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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方会议决议，为解除奉军武装，朝鲜军于1928年5月15日前后到达奉天，与关东军一同等待下达奉敕命令，以便进至锦州一线，解除撤回满洲的奉军武装。一切准备均告完毕，但田中义一迟迟不下达奉敕命令，奉军已有六万余人撤回奉天，关东军失去了进军锦州的时机。
关东军的有生力量为一个师团，约1万人，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约4000人。但从一个师团中还抽调一个旅团派往济南。因此，关东军的实际总兵力为一个旅团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共约9000人。当时朝鲜的有生力量为2个师团，约2万人。从中抽调一个旅团，约5000人派往奉天，支援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这样，为解除奉军武装而准备的有生力量，包括关东军和朝鲜军，总兵力共有1万余名。
由于奉敕命令不下达，关东军面临危机，但是利用奉军撤回满洲的机会，也是杀死张作霖的好时机。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为了摆脱危机，便决心利用上述时机杀死张作霖。由于是仓促之间作出的决定，因此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谋略计划。
估计奉军可能由于张作霖被炸死，向满铁附属地和各日本人居住地区采取报复和反击行动。为此，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应战准备。
奉天特务机关通过张作霖的日本人顾问团，调查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反映。据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称，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天军尚未决定由谁指挥，内部极为混乱，莫衷一是，结论是奉天军并无报复意图。当时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为秦真次少将，副机关长为森冈中佐。
关于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奉天军继承人问题，据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张作霖与张学良尽管是父子关系，但并不融洽，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并不特别悲伤。而我个人的观察恰好同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相反。据我判断，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是有报复思想的。关东军参谋部及我个人计划以奉天军总参议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指挥奉军。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则接受了张学良军模范团长荒木五郎的意见，建议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立张学良为张作霖的继承人。于是，村冈长太郎接受了秦真次的建议，决定以张学良代替张作霖。
1928年8月中旬，张学良驻山海关，杨宇霆驻秦皇岛，奉军北方派与国民党军南方派在天津一线相对峙。这时，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与张学良军的荒木五郎前往山海关，将张学良迎回奉天，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
日本外务省的林权助，为了实现除掉杨宇霆的阴谋而赴奉天，在奉天领事馆向张学良讲述了日本外史中大阪夏季战役的故事，说服张学良杀死杨宇霆。1929年1月，张学良将杨宇霆（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和常荫槐（黑龙江省省长）二人召至其会客室，命卫士长举枪将二人击毙。
我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工作，大佐。从1928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执行东方会议决议，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来到奉天，关东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奉天中央广场东拓大厦内。
我自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以侵略满洲为目的，大力宣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7年7月1日我以随员身份参加了东方会议。此后，关东军一方面制造舆论，另一方面为解除东北军武装，制定进军锦州，破坏公路，扰乱后方的计划，并发给各部队进行研究。1928年6月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有意将张作霖杀死，我便盲目地策划炸死张作霖。
事后我也曾想过，不炸死张作霖，以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解决问题。杀死不该杀的人，我更是罪上加罪。
事件发生后，蒙骗一般人，使其相信不是日本军所为。并宣传说：事情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弄不清谁是凶手。不过从现场的尸体来看，有可能是南方派来的特务干的。还有的中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策划，自己动手干的。
关于张作霖炸死事件的善后处理，曾采取如下的政治谋略。
在爆炸事件的前一天晚上，驻大石桥的伊藤谦二郎曾到军司令部访问我，当时恰巧我去军司令官处有事而未遇，他又去拜访东宫铁男大尉。相见后，伊藤说，如果在皇姑屯的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动手，很自然被认为是日本军干的，是否可以伪装成是由南方派动手搞的。如果同意，我可以带来几个南方人，让他们带上信件，就可以装成是南方派干的。东宫表示同意，并让伊藤将扮南方派的特务带来。伊藤原说有五六人，实际带来的只有三个人。这时东宫给我打电话，并说准备利用这些人。当时我表示同意，并委托东宫办理此事。东宫准备将这三人留在现场，当第二天列车爆炸时，将他们同时炸死。这三个人预感杀机，企图逃跑被东宫用刺刀杀死，将尸体运至现场，盖上帐篷，并在这些人身上放好伪造的南方派发出的杀死张作霖的书面命令。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企图蒙蔽世人耳目，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此外，还警告各侨民团：“即使这件事是日本军干的，也不许议论，否则就是卖国贼。如果有关军官被追究逮捕，则决不放过各侨民团和全体独立守备队。”从而在全满大造舆论。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关东厅长官木下谦二郎还决定，关东宪兵司令部和关东厅警务局绝不插手这一事件。所以当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达命令时，该司令部根本不作任何汇报。于是，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便派峰宪兵司令官到满洲调查事实真相。当峰到达满洲后，虽然会见了村冈、木下两巨头和小山关东宪兵司令官，但一向不得要领。企图对奉天的出事现场进行调查时，当地的宪兵又不肯忠实地为其服务，结果毫无所获。正值此时，朝鲜宪兵司令官报告称：在满洲虽无法调查，而我这里却获得了材料。原来是参加此次行动的来自朝鲜的桐野工兵中尉，在平壤的滩波队长（中佐）招待的宴会席上，有人问他：“皇姑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究竟是怎么干的？”这时，桐野已是三杯下肚，借着酒劲，便将全部计划合盘托出。于是峰宪兵司令官便带着这份材料回到日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虽然基本上了解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参谋本部和当时的内阁都不同意发表，因而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当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英国方面曾派当时在北京的著名特务莫里逊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后，现场到处都是日本军所用的黄色炸药，而满铁以恢复交通为名，立即修理了皇姑屯铁桥，结果，莫里逊没有拿到任何证据，空手返回北京去了。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国会上，民政党的中野正纲和永井柳太郎二人，向白川陆军大臣提出质问：皇姑屯事件发生在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内，在国际上也是相当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被调查，任何人也没有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关东军的军纪松弛已极。我等议会不能坐视，请求白川大臣答辩。白川大臣答道：一定调查，查出负责人。这样，陆军省要求关东军拿出事件的负责人，就必须有人做牺牲品，关东军司令官为确定这一人选而十分苦恼。于是我主动提出作为负责人之一。关东军便以当时警备参谋的名义，由于在其警备地区内发生事件，是失职行为，而将我作为事件的负责人之一，另一名是铁道警备的全面负责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将我等二人上报中央。先将我调任金泽第九师团司令部附，一两个月之后，于1929午7月l日受到停职一年的处分。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卷十七《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第3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