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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舒尔茨和恰亚诺夫两人均与一般理论家一样，把部分因素孤立化和简单化，以突出其间的逻辑联系。他们的贡献在于阐明了上述的各种关系。然而无论何人，如果试图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等同于已有的任何一种理论模式，都会陷入严重的误识。例如1350—1950年长江三角洲的雇工市场有一定的发展，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在某种程度上外出受雇，同时三分之一的农户雇用劳动力。我们不能把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全靠自身劳动力来生产的抽象模式等同于明清时期的真实情况。同时，即使到20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市场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短工（日工）。那儿几乎没有长工市场，也没有女工和童工市场，尽管妇女和儿童早已大量地加入乡村生产。同样，把舒尔茨包罗所有劳动力的完美的要素市场等同于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也是错误的。舒尔茨及恰亚诺夫的盲目追随者把实际情况等同于导师们用以阐明某些理论关系的抽象模式，造成了两个“学派”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是两者的混合体，包含着两套逻辑。
但是，只讲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包含着两种模式的因素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理解商品化本身历史过程的实况和原因。对此，舒尔茨与恰亚诺夫的理论均无济于事。舒尔茨把小农经济中有着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作为他的前提，至于这个市场是如何形成的，他一字没提。同样，恰亚诺夫把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两个互不关联的实体，并没有考虑小农经济如何转化为商品经济的问题及其对小农生产所起的作用。
对此，最简单的答案是设想从恰亚诺夫的模式过渡到舒尔茨的模式：随着商品化过程的演进，满足家庭消费需要的小农农业生产为追求市场利润的经营式农业生产所取代。然而，这一说法又回到了经典模式，简单地认为小农经济被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这一说法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最初构想相同。这一构想在小农商品生产及交换上做了有用的论述，但是它误认为小农商品生产随着商品化的扩展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取代（Marx，1967[1867]，Ⅰ：特别是第71—83页；Mandel，1970[1968]，Ⅰ：65—68）。然而，历史记载表明，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简单的商品生产得以持续下来并变得日益复杂，并没有被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它甚至在经历了30年的集体化农业和对乡村商业的严格控制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又在中国卷土重来。
本书与以往一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认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茨的逻辑，而是按照恰亚诺夫的逻辑推动的，尽管恰亚诺夫本人认为他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前商品化的家庭农场。恰亚诺夫曾指出在人口压力下家庭农场会如何产生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当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即意味着负收益时，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会停止投入劳动力；而与之相反，一个小农家庭农场只要家庭消费需要尚未满足，就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尽管新投入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已远低于通常的市场工资（Chayanov，1986[1925]：113—117）。我认为这一行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描述。小农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的情况下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可能只是由于小农家庭没有与边际劳动投入相对应的边际报酬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全年的劳动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会导致这样的劳动投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或者，如果一个小农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比它的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而这些劳动力在一个劳动力已经过剩的市场上无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个家庭要求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没有“机会成本”。最后，即使没有人口压力，仅出于为自家干活的刺激不同于为他人当雇工的缘故，小农家庭也会在报酬低于通常市场工资的情况下工作。例如当代美国有很多“夫妻老婆店”式的小生意，就靠使用低于雇工成本的家庭劳动力得以维持和兴盛。
如同我过去的著作（黄宗智，1986：特别是第6—7页）中提到的，华北的小农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更能容忍较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能够把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农场无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劳动力，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当这样的相对过剩劳动力
无法或不愿找到农业外就业的出路时，常常在极低边际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在清代，这样的劳动力支撑了华北小农经济的商品化。本书将会说明，在长江三角洲，道理基本相似，小农家庭在土地压力面前，也会为低报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辅助劳动力。
我们已知人口增长与商品化是明清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两大变化，但是斯密和马克思经典模式的影响却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寻求两者间的相互联系上转移开来，尽管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把它们视作分隔的、独立的过程，只注意寻找我们以为必然与商品化相联系的质变性转化，以及与人口增长相联系的生存压力。我们没有想到通过人口增长去理解商品化，以及通过商品化去理解人口增长。我认为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着的。人口增长在明清长江三角洲通过小农家庭农场的独特性质推动了商品化，同时它自身也因为商品化而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