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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模式，当然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若将英国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较，当然会看到很大差别。例如，法国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庭式农场顽固得多（Brenner，1982）。而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使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家庭式农场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和中国比较起来，这些不过是速度上的差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关于中国农村演变的模式问题，必然会连带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入侵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必须首先明确这些变化的底线。
形式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主要著作见于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对1368年至1968年六个世纪的中国农业所做的大规模的量性研究。在他之前，何炳棣（Ho Pingti，1959）对怎样运用中国历代田赋和人口的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人口史，做出过建设性的研究。珀氏的数据研究建立于何氏的成果基础上。在分析结构方面，珀氏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1965）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从20—25年一作的“森林休耕制”（刀耕火种式农作），到6—10年一作的灌木休耕法，3年两作的“短期休耕法”，1年一作法，以及人口稠密的小农经济中的复种制，是一个由人口增长推动的集约化发展过程。
根据珀金斯的研究，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倍至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在这段时期内，农业技术和“制度形式”（土地所有和生产关系的形式）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人口的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人口的递增促使小农向他处迁移，从而把耕地面积扩大了约四倍。这是产量提高七八倍的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的倍增。在这期间，投资于农业的“资本”
有所提高，主要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水利工程和有机肥——两者皆得自人口和劳力的增长。
同时，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力增多了，也促使小农选种产量较高、劳动较集约的作物，或提高复种比率。这样，中国的农业得以和人口保持齐头并进。直到20世纪，可供移民的边区开发净尽，集约化的道路也已走到尽头，方始面临危急的关头（Perkins，1969：特别见第184—189页）。珀金斯的分析，显然是把“传统晚期”的中国农业经济视为只经人口促成的量变，而未达到西方那种质变的程度。
在珀金斯的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的理论模式之上，马克·艾尔温（Mark Elvin）又添加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当其土地、资本和技术不变时）的概念。当中国农业伴随“帝国后期”的人口增长，集约化程度发展到愈来愈高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就逐步下降，小农农场在必需消费上的剩余也随之消失（Elvin，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换言之，小农经济已像格尔茨的模式那样内卷化了。
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人口，而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则是生产关系，主要的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此事实可见证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和民族感情的论点：它的前一部分把中国历史摆入“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人类一切社会都将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社会阶段）；后一部分则毫不含糊地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过。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们多在这个分析的前半部分内工作。
在农业方面，景甦与罗崙首先于20世纪50年代做出创新性的研究——他们用口述资料证明，19世纪90年代，山东一些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地主”，用雇佣方式经营农场（景甦、罗崙，1959；Wilkinson ed. and tr.，1978）。随后，李文治指出十七八世纪中，伴随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许多小农因“力农致富”而成为“庶民地主”（1963a，b；1981）。之后，一些学者更用明清档案馆所收藏的清代刑科题本中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农业中雇佣关系发展的证据。其中刘永成的贡献尤其重要（1962，1979）。
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中的两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景甦、罗崙，1959；刘永成，1962，1979；中国人民大学，1957；南京大学，1980）。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公式的下半部所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或因触及当代及政治上的敏感性，未曾有深入的学术研究。
实体主义者之中，恰亚诺夫提出了最独特和完整的关于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变迁的一个模式。恰氏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这种比例，随家中子女的数目和年龄而变化）。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成年父母不需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比例是一比一）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最多时则最差（Chayanov，1966b：1—40，第一章）。革命前的俄国农村，主要循周期性的“人口分化”形式变动，而不是循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强调的阶级分化形式而变化（Shanin，1972：第三章）。最近的实体主义著作，例如斯科特（Scott，1976），多着重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而不注意其前期的演变模式。实体主义关于那方面的分析，我们将于下一节讨论。
恰亚诺夫的模式尚未被系统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家庭农场经济的数据，多限于20世纪30年代调查的横断面资料。我们没有可供检验恰氏模式的长期性按户统计的数据资料。在现有资料范围内，我们只能对恰氏模式做一些推论性的讨论：此理论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分配不均。在俄国的“米尔”（mir）村社组织下——它在不可确定的程度上时而重新分配土地（Shanin，1972：79—80）——这个偏向尚可理解，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虽然如此，恰氏的“家庭周期”概念，若能兼顾到中国分家制度对农民家庭所施加的压力，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样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会有不同的命运。在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的集中制下的中国，恰氏的理论显然有一定的分析力：一村中最有钱的农户常是生产与消费比例最有利的家庭。
本书主要探讨农村长时期的演变模式。将来若能得到足够的资料，我们也许可以兼顾恰氏所提出的基于家庭生物节奏的短期变化。本书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兼顾考虑人口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模式。
形式经济学对于阐明人口增长对中国农业所起的作用，肯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家庭农场平均面积，只有当时美国农场的1/60、法国农场的1/10左右。这一根本差异，对中国农业和经济整体结构，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中国的农业经济与美国、英国或欧洲农业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它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饲养牲畜。后者只占中国农业很小的比例（约为今日农业生产总值的16%，而在美国则占60%，法国占57%），而其中多数是喂谷牲口，如猪和家禽，绝少牛羊之类的放牧牲畜（陈平，1979，1981）。此一区别，当然是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相对耕地比例较高的缘故。而高人口密度，排除了大量放牧牲畜的可能性，必定要依赖作物，因为生产一斤肉（或牛奶或乳酪）需耗去数斤饲料。
这个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河地重造曾用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资料指出，中国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所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比当时已相当现代化的美国农业高出很多。在卜凯的“冬小麦—高粱区”（包括冀—鲁西北平原）中，单位播种面积的产量和美国中西部差不多。但中国的“冬小麦—高粱区”复种率较高，是一个高粱、小麦和大豆两年三作的耕作制度。而美国中西部则是一个小麦、养草休耕和小麦的三年两作制。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中国每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
当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中国耕作制度远比美国高度集约化：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所投入的人工则是美国的13倍[河地重造，1963a：Linda Grove（顾琳）and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1980：42—43]。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使我们得以掌握小农经济的商品化及伴之而来的阶级分化现象。明清时期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并不只是伴随人口压力所引起的量性变化。实际上，愈来愈多的小农加入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分化为一系列在两种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封建主义”这个概念突出的是租佃关系的轴线，即把租种土地并将农场的一半收成用来付租的人和脱离生产并依赖地租为生的人区别开来（也区别于耕种自有地的自耕农）。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则强调革命前小农经济中的第二条生产关系轴线——雇佣劳动，并将雇主（用劳动者生产价值的约1/3雇用农业工人）与佣工区别开来。根据这两条轴线，我们可以像1950年土地改革法那样，系统地区别农村社会中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将于第4章中详细讨论）。这样的分析也可以阐明革命前三四个世纪中农村社会演变的主要模式。
为了同时兼顾到人口和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本书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和清代刑科档案资料基础上，对冀—鲁西北平原上的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的历史，做了比较分析。这两种农业生产关系迥异：一个主要依赖雇佣劳力，另一个则是靠家庭劳力。家庭式农业之转化为经营式农业，显示雇佣劳动和大农场的扩展。这两种农场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也不相同：一个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调整其劳动力的数量；而另一个却常常无法做出同样的调整，因为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自家多余的劳力。比较两种农场劳动力利用的不同，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口压力对家庭式农业的小农经济所起的影响。
分析比较两种农场的生产率，可以解释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停滞的原因。经营式农场是华北平原最大和最成功的农场。它伴随商业性农业而兴起，证实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其未能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则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停滞。
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这一孪生现象的历史，可以同时照顾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因素，并清楚地说明经济内卷化下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这一演变模式，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塑造的形象都不相同。华北农村所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约化，也不是简单的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一个极端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分化。
中国经济没有像西方那样蓬勃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模式与西方的模式是各不相同的。西欧农村在近世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在无产化的过程中，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依赖佣工为生，从农村雇佣劳动者到乡村手工业作坊和小型工场的雇工，城市各种服务性行业中的伙计，以至现代工厂的工人，都是小农无产化的结果（Tilly，1978，1979）。小农社会便渐渐地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取代。与此相反，华北农村的演变，没有像典型无产化过程那样导致经营式农场的资本化和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他们的家庭农场分离出来，却导致了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和越来越多小农的半无产化——这些小农同时依赖家庭农场和佣工收入为生；虽然有的在农业部门之外就业，但大部分仍束缚于农业，许多是短工，有的做长工。本书称这个演变过程为“贫农经济的形成”，或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我用“半无产化”一词，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是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和完全无产化的一个中间阶段；而是要表明处在人口和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及没有蓬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小农经济的特殊演变模式。
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要说明小农的性质会在半无产化过程中改变。这既不是说他们简单地从小农变为非小农，也不是说他们简单地失去了前文提到的三个面貌中的任何一个。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特征混合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以及在小农特征之上又加上佣工者这一新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演变模式异于西方的问题，必然会连带引出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艾尔温继续他的分析，进一步论说人口压力通过两条主要途径造成中国经济的落后：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它虽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入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Elvin，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
艾尔温的分析和舒尔茨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中国的小农和西欧与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是追求最“合理地”使用资源的经营者。这样的小农把传统的农业推到高效率的“均衡”。此外，英国的经历似乎证明地租并不足以妨碍佃农资本家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前驱。因此，小农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方式应该保留，不应通过革命来改造它的社会结构。
艾尔温根据他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性的结论。关于帝国主义怎样影响中国的问题，艾氏写道：“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的高水平均衡陷阱。”（Elvin，1973：315）帝国主义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并提供了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科技传输如真能不受限制地发挥其作用，其结果定会导致中国的工业化。
而中国小农的企业心和创造性会重新显示出来，并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Elvin，1973：315—316，319）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主义下的小农视为受剥削的辛劳者，其维持生活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榨取掉的。因此，他们认为，像艾尔温那样问小农何以没有累积资本来促使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地主控制了可供投资的剩余，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针对他们提出。只要封建地主把剩余用于消费而不做生产上的投资，经济便会停滞不前。只有当一个新的积累资本的阶级兴起，才能带来新的雇佣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改造才会实现。生产方式从旧到新的过渡，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会继续到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止。而在真正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会呈现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双方面的变化。资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
保罗·巴兰（Paul Baran）为进一步阐明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Baran，1957：特别注意第二章）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把巴兰的理论应用于革命前的中国，试图以数据说明地租、雇佣劳动、高利贷和赋税等形式是用以榨取小农剩余的手段。以地租形式榨取“潜在剩余”的计算方法最易说明：如有1/3（利皮特数据的约数）的耕地出租，而租率一般约为农产的一半，那么收取的地租就约为农业总产量的1/6。再用此演算程序来计算支付工资后的剩余、农民付予高利贷主的利息，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对国家所交付的赋税，利皮特得出的总数约为农业总产量的30%，相当于经济整体总产值的约19%。（Lippit，1974）
因此，利皮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缘由，并非如艾尔温所提出的剩余匮乏
，而是潜在剩余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只用于奢侈性消费，而不用作生产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只能随社会革命而产生。中国土改的经济意义是：国家通过社会革命，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的潜在剩余，部分转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用以提高农村社会中贫穷分子的生活水平。（Lippit，1974，1978；参较Riskin，1975）
利皮特证明，这个小农经济中存在相当的剩余，是对艾尔温“陷阱”的前半部分的一个重要纠正。考虑到生产关系，便不会怀疑这个社会中有小部分人控制了相当的潜在剩余的事实。对华北平原的农业而言，本书的资料特别突出经营式的农场主。他们直接参与生产，而异于普通地主；他们控有剩余，而又异于一般小农。分析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创新性的生产投资，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农业停滞不前的缘由。
艾氏“陷阱”论的下半部分分析高密度人口对剩余使用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综合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这里，经营式农场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在人口压力下分化了的小农经济，怎样阻碍农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它也可说明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农业部门当然不能单独地解释整个经济体系。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工业部门的成长，例如可以为它提供用于投资生产的剩余。而农业的落后，也可以抑制工业的发展，例如限制国内市场的发展。相反地，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工业部门，也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利皮特的分析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但艾尔温主要着眼于农业。要对人口和社会结构如何在落后的中国经济中互相作用这个大问题做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农业部门以外的许多其他因素。在此问题上，本书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指出一个内卷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在某些方面怎样影响到中国幼小的工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和使用。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农村在近代受到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怎样的影响。形式主义者既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所以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本方面是有利于中国的。如上所述，艾尔温坚持帝国主义赋予了中国经济唯一突破停滞陷阱的机会；但是，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能够迅速地发展。艾氏认为，这应归咎于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义经济学中很有影响的“二元经济论”模式同样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分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商埠、城市；另一个是没有受到此刺激的腹地的“传统经济”。这两个体系分道扬镳，极少互相渗透。传统经济的劳力集约和所生产的价格低廉的货物仍吸引着传统市场的乡村消费者。在这方面，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是手工织的土布。它不仅幸存，而且还在与机织布的竞争中增长。现代工业产品往往价格较为昂贵，超出收入低微的农村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所以，那些商品正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影响一样，大多局限于城市。于是，近代的中国农村实质上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近代城市经济多大的影响[Hou Chi-ming（侯继明），1965：特别是第七章；Hou，1963；Murphy，1977]。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意帝国主义有益而无害的论说，根据西方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析，帝国主义所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是一个两层的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原料；在国际之间，先进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剩余。“宗主国”与“附属国”，又或“中心”与“边陲”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帝国主义非但没有赋予第三世界以经济繁荣，实际上反而强加以“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其经济落后的状态。（Frank，1968，197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附属论”之上又补充了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观念——世界市场把各国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这个观念的优点，是有助于把剥削意图这个感情性的问题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摒除，而强调它的客观系统性和世界性。它也突出全世界同类现象的相关性，指出这些现象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有关。（Wallerstein，1979，1974）
实体主义者从另一角度指出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根据斯科特的看法：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此外，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也会瓦解闭塞自主的前资本主义自然村。
西方这三家学派的论说，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都忽视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本书将指出，只有把这一变迁模式分析清楚，我们才可以从几个世纪的眼光来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二元经济论”虽然在讨论农村手工织布业的命运时大体上正确，却严重地低估了农业加速商品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附属论”在分析机器纺纱对手工棉纺业的破坏以及日本经济侵略对山东省经济的影响上，虽然基本正确，但它忽视了这一事实：中国小农经济在结构和变动的方向上，基本延续着过去的趋势。最后，道义经济的论述虽然指出了生产关系演变过程中常被人忽视的一面，却过分夸大了道义观念在过去的生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这一角度来考虑。单纯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或者把它当作一个类似实验室的试验中可以随意加入或抽出的因素，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帝国主义一旦侵入中国，即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结合成一个整体。本书将提出理解这一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即着重分析资本形成的过程，把帝国主义视为许多相关的决定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