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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赖斯认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学科、范围，致力于融合各种越出音乐的学科，它存在着某些“严重问题”，我们看起来都没有阅读彼此的著作，或者没有充分地从事该研究，以至于错过了发展“理论肌肉”的各种机会。具体而言，1982年至2005年，美国《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所刊载的文章中有17篇文章提出了音乐与认同这样受欢迎的主题，但未能以累积的方式发展下去。赖斯期望看到民族音乐学“理智地、有说服力地成长”，但后继的作者们拒绝在理论层面继承前人，因此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他暗示，繁荣的民族音乐学要靠参与者通过肯定或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实现线性发展。
赖斯的期望是看到在学术领域的“成长”，这种成长有助于培育一个更有活力的知识团体，这很容易理解。定期的自我反省是民族音乐学家应该做的，这对于引导学者转向更好的学术模式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对我而言，赖斯这种基于“诊断”的假设似乎有些脆弱，而他的“处方”给出的提示就更加模棱两可。因此，我的回应并没有停留在规范兼容性的呼吁–回应模式，而是采用了质疑的方式。以下是我的五点简要评论。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内在的、不可简化的多元学科。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可能设立了一系列方法原则和田野调查知识规范，指望所有的实践者都能够掌握。但即使在那些黄金岁月，有想法的实践者仍能意识到集中化的方法论虽然满足了实践和教学的需求，但每一种方法面对实践时都需要补充。一旦这扇大门朝基于个体的民族志实践开启，包罗万象的理论大厦便开始解体，或者至少这些大厦就变得粗劣、脆弱。最乐观地说，这些理论大厦可能是富有启发性、适用性的；最坏的情况是，它们会把地方知识化约成普遍的知识。赖斯所强调的“集体行动”或许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到某个学术学科，但是由于民族音乐学学术团队的多样化，试图通过理论寻求一种同质性是危险的。同一的理论大厦也可能会轻视一些处于有利地位的或仅仅是个体决定塑造的民族音乐学公众形象。
其次，如果理论源于数据，那么为什么从认同的视角看一项对伊巴丹城市音乐家的研究是进行北卡罗来纳州仪式音乐研究的基础？在区域研究和一些所谓的“理论”研究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对峙，好似理论本身并不依赖于地方研究的调查结果。把理论从作为其生态环境的民族志材料中剥离出来，通常是为相关理论声索权力的一种方法。理想的情况是，赖斯提到的第17篇文章的作者拥有额外的田野体验，足以评估支持前面已发表的16篇文章中的理论讨论的民族志材料的可靠性。然而，在期刊的审稿过程中，往往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况；相反，我们阻止对特定民族志的描述性方面进行批判，而寻求通过类比证实我们自己的理论架构。不管理想与否，我们接受这种有充分实用性的实践活动。字面上看，赖斯呼吁的“新方法”较少关注民族志细节，而更多关注促成理论的综合发展。
第三，赖斯发出的呼吁假定了民族音乐学家的阅读习惯，但那类文章中并没有说明这种习惯。民族音乐学家究竟该如何阅读？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简化它，承认或许有些个人（不仅仅是期刊编辑）几乎阅读了全部文章，那么他们当然会阅读赖斯提及的第18篇文章之前的17篇文章。除去那些没有必要引用他们阅读过的一切文字的作者（赖斯似乎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类人，因为他主要关注对已有文献的实际引用），我们可以说，没有阅读所有文献的理由是客观存在的：关于这一主题（音乐与认同），除刊载在《民族音乐学》期刊的文章之外，还有很多文献可以阅读。也许赖斯想象的有意愿发表在该期刊上的有关音乐与认同的诸文章（和它专门的读者群体）确实应当引用前人的著述。在特定的学术领域，从某个视角整合文献很有意义。但是还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后学科时代，展开更具活力的理论对话时，更重要的恰恰不是对话其他的民族音乐学家，而是与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认知科学家、后殖民理论家，或者甚至是音乐理论家对话。关于音乐与认同，他们都有相关的知识教给我们。由于他本人认为通常意义上，在其他学科看来，民族音乐学是各种理论观点的“贪吃的”占有者，或许少数的学者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选择占有的是材料本身（如皮尔斯），而非其中介（如图里诺应用皮尔斯的理论 [22] ）。
第四，或许有点与此无关，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赖斯提出的新方法对美国之外的民族音乐学群体是否能起到积极作用，可能会感觉有些看不清楚它的希望。他所倡导的实践坚持让我们同最早出现在这个领域的人（或者最早出版的相关著作）建立合作，这也许能服务于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由同类学者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中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是该研究的典型，但是这个团体也多少会忽略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有才华的学者社团。想象一下，如果一位来自尼日利亚东部小镇的年轻讲师，对音乐与认同主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思考，并向期刊提交一篇关于该主题的论文，这篇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赖斯所提到的17篇文章，难道就会被自动退回？那篇论文可能是另一种声音，虽然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但关于这个主题也许同样有说服力？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对实施赖斯的方法和计划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是想简单地预测一些可能发生的、加剧的挑战，按照赖斯的建议，民族音乐学应该有一个全球化（全面）的使命。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在我看来赖斯所呼吁的“新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陈旧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人想起早期的学科历史。那时，相对小规模的知识生产使“阅读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还有可能。但是今天，即使我们假设能够建构已有文献的相关性，真正实践起来仍然很困难，因为民族音乐学的主题非常复杂，并且分布在众多知识领域中。事实上，赖斯本人也在2007年的文章中被迫将其研究范围限定在标题含有“认同”一词的文章中，排除了那些标题中没有标注该词但仍然研究此论题的文献。因为我们不可能阅读所有的文献，赖斯教授呼吁“刊载在《民族音乐学》上的文章建立一种新的方法”的集中努力，呈现出模糊的光环。从一个极端来看，这可能掩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争夺领导权的想法，在智力成长的名义下意图控制我们参考引用的模式。我不确定这是否是赖斯教授的意图，但是他因为发现在我们自己的领域中缺乏关于（音乐与认同的主题）互文性参照的研究而惊讶和失望。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更多的互文性，会使他更快乐，更少失望和沮丧。
民族音乐学作为系列实践类的学科将会继续蓬勃发展，目前某个类似赖斯这样的“集大成者”（accumulationists）将同其他人一起同时进行他们的研究，那些其他人可能包括不具辩证性框架的学者们，因为他们关于认同的讨论缺乏吸引力，同样还包括那些不受策略性的和相互引证的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60.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 Edited by Charles Har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urino, Thomas. 1999.“Signs of Imaginati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A Peircian Semiotic Theory for Music.” Ethnomusicology 43(2): 2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