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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美国《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期刊中刊载的诸多文章，呼吁建立一种对我们的学科有重要意义的新方法。此呼吁源于我在塞尔维亚期刊《音乐学》（ Muzikologija ）所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 [3] 其综述范围是《民族音乐学》期刊中刊载的有关音乐与认同（Music and Identity）主题的系列文章。该综述提出，在《民族音乐学》期刊中对认同展开讨论的民族音乐学家，“想当然地将认同界定为一种社会生活与社会分析的类别”。而且，在民族音乐学有关音乐与认同的文献中，这种特定的研究大多数是没有上下文的。
因此，我推断，这些作者隐约知道音乐与认同是民族音乐学家应该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是，前人的著作如何影响他们的著作，他们又如何建构有用的概论，提出更有见地的看法——他们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似乎满足于把这样的工作留给综述类的文章。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清晰地把认同当作一个成熟的范畴，也没有把他们自己具体的民族志工作与民族音乐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文献相联系，这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通病，至少在今天的美国学界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将我们具体的民族志研究嵌入既有文献，就会限制我们的领域在知识和解释力方面成长的潜力。
本文通过重新评估我们对音乐–认同这一主题的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
为了确定此呼吁的语境，并承认其局限性，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民族志研究可以理解为存在两条相互垂直的轴。第一条轴是上文提及的基于群落（团体）的研究：（1）地理学上对世界、国家、区域、城市、城镇和村庄等较大范围的研究；（2）族群、种族和少数民族；（3）诸如学校、监狱和俱乐部等机构的音乐生活；（4）音乐流派的社会生活。第二条轴是研究所围绕的主题和议题：音乐与政治；音乐的教与学；音乐的概念；性别与音乐；等等。近来民族音乐学学会网站列出了92个这样的主题和议题，它们被称为“学科与理论类别”。当我尝试通过其中一个主题展示对我们学科现状的评估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做的研究仅是广阔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天地中的一个极小的点。
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例如，在民族音乐学学会2005年年会中，该主题在大会发言中占有最大比重（500篇中超过80篇），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主题（关于空间、地点和地理，38篇）。 [4] 既然该主题如此受欢迎，那么我猜想，通过分析民族音乐学家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应该可以让我们看到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质的一些重要特征。
关于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在开始分析前，我想提出两种假设。首先，我假定讨论该主题的作者们都在讲述着相同的、基本的故事，即音乐是认同的重要象征，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也是这样操作的。坦率地说，我想知道我们如何频繁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及这一重复过程如何影响我们。其次，我假设该主题与我们领域内的其他90个主题一样，关注对话、概念化、跨文化比较，也关注学者们的理论建构，这些学者致力于对不同团体的音乐家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域的民众进行研究。那么，还有哪些缘由促使我们围绕这些主题和议题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小组讨论或在大学开设某些课程呢？ [5] 但我通过《民族音乐学》中有关此论题文献的部分综述发现，以上两种假设都不是正确的。
关于第一个假设，我非常吃惊地获悉，民族音乐学家并非都讲述着相同的故事，而是讲述着关于音乐与认同的诸多不同故事，如：业余的音乐表演者怎样创造较职业身份更优越的认同感； [6] 音乐家怎样协调自身的卑微身份与所期望的高贵身份之间的关系； [7] 音乐表演（或非表演）怎样界定社会群体的认同； [8] 新的音乐形式在建构新兴的身份认同时如何发挥作用； [9] 音乐表演中的变化如何成为音乐家表现不同社会认同的手段； [10] 诸如国家、团体组织和商业媒体这样强有力的机构如何通过音乐表演在认同建构中压制、破坏个体能动性； [11] 等等。换句话说，关于音乐与认同的文献中有更多有趣的、与众不同的故事，这些都是我意料之外的。
至于第二个假设，我失望地获悉，在这些音乐民族志中，几乎没有关于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的理论探讨。我的结论基于对《民族音乐学》期刊在1982—2006年这25年间发表的标题中含有“认同”或“多重认同”等关键词的全部文章所做的综述。在所有17篇这样的文章中，有16篇音乐民族志个案和1篇理论性文章。在此，我要重点讨论其中的16篇民族志及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首先，1982年克里斯·沃特曼（Chris Waterman）在我们的期刊（《民族音乐学》）中发表了题为《“我是一个领导者，不是一个老板”：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社会认同与流行音乐》（“‘I’m a Leader, Not a Boss’: Social Identity and Popular Music in Ibadan, Nigeria”）的文章，首次引入了“认同”这一术语。对于他来说，“认同”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用于分析社会问题的范畴。 [12] 我这样说是因为他没有专门解释认同的含义，也没有解释自己使用该术语的意义。当我阅读沃特曼的文章时我能感觉到，在1982年之前可能已经出现了关于音乐家协调社会地位的文章，但沃特曼恰恰相反，他将社会角色的社会学研究转向了探讨自我认同和自我建构的心理学研究。在文中，他描写音乐家试图将自己同时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连在一起：雇佣其乐队的上层阶级和他依赖其忠诚的下层阶级“乐队男孩”。“认同”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学分析的主题，通过由社会分析转向心理分析的不为人知的、未被察觉的转变而跻身于学术领域，该转变可能与我们的领域中所强调的，研究对象从社会稳定团体向社会不稳定团体的转移有关。
与沃特曼的文章类似，这16篇民族志文献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没有一篇从我们通常借鉴的学科中引用“认同”相关的文献或理论，这些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等。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赞成，民族音乐学通常是一个吸收诸多学科理论观点的“贪吃”的占用者（有“美国民族音乐学正在被理论充斥”的说法 [13] ）。但综述的结果表明，至少在《民族音乐学》期刊中，有关这一特定主题的文章却并没有“被理论充斥”。
这17篇文章的第三个显著的特征是，除多特里外， [14] 没有一位作者引用其他作者的著作，例如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没有引用1982年沃特曼的文章；1996年发表的文章作者也没有引用沃特曼和1989年的文章，直到2006年都是如此。我发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这个主题缺乏互文性参考，这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
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围绕着那90个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书写民族志时，我们应该共同解决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有趣的疑虑与问题。我们应该引用同样致力于研究该论题的学术同仁的著述，无论他们记录的是哪类音乐创作人的社团。但至少在我提到的这17篇文章中，音乐与认同这个主题的探讨者们显然不是这样做的。
在提出可行方法之前，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批评这些特定的作者，而是对我们集体创作的现有成果作出批判，我本人也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分子。审视自己的著作，我相信我的研究中也存在上文指出的那些问题。此外，发表这些文章时，我是《民族音乐学》期刊的编辑，我自己的博士生是该系列文章的作者，两名评审人也建议发表这些文章。换句话说，公平地讲，我们参与了这样一个知识团体，我们写作了这些文章，并通过这些文章建构了一个存在诸多严重问题的学科。
事实上，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术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相当于自己特定领域中的“宝石”。但是当珠宝商（也就是读者）放下他们的放大镜后，这些“宝石”就会变成由单个民族志沙砾组成的平坦沙漠。我们得去发展、建构甚至保护我们的学科，就好比说，我们需要一些能够滋养普遍性理论的水分来绿化我们的智慧花园，或将这些民族志沙砾砌成可共享的、值得争议的砖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理论的砖坯来建造我们的学科建筑，而不能依靠民族志沙砾来实现这一建造。
如果我们要塑造一个个主题砖坯，并由此建构我们的学科，那么要塑造音乐与认同这个砖坯，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理论水分？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来源：（1）来源于学科外的普遍理论与范式；（2）来源于其他领域中有关认同的文献；（3）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民族志著作。
用于堆砌学科砖坯的第一种滋养水分来源于“大理论”或通常是我们从其他学科借鉴的、已经大规模适用的学术范式：结构–功能主义、克里弗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阐释人类学、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和符号学等。例如，1999年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发表的文章是这17篇文章中唯一的一篇理论性文章，就应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符号学理论探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联系。此外，他认为音乐是一种强大的认同标识，因为它是一个不以语言为中介而可以“直观感知和体验”的符号。 [15] 继该文1999年发表之后，致力于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们有五种选择：（1）接受、使用此理论来滋养他们的民族志；（2）认为该理论不完善而否定之；（3）修正它以满足他们特定研究的需要；（4）出于某些原因，宣称该理论对于自己的研究来说无关紧要；（5）忽略它。在我看来，可悲的是我们都忽略了它。我相信，我们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学科建构非常不利。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宣称图里诺的方法（你也可以称之为理论）是正确的、真实的，并认为它应该得到重视。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为了建构我们的学科，我们需要对此类议题予以回应并积极参与，直到对其解释潜能有了更好的了解。通过阅读其他理论，图里诺已经写出了一套关于音乐的理论。为了建构学科，我们需要像重视我们阅读的理论意义一样重视我们书写的理论（关于“阅读的理论”与“书写的理论”之间的区别，拉里·韦慈朋［Larry Witzleben］几年前给出了简要总结，当时我试图笨拙地向他解释我如何进行民族音乐学理论教学）。
在民族音乐学这座大厦中，为音乐与认同这个砖坯提供滋养水分的第二个水源是学科之外关于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的文献。我承认我只是用一种粗略的方式阅读这些文献，阅读它们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在我们的学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
1．我们想要讨论什么？是音乐有助于个体心理认同，还是音乐有助于特定形式的集体社会认同，还是两者兼有？
2．如果我们探讨音乐有助于建构心理认同，那么，我们是否在讨论“我是谁？”——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在讨论“我的本质是什么？”——或者我们是否在讨论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缝合” [16] （suture）到一个社会群体中？
3．个体有多少种认同？所有的个体都有多重认同的可能性吗？个体认同的多样性是否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因素的约束？音乐以同样的方式对其作出贡献吗？
4．如果我们认为音乐有助于建构群体社会认同，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通过表演？象征？边界形成？马丁·斯托克（Martin Stokes）在1994年出版的合集《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前言中借用了认同的一般文献。斯托克引用了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特的观点， [17] 用个案说明音乐在族群边界认同形成与维护中的作用。总之，自1994年之后，讨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作者会质疑：在特殊的个案中，音乐是否有助于建构认同？是否有助于围绕认同形成其他进程？但是继斯托克文章发表之后，《民族音乐学》相继发表的7篇研究音乐与认同的文章的作者们都没有引用他或者巴特的论著。
帮助我们构建学科的第三个滋养理论的水源是具体的民族志著述。事实上，有关音乐与认同的这17篇文章中，一些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被解释为提出了概括性的提议。但是由于开始时他们通常不会提出概括性的问题，因此无法给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答，而是让读者从每个研究个案中提取概括性的意义。作者可以通过提问来开始这种概括性的进程，至少关于这个主题，可以提出一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音乐对认同形成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音乐在此方面如此有效？举一个来源于具体论著的理论写作范例，克里斯·沃特曼在另一篇文章中为音乐有助于建构认同提供了概括性的理论。他指出，20世纪早期，“约鲁巴人”的身份标识开始在尼日利亚出现。他发现，无论被贴上什么标签，约鲁巴音乐都仍能和以语言为基础的政治、新闻和教育话语一样，在约鲁巴社会认同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音乐的贡献到底是什么？与根植于语言的文化形态所作出的贡献相比，区别在哪里？沃特曼暗示（但是没有直接说明），音乐对形成认同所作出的贡献与用语言所作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认为， jùjú 的表演外化（约鲁巴人的）价值，并带来可感知的形式。（约鲁巴人的音乐带来约鲁巴人的身份认同），这种互动的民族精神或“情感”是强烈的、充满活力的、嘈杂的、流动的 [18] 。在沃特曼之后，讨论有关认同主题的作者至少都应该问一下：音乐是否因为可以带来“情感”或其他机制的共振而有助于认同的形成？如果不是通过情感这种手段，那么又是通过什么？流行？普及？通过政治与市场力量强制的结合？通过一种使自身有别于他者的符号？在我看来，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通过上述对音乐与认同主题概括化图景的描绘，我扪心自问，这个特殊的音乐民族志的干旱沙漠，只是环绕音乐与认同整个主题，还是我们领域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到了音乐与性别这个主题，我确定在这个主题上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得出一些常见的答案。当我读到艾伦·卡斯卡夫（Ellen Koskoff）在最近一期《民族音乐学学会通讯》（ SEM Newsletter ）中的评论时，我的惊讶可想而知。该评论是关于她1987年汇编的《跨文化视角中的女性与音乐》出版后相关领域发生的情况，她写道：“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我不确定为什么没发生），民族音乐学尚未发展自身的、特定学科的性别与性倾向的理论，那种可以对我们生活、工作中的所有（或多个）不同文化发挥作用的理论并没有出现。” [19] 难道连这个富有影响力的主题也有着同音乐–认同研究一样的命运吗？如果是这样，难道说理论沙漠这个问题是我们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并非音乐与认同这个主题特有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未能通过互文参照及推动概念化和比较性的理论建设，将讨论音乐实践与身份象征或身份建构之间关系的文章编织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失去了一次建构民族音乐学学科精细的思考能力和解释力的机会。如果这个模式是真实的，那么对于我们研究其他90多个相关主题而言，正如我在针对这个主题发表的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很担心，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会根植于我们的学科中，这种缺陷会降低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效率，并且限制民族音乐学为音乐学知识和理论添砖加瓦的潜能，至少在美国的现有制度下会是这样” [20] 。
与以往我对学科所持有的乐观、积极的态度相比，这是一种相当悲观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我强烈地呼吁，呼吁在未来具体研究的文章中，找机会进行以跨区域、跨团体为专题导向的严肃对话，我相信这样的对话将建立起一些理论的肌肉并打造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学科。换句话说，我呼吁在未来的25年里对我们前面25年的研究路径进行改革——至少在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上应该这样，或许这样的改革还应该推及其他的90多个主题，让我们来共同定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平面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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