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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的困境。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对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像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一样，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即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须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1949年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被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内卷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内卷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限于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条、第四条道路。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内卷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比成立前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距：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增长速度发展，共增长了19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2.3%，略高于人口增长速度（Perkins and Yusuf，1984）。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冲突。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农民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3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3—4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实现。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降低，亦即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新中国成立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他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他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内卷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内卷化倾向。从投入的角度来看，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内卷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内卷化趋势的继续。
对照之下，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年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上。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限于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Nee and Su，1990）。种植业产出在1979年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其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1985）。但实际上，从1985年开始，增长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仍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进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种植业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来看，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内卷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后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代投入。在土地没有被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
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1980—1989年间增加了5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0.3倍；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
这些部门对农村社会总产出增长2.5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9∶1）。到1988年，9000万乡村劳动力在非农业领域就业（同上：329，400）。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出现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反内卷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内卷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比例的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的亦非纯社会主义的。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在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中国政治变化（Whyte，1990）。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的引用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的不同之处，会形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公民社会”这一提法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公众领域”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公民权利组织的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用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的形成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果这些不同能得到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义。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的。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得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不顽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而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得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历了6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被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2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增长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大多数农村人口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20世纪50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1350年至1950年以及实行计划经济、集体化的20世纪50至70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极严格的户籍制度，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呈现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研究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