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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有一部很小众的纪录片《九零后》，并不是讲述现在的“90后”年轻人的，出镜的都是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他们都有一段在西南联大的青春时光，其中有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作家马识途，翻译家杨苡、许渊冲等。
本书的主人公袁可嘉，也毕业于西南联大，1921年，他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六塘头袁家村（今浙江慈溪市崇寿镇六塘村），到2021年整整100岁，可惜他已于2008年离开人世。我想，如果袁可嘉健在，他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会说些什么呢？或者他会说：呒告好话，看我的书吧。他的书很多，但谈及自己经历的却不多。
我翻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在1941年新生名单里找到了袁可嘉的信息：
袁可嘉，男，21岁，浙江余姚，外国语文学系。
袁可嘉的文字，谈及人生经历的，比较通行的便是他写于1992年的《袁可嘉自传》（以下简称自传），这是作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一书附录的自叙性文字，从出生写到1991年，文字克制而内敛。
说到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袁可嘉说：“这在我学习生活中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近在身边，但袁可嘉“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那时吸引我的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民主学术气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踏入西南联大校门的袁可嘉，心情是愉快的：“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联大中外文学系拥有一批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如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外文系的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等，他们吸引着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
1942年对于袁可嘉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兴趣从浪漫派转向了现代派。大一时，他还沉浸在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它想了”。到大二时，他先后读到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主义诗歌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校园内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他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主义了。
说到西南联大对袁可嘉的影响，他总结道：“西南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的，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道路。我有幸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沈从文、冯至和卞之琳等先生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
但在1992年的自传里，袁可嘉没有展开说这些先生给了他怎样的帮助。后来在他2001年写的《我与现代派》（刊于《诗探索》2001年第3—4辑）长文中，我才读到了较为具体的叙述。那时，他已是80岁的老人，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几位恩师，笔端饱含深情。首先写到的是引他走上文学路的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在中文系，我没上过他的课，但爱读他的作品，常去他家访谈。听他谈文坛掌故，论古今文学，说写作艺术，风趣横生，如坐春风。他为人的热诚，对学生的爱护，见识的高超，实在使我感动。我真正开始写作较晚，1946—1948年有过一个小小的高潮，发表了二十几首诗和二十几篇诗论，大部分都是经沈老审阅，登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的。他总是鼓励我写，默默地收下拙稿，一般不加修改，尽快发出。这对初出茅庐的学生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接着回忆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在联大时爱穿西服，身材高大壮实，说话舒缓和蔼，显出一副稳重恢宏的学者风度。我上过他讲授歌德、里尔克等课，大开眼界。1942年读到《十四行集》，给我极大振奋，好似目睹一颗彗星突现，照亮了新诗质变的天空。他用日常素材，以朴素含蓄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旷远的意境。这在新诗中是罕见的，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的一座高峰。
写到卞之琳先生，自然更多了一些细节：
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引导启发，比较起来，方面更广，程度更深。1941年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久读到他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爱不释手，深觉现代敏感和古典风范的融合已到了精纯的高度，尤其其中的《慰劳信集》为我国多年来沉滞不前的政治社会抒情诗闯出了一条新路。卞诗反映了广泛的战时生活和个人的精细敏感，他的精湛诗艺，如色素味醇、多有变化的诗歌语言，注重刻画典型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戏剧化手法，严谨的格律和活泼的体式，既严肃又机智的政治抒情诗，以及最终形成的新诗现代化运动中融欧化古、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都证明他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有独特重大贡献的领路人和大师之一。
受西南联大的“现代风”熏染，袁可嘉开始走上现代派道路，他自己说，从此“折腾了40年，成为我生平中的一件大事”。
袁可嘉的回忆文字少有“闲笔”，多涉及师长、学术和写作，而对于校园内外的生活细节，如衣食住行、闲暇时光，几乎读不到。同样出自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里经常写的是泡茶馆、跑警报，或者是旧书摊、白马庙，趣味横生，颇可玩味。这可能取决于两人不同的性情和文风。可人们难免生出好奇，想知道袁可嘉昆明五年的大学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终于在他的同窗好友杨天堂的回忆文字里找到了一些片段。让我们随着“杨同学”的文字，“还原”一下青年学子袁可嘉的形象。
杨天堂与袁可嘉是很“亲”的同学，都是1941年秋入的学。一年级时，学习和生活都在联大租用的大西门内昆华中学，第二年他们搬到大西门外的新校舍，从此住同一宿舍，“面对面住了三年整”。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都借用了昆明原有的房屋，甚至有的借了祠堂。新校舍是自建的，比较集中成片。新校舍从前门到后门修了一条宽三四米、长百多米的土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教室、图书馆、大草坪在东边，学生宿舍在西边。宿舍都是一种样式的，泥墙草顶，长条形，像一个个仓库。宿舍两头有门，中间是通道，两边相对摆放架子床各十张，每床上下各一人。每四人为一组，占有一个插着几根木棍的窗子，每组都各自用旧布单遮住。这四人空间就成了与他人隔绝的小“城邦”。
青年袁可嘉（约1947年）
杨天堂和袁可嘉住的是第25舍。由于一年级就熟识，又都是文学院的，袁可嘉、杨天堂和陈明逊、周礼全四人，组成第25舍东门右手的第一个“城邦”。法学院的马逢华因为爱好文学，也常来宿舍闲谈。
杨天堂忆起老同学，写出了“城邦”里几个人的个性：“陈明逊忠厚谨愿，笑容可掬，1945年夏毕业后不久就到美国去了。周礼全很聪明，长于逻辑推理，80年代以学者身份到美国访问。马逢华主攻经济，兼治文学，与冯至先生、沈从文先生来往，发表过长篇文学评论，新中国成立后到美国去了。马逢华性格活泼，我们几个喜欢说说笑笑。我们中间说话最少的是袁可嘉，读书最多的也是他。”
西南联大校舍
在杨天堂的印象中，袁可嘉在学习上颇有自己的“风格”。袁可嘉的英语基础非常好，一般同学应付考试的忙碌紧张他根本没有。他下课后，就从系里借回大量的原文书进行阅读，先是读作品，把拜伦、济慈、雪莱等名诗人的诗集都读完，也喜欢美国惠特曼的诗。只要是系图书室有的，都借来读。他读书速度很快，厚厚一本，两三天、三四天就读完了。他掌握大量词汇，读书很少查词典，偶尔需要时顺便拿别人的词典查一下就行。这也算是袁可嘉“特立独行”的一个表现吧。另外，袁可嘉写文章快，大三时就开始写了，借别人的一架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从脑子里打到纸上，一篇篇文章就出笼了。
杨天堂曾问过袁可嘉，是怎么掌握这么多词汇的？袁可嘉说，高中时有一个好朋友，两人一起学，互相问答，加深印象，这样掌握得多而且牢。
杨天堂还用一些笔墨写了袁可嘉的性格。他说，在可嘉身上看不到庸俗世故的影子。他沉默寡言，好学深思，唯读书是务，从不搞一般的世俗应酬。他深沉含蓄，修养之好，自我控制之强，在同学中殊不多见。但他绝不是那种城府很深，搞阴谋诡计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人。杨天堂的评价是，“可嘉是典型的学人，非常质朴，一切都出于自然与本色”。
袁可嘉学习好，却并不骄傲。他有自己的见解，且往往入木三分，十分深刻。他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很简练，绝不长篇大论；在表现自己的爱憎时，也很含蓄，不会偏激。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袁可嘉最早的照片，是他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当助教时拍的，上穿深色西装，面湖而坐；另有一张着浅色格子西装的，也是那时期的。西南联大时他穿什么样的衣服，经济状况如何……这些我都很想知道。
袁可嘉的学费一直是他大哥袁可尚供给的，可由于通货膨胀，靠工资生活的人越来越困难，他大哥自己也困难，支援就越来越少。当时联大同学多在社会上做各种各样的兼职，以赚取一点零用钱。袁可嘉觉得时间更宝贵，为了多读书，宁可生活苦一点，也不到外边兼差。政府的“贷金”交给伙食团，只供给午、晚两餐，早点要个人自己解决。新校舍门前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档，卖糯米饭、豆浆鸡蛋、油煎蛋饼等等，任由选择。杨天堂记得，那几年里，袁可嘉有钱时吃一点，没钱就饿着肚子，照样读书。有钱的时候少，而挨饿读书则是经常的。他靠一双旧皮鞋，一件旧蓝布大褂，一套旧西服，维持了几年。昆明四季如春，一条五斤重的被子常用不换，最后成了一团破棉絮。袁可嘉对艰苦的生活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青年袁可嘉，1947年在北大任助理教授期间
袁可嘉性格坚强，感情深沉，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多愁善感的形迹。但是有一天，他却例外地没读书，情绪有些抑郁。杨天堂是个细心的人，他感觉到了，就问袁可嘉：“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袁可嘉低声说：“接到哥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是一位实业家，盐、米、船、店四业并举，却因日寇入侵遭难，盐船被击沉，人被绑票，最终在风雨飘摇中病逝。
袁可嘉在西南联大五年，比杨天堂他们多读了一年，直到1946年才毕业。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了袁可嘉1956年申请加入民盟时写的一篇自传，提到多读一年的原因：莎士比亚一科考试没有及格。我还是有些疑惑，袁可嘉自控力强，学习能力出众，应该不至于“挂科”吧。我推想或许另有“隐情”。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了抗战时期育人三千的光荣任务，宣告解散，原属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师生纷纷返回北平和天津。袁可嘉和卞之琳、赵全章等，乘卡车经云贵高原，取道梧州、广州、香港，回到了浙东老家。10月间，经袁家骅推荐，袁可嘉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以北京为中心。
1946年，西南联大证件
西南联大成就了青年诗人，袁可嘉终于“带着闪耀的青春归来”。正是在这一年，袁可嘉写下了后来被视为其代表作之一的《沉钟》。此诗借“沉钟”而遥有寄托，通过宏大的事物和辽远的时空渲染了一种广漠苍凉的情绪，而苍凉并不等同于消极悲观。此诗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高昂的意志力和与外在制约力量抗争的壮烈境界，一种催人奋发的意蕴：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