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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考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过程的动力之前，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形式。首先，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内卷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最后，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内卷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
农业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长推动的（Boserup，1965），但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也就是我按照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1963）的定义而称作“内卷化”（involution）的现象。
小农经济内卷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资源有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内卷化的发生。与密集化和内卷化相比，发展通常不会仅随着人口压力而发生，而是伴随着有效的劳动分工，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或引进新技术。
欧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农村变迁通常同时伴随着绝对产出和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扩展。因此似乎区分仅是扩大产出的“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对中国来讲，这一区分是关键的，并生动地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历中：农业总产出扩大了三倍，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乎全无提高。
本书将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实际是之前6个世纪中同样状况的缩影，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内卷化来实现的。
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收入不是密集化过程中的停滞，便是内卷化过程中的萎缩。
内卷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仅敷糊口水平上的小农生产持续着，甚至随着商品化、农作密集化和家庭工业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如此变迁的前景，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忍耐力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小农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取代，而实际上是通过推动自己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内卷化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
很明显，这里描述的内卷型变化是指能通过家庭劳动力更充分地得到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这就是我所讲的内卷型增长的定义，是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原始概念中未提及的。农业劳动力通常是季节性劳动力，以8小时工作制的全年性城市就业标准来衡量，它往往处于未充分就业的状态。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与集体化时期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相似：尽管单位工作日的现金收入几乎无变化，但是由于妇女大量参加有报酬的农活及农业劳动者每年工作天数的增加，家庭的年收入提高了。
我认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与有发展的增长之间的区别分析，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发达的持续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所知的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的生产地位。根据本书的定义，那样的变化乃是“乡村发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