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长江》）结束之际，我想就正文中已提出、但未充分展开讨论的三大问题，简短地提出一些推测性的看法。这三大问题如下：产生中国高人口密度的根源，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结构，以及中国历史上先进都市的“发展”与落后农村的内卷化相伴随这个似乎矛盾的巧合。这些讨论是我在关于华北的论著中提出的一些看法（黄宗智，1986：特别见第257—258页）的延伸。 222/FzZmU62scB/BsGfObh7EeNSygtSY6K15yQmXzY2m0sEgo5ugVO0VXdTDs1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