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认他乡作故乡
——访《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博导
周维东

校友档案：周维东，1979年生，陕西白河人，文学博士。1997年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入选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兼任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副主编、学术微信公众号《西川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期刊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侨联特聘专家等职。曾在维也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访问学习。

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化与文学。主持社科基金项目有：“延安时期（1936-1948）党的文化战略与文学生产研究”“抗战时期国共辖区间的文学互动研究”“延安时期重要文艺术语的当代意义流变研究”“延安文艺核心术语阐释史研究”等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近10项。出版专著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民国文学：文学史的“空间”转向》《意识形态的焦虑——1949-1966年间中国大陆文学的精神结构》《清末民初的青年文化与新文学》及The Yan'an Experi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成果被转载引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题成果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川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国际郭沫若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最美慕课”等荣誉奖项。

采访记者：宋珊，女，2005年毕业于延安大学文学院。现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师。

采访时间：2022年7月26日

采访地点：四川成都

一个人确定他要干的事情，不一定一开始思路就是明晰的，但一直坚持做，逐渐地就豁然开朗了。周维东真正开始他之后所有的研究，应该是从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算起。在《“突击”中的突击文学——对解放区文学的政治文化阐释》这篇论文的“致谢词”中，他谈道：“记得在研一快结束的时候，我大胆向李怡老师就解放区文学谈了一些粗浅的感受……”在李怡老师的鼓励下，没想到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之路。而这所有视域的打开，与他在延安大学的四年学习时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的学术之路上，延安一直未曾离开他的视域，延安及其延安文艺给了他源源不断的思绪。

成都之行：另辟蹊径的交流方式

我们约定好暑假在成都进行采访，没想到突然的疫情让我们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周。此前，我和周维东老师有过几次“接触”。第一次“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因为周维东老师是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院经常在很多场合以优秀校友的方式介绍他，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位师兄学问很厉害。第二次接触，是周维东老师获得“青年长江学者”称号后，教育部组织他们来延安学习，他和延大文学院的师生有了一次深度的学术交流。我那会刚开始关注延安文艺，听他讲关于新秧歌剧的模式，感觉这位师兄很有思想。

周维东老师知道我们抵达的时间，因为疫情，他格外关心我们此行的安全，不时问我们行程到哪了，让我们注意防护。到了成都，周老师又很贴心地安排在一家火锅店见面，以很“四川”的方式迎接我们。面对周老师，我正准备用很程式化的采访方式和他交谈，他却另辟蹊径，径直告诉我们他期待在一种随意的方式中进行交流，并打算先和家人陪我们一起转转，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到一个更全面的他。这样的安排太深入人心，也正是我们期待的方式。在用餐期间，我们聊起很多延安大学的老师。以一种共通的回忆建起的交流的通道，我们听他讲过往，他听我们讲现在。吃完饭后，火锅店旁边有个铁像寺水街公园，我们一行人过去走了走。周老师跟我们聊成都的气候，聊铁像寺的历史。他认为在成都这座城市里，铁像寺就是可触的历史，这里有现代，也有传承，一个城市的根系是很重要的。走到散花书院，周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文化打卡地，书院的名字是根据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中“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诗句而来，当代著名诗人、成都人流沙河老师为之题名。他讲这些的时候，信手拈来，顺理成章，可以看出，成都的一切都已融入他的血液中。因为一天的劳顿，周老师提议我们先休息，准备第二天陪我们去转转，这样边走边聊，更自然自在一些，我们也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约定的地方，周老师和家人开车带我们前往目的地。周老师的爱人是四川人，她有四川女性所有的特质：能干、直爽、周到、细心……一路上能看见她“虎妈”式地喊叫两个孩子，也能看见她很专业地从艺术学角度给我们分析物景构型，还能见她时不时“白”周老师一眼，意思就是“这个你要弄好”，而周老师也很快就心领神会，两人配合得很是默契。周老师一路上给他家老大讲关于我们所见事物的历史、传说，还要时不时把老二扛上肩，还要一直跟我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觉得与停留在我脑海中那个在台上讲座、在书斋里撰写论文的严谨的周老师判若两人。眼前的这位周老师让人觉得更真实、更亲切，他是我们敬慕的学者，他还是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眼中的好父亲。所以当我们看着他顶着高温，不厌其烦地“对付”我们这一群人时，很是佩服他的耐心。

当聊起自己的家庭，周老师很动情地说，他这些年一直忙于工作，很感谢家人的支持。周老师爱人时不时插科打诨两句，但满眼全是爱意，从中能看出周老师极力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他无意中提到，有时候与家人在一起，也能冒出一些学术的思想，比如陪孩子读书，听孩子的观点，以及他们解读事物的视角，都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这让我们也深受震动，原以为孩子只是要被驯化的对象，到了周老师这里孩子原来也是“启蒙者”。一路上他的两个孩子很宠溺地站在周老师身边，不闹也不躁，静静听周老师的讲授。如果画面静止在这一瞬间，我们看见是父亲在给孩子讲授知识，但从孩子接纳的状态来看，让我们觉得听者的态度才决定了讲授者讲述的程度。

延大记忆：“地缘文化”中的情感体验

周维东老师跟我们聊起延安大学，并不是很刻意的。在我们结束访谈后，我回想他的言谈举止，其实延大的一切已经与他所有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周老师给我很形象地例举了一个画面：陕南的山和陕北的山。他说二者形态上区别很大，陕北的山更厚实些，山基本没有那么“冒头”的，也就是并不锋利、险峻，但却深深扎入大地。周老师讲这些的时候，基于一个很大的前提，也就是这几年他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地缘文化”。简单来说，地缘文化是文化学研究中从局部地理、环境关系及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差异与因缘关联，探讨地理区域文化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他关注这种地理差异中文化的演进、融合，去言说这之间的文化差异及碰撞。这一切基于他从陕南到了陕北，再从陕北到了西南，又从西南到了华北，最后定居西南，这样一个地理的迁徙。他不断适应文化的变化，也在不自觉地思量这一过程中带给他的情感体验。在研究中，这种表达也是十分清晰的。听着周老师的讲述，不由让我想到了毛姆《认故乡》中的一段话：“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周老师所表述的地缘，或许正是他内心要“认”的那个故乡。

周维东老师说他选择报考延安大学，带有一些“冥冥之中”的天意。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来了一支支教的学生队伍，身上穿着印有“窑洞大学”的衣服，那会只是好奇还有这么一所大学，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考入这所大学。他从延大毕业后，他的高中母校还宣传他，从而带动了师弟师妹也考入延大。当年入学报到时，周老师提前一天坐汽车到了学校，迫切地想来看看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到了后联系学院的老师，是他的学长党子奇来接待的他——那会党子奇老师还是学生，还没有参加工作。党子奇带他去了宿舍，他们那会住1号楼，后面就是青年楼，来的那个季节，延安已经开始冷了。周老师说他对延大的环境似乎有种天然的适应性，没有那么多的差异感，就觉得考上学来上学了，那就好好学。

聊起他在延大上学时的老师，周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韩卿元老师一直对我们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当时还似懂非懂，现在工作这么久了，终于有所顿悟，人不发展前进肯定是要倒退的。”说完这句话，周老师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吕达老师那会是他们的班主任，人年轻，但稳健，能付出，不在乎吃亏，很仗义，又关心他们，总是处处维护学生，这让周老师在延大的四年感觉是被关心的；张子刚老师讲《诗经》，每篇都要求学生背诵，虽然他方言味道很浓重，但被他解读的趣味性所吸引，那会还真记了不少东西；贺陶乐老师讲唐诗，用关中方言读起诗来，唐诗真的是“唐诗”呢；包永新老师讲文论课，功底真扎实；惠雁冰老师出口成章，一气呵成，再加上帅气的外形，心里忍不住赞叹怎么这么有才；姚怀山老师给上领导学，风趣幽默，讲起课来深入浅出，辅修秘书学，那会真的是学了不少呢；梁向阳老师讲散文，梁老师真的会写也能写，上完课大家都动笔写，现在时不时写散文，还能想起梁老师教的一些内容；孙宏亮老师教外国文学，让他们看了不少书；魏久尧老师讲美学，问大家“什么是审美”，魏老师认为：“审美是换一种思路去了解生活的美好。”这句话对周老师来说记忆犹新，自己也在一直不断地换着角度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说起他在延大的学业，可能是由于当时对未来没有太多的确定感，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目标，以至于他的动力不足，学习成绩一般。现在想想，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老师们所讲的一切内化于心。那时老师用他们最朴素的人生经验与知识体会，告诉一群懵懂的人这个世界的样子，可惜懂的人太少了。青春期的迷茫谁都有，如若一直沉浸在迷茫中，那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现在回想，他的大学生涯是他开始认识到要做一番事的阶段，虽然很多想法不成熟、很稚嫩，但不去做怎么知道不行呢？一步步行动起来，总会慢慢接近最终的目标。周老师一再强调延大的学风，尽管延安真的很闭塞，但学生努力学习的劲头很让人动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清晰的目标，但似乎大家都知道应该去奋斗。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人际交往能力的锻炼方面，大家都在跃跃欲试。

周老师谈到了他接触的不同地域的人，而陕北人的憨厚、率直，让他一直愿意与这些同学交往，甚至颇有“江湖”的风范。仿佛小说的情节换了个时空在现实上演一样，文科人爱幻想憧憬的情怀，都让他开始在同学身上寻找“侠”的气质。周老师还问起现在还在文学院的一些他的学长、同学，谈了很多他们在学校的趣事。对青年楼、红砖楼那会青年人表现的亢奋、激情，他印象尤为深刻；而上学时陕北饭菜淳朴可口的味道，一直是他抹不去的舌尖记忆。当他听到很多当年的老师已经退休，不由得感叹时光飞逝；听到曾经的建筑有的已经不存在，他也思怅良久；再听到学校新校区建设时，他感觉到一种崭新的延大记忆和饱含期望的母校情感，又开始在内心滋生漫延了……

向外行走：保持清醒的状态

谈起大二暑假在安康报社的实习经历，周维东老师认为可能自此开始坚定了他对于文学的一些认知。这个实习岗位是他毛遂自荐找来的。暑期一放假，他就回到安康，在报社开始实习。虽然跟着报社前辈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主动要求写稿子，稿子质量还都很不错，也都被刊发了。从那会起他就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这种表达必须要自己主动去争取。报社实习结束后，他回到老家，开始懵懵懂懂思索未来，但志向依然不是明晰的。他毕业的时候，有好些就业单位可选择，诸如路桥集团、邯郸矿山管理局、甘肃的部队、上海青浦中学等，都可以去，工作岗位还都是不错的。但他考研了，还考上了。说起考研，周老师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那会录取率很低，自己感觉学得并不是最好的，不知道最终结果会不会如他所愿。如果真考不上，那就工作吧。当最终结果出来，他专门跑去给惠雁冰老师汇报，他急于分享这一巨大的喜悦。

因为考上了研究生，相对其他同学来说，周老师准备毕业论文的时间就显得很是宽裕。在他认真打磨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获得感最强的，是他用电脑把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他难以忘怀呢？因为那个年代，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都是穷学生，没有额外的钱来支付这个时髦的设备。当时一个师弟有一台台式电脑，他就利用时间空隙敲自己的论文，再排版、校对。看着最终的成稿，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虽然不是第一次，但那种喜悦之情还是难以言表的，以至于这种感受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在翻阅他的论文时，透过纸背能感受到他对笔下每个字倾注的精力。而当文字发表的那一刻，周老师是很幸福的。一个学者的思想和才华被社会所认可的时候，他努力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问起周老师怎样评价自己，他想了想说，他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挫败感强，一直有一种不能完全释放的感觉。也正是因为在延大的四年，被周围的人和文化所感染，他们不服输，很执着，他也就学着做，努力锻炼自己的毅力，并开始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周老师很形象地总结了这么一段话：“我单向度地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喜欢回家的人，一类是喜欢向外行走的人。我就属于第二类，我不是很愿意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我一直在路上，喜欢新环境，喜欢新鲜感和刺激感。这些都可以让我保持清醒的状态。”说这段话的时候，周老师似乎就站在了起跑线上，随时等待发令枪响。在和周老师的交谈中，我忽然有一种发现，周老师一直在以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角度来看延大的人和事。从主观方面讲，他本身就是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亲历者，对此他讲述得总是十分感性；从客观方面讲，在对这些事情的回忆结束后，他都有一个冷静客观的评判，虽然不见得所有的论断都能让人认同，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在简单评析对错，而是在寻求事件本身的意义及其过程实施带来的经验——这是远远大于结果本身的。

此行前，我们在学校找出了他毕业实习的考核表，并复印制作成了纪念卡，作为来自母校的礼物送给他。考核表中记录着他实习的成绩是优秀，实习总结中有这么两段话：“一，作一名合格教师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有高度的工作热情，而且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在知识和工作技巧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特别在当前推行素质教育、教育改革的今天。二，教师工作是全面的。它既要培养人才，又需要提高学生总体水平，因此教师还必须有长远计划——教书育人，又要有短期计划——提高学科成绩，而且，学生的广泛性，也要求教师工作的深入性、全面性。”从他的这些总结中，能看出他对自己参与的事件有着明晰的主客观判断。但我更想说的是，人经历每一件事情不单单是经历过，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经历过后自我的觉知。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周老师做到了——他一直在不断总结自我，不断矫正方向，不断努力向前。

对于延大的校训——“立身为公，学以致用”，周老师至少对我们提到了三次。可以说，他一直是这一校训的很好的践行者。在他看来，“立身为公”是对社会身份的认可，这个是很典型的传统思维，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寻求社会的角色，无论是哪种社会身份的扮演，尽可能与社会的公共品质相联系；“学以致用”是他现在工作、生活方式的一个很好的“代名词”，他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和运用，从不断产出的学术成果能看出他精进的业务能力与态度。周老师不断说这八个字对他的影响，使他将自己的兴趣很好地融入到了工作生活中，为他不断努力上进、实现德才双馨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学理建构：延安文艺研究的“空间”视野

周老师随后讲起他来西南师范大学读硕士、去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再回到四川大学任教的经历，对这段的讲述他显得很自然。似乎这些都是对他大学开始锻造的所有认知的实践而已，只须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就行了。周老师对他的这些经历这样说：“一个人必须要有朴实的品质，这是一个人立世的基点。接下来要对自己做什么，思路要很清晰，要清楚自己有要做一点事出来的想法，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有没有动力去完成它。在尝试的过程中，要敢于走出舒适区，更要有挫败感的体验。但是你发现了问题不总结、不解决，那么所有的努力也是无用的；必须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惶惑，陷入迷茫状态。另外，还要学会放空自己、琢磨自己，有时候也不能太忙，人一忙起来就无法思考自己了。”我又问起他：“您本科是在延安大学这样一所普通大学读的书，出身并非名牌，这对您后面的工作等有无影响？”周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出身确实很重要，但你自己要清醒地面对现实。英雄不问出处，要想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自己能干什么。这些都思考清楚了，或许关于出身的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我是一个很注重过程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最终的结果我也就不介意了。”周老师还告诉我，在延大受陕北纯朴的民风影响，他认为人的人品问题很重要，说大点是一个人的境界问题，说小点关乎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感，而做人的意义永远大于做事情本身。

我问起了周老师近些年的研究，我将他的一些文章提炼了关键词：长征文学、“二流子改造”、延安道路的世界凝视、“区域间”的抗战文学、空间想象、“现代中国”、“空间”视野、边缘处的表达、“民国空间”等等。这些关键词中都提到了延安文学的艺术形式、精神内涵，还有一个就是“空间”的概念。我问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种学理建构？周老师说：“首先因为我在延安大学上过学，天然的文化亲属感让我不由自主地就选择这一阵地做我的研究。另外，我认为就每一个区域而言，如果没有注意到区域间联系的因素，对文学语境的把握就存在残缺，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偏颇。”我后来翻阅了《“区域间”的抗战文学——抗战时期国共辖区间文学互动的三个维度》一文，周老师在文章中指出：“区域间的文学互动包括传播、影响和反馈等一系列过程，可以是观念上，也可以是实体上，但总体而言都不外乎三个方面：人员流动、作品传播和理论交流。”文中周老师用“流散文人的精神史诗”“何为延安文学”“超越区域的思想共鸣”三个标题论述他的观点。我在此并无意解读周老师的观点及其他。周老师应该是基于自己多次辗转的生活经历，自觉地将学术视域点放置在了文学代际开放非断裂与阻隔的关系中，并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精神反应。从周老师为四川作家苗勇的《晏阳初》写的评论文章，以及他参与四川“文学+”工作时表示“年轻一代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提前谋局，思考如何与四川文学相结合”等等，不难看出周老师对属地文化的认同感。由此，他是将自我学术、自我认知，包括自我精神的信仰，都扎根在空间文化的代际关系中的。

成都这几天不热，我们在湿润的空气中走在成都的街头。到处有排起长队做核酸检测的人群，太古里、锦里、春熙路、人民公园等成都地标式的地方，此刻都十分安静，但依然看不见成都人的慌乱。临别之时，我很冒昧地跟周老师谈了我对他的印象。他不同于我一直以来观念中的学者形象。周老师的打扮很符合大众审美，他很幽默健谈，但从来不会故作深沉。总之，他是很容易给人亲近感的。果然，听完我说的这一堆话，周老师笑了，不反驳，也不做确定，只说“可能吧，可能吧”，而他的家人已经开怀大笑了。

九月中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布名单，周老师的项目“延安时期重要文艺术语的当代意义流变研究”又“中”了。这是他第三次获批立项国家项目，关注点依然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延安大学四年的生活记忆已经融入他的血液，延安给了他梦开始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装点这里，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被“认”下了。 eybFYSsGkP17YIuRfvPDZmUPaqGl5vxWBR6peD7lZ61ox7S5wMQtaVgDyaknhS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