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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是以恰亚诺夫和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两个学派都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从而区别于斯密和马克思。问题是，如何和为何，以及如果只是商品化不能导致质变，那么小农经济怎样才能转化呢？
与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密相反，恰亚诺夫认为即便是在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的行为仍然不同于资产者。他指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主要方面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因为它不雇佣劳动力，因此难以核算其工资与收益；因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与产出（全年总收获）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无法衡量其单位生产成本与收益。它对最优化的追求是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实现平衡，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之间。
因而，恰亚诺夫坚持说“小农经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Chayanov，1986[1925]，特别是第1—28、70—89页）
这样的经济按照一个个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宁想象的通往资本主义的模式分化。恰亚诺夫以俄国的小农经济为例证指出，社会的分化并非来自商品化所带来的农民分化成富农和农村无产者，而是来自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享有最有利的比例，直至他们不会工作、单纯消费的子女的出生。当孩子长大并参加生产，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同上书，第1章）
恰亚诺夫认为，俄国小农经济改造应该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生产，而是由农民自愿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既能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体化农业的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Shanin，1986：7—9）
恰亚诺夫的论点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压制（Shanin，1986；Solomon，1977），要不是小农经济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至今仍持续着，他的理论也许会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恰亚诺夫理论传统的继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偏僻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他们在人类学领域以“实体主义者”著称（Dalton，1969），他们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美国，这一理论以卡尔·波兰尼（Polanyi et al.，1957）及稍近的特奥多·沙宁（Shanin，1972）和詹姆斯·斯科特（Scott，1976）的著作为代表。他们的主题在于论证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
尽管亚当·斯密认为小农经济是前商品化的，但他的追随者总想把世界的一切社会现象纳入他的古典经济学，不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包括小农经济。20世纪第三世界小农经济的广泛商品化助长了这种意图。同时，美国在商品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从而形成了英国古典经验之外的另一个农业现代化模式。人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也会伴随现代农业投入和市场交换扩大而出现“绿色革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为这种期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他的论点相当简单：一个竞争市场运行于小农经济中，与资本主义经济并无不同。要素市场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至“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Schultz，1964：37）。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同上：40）。进而，“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同上：72）。
简而言之，这样的经济模式中的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主具有同样的“理性”。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来追求最大利润，积极地利用各种资源。因此，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小农生产者只有在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才停止投资。
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经济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能在保证利润的价格水平上得到现代技术要素，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于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是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去削弱小农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自由市场体系，而是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同上书，特别是第8章）。这样，舒尔茨保留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质变推动力的最初设想的核心，同时又考虑到了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
舒尔茨学派关于小农经济的观点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有相当的影响。领导集团中有部分人士把市场化的小农家庭农场看作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政治理论从强调想象中的家庭农作的落后转为强调市场刺激下追求利润的小农的创造性成就。宣传机构围绕着农村改革地区的“万元户”大做文章。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成员甚至提出，恢复市场化的家庭农场所带来的农村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改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引爆动力（发展研究所，1985：1—22；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7；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1986）。西奥多·舒尔茨本人也成为中国最高层领导的上宾（《人民日报》1988年5月17日）。这一理论处方在寄希望于小农农场而非资本主义农场上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理论，但它与经典模式一样，把市场刺激当作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