拥护，但也招来内部一些朋友的非议，给曹辛之们“送来了‘市侩主义’‘唯美主义’的帽子”。现在看，这种反应，正说明这一时期《诗创造》在多元格局中所显示的40年代现代派的特色。
由于《诗创造》内部意见的分歧，第12辑出版后，曹辛之便退出编辑工作，与诗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另起炉灶，创办了《中国新诗》丛刊。这时，原西南联大的几位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或在北京，或在天津，受《中国新诗》的邀请，开始成为刊物的主要作者。南北青年诗人因为诗学审美观念的接近，开始在《中国新诗》会合。孙玉石认为，《中国新诗》的创办，标志着以辛笛、穆旦等为代表的40年代“现代派诗群”走向正式诞生的阶段。曹辛之在1983年第11期《读书》杂志发表长文，回顾40年代的办刊经历时说，《中国新诗》的作者面较《诗创造》狭，但提高了选稿的标准，能在一些前辈的指导、鼓励下，会合师友共同协作。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自1948年6月创刊，到11月因被国民党查封而停刊，共出版5集。其间发表了近百篇长短诗和组诗。在这个刊物上，后来选入《九叶集》的绝大部分诗人都发表了他们的优秀诗作。另外，前辈如冯至、金克木、李健吾、蒋天佐等，也以他们的理论文字参与了这个流派的创建。
从学者的考察和当事人的回顾看，20世纪40年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
再看当时的一些评论，也有了以《中国新诗》为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认同意识，并认为在诗美追求大方向“一致”下的“繁多”，正是诗的正途。
青年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刊于《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17期）中，一开头便不无调侃地说：“握在我手里的是二卷被讥为‘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的《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和第二集《黎明乐队》。上述的讥语不仅十分别致——你不觉得它危险地挨近捧场的界限吗？——而且无意中点出了我在这篇简短的评介文字中所想论述的方向。”
青年袁可嘉以犀利的语言（这与其晚年文风大异其趣）指出：“合作的事实固然可喜，而造成这番合作的根本精神尤其可贵……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还成为诗，而且是好诗。”
关于诗友间诗风的差异，袁可嘉早有察觉：“他们的大的方向的一致——多么不同于教条式的专制统一！允许那么殊异的繁多风格的出现与发展，通过强烈的现代化的倾向，而确定地指向诗的新生。”他那么早就已回答了对于九叶诗风问题的某些“异见”。
身兼诗人和诗论家的袁可嘉，在这篇题为《诗的新方向》的文中，以鲜见的自信语调指出：“从《中国新诗》与别的诗刊的比较里，我甚至敢进一步肯定《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确定地比别的广阔，自由，更有收获优秀果实的希望。”
同样身兼诗人和诗论家的唐湜说，《中国新诗》的特点，在于它要求“自内而外，由近而远，推己及人地面对生活”，“开创丰厚的雄浑的新天地”。
时隔几十年后，诗翁艾青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新诗六十年》中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