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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民族音乐学家如何探讨“音乐与认同”时，蒂莫西·赖斯指出我们没有质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对两者间可能发展出的跨文化的联系方式给予识别。作为民族音乐学家，我们往往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进而论证音乐如何被牵扯进我们研究的个体认同和／或社会群体认同等特定方面的建构中。毕竟，对于民族音乐学，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吸引我们的是音乐；这可能导致一种狭隘的观点，我们想让认同变成一种可接受的框架，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它专注于音乐及其特性。因此，蒂姆的评论并非完全不公正，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民族音乐学研究认同时确实发生了视角转变，但那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更广阔的范式转变中出现的。因此，这也许不是民族音乐学特有的“问题”。
就通常意义来说，这种范式转变推动研究者离开了“文化”的结构和本质化概念，进而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一系列学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认同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建构，鼓励我们思考个体／群体如何看待自我，他们如何被他人看待，以及他们如何猜想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因此，认同构成一种分散的建构，而非固定的结构。如同食物、服装、语言等，音乐相当于提供了审美的领域，认同通过它得以表达、体验并社会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从知道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完全具备文化的特异性，或者是否与更普遍的因素存在潜在联系，如果有的话，是哪些普遍因素。
但是蒂姆在这些鉴别过程中，也提到了某种各自为政、缺乏协同（collective disengagement）的问题。但我们是后现代时期的孩子，不是吗？我们就是要回避“大理论”。我们的世界是复杂而矛盾的、多层面和多时空的、对话和复调的、动态和持续不断改变的，也就是说，世界是无法整体理解的。因此，它怎么可能被某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所囊括？当然，在我们对“部分真理”的研究中，最值得我们寄予希望的是为解决大规模全球化的难题作出一点贡献。
或者，我们挑战这一观念的时机到了吗？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拼图去开启类似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普遍过程的新局面，或者至少是开启超越我们民族志学科立场的直接界限的普遍趋势？当然，这对于我们所论述的音乐与认同主题来说，如同民族音乐学学会成员所提出的其他90个主题和议题一样，都是真正的挑战。在宏大理论的时代，学者们似乎为他们的命题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尽管如此，存在争议的是，他们所运用的证据却比我们当今所运用的要少。显然，阻止我们生成“理论水分”以整合各学科的并非缺乏个案研究。
在我看来，蒂姆所关注的问题可能在当前学术实践的局限性中最能体现出来。我们的出版物（尤其是我们的期刊论文），倾向于以连贯的、独立的（学科化的）实体呈现，而并非为实现更广泛的对话而作。显然，所有的期刊取决于它们所接受的文献，它们刊载的文章类型成为未来提交给作者的标杆。当理论性的论文偶尔出现在《民族音乐学》中时，被蒂姆称为“具体的音乐民族志个案”的诸多文章，其“原创性”就被凸显出来，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术取向实际上是不利于产生蒂姆所呼吁的民族音乐学文本间性的。
因此，这种“问题”是更广泛的学术界文化的问题，而非只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许多方式鼓励学科间的争论，发表一篇关于问题的批判性论文以及其他学者对此的回应——就像《民族音乐学》最近所做的那样——是激发争论的有效机制。诸如《音乐世界》（ The World of Music ）和《民族音乐学论坛》（ Ethnomusicology Forum ）等本学科的其他期刊，一年至少出版一次专题期刊，它们通常包含对当期专题所涉领域的综述性介绍，在某种意义上与文集、指南相似。
我欢迎蒂姆的挑战，我们应该把自身的研究与其他同仁的建议更清楚地联系在一起，我希望这种文本间的对话尽可能广泛，将《民族音乐学》和其他民族音乐学期刊都包括进来，而且不只局限于英语。民族音乐学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繁荣发展，致力于学科目标的集体协同（collective engagement）——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人类的音乐性——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很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