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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商品化甚至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继续。为供应新型的中外纺织厂而增产的棉花和蚕茧生产，以及因机纱而成为可能增产的手织棉布生产，同样像明清时期那样依赖未利用和未充分利用的小农家庭劳动力。当然，农村生产的进一步家庭化为小农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仍与以前一样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为代价。就像较早时候的商品化一样，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内卷化。
并不是像一些“经济二元论”（例如Hou，1963；Murphey，1977）所坚持的那样，农村经济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相反，农村棉花经济由于棉花、纱、布三位一体的旧有家庭生产单位的分解而根本地被改造了。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原棉卖给城市工厂，而买回机制纱来进行织布。这种变化发生于棉花经济那样的基础性生产领域，几乎触及了每一个小农家庭。很显然，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沿循着家庭化和内卷化生产的道路而进一步演变。
这一事实部分由于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牵连到的感情和政治的因素而被漠视。学者们要么强调国际资本主义的刺激作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要么强调它的破坏作用来指责帝国主义。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一事实也为基于英国古典经验的共识所漠视。本书将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并不像经典模式所预言的那样与农村的质变同步。事实上，近代城乡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成为革命的号召之一。要分析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状况，我们应从城市发展与农村内卷化矛盾地同时进行的角度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