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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我们领域的三大英文期刊 [8] 搜索标题中带有“认同”的文章时，发现这一主题出现并开始频繁使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中第一篇文章正是于1982年发表在《民族音乐学》上，是克里斯托弗·沃特曼（Christopher Waterman）的《“我是一个领导者，不是一个老板”：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社会认同与流行音乐》（“‘I’m a Leader, Not a Boss’: Social Identity and Popular Music in Ibadan, Nigeria”）。 [9] 此后，到目前（2007年）为止，在这些期刊中，标题带有“认同”一词的文章平均每年出现一篇。检索过去30年来以英文发表的一百余部音乐民族志研究著作后，我发现，第一本以“认同”为题的书于1991年出版。 [10] 纵观这些文章和书籍，可以看出以认同与音乐为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其中，最早的研究之一是曼努埃尔·佩纳（Manuel Peña）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阶级认同的研究。 [11] 之后，认同与音乐的主题成为大多数英文音乐民族志的重要元素。
为什么音乐与认同相关的主题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我认为大致有三个原因：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哲学等领域的文献中，“认同”被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学的分析范畴来使用，其存在感不断增强。换句话说，在民族音乐学相关的基础学科中，认同的存在历史并不长；其次，基于种族、民族、性别的身份政治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大学和文化生活中有了阵地；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直接的田野考察，民族音乐学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现在人们居住在“碎片化的”和“解辖域化的”世界中，拥有更多在地理层面、经济层面及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间流动的机会，并且不再被传统的民族、国家、性别、阶级等表面的认同和类别束缚，生活的路径（routes）变得与根源（roots）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12]
当我开始本综述时，我有两个关于民族音乐学家在音乐与认同主题方面的研究假设。首先，我以为我们会通过综合文献的方法了解认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如何被界定以及如何被更为普遍地讨论。其次，在我们结合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致力于这一主题的过程中，我们将引用并以前人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为基础。但结果（至少对我来说）是可悲的，这些假设都不成立。首先，这些民族音乐学家在开展研究时想当然地将认同作为一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分析的范畴。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并不引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于认同的更普遍的著作，也没有严谨地定义这一术语。第二，他们的专门研究并没有在相关的研究语境中展开，甚至没有引述关于音乐与认同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文献。因此，我推断，这些作者隐约知道音乐与认同是民族音乐学家应该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是，前人的著作如何影响他们的著作，他们又如何建构有用的概论，提出更有见地的看法——他们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似乎满足于把这样的工作留给综述类的文章。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清晰地把认同当作一个成熟的范畴，也没有把他们自己具体的民族志工作与民族音乐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文献相联系，这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通病，至少在今天的美国学界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将我们具体的民族志研究嵌入既有文献，就会限制我们的领域在知识和解释力方面成长的潜力。
以此断言为起点，我将继续进一步考察在《民族音乐学》中出现过的音乐与认同主题。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与更普遍的身份处置问题发生交叉，尤其在文化研究领域。我的考察结果证明，关于认同的讨论通常伴随着分裂、区分、矛盾，民族音乐学家能在思考与回应这些情况时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