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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的发展必将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近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相关数据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它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绝非停滞的，而是充满了资本主义先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做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的松弛和衰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旦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重视“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劳动生产率等内容），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李伯重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伯重，1985a，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19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19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试图以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19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19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19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论”与“自然经济论”至少部分是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料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这一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没有变化，那么推动质变的力量则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John K. Fairbank（费正清），1958；Fairbank et al.，1965]。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中国的反应[芮玛丽（Mary Wright），1957；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1958]。但是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
，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模商品化。有的学者更是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Rowe，1984，1989；Susan Naquin（韩书瑞）and Rawski，1987]。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新的理论也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17、18世纪至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国的变迁与西方有这么多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尽管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的特殊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有明白的标示，西方学术界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一个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分工、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都会进入螺旋式的现代化发展（A. Smith，1976[1775—1776]）。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被赋予了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从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被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
争论也涉及了究竟要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则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来反驳上述观点的。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Wright，1957；Feuerwerker，1958）。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是因为这种影响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Demberger，1975；Murphey，1977）。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观点，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像“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义，“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就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体现于种种“事实”中，如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Rawski，1989；Brandt，1989）。
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等畸变打断。
尽管中国的学术研究与西方的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的、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84年、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被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的重点就在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上。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了，乃至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杀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章把规范认识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引导我们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也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义。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为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为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并存的确定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现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被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章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