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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建构的，这一观念自然会引发“由谁建构”这样的疑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个人通常会被设定为具有某种能动性，即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体成为建构他们的自我认同（对群体的归属感、他们的自我认识）的能动力量。 [40] 另一条理论路径源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认为能建构或想建构认同的自我是各种“制度”（regimes）和“话语”（discourses）的产物，在建构认同的活动中，他们并不是自由的能动力量。继福柯之后，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指出，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并不是积极能动性的结果，而是“各种规划的客体，这些规划在语境中被合理化，它们努力以某些目标的名义规定我们如何理解和制定自身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些目标包括男子气概、女性气质、荣誉、谦虚、礼貌、礼节、纪律、优秀、效率、和谐、圆满、美德、快乐” [41] 。事实上，他承认，尽管有这些制度存在，“人类还是常常会发现他们总是会去抵制自己被要求采用的人格模式” [42] 。尽管他声称，没有必要用能动作用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抵制，但是大多数论文写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恰恰要在这一刻使用它。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于理解音乐：作为一个自我创造（主体化）的制度和作为抵抗这些制度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创造力的思想意识通常与音乐相联系，带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作曲家和音乐演奏者有权力（你也可以称之为能动性）去塑造新的、不寻常的行为方式，而非出自日常生活“被合理化的方案”、政府话语和规训。 [43] 另一方面，音乐恰好被称为一种模态（modalities，此处被作为一个双关语使用），或“技术”，可以传达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诸如男子气概、女性气质、端庄、优秀和乐趣）。根据罗斯所言，这些技术在两个轴线上对人产生作用：读书、写作、算术等“才智技术”（intellectual techniques），可以改变“心智”；而“有形或身体技术”（corporealities or body techniques），如礼貌和礼仪，可以“灌输自我否定的习惯和仪式、审慎和远见”。音乐的实践，似乎既是才智技术也是有形技术。在才智层面上，它对乐谱的使用与否，以及对口头形态和即兴创作的赞扬与否，都可以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构建对环境适应良好的特定自我和自我认识。从身体技术的角度，许多具有浓厚师承关系的传统所传承的具体表演形式，也在向习练者灌输服从和尊重的观念。因此，音乐传习不仅创造好的音乐，也创造善良的人。
有一篇文章协调了以上两种观点，那就是大卫·哈尼什（David Harnish）对变化的身份认同及其对印度尼西亚龙目岛（Lombak）林萨尔（Lingsar）寺庙节庆音乐实践的影响的研究。 [44] 两个宗教团体都从历史的角度宣称节庆活动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分别是巴厘岛的印度教徒和叫作萨萨克（Sasaks）的穆斯林。尽管“族群间的紧张情绪和纷争”是节庆活动的一个特点，但两个群体仍设法共存。从1983年开始，哈尼什断断续续花了二十余年研究这个节庆，两个族群都对哈尼什解释说，节庆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必要的，不能被改变的。所以2001年他参加这个节庆时非常吃惊，与他上一次参加这个节庆时相比，很多关于音乐实践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被改变。有些音乐类型已经消失，一些新的种类被加入其中。不过，参与者依旧声称一切没有太多变化。发生了什么事？“一些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忙于把宗教身份区分得比过去更为清楚。一个萨萨克族群曾经在岛上占据主要地位，他们“保持着本地的前伊斯兰风俗习惯，同时，他们还与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共用一些理念”，后来另一个族群取代了他们，后来者采取了源自沙特阿拉伯的更为严格的伊斯兰宗教程式。 [45] 作为回应，巴厘岛印度教徒则更急于证明他们与巴厘岛文化的关系以及归属感。这些新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影响着节庆中的音乐表演。因此，在这个个案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音乐实践的变化反映着印度教群体和穆斯林们的族群自我认识中社会、政治、宗教等大方向的“转变”。然而，哈尼什从更复杂的路径展开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这些外在力量不足以解释音乐的变化，必须也要对地方一级的个人能动作用进行描述：“尽管政府和其他外部势力都在宣传新的举措，但令这些举措彼此较量的主导者以及对它们进行重新解读的主体还是个人。” [46] 考虑到这一点，他仔细研究了三个“主体”的行动，说明每一主体如何解释并表现他对社会中各种进程的理解。他们“通过自身行动的力量，还有个人与仪式的历史以及现代派力量之间的角力，帮助塑造了当代节庆的现实情形” [47] 。哈尼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能动作用和建构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能动作用推动音乐去反映那些似乎是创造了新认同感的力量——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话语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