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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从1919到1949的30年间，如以10年为一代，则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当为第一代，冯至、艾青、卞之琳为第二代，而40年代的“九叶派”为第三代。这只是大概的断代而已，其实抽刀何能断水，不过方便论述罢了。九叶派的九位诗人（辛笛、陈敬容、穆旦、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袁可嘉、曹辛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处于动荡的过渡时期，未能尽展才情；面对新时代，不得不“改弦”，却未能“更张”。所以在读者的心目中，既无机会像徐志摩、艾青那样成名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没有可能像舒婷那样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岁月无情，磨尽了他们的壮年。
《九叶集》九人之中，辛笛承先启后，声名较著，年龄也较长，晚年干脆写起旧诗来。大致说来，这九位诗人的师承，不再是第一代之于浪漫主义或第二代之于写实主义，而是追摹英国约翰·邓恩以降的玄学诗风，强调形式上的传统格律与风格上的虚实相生，艺术与科学相融，感性与知性兼通。因为在20世纪初艾略特鼓吹的正是约翰·邓恩的这种诗风，牛津少壮派以奥登为首莫不景从。其间有一位诗人兼评论家燕卜荪更在北京大学任过教授，其诗学名著《歧义七型》（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对当年的论诗诠释影响至巨。40年代中国新诗本有机会摆脱西方浪漫诗派滥情纵感之风而引进玄学诗派情理兼通的综合诗观，可惜九叶诗人未能竟其全功即面临变局，改弦之余来不及更张。例如袁可嘉，他在创作、理论、翻译三方面都很用心，但面临新的时代，只能放下布莱克、哈代、叶芝与奥登，转而去译介彭斯。毕竟彭斯成分正确，是苏格兰的农民诗人啊。君不见识相的沈从文也放下小说创作，转而研究古代服装史了吗？
大陆的媒体一律称我为台湾诗人，当然没错。可是我的诗心早在南京，甚至重庆就起跳了。《九叶集》的诗人跟我并不算完全隔代。早在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辛笛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我便与他初识，还提出一篇论文，叫《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赏析》。至于《九叶集》的另一位诗人袁可嘉，则是我的学长。
我与可嘉成为同学，是在四川江北县悦来场（今重庆市渝北区悦来街道）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当时正值抗战，该校由南京迁往重庆。1940年，我进该校初一班，他已是高二的高才生，更是军训大队的大队长。全体寄宿生在膳堂吃完饭，得由他喝令大家“起立”，并代表大家向训导主任一鞠躬，再喝令大家“解散”。我初次住校，吃饭又慢，袁大队长往往等我停筷之后，才发“起立”之令。事后他会走过来，婉劝小学弟“要练习吃快一点”。
除此之外，大队长和小队员并无任何接触。1941年春天他转学到名校南开中学。同年秋天他进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的“西南联大”。
但是两位同学重聚，要等到1992年9月，我应北京社科院之邀北上讲学。在可嘉的陪同下，我拜见了卞之琳、冯至两位前辈，非常感慨。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短文《五十年后喜重逢》。同年10月，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在珠海召开，可嘉与王佐良、许俊、罗新璋等南下与会，我则会同金圣华等香港学者去参加。但是会短人多，两位老同学并未畅叙。我送他的书显然他也无暇细看。
又过了6年，我正值70岁，香港《诗双月刊》的主编王伟明预备为我出一专辑，特邀可嘉撰稿。可嘉长我7岁，他所属《九叶集》诗社也早于《蓝星》10年，按理根本无须应邀。结果他还是动了笔，交了一篇写得很认真的五千字长文：《“奇异的光中”──〈余光中诗歌选集〉读后感》。为了鼓励当年吃饭太慢的小学弟，他对我一生的诗作语多溢美，开头的第一段是：“这是一座现代诗坛的富金矿啊！全书三册，包括作者半个世纪（1950—1997）以来十六部诗集。其产量之丰，平均质素之高，题材范围之广，开掘之深，想象之丰沛，构思之灵巧，风格之多变，在在使我惊喜，叹为现代诗坛所罕见。这得力于他从事创作的执着勤奋，他的中外文学修养深厚，善于融欧化古，结合现代和传统，并向绘画音乐学习，中年还注意吸收歌谣的长处。”
接着可嘉列举拙作多篇，一一赏析肯定，所选包括《敲打乐》《当我死时》《忘川》《有一个孕妇》《呼唤》《乡愁》《中国结》《湘逝》《夜读东坡》《刺秦王》《寻李白》《念李白》《还乡》《白玉苦瓜》《火浴》《自塑》《五十岁以后》《珍珠项链》《水晶牢》《浪子回头》《在渐暗的窗口》《五行无阻》。凡所赏析，点到为止，并不拘泥于西方当令的显学理论。
可嘉已经作古，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在创作、翻译、评论各方面都令人不能忽视。可惜他的时代变得太快，时不我与，未尽其才，否则他的贡献当更巨大。然而当年能进西南联大，还是他的一大幸运。至于我们同窗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虽非名校，却也为他厚建了修炼西学的基础。他在2001年1月29日给我的信中，也不禁对我们共同的母校深怀感恩，强调该校“办学认真，师资优良，校风端正。孙良骥老师教我英文十分得法，常予我鼓励……”
想必孙良骥老师已更早作古了，但他响亮清晰的英语和南京腔调的普通话仍在我听觉记忆的深处回荡。要是他知道他班上先后出了两位诗人，辛苦的他，该感到有多安慰啊。
2014年2月16日
袁可嘉先生在九叶诗人中，素以理论著称，他被认为是这个诗人群体中始终高举理论精神旗帜的一位。当然九叶诗人当中，从事理论研究的不止袁可嘉先生一人，唐湜先生也以理论著称。但唐先生与袁先生不一样，他的诗歌创作没有为理论的成就所遮蔽，而袁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是被他的理论光辉遮蔽了。人们读九叶诗人当中的袁可嘉，从内心深处更愿意接受他作为理论家、批评家和翻译家这样的身份，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创作。也许别人没有这样的看法，但至少在我个人内心曾是这样认为的。最近我认真读了袁可嘉先生的诗歌创作，我觉得我这个看法是偏颇的，袁先生的诗歌创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一会儿要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看法。我记得袁可嘉先生发表在1948年第12期《诗创造》上的《新诗戏剧化》这篇文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我理解不了袁先生的理论精神，以及他的“新诗戏剧化”对以后诗歌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就认定了袁可嘉先生的理论家的地位。
袁先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刻的造诣是学界公认的。我知道袁先生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英美文学的介绍，他介绍英美诗歌到中国来，在英译汉方面，他先后系统地介绍了很多诗人如叶芝、彭斯、哈代、布莱克、米列等的诸多名作。袁先生从40年代开始就致力理论和创作实践，鼓吹并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国外文学特别是诗歌潮流等。袁先生从理论到创作，全方位地覆盖。我们都怀念伟大的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袁先生是国内介绍外国诗歌流派最有力的一位。他以沉稳的作风，扎实的学风，低调的姿态，向国内介绍外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潮流。回顾那个年代，袁先生几乎就是一位站在新潮流前面的最勇敢、最睿智的先锋性的诗人和理论家。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著作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简直就是现代主义新潮启蒙的经典性作品。80年代我们对外国诗歌和外国理论的了解，袁先生所提供的这些文本几乎是《圣经》似的，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我想，不仅我个人，我们所有在80年代生活过的人都会感谢袁先生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刚才说过，作为诗人的袁可嘉被理论遮蔽了，他的诗歌创作立意高远，意境空旷，而且诗韵极为精美。我读了袁先生的一些十四行诗，还有十二行的诗，他对音韵和节奏的感悟，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些不讲究诗韵、不讲究诗歌音乐性的诗人，应该感到汗颜。我提议大家多研究一下袁先生诗歌的那种对音韵的讲究，那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我现在想离开这些话，来谈谈我个人和袁先生的交往。我和九叶诗人，除了穆旦先生没有来得及见面，其他八位诗人，我都有过接触甚至是较多的接触。我个人非常感谢九叶诗人在80年代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所做的非常亲切的、非常友好的、非常温馨的支持。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些先生应该都是我的师长，但是后来由于接触多了，交流多了，就变成朋友了，所以我和九叶的八位诗人几乎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记得那时候我和艾青先生有一些误解，关系有一些紧张。因为我还不认识艾青先生，在袁可嘉先生、郑敏先生、陈敬容先生、曹辛之先生等的帮助和推动之下，我和艾青先生完成了一次见面，而且这次见面是非常友好的。我想袁先生他们的这种用心，是为了诗歌界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气氛，即一种能加深了解的气氛。我和袁先生的接触不仅是在与艾青先生的这次会面上，在曹辛之先生家里，在郑敏先生家里，我们都有过非常好的接触，九叶诗派的很多聚会，他们都会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对袁先生这种作为老师也作为朋友的感情，始终怀着一种非常感激的心情。
2009年10月31日
（本文系作者在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袁可嘉是有着现代派倾向的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并以自己“量少但质高”的诗歌创作，实践着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主张。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鼓手，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袁可嘉的创作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袁可嘉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代诗派的。他起先的创作属于浪漫派一路的青春感伤诗。他自己说，他曾沉浸于浪漫主义诗歌，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作品，深受感染，并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作它想了”。及至读到“联大”两位老师的诗集，袁可嘉的诗歌“转向”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震动了袁可嘉，他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进而读美国意象派诗，读艾略特、叶芝、奥登，从此与现代诗结下不解之缘，打开了通往现代主义诗歌的道路。1946年他大学毕业时用英文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叶芝的诗》。
当然，袁可嘉的“转向”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袁可嘉一个人在战斗。袁可嘉说，当时西南联大校园里刮起了现代风。他感到现代派诗歌比浪漫派诗歌更深沉含蓄，更有现代味。在北大西语系当助教的他，和北方的诗友们有一个愿望，很大的愿望：发动一个与西方现代派不同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而此时在上海办《中国新诗》的女诗人陈敬容写信联系袁可嘉，约袁可嘉等在北京、天津的诗人（主要有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上海的诗刊写稿。当时，杭约赫（曹辛之）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在上海，都参与了《中国新诗》办刊。南北遥相呼应，隔空携手，被称为“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共同推进着一股新诗潮的发展。袁可嘉说，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北京，上海，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两地的青年诗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陈敬容在《和唐祈谈诗》一文里提出：“我想我们不能只给生活画脸谱，我们还得要画它的背面和侧面，而尤其是：内面。”她又说：“我们不是为‘永恒’与‘不朽’而写，我们是为‘真实’而写，前者是包括在后者里面的。”而袁可嘉在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中对当时诗坛的状况和弊端，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如臧棣所言，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袁可嘉的批评在方法上显得更加系统，对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的洞察，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眼光，虽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定。
这里有必要对袁可嘉诗歌理论做一个宏观的阐述。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面临两种观念上的压力，袁可嘉的批评也相应地呈现出两种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重新树立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形象，即申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袁可嘉以“新批评”为武器，指出完全存在一种比中国象征主义更具包容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剔除了象征主义轻视现实的诗歌因素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奥登和艾略特成为袁可嘉建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概念所倚重的楷模。
基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自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袁可嘉提出“新诗戏剧化”的主张，这也正是诗人袁可嘉身体力行的美学追求。袁可嘉说，“戏剧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其“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即现代主义者那种既不回避现实人生，又持相对客观立场的心态。诗人既是人生戏剧的个中人，更是冷静审视、客观思考的评判者。必须避免“过于写实”和“过于虚夸”的弊病。只有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性和间接性原则，使自己“不至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
“过度的现实手法”，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和散文化，缺乏想象力；“表现上的客观性”避免了新诗过于张扬个性，一味表现一己悲欢，脱离现实，缺乏理性的问题。
袁可嘉的诗歌主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诗在内容上切近社会现实，真实反映了社会和民众生存状态；在艺术上，则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追求多层次含义，语言机智、冷峻、幽默。“知性”这一九叶诗人共同的特点，使袁可嘉的诗蕴含深邃的思想，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本质。“可惜他的时代变得太快，时不我与，未尽其才”（余光中语），这是袁可嘉们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中国新诗自“五四”发端，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将袁可嘉们的诗歌创作和主张，置于这样一个生命过程来看，他们的努力显然是富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对于之前的诗歌思潮和流派，袁可嘉们显示了向深度开掘的审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袁可嘉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或许可以看作对于此前中国诗坛种种思潮和流派的一种反拨。而对于后来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诗人们来说，袁可嘉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借鉴。即使新时期开始后出现的“朦胧诗人”“后朦胧诗人”在创作上有意识地取法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也不能排除他们有取法于九叶诗人的诗歌的可能。他们虽然未必是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袁可嘉的诗歌，但是在实际上又与袁可嘉的诗歌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袁可嘉对他们的这种影响，也许并不那么集中和强烈，而是和曾经“震动”了袁可嘉的艾略特们结合着发生作用的。但就诗歌的“本性”而言，袁可嘉的诗歌势必是当下及今后的诗人们创作诗歌的一个有益的参照。
袁可嘉的诗歌创作实践，给后来者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更重要的或许是一种诗歌观念的解放。“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此种理念带给人们的启迪，对于曾经习惯了一元思维，习惯了非白即黑，习惯了极端化教条化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来之不易！在那个刚刚开始有所松动的时代，袁可嘉以他开阔的视域和历史感，以他诗歌理论家的勇气，为青年诗人们指出了新诗创作的多种可能性。海外专家王海龙称袁可嘉就是这样敢于反潮流、逆主流思想与美学趣味而动的一个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袁可嘉与其他九叶诗人既无机会如徐志摩、艾青那样成名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没有可能像舒婷那样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只能是一种遗憾了。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实践者，他们未能竟其全功即面临时代变化，“改弦之余来不及更张”。但他们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早已和他们的名字一起，长在了还在不断成长的中国新诗这棵大树的年轮里。
新诗从发端至今，已逾百年。置于新诗百年历史的视野中看袁可嘉的诗歌创作和诗歌主张，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谨以袁可嘉25岁时写下的诗作《墓碑》，为本文作个绾结：
愿这诗是我的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的窗口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