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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大批退回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处心积虑地暗自策划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己的幕僚河本参谋等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按照“东方会议决议”执行，因而难于向他下达命令，便亲自向曾任吉林省军顾问的竹下义晴秘密下达命令，委托竹下潜入北京，在关东军管辖以外的地方，袭击张作霖返回奉天时所乘的列车。然而，竹下却将这一计划泄露给河本参谋。当时河本曾向竹下提出忠告，认为此举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因此，竹下虽然奉村冈司令官的密令赴京，但北京的建川少将却电告村冈司令官，此计划不能实现，因而作罢。
但是，置之不理也终非了局。日本不仅没有下达按东方会议决议而行动的奉勅命令，而且发现，根据惯例为了获得奉勅命令，在帷幄上奏时，必须有首相侍立，可是连这一程序也尚未进行。因此，归根结蒂，等于是停止执行东方会议的决议。
在上述情况下，河本参谋认为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为了在不付出重大牺牲而使奉天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可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决心采取消灭张作霖个人的计划，并且认为最简便的办法就说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关于具体的执行办法曾作过多方面的考虑，结果认为采取行动的最好地点只有位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之满铁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这里是东宫大尉的警备地区。于是便将当地的负责人东宫大尉召至沈阳馆（当时的关东军宿舍），示之以密谋的要点。东宫大尉的回答是，除东宫外还有二三名青年军官，以及北陵的地主榊原某和伊达顺之助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河本参谋听后十分满意，并询问了计划的具体内容，发现其用心十分周到：直接爆破由来自朝鲜派遣军的藤野中尉（河本所供述另一材料中为桐野）担任，他是东宫大尉的同期同学。采用工兵的专门技术，用电动装置进行爆破。万一失败，则使用事先备用的脱轨机。还考虑到若仍不成时，最后还准备了由神田安之助中尉集中精于剑术的勇士所组成的敢死队。同时，对于此次爆破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两个月前，奉天军曾计划通过交叉点上方满铁线，从洮昂线向沈海线运输军用物资。当时为了防止对满铁线造成影响，为了保卫南满铁路，在交叉点附近利用沙袋筑成护路用的碉堡。修筑碉堡用的沙袋里装上炸药，用以代替沙子，这种炸药拥有极强的威力。正由于是两个月之前筑成的，就连满铁自身的员工对于这一用沙袋筑成的碉堡也没有任何怀疑。而且，是由不了解内情的士兵在其他地方将沙袋中的沙子换成炸药，又由另外一批士兵运至此处，所以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准备当张作霖的列车进入交叉点时，立即按动电气开关。为了监视列车到达时间，在皇姑屯的前一站新民府站有武田中尉负责侦察。在交叉点附近原来就有一座监视列车用的瞭望楼（二者之间相距150米），届时指挥者可以在瞭望楼上指挥。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计划。河本参谋听到东宫大尉等人已进行了上述准备和安排，深感满意，并鼓励他们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并亲手交付1000元作为行动经费。一切只待时机到来。
6月4日凌晨5时，沈阳的市街还在沉睡中，在皇姑屯方向发生一声轰然巨响，将沈阳城内城外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该地附近硝烟弥漫，直冲云天。在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上，张作霖乘坐的天蓝色装甲车和连接在其前部的餐车，车体像刀削的一样被切断，颠覆在线路以外，熊熊燃烧。坐在这节车箱中的张作霖被抬进宪兵前来迎接的汽车中，似乎是负了重伤（实际是当场死亡）。同车的吴俊陞当场死亡，日本人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也碰伤了面部和腰部，此外还有五名死亡。
事件发生时，为保卫张作霖而乘坐在该列车前部和后部的侍卫队，被这一意外事故所震惊，未及弄清原委，只是惊慌失措地向铁路附近正去上班途中的工人们架起机枪，滥行扫射，致使附近一带景象更加悲惨。
关东军司令部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发生时，估计其后果不容乐观。但意外的是奉天军参谋长臧式毅从事件发生就采取极端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行动。结果是未费一兵一卒，便消灭了张作霖，比执行东方会议决议还要简单，日本尝到了甜头，因此关东军也就无意再追究炸车事件的真相了，木下关东厅长官也同关东军持相同意见。因此，日本方面的宪兵、警察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积极主张进行调查，以解除各外国的疑虑，但在会议席上遭到军部的批评而退缩。由于上述原因，使社会上颇有坠入五里云雾之感，任凭人们作为“迷”的事件而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而这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正值此时，突然在日本国内的国会上，由在野党的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永井太郎抓住这一问题，向白川陆相进行指责：对于如此重大事件，态度暧昧。企图借以倒阁而穷追不舍。原来准备尽可能不了了之的田中首相，也感到事关内阁命运，因此，不久白川陆相便将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警备主任参谋河本大作二人，作为当事人给予停职处分，继而编入预备役，借以敷衍了事，搪塞了国会，而军部始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糊里糊涂地将事件掩盖过去了。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首相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在青山家里，在睡眠中因心脏麻痹而猝死。
张作霖死后的东三省当然还需要一个统治者。但其子张学良对日本军阀的阴谋深感不可预测，有所警惕，因而留在保定[河本大作供词说张学良当时在秦皇岛]，不肯出关。这时，曾经同张学良有过密切交往的日本人荒木五郎进行策划，并向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说明，秦少将又说服村冈司令官，让张学良担任等于是被他们亲手杀死的其父张作霖的后任。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们实在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为所欲为，将东北的政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村冈司令官特派少将前往保定，按照秦的建议，迎接张学良出关。张学良对于秦少将提出的日本一定给予援助的诺言深信不疑，便化装成苦力回到奉天。进入督军公署后不久，便受了昔日的好友、以日本外交元老而知名的林权助的访问。林拿出《日本外史大阪之阵》一书，以丰臣家第二代将军丰臣秀赖为例，督促张学良自重。所谓自重，就是要求张学良切忌不要像乃父张作霖那样，为在中国称霸的野心所动。另一方面，还劝说张学良起用杨宇霆等“忠臣”。林的一席话中不包含日本军阀的野心，是发自内心的为张氏一家着想的个人忠告。
然而，张学良动辄认为杨宇霆及其亲信常荫槐威信高，甚至可以夺取自己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人物。1929年1月，将杨常二人召至督军公署，在接待室里让卫队长将二人当场开枪打死。这样，张学良开始作为一个随心所欲的统治者而君临东三省。张学良按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的建议，开始接近美国总领事；美国总领事也认为机不可失，便投入张学良的怀抱。日本侵略者被排挤在一边，逐渐呈现出排日的色彩。期间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也逐步开始同美国合作，抗日声势大振。最后，张学良终于同亡父之敌蒋介石联合，实行易帜，采取青天白日旗，放弃了其父在东三省实行的门罗主义，大胆实行排日政策。结果，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相继发生，日本军阀和侵略者十分焦躁不安。然而，所谓中村大尉被惨杀事件，实际上是中国方面逮捕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爪牙的特务间谍，只不过其处分手段略嫌残酷而已。而日本军阀却巧妙地利用这两个事件煽动日本国内的爱国舆论。于是，张学良和日本军阀之间的气氛逐渐险恶。从这时起，日本部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暗中大肆活动，主张已进入“非常时期”，并借“满蒙生命线”的题目大造舆论，伺机发动武装侵略。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卷一《九·一八事变》第5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