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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这种矛盾的现象多未被人理解。人们往往将大城市和先进的城市文化与乡村的繁荣连在一起。这里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实际情况正相反。
在前工业化的农业中，维持生计之上的剩余，充其量只占农民家庭生产的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城市显然只能由大量的农业人口所产生的剩余来维持。假设取10%的产出去支持城市，则10万城市人口要有100万农民才能维持，一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则需要1000万农业人口的支持。（参阅Boserup，1981：第六章）
但是，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当人口密度超过一定程度后，农民家庭的总产出中维持生计之上的剩余会减少。让我们设想人口密度增加10倍，剩余量会从30%降到10%。显然，即使每个家庭的剩余非常少，高密度的小农经济仍能提供较大的绝对剩余来支持较多的非农业人口，如1000万的10%即100万（如唐代的长安），仍然比100万的30%即30万（如中世纪的伦敦）大得多。我认为这就是“中世纪”的中国能够比中世纪欧洲供养更大和更复杂的城市的关键所在。
形成这些城市的动力之一当然是皇权政体下的官僚行政机器，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已做过充分的说明。然而就像本书所显示的那样，明清时期小农经济内卷化进程中的农民之间的交换，尤其是粮食和棉制品的交换，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系统。以单独的小农家庭而言，这种交换是微小的，但是聚沙成塔，这种交换也促成了商业性的市镇和城市。中国城市化中的商业成分往往被忽视，但是它无疑与行政因素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明清时期。
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内卷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具有显著差别的导因。巨大而复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内卷化的贫困之上的。
同时，正因为国家政权和农村人口都依赖农民微少的剩余，才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人口密度增加，随之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时，这种紧张关系就更甚。当天灾人祸威胁农民生活时，国家政权的攫取和小农生存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受到威胁，剩余的任何一点减少都会同时威胁到国家机器及农业人口的生存。人口密度越高就越是如此，因为人口密度较低时，生存以上的剩余比较大。这或许就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和农民之间产生频繁和剧烈冲突的原因之一。
中国近代以前的城乡差距，因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其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而进一步扩大。沿海城市和大都市首先开始了“发展”，在外国资本或中国政府的投资下，出现了近代的工业、运输和交通；而农村则继续内卷化。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及其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恰恰是那些富有生气的工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原因。新型纺纱厂依赖低报酬的小农劳动力来生产原料和加工织布，新型缫丝厂依赖同样的劳动力来植桑养蚕，诸如此类者甚多。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继续内卷化，两者的互相联结使原已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城乡差距对了解中国“近代”都市史也极其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工业无产者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者。然而，与生活在城乡之间的大量“半无产者”，如临时工、小贩、流动手艺人相比，近代中国的工厂工人已属特权集团。出生在广大贫困农村的“半无产者”比正式的工厂工人收入更低，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流氓无产者”或失业游民，而是更次于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这是一些生活在城乡之间的人们，既干农活，也到城市工作，为城乡生产一些小商品。这些人大量并持续地存在，或许是近代中国城市（以及人口密集的第三世界城市）和近代欧洲城市的显著差别之一。对于这些人的影响，在近代中国都市史领域内尚未有人做系统的研究。
当前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抉择，须从城市向农村索取、城市发展建筑在农村内卷化这个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去考察。其奥秘在于通过扩大人口去扩大剩余的绝对总量，而无视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持续递减。现在这项长期的政策已开始得到扭转，由于乡村工业化和农业的反内卷化，农村人民的剩余开始有了提高。问题是国家政权和城市部门是否会让乡村部门将剩余留作自身的投资和发展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