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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赖斯／著 魏琳琳／译
本文的标题具有双关语义。为了给这个内容宽泛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研究主题提供一个系统规范，本文通过对民族音乐学主要期刊之一——《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的综述，反思民族音乐学领域中音乐与认同的相关论述。为了在完整性和简洁性两方面进一步给这个话题增加约束力，我的这种反思限定在期刊中以“认同”（identity）或“身份”（identities）为标题的文章中。实际上，这样的文章首次出现在1982年，其中有17篇出现在1982至2006这25年中。 [3] 这些文献的综述勾勒出一幅画面，展现出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是如何处理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的。
当我刚开始研究音乐与认同时，我认为这一主题与许多其他类似的主题（音乐与政治、音乐与性别、音乐的意义、音乐的教与学等）一样，都是民族音乐学家设定自身研究生涯（阅读、查阅、编辑搜集资料）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学科具有贪吃的本性。 [4] 这种贪吃的本性让我们把民族音乐学界定为一种对来自世界各地所有音乐的综合研究（“吃”隐喻研究）。这种界定与我们的一些创始人的建议已相距甚远——他们建议我们主要关注民间、部落和亚洲艺术音乐方面。我们的思路围绕着多种理论视角（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人类学、法国社会学等）和普遍的主题展开，这是一种带给我们相应秩序的方式之一，就像是为我们混杂的口味提供菜单一样。以主题为焦点的研究取向迫使我们（至少原则上应该）广泛地阅读，从而发现世界各地音乐的一般发展过程，无论我们各自特定的地理兴趣是什么。
从1964年阿兰·梅里亚姆（Alan Merriam）为民族音乐学列出12个主题到现在，我们建立的相关研究主题已经成倍增加。 [5] 到目前为止，阿兰·梅里亚姆的大多数主题仍在我们的著述中被涉及，例如本土的音乐概念、作为符号行为的音乐（音乐的意义）以及美学与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关系等。
很明显，梅里亚姆列表中缺少“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在梅里亚姆的开创性著作发表之后，出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已比较常见的主题：遭遇现代化、个人能动、城市和流行音乐、性别、移民与离散族群、民族主义、全球化等（此处仅举几例）。新主题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不断涌现，它们中很多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老生常谈的话题，比如音乐与战争、暴力和冲突关系；音乐和医疗危机，诸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因共同利益或意图而构成的群体的音乐（相对于民族或国族群体）。
认同及其与音乐实践的关系这一主题近来才在美国民族音乐学中得以发展，不仅在梅里亚姆1964年的具有学科界定性的书中没有提及这组概念，在民族音乐学领域近年的重要概述中——如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发表于1993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问题和概念》（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以及1992年编撰的手册《民族音乐学：导论》（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也都缺少关于“音乐与认同”的相关说明。 [6] 不过，到了2005年，在考察过民族音乐学会50周年年会的会议议程后，我发现“音乐与认同”已经成了会议中最有代表性的议题，参会的500篇论文中大约有83篇是探讨该主题的， [7] 经过这样的阶段，认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领域的主要课题。那么，发生了什么？何时以及为什么出现了这个议题？此议题在知识层面回馈给研究界的是什么？本文的主旨即回答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