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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指出，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的、最大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内卷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关于市场化的设想并非仅是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一无是处的人所独有的。事实上，对集体化农业的失望使改革派退回到经典模式的市场道路。他们争辩说，集体化农业削弱了农民的创造性和创业心。他们认为，市场刺激下的家庭生产会通过质的变化而释放出这些创造的能量，最好的代表就是“万元户”。
这个官方论调激起了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回响。市场化的家庭农业立即使人回想起美国在农业现代化中的经验。对他们的想法更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一点是，经过30年的激进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看到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一些仍在经典模式影响之下的学者开始去寻找市场化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农村无产者之间分化的证据。许多人把这一问题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善恶斗争。
长江三角洲改革的实际状况展示了一幅十分不同的图景：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之后，农业产量并没有持续增长，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像经典模式和官方宣传所预言的那样实现了脱贫致富。直率地讲，8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1350—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更好。
我将指明，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社区的工业和新副业。正是新的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内卷化。长江三角洲乡村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在于，现在也不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在于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在于是内卷还是发展。
纵观1350年以来的全部历史过程，我希望说明长江三角洲的经历与我们的许多设想相反。一些人设想商品化能够改造小农经济，但历史记载表明商品化的质变潜力会被内卷化覆盖。另一些人设想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会被大规模的农场取代，但是历史记载表明这一动力也会被内卷化的小家庭农场淹没。一些人认为集体化农业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有效方式，但是历史记载表明内卷化的糊口农业会在集体制下持续。最后，一些人寄希望于随着市场扩展而来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上升，但是历史记载表明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为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反内卷化。事实表明，无论是斯密和马克思经典观点中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论点，还是恰亚诺夫或舒尔茨稍后的看法，均未击中要害。长江三角洲乡村需要，并且正在形成一条不同于任何预言的发展道路。要掌握长江三角洲历史上的乡村停滞与近年来乡村发展的根源，我们应该抛弃我们以往的许多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