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学术研究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上述的经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商品化的大生产。这一模式特殊的中国式结合体是“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据这一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差不多与近代早期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同时发生，若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也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据此，中国历史被纳入了斯大林主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

在上述主要的理论信条下，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国农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首先关注明清的商业发展，开展了鉴定主要贸易商品及对其做量性估计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研究那些长途贸易和城乡贸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终于开始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其他学者努力寻找经典模式预言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兴起证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论中，生产关系被认为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上一对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的决定性方面。它设想，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关系能被证实让位于劳资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便可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出自这一分析框架，学界对明清雇佣关系的发生整理出了很多实证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1957；南京大学，1980）。

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论偏重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新一代学者开始寻找伴随着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随着对集体化农业的非议的蔓延，他们回到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替代途径：市场和资本主义。如果明清时期的商品化真带来了农业发展，那么今日的农村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一新的学术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争辩说，清代长江三角洲总体上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李伯重，1985a，1985b，1984）。

关于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中国学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美国新斯密学派日益普遍的设想之一坚持认为，伴随着清代市场扩展而来的变迁应被视作“近代早期”的发展，相当于16—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把中国并入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为中国的“近代早期”史。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许多值得赞许之处。在我看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无可怀疑地证实了1350—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本书所称的“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证了清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当大的变化。清代中国城市、工农业中雇佣劳动增长的事实已经没有疑问了。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证实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收入有所改进。尽管明清时期出现了蓬勃的商品化，但处于糊口水平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别处指出的，华北平原18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商品化而出现的经营式农场，仅在使用雇佣劳动上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们明显地无法在生产率上有任何真正的进展，无论是通过规模经济、增加投资，还是改进技术（黄宗智，1986）。长江三角洲也是这样，仅敷糊口的农业持续着，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改进。到了20世纪，那里的小农农业生产实际上排挤、消灭了明末以前相当流行的大规模雇佣劳动生产。

简单的事实是，斯密和马克思从英国经验中做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不但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统一的“世界经济”形成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顽强持续，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即使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也远比在英国持续得长久（Brenner，1982）。

我们需要把商品化与质变性发展区分开来。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易言之，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 arMmlk5wtvO+bqyhGUS6ATvnlp54a2EGLCSEyxKZrt38UCFqstisEN1aQECCR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