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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没有穷尽身份认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不能说透音乐研究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接下来我要留一点篇幅给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具体关系到民族音乐学文献，那就是，音乐在关于社会认同的探讨中有什么特殊贡献？ [62] 既有文献中似乎有四个基本立场。第一，音乐为已存在或已出现的认同带来符号性的形态。这种符号性的形态是音乐的结构中固有的，常构成认同符号的代表性元素。音乐的时间性对应认同的历时逻辑。此外，音乐自身具有形式属性（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的多重性，有能力标识多重认同的不同方面。第二，音乐表演为社群共享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使社群成员看到行动中的自己，并想象其他拥有同样表演风格的人。第三，音乐可能加强认同“感”（feel），提升认同中的情感品质。
克里斯托弗·沃特曼在对尼日利亚泛约鲁巴认同建构的研究中，对音乐作用的关注说明了这一点。 [63] 作为尼日利亚一个族群标识的约鲁巴是在20世纪初由一个本地族群的混合群体发明的，这个混合群体的文化被认为与如豪萨（Hausa）和伊博（Igbo）这样的群体相去甚远。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下，无论约鲁巴音乐被贴上什么标签，尤其是它正在不断涌现的流行形式，都显示音乐与政治、教育、语言合流，共同参与新认同的建构过程，而非仅仅反映已经确定的认同。然而，尽管沃特曼声称这个研究持建构主义的立场，但其论述的主要思路仍来源于结构主义的观点：新传统音乐在触发与传播处于主导地位的约鲁巴认同方面的作用是基于声音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符号性呈现 [64] ，也有人可能会加上表演性或视觉关系。尽管他的论点始于反映论的观念，但通过称 jùjú 表演外化这些价值和给予他们可触及的形式 [65] ，他把论题引向了建构主义的争论。后一种观点，可触及性（palpability）似乎是关于音乐可以在建构主义项目中有何作为的具体主张之一。人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约鲁巴人的认同实际上已经在其他地方建构起来（在约鲁巴语言的词典、学校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中），但音乐为认同提供了“它的互动气质或‘感觉’：强烈的、充满活力的、热闹异常的和流动的” [66] 。由于音乐不能给认同命名，这种说法可能会比建构主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最起码，人们可以宣称，音乐参与一个建构主义项目时，提供的是“感觉”和情感共鸣，而不是命名。
音乐对认同的第四种贡献是音乐给予一种身份认同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对底层身份来说。这个论点由以下研究得出：曼努埃尔研究的波多黎各音乐，艾伦研究的南非“人声摇摆乐”，还有芭芭拉·克拉德（Barebara Krader）对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歌者的研究。 [67]
围绕这一主题，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理论应该可以得到展开，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在我引用过的民族志文章中得到处理——它们出现在托马斯·图里诺针对理论的文章中，而不是民族志中。 [68] 图里诺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了音乐研究中，他认为音乐的情感力量正是来自其作为符号的标志性本质。音乐的象似性包括它与其他文化领域和群体共同行动的结构相似性，这也促成了情感上的满足感，即由音乐建构的认同是“自然的”。此外，音乐有标识某一群体共同的经历和个体与这一群体的共同社会经历的能力，这种能力增强了音乐的情感力量。音乐以诸多特殊的方式融合了符号和索引方面不同的情感潜能与身份建构的潜能，因此它在以构建社会团结、参与以及意志为目标的事件和宣传中担任主力。 [69] 在我看来，如果要开发围绕主题所开展的学术工作的全部潜能，针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类文章的存在提醒我们，目前的民族志文章有所缺失，且其缺失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