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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王芳
延安大学2003级校友
校友档案：鱼宏亮，1970年生，陕西榆林人。1989年至1992年，延安大学历史系学习；1992年至1997年，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所工作；1997年至200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博士；200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9年改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2004年至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2010年，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古籍规划委员会评审委员，教育部教材评审委员，教材编写专家；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东亚观念史集刊》（台北）编委。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项目“明清丝绸之路档案编研工程”。出版专著《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中国之美：典籍》（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与人合著《中国通史》（明清卷）、《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清代文化》等；主编《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全八册）、《中华大典·近代工业分典》等。
采访记者：宋珊，女，2005年毕业于延安大学文学院。现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师。
采访时间：2023年3月16日
采访地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对鱼宏亮老师的采访定在了初春的北京，就像期待一位久违的朋友一般，乍暖还寒的天气让人更期待春的温暖和煦。学历史出身的人，本人就是一座“宝库”。在鱼宏亮已有的人生经历与学问面前，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反省自身：我们都会去设想自己该怎样精彩地度过一生，却忘记的一个前提是我们能为自己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或许鱼宏亮的故事，恰恰能给期待度过精彩一生的我们一些人生的启发。
“苦行僧”般的求学生涯
鱼宏亮老师是一位很健谈的人，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话题，他总能给你很睿智的答案，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这或许跟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鱼宏亮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我从未主动提及他身体上的问题，但他却主动来叙述这段经历，而且平静得像是在叙述他人的故事。
“因为身体上的问题，我在求学、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的更多的是关爱，所以我也应该回馈以爱。”幼年，鱼宏亮只能靠父母背着上学。后来，老师、同学、邻居也都背过他。学会了用拐走路后，依然是家人、老师、同学帮着他去上学，因此他从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耽误过课。这是他面对身体不幸，精神获得的最大宽慰。这也让他从未丧失过对生活、对他人的感激之情。
鱼宏亮在榆林一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1989年参加高考，由于身体等原因，录取很不顺利，最后被延安大学录取。在众多老师、亲人劝他复读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去延大上学。讲到这的时候，鱼宏亮十分动情。他说他很感谢申沛昌校长，感谢延大，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没有拒绝他，让他的人生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报到那天，延安下大雨。鱼宏亮来到学校才知道，他们的校舍并未在延大本部，而是在学校以西五六公里的莫家湾的一个小院子里。看着并未硬化的路面，被大雨冲刷的黄土地，加上他深浅不一的脚印、笨拙的身躯，那一刻他内心真的是有些崩溃的，但好在接下来的大学学习生活让他忘却了环境带给他的落差感。
鱼宏亮的大学三年，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浪费过。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会提前二十分钟从宿舍出发去上课。有班车发往校本部的时候，他会专门去校本部图书馆看书、借书。所谓的“班车”，其实相当于卡车，只是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他每次要靠同学帮忙才能翻进那个车斗。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他将所有感兴趣的书几乎都浏览了一遍，从文学、哲学、历史到艺术、社会与经济，广泛涉猎了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专业知识。至今他还记得，他把一本《文化人类学词典》翻了几遍，书页都翻破了的情景。就这样在近乎“苦行僧”般的学习生活中，鱼宏亮抓住能让他精神丰盈充沛的每一刻。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觉得人生并不荒芜。到了大三，他们专业的全体学生终于从莫家湾搬回了校本部。
有一件事令他至今难忘。那是一个下雨天，鱼宏亮从宿舍往下走，因为行动不便，基本上是无法打伞的，但他却没有被雨水打湿身体——是一位女同学一直默默地给他撑着伞，陪他走到没雨的地方，而他至今都不知道这位同学是谁，他都未来得及说一声谢谢。
大学毕业之际，鱼宏亮因为成绩优异，他留校了，在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所，从事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
1994年，教育部与北京大学办了青年教师助教班（古代史班），鱼宏亮赴北大学习了一年。来这里学习基本上是跟着北大的研究生上课，学习进度快，又很有深度，但他觉得并不吃力。得益于本科期间大量的阅读积累，这些知识储备反而让他信心大增，考研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1996年，教育部和北大又办了一期近代史班，他又申请来学习，又系统地将近代史学了一遍，这更增添了他报考北大的信心。尽管延大也是十分地惜才，但面对自己内心对知识的渴求，在延大五年的服务期满了之后，在一众师长和同仁的支持鼓励下，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学术深造之路。从1997年到2003年，在北大读硕士、博士的六年时间里，他钻入历史学科的专业领域中，去寻找可以支撑他信念的依托。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学人情怀
历史学科是具有大视野、大格局的，鱼宏亮也一直循这个学科属性不断地深入。他的论文结尾，总是融溢着深深的情怀。这个情怀，不是站在今朝的激昂文字，也不仅仅是沉湎于对历史的反思与追问，而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成熟学人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终极追求。我们看大部分人的论文结尾，一般会是一个论证的大循环，也就是对观点的最后总结，具有封闭、肯定性的判断。而鱼宏亮却从不轻易作出判断，他只作阐述，甚至还会提出问题，似乎研究并不是就此停滞：这篇论文所阐述的一种研究，只在当下的状态中完成了现在的可能性，还可以有其他的未完成式。他的这种大开大合的论述，在彰显他的史学功底的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谦虚与严谨。
鱼宏亮在延大期间发表了一篇《汉初“无为而治”与历史总趋势》，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汉武帝对中央集权的加强，确实是对汉初‘无为而治’的背离。这种背离，再一次说明了所谓‘无为而治’不过是由秦汉之际的客观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决定的一种暂时政策。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无为而治’与总的时代趋势是不符的。它走向自己的反面，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为而治’不会成为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对‘无为而治’的背离，正显示了一种社会的进步。”从中能看出鱼宏亮辩证的思维模式，他对问题的两面性分析得十分透彻。
在《超越与重构：亚欧大陆和海洋秩序的变迁》一文中，鱼宏亮在结尾写道：“西方近代以来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使得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远洋航线将新、老大陆连接为一个整体。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建立在海洋体系之上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得以形成，并且促进了现代工业社会爆发式大发展。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现代地区冲突的不断，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遭遇严重的危机，全球发展失衡、生态问题和资源危机使得世界秩序面临新的变革。面对严峻的挑战，欧盟和中国都在积极推动变革。‘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将推动新的历史时期亚、欧、非大陆体系的重建，并因此而酝酿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诞生。”他的着眼点并未拘泥于以中国为中心发出交融与互惠的倡议，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中，鱼宏亮指出：“种种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都存在于中国之内。这些地理环境差异并未成为人类活动的界限，相反由于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这个共同的地理空间成为融合族群的共同舞台。……历史与文明需要长时段的理解和关照，受近百年前兴起的民族主义影响所形成的历史观，并不能用来观察民族交融的长时段历史。……那种徘徊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短期主义幽灵’，不仅在学术上产生了众多强加于他者的历史枷锁，而且制造了更多的阻隔与界线。麦克米兰提出忠告：‘历史制造了太多的冲突，当然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这个忠告，在我们面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塑造的他者历史时，尤其发人深省。”他在此又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世界观看中国的方法。
在《国家转型：明代还是清代？——有关明清国家性质的新理论与新研究》一文中，鱼宏亮干脆直接道破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义务：“历史学既是一门有关事实与真相的学问，更是一门有关历史理解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有关缺憾的学问。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种缺憾，野心勃勃地以为了解了详尽的历史真相，便极易陷入主观性论断的陷阱。在清代所有的经济数据中，关税数据保留得相对完整，才使得我们得以通过统计与分析得出若干历史结论。历史学家对历史最基本的敬畏即表现为对缺失的尊重。历史数据的缺乏导致用现代工具分析历史问题的空白，这种空白就必须留在那里。历史的空白也将彰显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录的可贵，那种试图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完全填补历史空白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有害的。充分注意到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正是史家的一项基本素质。”
鱼宏亮还应约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撰写了《曾国藩家训：知“畏慎”以进德》《欧阳修诫子：玉不琢，不成器》《司马光训子：尚节俭，勿奢靡》《朱柏庐教子：期质朴，有义方》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将小故事与史学特质结合起来，为党政干部提供学习和资鉴。
他们都是“大先生”
大凡沉浸在史学语境中的人，更多的是在故纸堆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更愿意用史料的厚重性去证明观点和认知。鱼宏亮却认为，历史是前人没有发现和用过的文献，然后藉此来解决一个大家都没触动过的问题。当你倾听了他讲述的他遇到的人和事——尤其是他的老师，你确信是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的所有经验，支撑起了他如此宏大的历史学术视野，乃至人生视野。
鱼宏亮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从未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抛弃过。因为身体的不便，学校会专门派顺路的老师、同学专门帮助他上学。他用“传奇”一词，来形容延大上学时遇到的高长天老师。高老师三十多岁才参加高考，丰富的人生经历更让他深谙人间疾苦，从而对鱼宏亮这样的学生更能产生共情，在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他很多的帮助。高老师将丰富的人生体验，融汇贯通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学生爱听他讲课，并且能按照他传授的知识经验去实践，因此少走了很多弯路。受益于像高老师这样的具有大情怀的一群老师，鱼宏亮直到现在仍是在追随着这些“大先生”的路迹。
鱼宏亮多次谈到老校长申沛昌老师，对自己人生关键点上的帮助：一次是上延大，一次是择业，一次是考研，还有他结婚，申老师也专门来参加他的婚礼。此刻，他无法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达他内心的感恩。或许对于申老而言，他给予了众多学生这样的关怀；但对于鱼宏亮而言，却给予了他改变人生的每一次契机。在一个人不长不短的一生中，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是幸运的。现在，鱼宏亮也是给他能帮助的学生，尽可能地提供平台。他说，“年轻人值得拥有梦想。”
谈及时代对他或者说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鱼宏亮说了这么一段话：“上个世纪80年代之于我们70后，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从观念中，认同力所能及的事要自己做，我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笃志科学救国。可以说高扬的理想主义，成为了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动力，直到今天我们都深信不疑。我们更期待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为此我们可以倾尽全力。”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能感受到鱼宏亮身上具有的“大先生”的气质。这里面有良师益友给他的大格局，有学术积淀给他的大智慧。
鱼宏亮在上大学期间，读书并没有局限于历史专业，而是读得很广博，文艺理论、政治学等等都会涉及。翻阅他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对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也都有所涉猎。他对学生的读书有个要求，他称之为“三层读书体系”：第一层，要读本专业的专业参考书；第二层，跳开本专业领域，读相关学科领域的书，扩大视野；第三层，要阅读某一领域的名著、经典，培养学科素养。这三层交织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学科架构，也才能不断丰富本学科知识，增强学术意识。他坚持让学生每周汇报专业书的阅读情况，每学期汇报素养书的阅读情况，以此来促进他和学生的共同进步。
谈到了学生培养，鱼宏亮认为，对学生要在本专业领域进行精英意识培养，这样学生才会有更大的潜能去塑型、去创造。说到价值问题时，他直接指出，个人价值的实现应与社会需求的价值相结合，为此我们的本科教育应该赋予学生这样的价值：学生首先完成个人价值的认定，再与社会需要所赋予的价值相碰撞，两者相匹配，才是价值的真正实现。为实现学生的这一价值，我们教育者要做好设计，让学生更具竞争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鱼宏亮把他从自己老师那里学到的，再传给他的学生，授道的过程与目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递——他们都是“大先生”。
像“鼎”稳稳地扎根大地
北京对于鱼宏亮而言，是曾经筑梦、而今生活的地方，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地方。当他还是一个陕北农村小孩时，有很多北京等地的年轻人来他们学校教书，全新的见识带给他的冲击很大。那时他学习不错，从小梦想将来能去北京。后来他在延大学习工作了八年，延大老师做人做事的方式影响到了他日后的生活和工作，延大的环境让他愈发明白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又一次拼搏后终于进入到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后又到中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他曾说：“无论什么境遇下，我最高、最顶级的目标未曾改变过。”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理想，所有出现的困难，他都能坦然面对和逾越。
采访最后，我谈了下我眼中的北京。每次来北京，站在我根本叫不上名的立交桥上，看着川流不息的车群，望着一座座高楼，会不由地升起一种孤独感。我问他，对北京有没有这种感受？他说，北京是包容的。他应该是从一开始就从内心认定了这座城市，所以这种孤独感并未如我这个匆匆过客这般真切吧。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就在鸟巢和水立方旁边。站在鸟巢这个方向再去看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建筑，它本身就具有历史感，像“鼎”稳稳地扎根大地——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具象吧。
采访归来的路上，依然有风。我们站在北京的街头，却没有了被风吹过的凌乱感。我们也开始笃定，无论在哪种环境中，之于自己最强大的目标，我们只需要去做就好了。鱼老师从延大走出，他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