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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应该负全部责任，我负主要责任。
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意图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也曾采取过同样手段。至于皇姑屯事件的当否，是个战略计划问题。当时发生了济南事件，满洲的空气也非常紧张，处于劣势的关东军如果一旦同优势的中国军队交战，则关东军将必败无疑。皇姑屯事件是非又当别论，但这次事件爆发后，紧张的空气顿趋缓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是从皇姑屯事件前后开始的，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皇姑屯事件是在中日两军处于非常危机的时刻，由军司令官策划的。今天冷静地回想起来，当时不发动皇姑屯事件，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双方冲突。然而，我受到军国主义者侨民的煽动，执行了军司令官的意图，这是错误的。只因为是军司令官的意图便盲目地服从，这是错误，是最大的罪恶。
日本军集结到奉天时，满蒙问题大有即将解决之势，但由于田中内阁的优柔寡断，奉敕命令迟迟不下达。在这期间，张作霖由关内退出的部队已有五万集中到奉天，在山海关还集中了25万人。这样一来，日军已无法采取行动。而另一方面，中国侮日的形势日益高涨，关东军却无所作为，因此，日军和侨民便认为必须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军便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33-39页。
城野宏，日本长崎市人，1938年到中国，历任三十七师团司令部参谋部部附、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总务课政治课课附、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等职。日本投降后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上校军事组长、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长等职。1949年4月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