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关于“音乐与认同”主题的译文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囊括关于这一重要主题的一些变革性的尝试，也使得中国与北美国家学者之间进一步交流成为可能。本书中汇编的大多数文章都选自《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 ^[1] ）官方期刊。作为现任学会主席，我要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这项重要创举庆贺，这一努力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个学会之间的联系。

“音乐与认同”的某些方面（例如“音乐与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系”）在音乐学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认同”研究显著增长，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特征。若论及“音乐与认同”对我本人及同仁著述的影响，我想这个主题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接受的以西方为核心的学术训练。关于社会群体研究的新思考 ^[2] ^[3] 在塑造其他社会科学的同时，也影响了我们这个学科。在北美及其他地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的结构性差异，这一意识对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引发了诸如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原住民权力运动（Red Power）或女性主义这些反抗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运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当前日益全球化和媒介化的世界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使得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等思想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中那些长久以来在社会与文化世界中起界定作用的身份认同（性别、性向、种族、阶级以及国籍的独特认同感）是否正在衰退？” ^[4] 作者们于是开始讨论“认同危机”，并探索在特定时空生成特定认同的影响因素。北美的民族音乐学家（及相关学科中的同仁）似乎在学术写作上更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备受争议的，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塑造的。我希望这本书中的文章可以激发中国学者加入讨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与我们的经历类似的或与我们的经历有极大差异的学术事件。跨文化的讨论将丰富认同概念理论化的历史。

这本论文集必能触发上述改变，因为中国学者用母语阅读美国学者的研究并以崭新的思路推进认同与音乐的研究，对这个学科来说无疑是新的发展契机。在文集中，蒂姆·赖斯（Tim Rice） ^[5] 所著的两篇颇具前瞻性的文章，向民族音乐学学科提出了挑战，民族音乐学学者接受了挑战，他们开展了更多关于“音乐与认同”的综合与分析研究来回应赖斯。在2010年《民族音乐学》第54卷第2期刊载的那篇被我称为“土坯砖式的论文”中，赖斯建议我们寻找理论，将关于认同的著作“结合”到更强有力的学科的建筑模块之中，因此他列举出许多通过不同途径对认同进行研究的文章。相应的，本书的汇编者魏琳琳博士也为读者列出了大量的参考文章。在赖斯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回应他的文章也已随之发表。在这些回应中，有人提出，民族音乐学的不同路径还没有被某个支配性的理论统摄，这其实是学科的优势，而非如赖斯担忧的那样是这个学科的缺陷。无论如何，赖斯对于认同与音乐的综合研究已为北美同仁所熟知，对于本书而言，赖斯的这两篇文章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译文集中的另一纯理论著作由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写就，他运用符号学理论帮助我们建构起研究认同的一种方法。

除了上述三篇，书中的其他文章都是基于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于1982—2005年的《民族音乐学》中分别刊载。汇编者将它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序，通过这个排列，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23年间我们的方法论的变化。虽然一些早期的著作会假设族群是相对单一的，从而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出某个族群的特性，但即便是最初期的文章也指出：音乐是定义及重新定义社会关系的微妙途径。例如，克拉德（Krader）探讨在克罗地亚西部地区身份建构的区域差异；沃特曼（Waterman）展示了音乐表演如何有助于协调社会地位；韦慈朋（Witzleben）关于音乐本身（可以取代阶级和职业）就是一种认同（或许是一种面具）的论证令人信服。20世纪90年代的新议题使得“音乐与认同”的研究复杂化，一方面包括混合性声音元素的吸收与再意指（resignification），另一方面包括认同政治的构建。关于混合性（hybridity），杰弗里·萨米特（Jeffrey Summit）提出疑问，为什么美国的曲调会被认为适于犹太人的节日庆典；劳拉·艾伦（Lara Allen）（文集中唯一密切关注性别议题的文章的作者）则提出，20世纪50年代，商业和政治对音乐选择产生的影响促使南非女性人声摇摆乐出现；曼努埃尔（Manuel）关注波多黎各地区对古巴音乐元素的挪用与再意指。关于权力关系方面，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所罗门（Solomon）研究玻利维亚高地“歌唱地点与认同”主题下的权力争斗，是关注地方问题的重要范例，在殖民地觉醒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总是充满争端；格斯汀（Gerstin）调查了音乐家之间的微观政治；格茨（Goertzen）研究了为了获得部落认可而激烈斗争的区域性帕瓦仪式（powwow）；哈尼什（Harnish）研究节日的变化，一个节日虽然被声称始终如一，但其实一直在被权力与族群的历史重塑。

当我们关注“认同研究”时，也许有必要思考一些尚未被探索的事物。尽管地方关系总是被作为认同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均衡的。有时，想象的地方（例如国家）以及穿过城市和村庄的小路，就是音乐认同研究的“景观”（scapes）。尽管也有例外，但我们很少能见到对小范围音乐场所（例如，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少年的卧室或自然地标等）内的认同进行的探讨。同样，我们也很少会展开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的研究。爱猫者或驯兽师有可能界定他们的音乐吗？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对其他物种的声音做出回应而形成的？在这本书中，对某些特定群体的研究也显著多于其他。奇怪的是，家庭或非正式群体如朋友关系网络（除了有同样爱好的群体）获得的关注少于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群体。我认为，那些最经常被定义为与音乐有关的“认同”维度之所以被选择为研究的焦点，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中受权力影响最显著、社会争议最多的方面——正如这本书中那些文章所呈现的，这也是政治因素在音乐与认同的研究中不断被强调的原因。

如前所述，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乐于授权此翻译项目，不仅是因为该译文集是重要课题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也因为它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它补充了民族音乐学学会通过《民族音乐学翻译》（ Ethnomusicology Translations ）（由理查德·K.沃尔夫［Richard K. Wolf］担任主编）发起的翻译工作。《民族音乐学翻译》是经由同行评审、并在公开网络平台上连载的期刊，发表由其他语言翻译成英文的民族音乐学文献。正如民族音乐学学会网站（www.ethnomusicology.org）上的项目描述所说：“作为重要的在线资源，《民族音乐学翻译》项目为我们提供了解近年全球范围内音乐学术研究状况的渠道，促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交流更加国际化。”过去20年中出版的以非英语写作的学术文章都是此期刊翻译和出版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印第安纳大学学术著作期刊（IU Scholar Works Journals）平台获取它刊载的文章。我们希望中国学者所著的杰出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这一期刊中，并以此提供给英语读者。同样的，这本译文集也是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创举。

民族音乐学学会主席（任期2013—2015），
贝弗利·黛蒙德（Beverley Diamond）

[1] 编注：SEM，The Society for Ethomusicology。

[2]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3] 译注：目前国内已有中译本，可参考［挪］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德］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book jacket text,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London: Sage, 1996.（译注：中译本请参考［英］斯图亚特·霍尔和保罗·杜·盖伊编著《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版。）

[5] 译注：蒂姆·赖斯全名为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