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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同，有一个与建构主义方法相联系的说法，即认同是多方面、碎片化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拥有多个自我（性别的、种族的、族裔的、国别的等），而不是一个有着长期、深入和持久等特性的单一自我，自我的表达会因特定的语境和自我在那些语境中的具体表现而变。音乐同时作为一种表演和一种语境，似乎为语境中多重认同的表达提供了一个特别丰富的舞台。同时，音乐作为一种复杂的符号形式，也有着多重的固有特征（旋律、节奏、节拍、音色、织体和结构）。所以，当身份认同的众多层面需要一个符号化的表达时，音乐可以为之提供理想的符号，并能兼顾共时性和历时性。 [37]
身份认同同时包含归属感和自我理解等多重的意义表达，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音乐在其中的作用。 [38] 图里诺对秘鲁高地的三种社会认同和它们产生过程中音乐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这三种身份是：原住民，也可以称为印第安人（Indian）；克里奥尔人（ criollo ），也可以称为西班牙裔；麦士蒂索人（ mestizo ），也可以称为同时具有前两种身份的人。他们都使用恰兰戈（ charango ）进行音乐表演，那是一种小型乐器，有点像吉他。通过在恰兰戈表演中进行一些特定的变换，这些高地社群的居民可以表达对其中一种或其他身份的归属感。例如，当乐手们使用平背、金属弦的恰兰戈，并拨出柱式和弦时，他们表达的就是对于原住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当他们使用圆背、尼龙弦的恰兰戈，并以平行三度弹奏旋律时，他们宣告的则是对上层社会克里奥尔价值观的拥护和进入该阶层的一种希望。最后，他们有时会将代表三种身份认同的标志都放到表演的结构中，这时，他们的麦士蒂索身份就会被形象地表现出来。图里诺给出了一个例子，表演者以演唱一首典型的印第安农业歌曲开始，然后转换到一组维诺（ wayno， 最重要的麦士蒂索音乐类型），最后结束于克里奥尔华尔兹。因此，任何分别的或独立的表演都是在公开宣告秘鲁高地居民对他们所拥有的一种、两种或全部三种多重身份的归属感。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