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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蒂姆·赖斯就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我赞同他的基本观点。但是，还有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正如“呼吁”一文中所提及，尽管我们的旗舰期刊是读者的合理选择，但是其他期刊也是探寻理论观念的重要场所。这些期刊包括地区性的期刊，如《拉美音乐评论》（ Latin American Music Review ）；理论相近或重叠的期刊，如《美国民俗》（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以及一些流行的音乐期刊。
第二，图书是学术界发表理论的重要场所。事实上，在图书中可以产生与他者观点最激烈的碰撞。为什么会这样？图书的绪论或第一章通常要讨论相关的理论典型，这些部分具有较多的空间和灵活性，特别是因为在包含原稿余下内容的民族志材料中有如此多的上下文语境。坦率地说，我们的第一本专著通常都基于学位论文，其中的绪论章节说明了学生在有关学术领域中所掌握的普遍知识以及研究此课题的能力；这些章节本身类似于博士学位考试中的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综述。图书同样能对理论陈述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有效的评论，我们不应该低估图书对于理论生成的重要性。
与期刊不同的是，图书中的理论更容易受到欢迎，出版界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在历史上，出版商不鼓励出版有限的区域研究和/或民族志研究，它们往往因为缺乏更成熟、更广泛的稿源，无法吸引特定地理区域外的、更广泛的读者，而难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共机构支持力度的持续下降，导致图书出版商只能依靠国际标准书号（ISBN）来提升销量。受到狂热追捧的一部热门电影的最近一期评论集的联合主编说道：“试图打动你的学术同仁并引起流行市场的注意，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27] 考虑到我们的目标读者群体是北美和欧洲讲英语的人士，所以相较于完全评论某部电影的书（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的电影《谋杀绿脚趾》［ The Big Lebowski ］），我们的研究主题本身也是相对更晦涩难懂的，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学术领域的重要约束。我们注意到流行音乐出版物的迅猛发展，非学术出版机构明确删除了疏远读者的理论部分。这将继续是一个重大挑战，而能够帮助我们的策略之一，是在无关紧要的“学术风格”著作中守护我们的见解，避免埋葬它们。大量真实、有意义的理论讨论应该以一种清晰、吸引人的风格进行，吸引更多读者至少去关注这个主题。复杂难懂、过于密集的书写通常衬托出真知灼见的缺乏。
第三，仅从标题中检索“认同”一词的方法会导致一种过于悲观的结论。例如，赖斯的第四个观点：继斯托克文章发表之后，《民族音乐学》相继发表的7篇研究音乐与认同的文章的作者们都没有引用他或者巴特的论著。有许多例子能够给我们错觉，让我们误以为自己非常失败，但是如果读者能够容忍的话，我可以谈谈我脑海中立即浮现的“我自己”的文章。 [28] 我充分意识到，在尚不能在线查找期刊和目录（如果不是整本书）之前，我曾为检索已有的重要学术文章而大费周章。我的研究是关于在媒体中使用音乐来建构国家情感，这致使我查阅早先马克·斯洛宾（Mark Slobin）的博士论文，尽管最后我感觉还有更为成熟的出版物适合引用。 [29] 我断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分析的活字印刷术促使现代欧洲民族主义出现的过程，与当今通过媒体力量来团结分散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通过在电台中使用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的文章标题的确不包括“认同”一词，所以赖斯未能检索到我的文章。然而，我的整篇文章几乎都在分析社会行动者通过使用音乐来创建区域和国家认同的意识。我引用了两位恐怕被赖斯忽略了的著有“认同”相关著述的作者，即克里斯托弗·沃特曼（Christopher Waterman）和约翰·贝利（John Baily）。沃特曼的文章曾在《民族音乐学》发表， [30] 但我发现贝利关于“认同”最引人注目的叙述来自马丁·斯托克（Martin Stokes）编辑的合集中的一章。 [31] 我不想掩饰，我认为我们应当纠正已存在的普遍缺陷，但是我保留对赖斯的批评，实际上很多文章都引用了《民族音乐学》的其他文章和我们学术领域中的其他学术著作。
在这里，我将对理论的关联性进行简要评论。“呼吁者”与“回应者”一致认为抓住概念并检验相关性就是目标。但或许我们应该更诚实些。除了真正的关联，我们的互动经常仅表现为草率引用。当然，对于那些可以阐明研究主题所涵盖的范围的文献，或那些可以确定写作范围内特定问题的普遍性的参考文献，这种做法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文章中经常会过度使用与整本书仅有过于广泛的、未经验证的联系的引用，全书都没有引述具体段落或提及主题所在的页码，只有如“参见X作者（日期）”或“参见XYZ作者和更多”，或在脚注中指出文章标题。“我不想扰乱文章的叙述”的观念应该被抛弃，期刊文章的叙述正是被这些“杂乱”的智力围绕。各类引用都应该提供明确的定位信息（见上文），但也并不是每次参考都必须梳理出特定的联系，我们也不能将密切持久的文本间对话与堆砌参考书目的行为混淆。迄今为止，民族音乐学似乎避开了社会–文化人类学与表演研究中的某种潮流（有希望的是现在这种趋势在逐渐减弱），即滥用可能具有洞察力的实验性和主观性写作来有效回避理论的内容。
我要提出两个结论性的观点，后者更加重要。第一，我认为期刊选择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是极好的决定，但是选择“符号学”作为未来写作的假设试验恐怕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期待未来的研究始终与符号学理论产生关联性是有问题的。并非所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项目都可以提供或现在有幸能够提供关于这个主题的坚实基础。我认为根据作者是否运用了独特和具有深度的研究来评审未来他们向学术期刊的投稿，这并不公平，因为此领域中某些边缘的理解可能会让人误入歧途。我在写作时非常幸运地参加了一个有关符号学的完整研讨班（实际上，我的硕士论文已经运用了大量的符号学分析 [32] ），使我对符号学有了足够的了解，并意识到我最初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至今我对于是否要使用更多符号学工具仍然犹豫不决。当前，我们领域中的诸多著述都使用了符号学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框架，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简·雅克·纳蒂埃［Jean Jacques Nattiez］的著作）。有了这种提前的防备，将此类模式或其他的观点融入我们的研究话语中，才有可能加快我们思想的进步。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对于我们的努力至关重要，它来自我们所研究的地域里那些研究者的位置。在我们学会（民族音乐学学会）成员所著的出版物中，有很多杰出的范例离不开我们研究的地域里的当地学者的协助，他们细致而令人尊敬的工作、他们的知识和调查都融入我们的研究中。然而，我们对这些被“都市”研究者忽略的地方学者尚没有充分的认识。我强烈呼吁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劳尔·罗梅罗（Raul Romero）关于这种情形的见解。 [33] 正如罗梅罗所指出的，我们针对书稿、文章、书评的各种评审机制仍然不够严密。可以理解的是，即使是某个地理区域的专业知识评论家，要了解某个特定国家中所有的同类专业出版物，也是具有挑战性的。互联网和电子出版物带来更多的希望并鼓励透明性，但是即使在21世纪，我们仍然要依靠研究者的专业性与诚实度去从事研究并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对话提供潜在的、丰富的资源。他人关于音乐与生活本身的理论，也是建构我们学科的材料，我们应该欢迎罗梅罗关于确保完整性的呼吁所引发的讨论与观念转变。
在更为良性的模式中，最后一个问题等同于把我们在期刊或其他地方的著述原子化。赖斯提及它们横向的“独特”属性；同时我们不要忽略其纵向属性：我们的历史记忆。现在这个“呼吁”是真的发出去了，我们应该广泛撒网，在与其他同学科的捕鱼者的联系中，仔细检查和比较我们的“捕获物”。
Baily, John, 1994.“The Role of Music in the Creation of an Afghan National Identity, 1923–73.”In 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 edited by Martin Stokes, 45–60. Providence: Berg Publishers.
Garner, Dwight. 2009.“Dissertations on His Dudenes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Review of The Year ’ s Work in Lebowski Studies , edited by Edward P. Comentale and Aaron Jaff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ww.nytimes.com/2009/12/30/l3Ooks/30lebowski. btml?_r=l&scp=l&sq=dissertations%20on%20his%20&st=cse > accessed Dec. 30, 2009.
Romero, Raul, 2001.“Tragedies and Celebrations: Imagining Foreign and Local Scholarships.” Latin American Music Review 22(l): 48–62.
Scruggs, T. M. 1985.“‘Ay, te dejo en San Antonio’: Conjunto, Anglos and the Jimenez Family of San Antonio.”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1999.“‘Let’s Enjoy as Nicaraguans’: The Use of Mus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icaragu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thnomusicology 43(2): 297–321.
Slobin, Mark. 1974.“Music in Contemporary Afghan Society.”In Afghanistan in the 1970s , edited by L. Dupre and L. Albert, 239–48. New York: Praeger.
Waterman, Christopher. 1990.“‘Our Tradition is a Very Modern Tradition’: Popular Mus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n-Yoruba Identity.” Ethnomusicology 34(3): 36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