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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走的，是岁月；
凝固的，是历史的定格；
改变的，是岁月的容颜；
无论身居何处，
无论日升月落，
潮涨潮退，
你永远都在我的心中铭刻……
夯，是由“大”与“力”二字组合而成，是“众人齐举以筑实地基的工具”（《辞海》）。说白了就是笨重的石块，如乡间的碌碡，南方还有木夯。打夯，就是打地基，是旧时农村建房子整实基础。
石夯历史悠久，是新石器时代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物，曾经风光了几千年。小时候见过的石夯，下大上小，底面成四方形，是石匠专门打制的，腰部两侧呈半圆形凹下去，是用于捆绑木杠用的，更多的人家是将打场的碌碡卸下来用，重量100多公斤。石夯需要绑上两米多长的木杠，一般直接用长椽子，夯的两侧竖以摽杠，再用3厘米左右的粗绳子捆绑，先用水洇湿，在木杠和石头之间夹上旧鞋底子，两边分别用短木棍用力往紧里摽，最后形成的一副夯，前后伸出两条长木，上下伸出两根短木，都是为了打夯人举和扶的，需由8人参与。它与南方地区拖着数根长长夯绳、众人猫腰提起的石夯迥然有别，但其原理和功效是一致的。
打夯是乡下男人的必修课，也是生存课，是与贫穷的较量中，凭借自己历年积累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的，属于成年男人的游戏。农民以土地养命，一生活在土中。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总要给女人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尽管那只是在泥土地上垒起来的茅屋草舍，也毕竟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巢穴，一个在耕耘与劳作之后的栖身之所。
打夯是乡村最富有诗意的风景，一家夯地基，全家族的棒小伙子们都会不请自到，都会不遗余力，一起举起那死沉死沉的石夯，共同上演最富有力量和最浪漫的集体舞，在孩子们的眼里，打夯的热闹场面仅次于说书唱影演电影。打夯是一件十足的力气活，挑选打夯的人时，要求个头高低差不多，身体要结实有劲。最为关键的是领夯人，必须是有号召力的人，还要反应灵活、能说善唱、声音洪亮，不但能唱传统的打夯曲调，还能现编现唱眼前的一切人与事，触景生情，临场发挥，唱出的词又要通俗易懂，风趣诙谐，犹如一个乐队的总指挥，领着大家尽情展现他们的歌喉和优美的舞姿。喊夯的人每领唱一声，大家一起高声附和一声，有唱有和，节奏感很强，也会增添更大的力量，举得更高，落得更稳，砸得更实，场面和气势颇为壮观。当喊夯的人手扶夯杆，用洪钟般的嗓子吼出号声：“爷儿几个抄起夯啊！”这是起夯的口令，是让大家准备好，各在其位，同时弯腰，一起伸手用力抄起石夯，“嗖”地提起一人高，又举过头顶，同时喊出：“哎嗨哟嘿！”夯歌音停，笨重的石夯随声落地，发出沉闷的“咚”声，震得脚下的大地微微颤抖。
还拍摄到另一种单人使用的石质手夯。手夯也是过去常用的工具，有石头的，也有木头的，父亲曾经用过一个木头的，是利用一个檩头制作的。这种小型的夯，一个人就能独立操作，一般在室外垒墙头、搭建猪圈、鸡窝等小建筑时用。在室内搭锅垒灶，或是铺设地面前，地要平，土要实，也同样需要利用它夯打，但因缺乏施展空间有限，也没有必要兴师动众。
回溯民间，日子再艰难，生活再困苦，盖房子娶媳妇都是天经地义的大事情，无论山乡还是海滨，等轮到该夯地基了，八字就已经有了一撇，苦涩里可以咀嚼出一丝幸福的味道。唐山大地震后，家家户户都曾在那几年相继翻盖新房，已经长成少年的我，目睹过左邻右舍打夯盖房。在曹妃甸及周边地区，震前的房子已多荡然无存，所谓的老房子也大都是1978年以后盖的，距今已有40余年了。
常常想起儿时听到过的夯歌，如飘在耳边的音乐，那些人的影子在眼前晃动，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当时的打夯歌，淳朴，激越，粗犷，高亢，仿佛久久回荡在天地之间，那大海之滨的男人特有的粗喉硬嗓里吼出来的歌声，与长江里拉纤的船工号子如出一辙，与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异曲同工，这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态的音乐，这是只属于飘荡在乡间的绝唱！
挖垍（方言，读jī）子锹是一种特殊的专用工具，不同于常见的挖锹用于挖沟掘土、铲取什物，这种铁锹的面是平的，没有弯度，形状为长方形，高25厘米，宽20厘米，也有的地方的锹高30厘米，宽25厘米，略大一些。
“垍”字，为硬土之意，专门指盖房垒墙用的长方形的坚硬土块，俗称垍子疙瘩。它取自盐碱地，是千百年来渤海北部海岸线南移和古滦河及支流冲击双重作用之下形成的广阔滩涂，任凭风吹浪打，水潦蛮荒而少人问津，芦苇、白刺、柽柳、獐毛等盐生或水生植物先于人类在这里落户，顽强地在恶劣环境中生长。明清以来，远道迁徙而来的先民们安居此地，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开拓荒地，发展农耕，并选择地势较高的坨岗建房搭屋，一座座村庄分布于沿岸各地，茅屋土舍成为贫困人家遮风挡雨的地方。况且这里远离山石、砖瓦、沙土、木料等基本建筑材料，即使使用方便，穷人也是消费不起的。他们眼睛向下，向脚下的土地要材料，发明了用方块的垍子垒墙造屋，挖垍子的平锹也应运而生。
这种工具挖出的垍子规整、方正，大小一致。最顶端的“T”形手柄，便于双手操作，下部铁制锹头像刀一样锋利，足以斩断泥土中的草根，铁裤儿两侧的肩部，便于掌锹的人用脚踩踏，增加下挖的力度。硬木做成的锹柄，结实且光滑。因为挖垍子锹并非一般的劳动工具，过去并不是家家必备的，一个小村庄不过两三家才置办，全村人轮换拆借着用。村里也总有几个能工巧匠，成为挖垍子的高手快手，因此常常被盖新房的人家雇去，其手艺远近闻名。
挖垍子一般是在春秋雨水较少的季节，选择较为平坦、长着马绊草或哑巴芦子的场地，三人为一组，工具就是榔头和挖垍子锹。先铲除杂草、修整地面，有的用石碌碡压几遍。第一人持木榔头击打拍平后，第二人掌锹开挖。只见他将锹竖起，左右各深切一锹，并稍稍撼动，待第三锹直插到底，用脚尖顶住锹裤，双手握紧木柄横头，猛地用力，一块方方正正、高度与锹相等的土块被掀出一二尺远。第三人将垍子顶面朝上摆成一排，最后是按四三二一的排数码成四层，待其自然风干。
没等到掌锹的挖到尽头，打榔头的已经开始第二排的击打，在其侧面打上两个深深的榔头印，掌锹的挖到第二排，码垍子的已将第一排整齐码放好。三人每天挖2000块左右，盖3间房大约需要6000块，得连续挖三四天。等过了十天半月的，垍子基本是半干状态，就可以用车将其拉到盖房的地点，千万要避开阴雨天气。
过去北方的农家家家户户都有火炕，搭火炕的必需之物便是土坯。脱坯没有太大的成本，只要不惜力气就可以。
制作泥土坯和制砖坯一样，需要用模子规范其固定的尺寸，这就是坯木，也叫坯模子。坯木用厚度相同的薄木板钉制而成，长方形，因火炕有4个垛和5个垛之分，所以坯模子在规格上没有统一的标准。老家玉官庄坯木的长度为40厘米，宽20厘米，厚4厘米。小时候经常会看到大人们脱坯，那是看似很简单的一项劳作，有些像孩子们玩泥巴的游戏，但绝没有儿童游戏时的那种乐趣。难怪后人总结说，脱坯乃是农村诸多活计中最累人的体力活之一。
在脱坯之前的三四天，首先要选择好干燥、平整、宽敞的场地，取土和（读huó）泥，里面掺和均匀用铡刀铡好的麦秸或细苇秸，焖透焖熟，使之又粘又软。正式脱坯一般在和泥的第二天进行，一般需要由两个人配合劳作，锄泥的是小工，需要力气，更需要一点眼力见儿，大工把持坯木，负责脱坯。先在地面撒一层薄薄的细土，把坯木用水浸湿，摆正，放平，待小工适时地将泥巴铲到模子里后，填满，用虚拳把四个角填充严实，重要的是要在中间放四五根秫秸秆，俗称骨头。掩埋在正中后，再去掉多余的泥，撩些水到坯面上，用抹子抹平。最后，双手抓住模子两端，逐步地用力提起，一块规矩方正的扁平泥坯就算“出笼”了，在水盆里把坯木洗净，重新摆好。脱坯的人是倒退着干活的，脱一块，退一步，排列满一列，再重起一列，屈膝猫腰，双手不停，一会儿就会汗流满面，但抬眼一望，陈列的泥坯横平竖直，就像整齐列队的士兵。
用自家脱的坯砌炕，不仅传热快、受热均匀，而且持久保温，不足是经过火烤烟熏之后的土坯会很脆，尤其经不住孩子们没轻没重地在上面踩踏、蹦跳。有的人家的土炕年年重砌，为的是拆下来的旧坯和炕烟子作自留地的肥料；有的则隔两三年才重新脱坯盘炕。
不同于曹妃甸南部地区就地取材挖垍子，在北部的曾家湾等地建筑材料主要使用土坯，不光搭锅垒灶盘大炕用土坯，连建房垒墙都用。垒墙土坯比搭灶的要长要厚，砌完墙后还要抹一层掺和草秸的泥。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坯木改制为铁质，更结实耐用些，脱出的泥坯也更光洁美观。
稕（读zhùn）子，就是用高粱秫秸扎成的草把子，曾经是旧时沿海地区贫穷农户盖房的重要建筑材料，直径大约五寸，没有条件使用椽子，直接紧密地摆放在檩条之上，再覆泥土，然后在房顶苫草。
过去农户或渔家，所居草房多为尖顶，南北两面坡，以当地盐碱地上挖出来的垍子砌墙，条件略好的是木质框架结构，俗称“四不落地”，条件差的就在山墙上放置檩条，俗称“墙扛檩”，最为多见。搭好了檩条的房顶，有条件的先铺一层苇帘摆放椽子，大都不铺苇帘就直接摆稕子，其上覆以泥土，头一遍是带草穰的厚泥，第二、第三遍再找平压光。最后就是要在屋顶苫草，即排房，相当于建造瓦房时覆瓦。
用高粱秸秆扎稕子，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一大创举，充分利用当地所产的白高粱资源，高粱秆高大挺直，均匀无裂，提前抖落打理，去杂去叶。捆扎时是两人合作作业，需在比较宽敞的场地，掘地为坑，深不过膝，长宽约半米，能容二人对面而坐即可。每个稕子大致需要秸秆30余根，每隔半米左右刹一道要儿，不可松松垮垮。两个人双手双脚并用，每道要儿都要用力刹紧，先用手拉紧要儿，再用脚左右蹬着秫秸捆来回滚动几下，直到刹结实。要儿是芦苇的，提前用碌碡压劈，再用水浸泡，使用起来柔软且有韧性，捋成大拇指粗细，反方向拧上劲儿，捆上两圈勒紧后，需用木橛协助塞进去方能牢固。常见的规格一丈八尺长，扎好后用铡刀铡齐备用。三丈六的房子，大致需要轧制90个稕子。
稕子依旧，经过几十年的烟熏火燎，呈现出黑褐色，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家燕曾经筑巢的旧痕，仿佛述说着往日里人鸟共处的温馨和快乐。垍子房几近绝迹了，在曹妃甸任何一个农场，也只有在垍子房里才能见到稕子的身影。即使能偶尔见到老旧沧桑的土屋草房，都已成为危房，但它分明就是昔日沿海民居的标本，每每遇到它，我会久久不愿离去，用心为之留影存照，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过这样的房子。
早在12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读juàn）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过去沿海地区的贫寒之家，是以茅屋草舍御寒避雨的，虽然上无片瓦，下仅有立锥之地，总可成为农家或渔猎人家的栖息之所。
草房是十足的陋室，粗糙而简陋，就地取材，虽然没有砖瓦豪华气派、坚固耐久，但冬暖夏凉，好歹算是筑室而居了。草房是用垍子疙瘩砌墙的。垍子出自平整湿润的盐碱地，且布满交错的草根，结实沉重，耐雨淋，是用一种专门的平板铁锹切挖出的长方体大土块。最常见的是两面坡悬山式建筑，左右山墙和中间界山墙上砌出尖顶，搭架檩条，檩上摆放椽子，椽子盖苇芭，没有椽子的，以秫秸扎成的稕子整齐摆放好，然后抹上一层近10厘米左右的泥，泥一定是那种和好草穰的，第一层干了后再抹第二遍、第三遍。房顶铺苇草的过程叫苫房，或叫排房。
排房的耙子是专用工具。耙子一般宽25厘米，高20厘米，厚3厘米，朝外的一面刻有宽、深各2厘米左右的牙子，总共有六七条，背面有一活卯，可以更换耙把，把杆分大小头，大头固定耙面；又分长短杆，短的1.5米，长的4米左右，人站在脚手架上伸出后可达房顶。
排房用的芦苇是当地所产，质量一定要上乘，既细又直，均匀无弯，抖落芦苇时要分成三等：一等是最长的，长2米左右，摆放房檐处；二等的1.5米上下，放中间位置；三等的1.2～1.3米，排在接近房顶部位。每面坡摆好后，便要用耙子拍打整齐，因为都是根部朝下，也很容易铺成一个斜面，草的厚度为20厘米左右。一面坡做完后，苇尖折后用泥抹好，再从檐部开始做另一面坡，顶部苇草也是折向另一面压泥。此后再在地面用芦苇制作约一拃厚、5尺宽的帘子，运到房顶按房脊形状折弯用草泥压实，再在房脊处置一条直径5寸左右的稕子，用木橛钉在脊上。稕子上密集置放芦苇成绺交叉、呈十字绑好的“交模”，最后用粗铅丝东西通贯勒紧，防止大风刮起。
排房多在春季进行，春天雨水少，干得快，用不了几天工夫就干透了。
在现代的建筑中，我们已经看不到门槛了。但当走进北京的故宫，走进苏杭的园林，那些宫殿、楼、堂、馆、室，凡有门的地方必有门槛。而在乡间村镇的老式民居里，门槛亦随处可见。门槛者，指“门下的横木”（《辞海》）。门槛，俗称门槛、门槛子。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称门槛为门限。《尔雅·释言》里有“柣（读zhì）谓之阈（读yù）”的话，注释说：“阈为门限，谓门下横木为内外之限也。”《后汉书·藏官传》：“越人侯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门槛的作用就是内外的界限，同时可以保护门的底部，阻挡从门底下吹的风，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主人的尊严和身份，在民间则称门槛是主人的肚子或脊背，是忌讳用脚去踩踏的。在流传至今的俗话中，常说某家门槛高，其意就是这个家庭各方面条件好、体面，各方面要求标准也高。
住宅是人类栖息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领域，用以遮风避雨，避暑御寒，餐饮休息。过去的曹妃甸，除了极少数富户住房为砖瓦房外，绝大多数普通人家是垍子房，先搭房架，即用顶梁柱支起框架结构，然后在框架内砌墙。多数贫穷人家只是在两侧房山上直接搭放檩条。尽管贫富不等，房屋建筑标准、造价相差悬殊，但都是要装门的，立房架时门框也一并立起来，凡门框都是安装门槛的。
记得童年时，小孩子们都喜欢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看天上的云，看院子里的蔬菜，看飞进飞出的燕子。那时候觉得门槛子很高，坐得高看得才远。后来等长大了从外头回来，突然发现门槛其实很矮。上学时读到鲁迅的小说《祝福》才知道，在旧时代一些被社会指斥为有“罪孽”的人，往往到庙里捐一条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踩，以赎清“罪孽”。再后来读《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说王熙凤因克扣了丫鬟月例（工钱），被人告状到王夫人那里，凤姐便斥骂下人，之前“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跐，即踩，踩着木槛。这是曹雪芹选取的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
笔者拍摄的老房子不少，门框、门栓、门槛都有，但这幅榆木门槛很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拍摄于曹妃甸区六农场曾家湾一处老宅。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这是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童谣。过去的百姓人家里，小小子要不要媳妇不好说，坐在门墩儿上玩耍倒是经常有的事情。
门墩儿是住宅门口的一种建筑部件，是承托大门门轴的精美装饰，以石为之，较木墩耐磨。门墩儿又称门座、门台、门鼓、抱鼓石等，其实用价值在于它是门枕石的一部分，院子大门下面用于支撑门框和门轴的构件叫门枕石，延伸出来的部分便是门墩儿；它是整个门楼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部件，通常会雕刻一些传统的吉祥图案，既是装饰物，也是中国传统石刻的艺术品。
门枕石早在汉代就开始在建筑中出现了。至于什么年代开始将门枕石的外侧延伸出来，并雕刻饰物，逐步演化成门墩儿，似乎没有明确记载。国家博物馆展出北魏文成帝皇后陵墓的石券门，门枕石外侧就做成虎头的样子，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门墩了。在北京最知名的四合院，基本上都有门墩儿，数量、样式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自成一派。
门墩儿形状大体有三种：箱形、方形和圆鼓形（即抱鼓石）。其浮雕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图有文，寓意多子多孙、子孙昌盛、长寿万年等。相传，抱鼓石最早是古代将军胜利归来时炫耀战功的战鼓，箱形门墩儿则是文人状元及第光大门庭的书箱。
老式的石鼓门墩儿，两侧密排帽钉，匀称整齐，其上所刻兽形有狮子、虎、麒麟等，或卧或坐，形神兼备，两侧及下面所刻图案有云头、绣球、豹脚纹、暗八仙等，变化丰富，绝无雷同。
在曹妃甸乡间行摄，会经常遇到门枕石，多很普通。过去的门没有铰链或合页的，靠门枕和连楹来固定门扇，如果没有门枕来抵住门扇，开关门扇时就会摇摆不定。况且在沿海地区盐碱潮湿，门枕石又能隔潮隔碱，更必不可少。
抱鼓石在当地就极少见，多是富裕户、居住砖瓦房的人家才有。首图拍摄于六农场曾家湾曾一村的张景平家中。他现在居住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原来是瓦房，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976年的大地震震倒后，重新翻盖成平房。他是一名普通职工，只有小学文化，种过地，做过烧酒，很有怀旧情结，曾从卧如寺周边捡回过几件石碑、碑座、石香炉等旧物，一直收藏至今。
唐代诗人王维《送别》诗云：“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南宋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云：“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两首诗都提到“柴扉”，就是今天我们俗称的栅栏子、寨门子、排子门或梢门。一般用杂木为框做成“曰”字形，上缚芦苇、秫秸或荆条，好歹就算“院门”了。
过去的贫寒之家，大多以打鱼、种地为生，盖不起砖瓦房，更没有深宅大院和门楼，住的垍子草房和篱笆小院，平地开畦种点瓜果蔬菜，角落里养些鸡鸭猪狗，邻里之间也无须互相提防，简单编成篱笆即可，即俗称的夹寨子。夏秋时节，草绿果香，蜂飞蝶舞，鸡犬相闻，也极富有诗情画意。
简单的房舍，随意的院落，寨子就权当了围墙。它和城市里的铁栅栏一样，既可以圈定边界，又可以防止外人随便进入。有家就要有门，随便几根木板木棍，钉或绑成边框，再附以秸秆、苇秆或树枝，再用绳子或铁丝绑在两根粗壮些的树桩之上，使之开合自如，这便是梢门的极简构造，又因用料将就、实用性强而广为应用。这简单的农家院门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挡不住、防不了小偷，只是多了一道防线，比家门大敞四开略好一些，起码保证自家的鸡鸭不跑、猪狗不丢，或防止左邻右舍散养的家禽家畜跑到院子里来糟蹋庄稼蔬菜。
一般临街建房的讲究人家还垒上围墙，街道北的梢门开口在东，街道南的开口在西，选一根长木为梁，粗的一头凿一个圆洞，两头各安装一个戳桩，间由横棍相连形成一个长方形框架。道北的户安梢门紧靠西墙，道南的靠东墙，埋上一根木桩，上端出一圆柱体恰好与梁的圆洞吻合，吻合后梢门梁与地面平行而靠近梢门桩子的戳桩不挨地面，最后用秫秸勒在框架上就算制作安装成了。在垒墙时靠近梢门梁的把的部位预留一方洞，中间戳一木棍，关门时便可用铁链将梢门缠绕上锁了。
昔日柴扉篱笆小院之美，非深宅大院可比，邻里之间也更加亲近和谐，乡亲们祖祖辈辈也过惯了这种简朴闲适的农家生活。也许是时代所限，也许是生活所迫，先人们不得已而为之，但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岂不是更加贴近自然、更加体现原生态？远胜于困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诚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今人心向往之。
炕，亦称火炕、土炕，指北方地区通火取暖的床，多以土坯或砖垒炕。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明代《正字通》曰：“炕，北地暖床曰炕。”炕上铺席，称之为炕席。
炕席，以苇篾、高粱秸篾编织而成，亦有席上铺皮毛或毯、毡者。“席，藉也”（《说文》）。会意字，因天子诸侯的席有刺绣镶边，故从巾。“初在地者一重，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周礼·司几筵》）。清代方苞《狱中杂记》有“席地而卧”的记载。“席”字本义为供坐卧铺垫的用具。《三字经》就有这样的话：“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割席断交”的故事出自《世说新语》：“管宁、华歆（读xīn）共园中锄菜，……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曹妃甸古来就是水泽之乡，遍生芦苇，而芦苇织席要比高粱秸篾细密、结实、美观。过去，农场村庄里家家户户都有火炕，炕席是居家生活的必备之物。俗话说：“炕上无席，脸上无皮。”盘好暖暖的火炕，铺上平展光滑的白花花的炕席，立马会营造出温馨的氛围，家里来了客人，就能拍拍炕席往炕上让。反过来，没有炕席或炕席破烂，那就很没有脸面。不铺席的叫光板炕，在旧社会有的贫苦人家，穷得买不起一领席子。那时形容某一人家家境贫寒，会说“炕上连领炕席都没有。”一领炕席，一般可用好多年，有的人家春节买回一领新炕席，往往出了正月把新席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继续使用原先旧的，等到来年时再将新席铺上去。
曹妃甸丰富的芦苇资源，造就了许多织席编篓的能工巧匠，一直到生产队集体经营时期，许多村队还当成一项重要的副业，精心地挑选不同规格和质量的苇子，组织打苇帘、编炕席等。别看炕席只是那么一张简单大方的花席，却需经过选苇、破篾、挑席等二三十道工序和烦琐的劳作，是纯手工、也是纯手艺活计。
土炕、炕席，都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摸爬滚打中，有时免不了被炕席上尖利的细篾刺伤手脚，引起“流血”事件，严重的还要红肿发炎，甚至化脓。夏天身上穿得少，裸露的地方多，在炕上坐久了，或者睡着了，脸上、胳膊上，孩子们的屁股蛋上，都会印上鲜明的炕席花，如木刻一般好看，而且好久都消退不了……
苇席铺在火炕上，经过炕火的烘烤，终究免不了衰老的结局。靠近炕沿边的地方最容易损坏，主人会及时将它掉过个儿来继续使用；某一处被孩子们弄破了，就用旧布块刷上糨糊打上补丁。总之，困难的家庭总是想尽节俭的办法，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一直到旧炕席实在不能维持了，才不得不撤换下来，或继续留在下面，为新炕席做铺垫。即使被撤换下的旧席，人们也是舍不得丢弃的，或用来遮盖粮囤的粮食，或用来苫盖园子头的草垛。旧炕席还有一宗特殊的用处，被村里心灵手巧的妇女收集起来，剪下能用的部分，裱糊方的圆的各式各样的花笸箩。姥姥当年就是糊笸箩的能手，她留下的手艺，我至今收藏着两个，有一个已经磨损得露出了旧席的苇篾了，已呈红褐色，算起年头来，基本上与老母亲同龄，有一个还是母亲当年的陪嫁呢。
渤海之滨盛产的芦苇，是大自然馈赠给曹妃甸人的礼物。祖祖辈辈精于破苇织席，炕席铺在温暖的火炕之上，与人朝夕相伴，与身体肌肤相亲，让人无法不留恋那往日的时光。
现如今，农村的房子越盖越好，土炕也大多被新式的木床代替，与农民世代相守的炕席，已不见踪影，再想闻到从炕席间飘散出的缕缕的老炕烟的味道，已成为十分难得的事了。
“百度”这样解释“炕沿”：指火炕临地一边的上沿，多用扁方木镶在炕身上。它和河沿、井沿的“沿”字意义大致相同。家乡的土炕和北方的村庄一样古老，适合做炕沿的木料，以柞木、椿木、桦木及落叶松等硬木居多，一般宽12～15厘米，厚5厘米左右，长度在4米左右，有用整根木料的，也有拼接起来的。还有的用更便宜的很长很粗的竹子从中间劈开的，两端插入左右墙中七八厘米固定，越坐磨得越光滑，既实用又有装饰的作用。因此说炕沿既是炕沿墙与炕面之间转承衔接的关键构件，也是为火炕整体固态之美所作的点睛之笔。
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人互相串门，都喜欢坐炕沿，一抬屁股坐上去，双腿自然垂地。炕沿的特殊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居家主人落座小憩频率最高，也是来往客人进屋后的一处首选之地，因此看一户人家好不好客，从炕沿的光洁程度上就能得出结论。孩子们也喜欢炕沿，但不是为了坐，而是逞英雄。因为小孩个头儿不够高，直接坐不上去，他们便蹿上蹿下地比起赛来了。每逢春节大年初一，人们挨门挨户地拜年，一挑门帘，炕沿上准黑压压坐着一溜人，其实这炕沿，就相当于板凳、沙发的功能，而且屁股越往里挪越热乎。家乡的土炕和炕沿还是一种待客之道，初次登门的生人，或者重要亲戚来了，仅仅坐在炕沿还不行，赶紧请上热炕头，才算主人热情周到。
到了年龄背起书包上学以后，炕沿就成为我的写字台，夜晚的灯光下，趴在炕沿边上做作业，爷爷坐在大炕的另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在旁边默默地守着我，每次抽完烟后都会在炕沿上“梆梆”地敲净铜烟锅里的烟灰。
旧时民俗，二月二这天有“敲炕沿”的习俗，农村老太太会拿一个笤帚疙瘩四处击打，口中念念有词：“二月二，敲炕头，金子银子往家流；二月二，敲台子，一年一个小孩子；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
“上炕”之所以成为北方人接待客人的方式之一，是因为天气寒冷，“炕”才是最暖和的地方。但是，《红楼梦》中的“炕沿”，却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坐的。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来拜见贾政的时候，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第五十五回，王熙凤和平儿一处吃饭，放小炕桌，平儿屈一膝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这些细节，无不透漏了同一个信息，长辈、主子们的炕沿，晚辈或者奴才们是不能随随便便坐的，别说平儿，就连贾琏的乳母也没资格。但是也有不懂这个规矩的，第六回中，刘姥姥进贾府，周瑞家的把她带到王熙凤屋里，王熙凤欲起身犹未起身之时，刘姥姥已在地上拜了数拜。王熙凤忙道：周姐姐快搀住，不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道：这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
如今，即使在农村，土炕也已成了一种稀罕物，炕沿更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我却时常想起儿时那热闹的火炕和炕沿，它不仅是有温度的，还自然而然带有那种特有的土腥味和炕烟味，这种味道从出生时起，就开始渗入我的血液，深入我的灵魂，强化着有关幼时成长的点滴和土炕的记忆，同时也传承着乡间久远的传统民俗文化。
不知何故，在《辞海》《辞源》两大辞书里并没有收录“钌铞儿”这一词条。《汉语大词典》仅解释为“门窗上的搭扣”。《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最为全面具体：“扣住门窗等的铁片，一端钉在门窗上，另一端有钩子钩在屈戌儿上。”并标注拼音：“liào diàor”。不过，在曹妃甸方言里，“钌”字读成三声。
伴随私有制的诞生，为防他人开启而设计的机关——锁便诞生了，不过早期的锁为木锁、石锁。随着冶炼技术的成熟和发展，才出现用钥匙能开启的铜锁、铁锁等。有了锁，必然有与之配套的钉铞儿，但此名称在史料中并无记载，古时称其为“屈戌”，读“qūxūr”或“qūqūr”。《辞源》释义：“门窗上的环纽，搭扣。”《辞海》说“又作屈膝”，即铜或铁质的带两个小脚的环，钉在门窗的边上或箱柜的正面，用来挂上钉钩或锁，也可以成对地钉在抽屉正面和箱柜侧面，用来固定U型环。李商隐《魏侯第东北楼堂》诗云：“锁香金屈戌，带酒玉昆仑。”李贺《宫娃歌》：“啼蛄吊月钩阑下，屈膝铜铺锁阿甄。”清代《事物异名录》载有“曲须”“屈膝”“屈戌”等名称，并《名义考》：“京师人谓门环曰曲须，当是屈膝，言形如膝之屈也。古《乌栖曲》作屈戌。”屈戌之“屈”，表示门扣子的形状，而“戌”，为排序十一的地支，即戌狗之戌，其中自然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戌狗在此，门户自严。
过去，在普通庄户人家，门钌铞儿是常见之物，从大门，甚至梢门，再到房间的门上，屋内的箱子、柜子上，都设有钌铞儿，并配大小不一的铜锁铁锁。至于官府、包括大户人家的大门，则装置着门环，为门脸上的重要设施，制作讲究，很是精美。比如老北京的四合院，其门环已成为一种门饰艺术，形象千姿百态，外观优美，是难得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遍观曹妃甸沿海镇村的钌铞儿，大门上的多为铁制，两节居多，设计简约，外观简朴，甚至有些简陋，但绝对牢固结实，一如这里的民风一样质朴无华。保留一个老物件，就是收藏一段历史，收藏一种文化。
“锁，古谓之键，今谓之锁”（《辞源》）。“一般要用钥匙方能开脱的封缄器”（《辞海》）。在古代，锁几乎与私有制同时诞生，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留存着装在木结构框架建筑上的木锁。古代还有石锁，并无钥匙，是以绳索或铁链束缚。商周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同时冶炼技术成熟，并很快被应用于制锁行业，于是，出现用钥匙才能开启的铜锁、铁锁，以钥匙的不同匹配不同的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锁也有了长足进步，锁芯里加入长短不一的弹子，需要用相应齿形的钥匙来打开。以后，又发展到密码锁、电子锁、磁性锁、激光锁、指纹锁、声控锁等。现代锁具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历数中国古代锁具，与现代锁具相比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众多，制造精巧。由于是手工艺制作，使工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从材质上分有金、银、铜、铁等，从形式上分有圆形、方形、枕头形等，按用途分有挂锁、门锁、箱锁、抽屉锁等，从工艺上看有平雕、透雕、錾花、错金、镶嵌等，技术精湛，丰富多彩。它不仅是供人使用的生活物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可供人鉴赏和收藏。
半个世纪前的乡村，长幼有序，礼貌待人，民风淳朴，至少在村民的潜意识里，没有刻意防范外人的心理。因此，各家屋门上的那一把挂锁，基本上就是一种摆设。那时一般人家就是使用的传统的圆鼓型的铁挂锁，黑乎乎的像个猪腰子，钥匙犹如算卦的竹签形状，可以从锁屁股眼里插进去，稍微用力一捅就开。这样的锁挂在门上，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防范功能，任何人只要拿一根铁丝或铁条，就很容易把它拨弄开。事实上，家人即便锁上房门外出或下地，并不会把那粗笨的长柄钥匙随身带上，有的放在门框上边，有的放在门槛下边，还有的放在窗台上，甚至干脆就在门边钉一颗钉子，穿了布条的钥匙直接挂在上边。每当孩子们放学回家，自然知道自家钥匙“藏”在何处，拿来便可开门。其实，这样锁门也就形同虚设，正所谓“锁得了君子，锁不了小人”。
俗话还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使用密码锁、指纹锁的今天，当见到一把旧时曾经每家必备的铁锁或铜锁时，或玲珑，或奇巧，或朴拙，但都已锈迹斑斑，充满沧桑，一定会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每一把古锁都有自己的故事，它能锁住家、锁住门，但锁不住光阴流逝，更锁不住心绪飞扬……旧时光里打开的每一把锁，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幔子，一般字典、辞典上的释义是指旧时悬挂起来用于遮挡用的布、绸等，比如幔幕、幔帐、幔帷、幔布等。这里实为冀东方言，专指一种室内设施，即用方木或圆木架木板于室内，大小与炕下地面面积基本一样，高度在七尺左右，但必须是在尖顶房屋之内，属屋内的悬空仓库。
旧时曹妃甸农村，地处偏僻之地，自然条件极差，交通不便，建房砖瓦、木料奇缺又难运输，加之百姓生活艰辛无力购置，除少数富裕人家建有砖石木架结构的房屋外，大多数人家是就地取材，以垍子垒墙、苇草苫顶，低矮潮湿。房屋多为坐北朝南，式样为一明两暗，即中间为堂屋，两侧为住室，面积仅70多平方米。居住面积有限，就要想方设法拓展空间，搭建幔子便是先人们的智慧所在：在住室四角立起4根支柱，其中南部两根紧挨炕沿，北部两根立在北面墙角，其上又以方木搭建起边框，中间搪两三根细木为撑，铺设成一层木板，里面就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小空间，大约八九十平方尺，用于存放什物，这就解决了房窄屋小的问题。所用木料因家庭条件而定，有用松木檩条和木板的，也有杨木的，甚至有用高粱秫秸秆扎成的，姥姥家当年的幔子就是这样的。
其实幔子是极狭窄的空间，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则是另一番天地了。大概二三年级，我个头儿刚长起来，就经常沿炕沿一端的脚登手，大胆地爬上去，因为上面有一个装旧书的笸箩，是我的大姑和父亲当年上学时留下的旧课本。我们60后这一代，上小学想读书时却无书可读，自从发现这一笸箩旧书，简直如获至宝，昏暗、逼仄的幔子成为我文字启蒙的“摇篮”。
与幔子类似的，还有一种更简易的置物装置，家乡人称之为高板，常利用独板悬挂于土炕两端的上方，距离房顶2尺左右，用于放置笸箩、小箱子之类的东西，同样是较为合理的利用屋内空间。有的人家是用幔子拆下来的旧木板吊起来，也有的是用秫秸秆编成的，因陋就简，人站在炕上伸手可及，甚是方便。
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沿海地区逐步兴起盖平房，尖顶的草房瓦房逐步减少，幔子便成为稀缺之物。我拍摄时仅见于李八廒村李明目旧宅，兴建于民国27年（1938年），房屋已成危房，幔子一角早已倾斜，摇摇欲坠。说不定再过几年，连这样破烂不堪的幔子也找不到了。
拴马桩，亦称拴马石。自从人类驯化了马，并为人骑乘和驭驶起，拴马石就随之诞生了。最初没有专门的拴马石，一棵树，一根木桩子，一块石头，只要能固定骡马缰绳就可以。明清两代，石雕的拴马石、拴马桩已非常普遍。自民国以后，自行车、汽车等新型代步工具慢慢替代骑马出行，拴马石（桩）遂逐渐减少。
过去，马、驴、骡、牛在北方地区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所需的牲畜马匹及车辆也就越多，所以在农民的心里，拴马石又是日子富裕的象征和标志，这也是大批的拴马石能够产生和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拴马石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多以整块青石雕凿而成，坚固耐磨。一般通高2～3米，宽厚相当，约22～30厘米不等，常栽立在民居建筑大门的两侧，不仅成为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具有拴系马、骡、驴等牲畜的实用功能，而且和门前的石狮一样，既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的作用，同时还被赋予避邪镇宅的意义，有人称它为庄户人家的“华表”。故此，拴马石是北方农耕文化的产物和缩影。
拴马桩通体可分为桩顶、桩颈、桩身及桩根四部分。桩顶为圆雕造像，其造型样式甚为丰富，主要有猴、狮、人骑兽等类型，雕琢高度概括，造型生动逼真，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桩颈为顶、耳之间的联结部，常处理为双层，上层作圆鼓形，带四桩的阁形或花瓣形等，以承托主体造像；下层常在方柱体坯上刻画出浮雕，有鹿、羊、马、花鸟、云水等图造型。桩身多为四棱柱形，素面净身，有的在前、左、右三面布有竖条状浮雕图案。桩根为尾根部，呈楔形，一般埋入地下70～100厘米。整个拴马桩以上下等粗的方坯条石錾琢而成，桩头至桩根浑然一体，桩顶造型也很注意体积上的紧凑，往往在狮、猴前肢或人臂腕间镂凿为穿系缰绳的通孔。拴马桩石雕在整体上综合运用浮雕、圆雕、线刻等手法，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使整个拴马桩气势非凡，坚实有力，岿然生根。
拴马桩石雕所具有的文化研究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块块普普通通的青石上，民间艺术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使拴马桩既成为民间石雕艺术的典型代表，又成为乡土文化中亮丽的风景线。
拴马石虽然历经风雨腐蚀风化，呈现出沧桑而斑驳的面貌，却未能剥蚀当年生动风采，并依然透露出特有的凝重与神秘。至于作者，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虽然它是民间工匠的手艺，但煌煌佛国石窟，赫赫皇族陵寝，尚且没有创造者镌名的权利，更何况散落在乡野僻壤的残石断桩。然而，随着城乡房屋改造进程的到来，这些老物件越来越少，在此存影成文，权作留念。图片拍摄于曹妃甸六农场的营城村。
“许多情况下，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对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要求，都会做出相同的发明或采用类似的方式解决，对此我们深信不疑。然而，在中国进行发明调查时，我们却不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总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解决某些重要问题。在中国传统工具中，风箱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在现代机器应用之前，风箱以其新颖和高效的特点超过任何其他的空气泵。”“从构造上看，风箱外形是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内部由隔板分隔成两部分。隔板可以在风箱中前后移动，通过木棍穿过箱体与手柄相接。手柄与两根木棍垂直连接固定，木棍长度一致、上下平行。当手柄把隔板从风箱这头推到另一头（反之亦然），每一行程中两个隔板的体积都会改变——一部分变小，而另一部分相对变大。故西方人叫中国风箱‘双动活塞风箱’”（《手艺中国——中国手工艺调查图录（1921-1930）》）。
风箱，又被称为风匣。“压缩空气而产生气流的装置。最常见的一种由木箱、活塞、活门构成，用来使炉火旺盛”（《汉语大词典》）。风箱是伴随着火的应用和冶炼技术的开始而产生的，其诞生年代和发明人，于史无考，有说唐代的，有说宋代的，还有说明代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记载：“风箱安置墙背，合两三人力，带拽透管通风。”风箱之大者，即为铁匠铺使用的，体型大，风力猛，小者为锯盆锯碗小炉匠用的，很小巧。虽然大小不同，但其内部构造基本一致。居家所用的风箱体型居中，一般长70厘米、宽30厘米、高43厘米左右。做风箱的一定都是木匠，但木匠未必都会做风箱。
过去的农村，无论南方北方，也不论山区平原，几乎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这样一个长方形的风箱。农家人烧火做饭用的柴禾，几乎全是高粱、玉米等庄稼秸秆，也有专门在荒滩野地捡拾的芦苇、蒿子等，有软有硬，有干有湿，灶膛很大，每次能吞下很多柴草，全靠风箱助燃，不仅做饭快，还很省草。风箱，主要是由拉杆、悬木板、活动挡片和风箱嘴组成，推拉木杆一般都用硬木制作，结实耐磨，不仅使用寿命长，而且越用越光滑。风箱两头各开一个正方形的天窗，作为进出气孔，箱内安装的长方形挡板，相当于鼓风的活塞，四周用细绳紧紧地扎牢一圈鸡毛，那鸡毛既不影响风的推拉，又能避免跑风漏气。每一次抽拉，行内人说的忽哒舌头，即小盖板便会自由开合，发出“呱嗒、呱嗒”的响声，通过左下侧装有的风嘴送进灶膛之内，一下子就能鼓动火焰起舞，燃烧更旺。
灶台都是与土炕相连的，一拉风箱燃烧起来，炕上乃至满屋都会是热的。大人们一日三餐都要在灶台前忙碌，一只手不停地拉动风箱，这真是一件既累人又乏味的事情。每到孩子们放学回家，多半是做饭的时候，就会主动地或被迫地蹲在灶前帮着拉风箱。这种活计毕竟太过单调，对生性好动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折磨，大人们总会有办法，把从地里挖来的白薯、土豆或擗来的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塞进灶坑里几个，伴随风箱的推推拉拉，不一会就会飘出阵阵诱人的香气。一旦有了食物的诱惑，孩子们也便能够从枯燥的劳作中体味到一种单纯的快乐，何况从大铁锅里发出的鱼香或肉香更会令他们全身充满力量。
在没有电动鼓风设备的年代里，一切需要快速升温的地方，都离不开手动的风箱，一推一拉，一抽一压，火苗随着人的动作欢快地跳跃。如今，煤气灶、电磁炉、微波炉等日益现代化的煮饭工具，早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风箱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一阵阵略显沉闷但却有节奏的拉风箱的声音，恐怕只有在梦里重温了。
北方的农村一年四季烧大灶，大灶是连着土炕的，因此除了烧水做饭，就是烧炕取暖。每天清晨，不管寒暑冷暖，起身最早的就是母亲，常常一边系着棉袄的蒜疙瘩扣，一边伸手在灶台旁拎起一个物件，探进冰凉的灶坑里，一进一出地把灶膛里满满的陈灰扒到簸箕里，而后出门倒进冰天雪地的灰坑里。几乎家家的母亲都是如此，一天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母亲们在一天开始之际摸起的第一个物件，大概就是掏灰耙。它一生至死也不曾有过学名，一辈子就是土名，也称掏火耙。用它掏灰，堪称居家最简单又必不可少的一项活计，连小孩子都做得来，只是贵在坚持。顾名思义，掏灰耙就是从灶坑里往外扒柴草灰的一种用具，没有这个物件的人家，就不被人认可为人家。多是农家自制、自用，其形状就是前端一块木块，大约长5寸，宽4寸，厚1寸，钉一根2尺多长的木杆就是了。据说早年间娶新媳妇过门，婆婆都会交给她一个掏灰耙，让她在灶膛内象征性地掏三次灰，边掏还要边念叨：一掏金，二掏银，三掏骡马成群。这分明是对媳妇新生活的一种期望和祝福，或许也包含着婆婆终将掏灰耙易手的喜悦与庆幸。
掏灰耙掏出的柴灰其实真是一种好东西，是高品质、多种用途的肥料。灶膛里的烧柴，不管当初那些植物属于草本还是属于木本，燃烧后的残余物统称草木灰，属于不可溶物质，质轻且呈碱性。因其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所以凡是植物所含的矿物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在田间地头不能运回利用的秸秆，多就地焚烧还田了。家庭的土灶产生的草木灰，则都由掏灰耙随时收集。
长期生活于农村的人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柴灰的用法。乡间流传着一种治疗肚子胀的土法，就是喝用柴草灰滤过的水，传说很管用。人们还经常把家里老母鸡所生的蛋，埋进装满草灰的坛子罐子里，说是可以长时间保鲜。而擦拭满身污垢的煤油灯，也多是用残灰，能把油渍悉数去除且光亮如新。最有意思的是，有人还会利用柴草灰防贼捉贼。春节时家家户户的窗根下都用冰雪埋着鸡鸭鱼肉，曾有小心眼的聪明人，在晚上熄灯前满院里撒上一层灰，为的是让小偷留下自己的脚印，以便于追索，但最终没有听见过那按灰索来的贼，不知是原本没贼，还是证据不足。
柴灰是俗物，也就有了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俗世用法。掏灰耙更是俗之又俗之物，因而也就有了几乎人人都知晓的一种俗世暗语。在民间风俗中，掏灰耙的工作实质是爬灰，却自古以来形成一句恶毒的骂人话，专门用于形容公公和儿媳之间发生乱伦之事。《红楼梦》第七回，酒醉的焦大就骂过这样的话，被捆了并“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嘴”。仔细想过，终究不能明白掏灰耙这样一个简单的器物，掏灰也是那样一个明了的动作，缘何竟蕴含了如此别样的意思。
不由让人联想起小时候奶奶讲过的一个谜语：一条腿的板凳坐不得，是掏火耙我不告诉你。
灯，照明用具。灯给世界带来光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有光明的地方就有人类的文明。数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发现和懂得使用自然之火来御寒、烧烤和照明，灯也是因为火而得到发展。3000多年前，开始使用简单灯具承载火烛，书写文明史。从粗糙的石灯到青铜灯、陶瓷灯，到现代的电灯，灯具的历史变迁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缩影。每当夜色阑珊，不管远的还是近的、也不管熟悉的或陌生的灯光，总能让我们想起家、想起亲人。
我国古代照明使用的灯具有很多名称，如镫、锭、烛定、烛豆、烛盘等。可考证的最早制作的灯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早期的古灯构造非常简单，主要分为灯盘、立柱和灯座三部分，最上面是盛灯油放捻子的灯盘，灯盘由立柱连接喇叭形或圆足形的灯座。从古代字体演变可以看出来，“灯”是由“豆”变化而来的，古籍之中早就有“灯源于豆”的记载，是依照当时的食器——豆的形状制成的，故称为豆形灯。当时是用豆油、菜油、麻油等来作为燃料的，里面放一根灯芯，点燃照明。到了民国时代，随着煤油的逐步普及，这种油灯就越来越少见了，偶尔在乡下还能够在办丧事的奠堂上见到。
传统的油灯因为是带座的，所以在北方地区被称为灯台。当地老人们常说的掌灯烧油烧的是黑变儿油，就是指棉花籽油。灯台又是敞开的，常常招引老鼠来偷油吃，就被人们编入儿童歌谣里：“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吱吱叫奶奶……”后来待我学习中国美术，知道艺术大师齐白石经常以老鼠爬灯台偷油为题材，创作出许多精品佳作。
后来，大约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煤油灯开始普遍成为农村的重要照明工具。但一向节俭过日子的普通农家，大多数都是自己动手制作，利用旧的空墨水瓶、药瓶等小型的玻璃瓶子，在瓶盖上钻出一孔，然后将牙膏皮或白铁皮制成灯芯管，用棉花或布条搓成灯捻穿入其中，一盏简易煤油灯就做成了。后来出现了玻璃罩的煤油灯，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式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以旋转的小轮，是把灯芯调进调出，以控制灯的亮度，是点煤油最保险的灯具，当地人都叫它保险灯，想来是与灯罩密切相关的。玻璃灯罩不仅聚光，能使油灯更加明亮，而且拢烟，能使油烟朝上升腾，况且举凡有了灯罩的灯盏，便有了不怕风的好处，“保险”一词应该由此而来。灯芯旧时叫灯草，也叫灯捻子，是由棉纱编织的，蜷曲在一汪清油里，可以捻上捻下，捻大了明，小了则暗，点的时间长了会结灯花，用剪子剪了才保持亮度，如同蜡烛一样。记忆里曾经有一首红色歌曲《老房东查铺》，女歌唱家马玉涛演唱的，里头有一句歌词“手里捧着一盏灯”，就是这种煤油灯。后来又流行一首《老两口学毛选》，想必也是在煤油灯下一起学习的。
即便有了煤油点灯，人们也都会把灯芯调到微小如豆，只是为了省油。煤油那时是很金贵的，人们更多的叫它洋油，就连点灯用的火柴，都叫它洋火。当时的农场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最好的青壮年男劳力每天记10分，一般妇女就仅有六七分，年底结算时，10个工分只值一块多钱，当时的煤油价格每市斤就两毛多。一般庄稼人是舍不得点灯熬夜的，点灯也被认为是在“烧钱”。劳作一天的人们依然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天一擦黑儿就上炕睡觉，早晨也是早早地起来。
煤油灯——保险灯，是那特殊的年代里在普通百姓家中的一个鲜明印记，简单，轻巧，实用，令几代人拥有了一个大同小异的童年：灯光昏暗，烟熏火燎。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夜晚，父亲经常点灯搓麻绳子、编织锅盖，母亲则常在灯下织布，或做针线活。待我上学后，就在半明半暗的油灯下看书写字，早起洗脸时才发现，鼻孔里满是熏的黑油烟。
灯，还有另意让人心仪。法曰灯，佛家喻其长明之法如灯，遂谓其法为灯。“自行化彼，则功德弥增，法光不绝，亦名无尽灯”（《释氏要览》），“静参禅语看传灯”（苏轼《杂句诗》），“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陆游《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现在读来，别有一番滋味。曾有人做过统计，仅《全唐诗》中写到灯的地方共有1563处，如果以历代诗词歌赋计算，恐怕十余倍不止吧。想来古时候的夜晚有特别的意境，原因是与灯相伴才如此静谧，古寺青灯，野鬼狐仙，西窗秉烛，巴山夜话……能够想起这些经典场面，说明今天生活在日光灯、霓虹灯下过着热闹日子的人们，骨子里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从油灯到电灯，犹如从马车到汽车，每一种新能源、新动力、新材料的出现和应用，都改变着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我们曾经稔熟的物品变为了历史，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油灯，现回头再找几盏还真是不易了。虽然它很简易又极普通，便毕竟是历史的遗存，如果家里还有，应该好好地保存着。
有一种灯极少被人提及，因为它不像煤油灯和蜡烛那样普及，也不是家家户户都用过。我小时候见过，也零星地用过，印象颇深。它很亮，没有油烟，又不怕风雨，缺点是释放一种难闻的气味。它就是嘎斯灯，也叫电石灯，“嘎斯”一词是英文“气体”的谐音。
嘎斯灯看上去其貌不扬，像个小铁壶，伸着一个长长的嘴。这铁壶能打开，分上下两层，里面有装水的地方，有填充材料的地方，所谓材料就是电石，灰白色，遇到水就释放出气体，可以点燃，而且十分明亮，觉得很是神奇。这便是我最早对它的认知。
后来才知道，嘎斯石就是碳化钙，遇水发生反应生成乙炔，极易燃烧，过去的气焊用的就是它。嘎斯灯可以用铁皮自行焊制，有技术有手艺的人都会做。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大一小两个罐头盒，做成里外两个筒，外筒朝上的一端留孔，焊接一根长管做灯芯；里筒用来装电石，只要让电石遇到水，就会生成乙炔，通过灯芯冒出气来，点燃后就是灯，蓝色的火焰会发出丝丝的声响，有些类似于电气焊的火光。其中较为复杂的东西，不过是增加对水的控制机关。有时也会有一些有惊无险的事情发生，由于纯属手工自制，又没有什么的技术标准可依，有时可能因为气体产生得过于猛烈，外筒被怦然顶出，特别吓人。也有时因为灯管太细，过多的气体不能及时排出，还会导致爆炸。后来在化学课上听老师讲授，碳化钙遇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气体乙炔是易燃气体，遇到明火会剧烈燃烧甚至爆炸。这就是嘎斯灯的原理。
制作嘎斯灯，可以说是人工制作天然气的先驱和尝试，在户外照明应该是首选，只要点燃起来就满院通亮。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晚上开大会或分物资，也常用这种灯。直到80年代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见到街上小商贩们的嘎斯灯，在晚间的风中影影绰绰地燃烧着。
可惜，嘎斯石不容易弄到，所以没能在民间普及。
马灯应该是舶来品。据说最初是南方人出海打鱼时将马灯悬挂于桅杆上，称作桅灯。关于马灯一词的来由，有人考证说是骑马夜行时在马背上携带照明的，故称马灯，其实马的夜行是不需要灯来照亮的；也有人说驾驭马车在黑夜里行进，赶车人将马灯悬挂在车辕之上，这样解释也未免牵强。俗语说“马不吃夜草不肥”，这句话就是说马在夜里需要喂草料，马有夜眼但人可没有，所以夜里喂马时，靠点燃一具马灯照亮，久而久之，这种灯型才得马灯之名。这种解释更接近事实。
马灯是便于手提的煤油灯具，其最大的功能便是防风，更适于户外使用，有的地区就叫它防风灯。马灯的构造十分独特，高35厘米上下，底座是一个油壶，上有盖口可以拧开注油，旁边旋钮可以调节灯芯，其上是一只玻璃罩，以交叉的铁丝围拢。灯罩两侧是比较宽的铁质框架，并有提手可供悬挂。它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及乡下，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谁家一旦拥有这样的防风灯照明，是颇值得喜悦的事情。
即便农村树立起电线杆并拉起电线，屋内的电灯也是不能天天亮起来的，总是三天两头地断闸停电，马灯便始终发挥着作用，况且它比普通的煤油灯要明亮一些，而且灯光不易摇晃。在春季农忙季节，农场的职工要日夜不停地看护好水稻秧田的进排水渠道，夜间值班巡视，就要依靠一盏马灯引领。那年头的放水员一定是责任心强的人担任，因为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着水稻的长势和未来的产量。谁家建新房之前，都要经过打夯夯实地基，挑灯夜战时，马灯是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夏天菜园里看瓜，马灯也不能缺少，闪烁着昏黄亮光的马灯挂在瓜棚上，看瓜人就可睡个安稳觉。秋风起，蟹脚痒，中秋节前后河蟹正肥，人们都是手提着马灯去河边渠岸捉螃蟹，具有趋光特点的毛爪蟹会被灯光吸引，大摇大摆地直奔马灯而来。乡野的晚上，手电筒后来代替了马灯，但它只适合单纯行走的照明，在需要持续光源时，马灯依然是重要的。
在家乡，马灯是发丧送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具。手提马灯的领路人低头行路，带着长长的穿孝服的子孙一字排列的队伍，游走至村口。走完一生路程的亡人，其灵魂最后一次跟着马灯如豆的光影，在故乡的路上行进，并指引其前往西天的冥间仙界。
马灯结束自己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至少也有半个世纪了，但在城乡大小民俗博物馆里或收藏爱好者手里，还能时常见到它的身影，只是一身灰尘、锈迹斑斑。刹那间，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名句闪映脑海：“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一只“备受摧残”的马灯，已成为我书斋上的装饰之物，并引了电源，在灯罩里装置了一个小灯泡。每当夜晚降临，马灯温暖的光，常常把我带回老家的斑驳土屋，带回野草青青的河塘之畔……
这个汽灯发现并拍摄于十一农场李家灶村李向林家里，算是煤油灯阵营里的“巨无霸”了。油渍和灰尘已经让它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柏各庄农场建场之后，普通人家已开始使用被称之为保险灯的、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做日常照明，室外活动则使用手能提、墙上能挂的马灯。那时被称作洋油的煤油是进口的，供销社卖的价格并不便宜。清朝后期，英美的煤油输入到我国，这种油用白铁桶装着，桶上印着“美孚石油公司”字样，装煤油的桶也被称为洋油桶。尽管有了比棉籽油、豆油等更好用的洋油，但每位家庭主妇都会精打细算，能不点灯就不点，能省一分是一分，毕竟日子过得都不宽裕。
汽灯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具有特殊用途的煤油灯，为野外作业所用，大多是公家使用，个头大，烧油很多，其外形和马灯有些相似，装上油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没有灯芯，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含有氧化钍的石棉做的纱罩。附件还有上部的一个像草帽檐一样的遮光罩。
汽灯是用煤油汽化燃烧激发氧化钍发光的原理来照明的，照射出来的灯光是白晃晃的，亮度非常高，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范围照得通明。不过，点灯时间一长，半路上还要再打气才能保证更好的“工作”。汽灯平时用处不是太多，主要是遇到隆重场合或大活动场面才会用到。20世纪60年代，生产队通常在夜里召开全村职工群众大会，及时传达学习，还有各种名目的会议，也多是晚间召开，会场上高高悬挂着明亮无比的汽灯，亮如白昼。逢年过节或农闲季节，队上经常会请来唱皮影的或说大鼓书的，临时搭建的舞台也是用汽灯做光源，场面十分豁亮，一般三四级以下的风，甚至小雨天也无妨。村中谁家遇到红白事，也常借来几盏汽灯照明，满院亮堂。
为这盏充满沧桑的汽灯立此存照后，向同龄人或稍长一些的人谈起汽灯来，大家所有关于汽灯的记忆，似乎都与皮影有关。在封闭的沿海村庄里，汽灯是稀有之物，它虽然只是一团外来的光亮，但很多人始终不能明白那灯罩之下的玻璃内何以就能发出照亮一个场院的光芒？但是在疑惑中尽享那比马灯亮堂得多的热闹场景，很快忘记了汽灯的存在，专注于戏剧剧情里了。传统的皮影演出，是用两个大眼车来搭台的，影窗只有2米，光源全靠一盏汽灯。皮影班子一人多职，且一人饰演多个角色，说的、唱的、耍的，敲锣、打鼓、拉四根弦等等。在汽灯的照射下，白色幕布上那些打杀的武将打得火热，刀光剑影，声震四野，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难分难解；或者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咿咿呀呀唱做的“佘太君”们，抑扬顿挫，余音绕梁。台下的人在汽灯的光亮里，瞪圆了眼睛盯着幕布上的小影人，嘴巴大张，久久不合。
那时候，电影本来就少，看皮影戏也是一件极奢侈的事情。本来嘛，农村的寻常日子里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每逢来了唱影的，便像过节一般欢天喜地，人们奔走相告，老人和孩子、大姑娘、小媳妇们倾巢而出，就是享受那极其难得的片刻的轻松与快乐。顽童们无心欣赏那白布上的打杀与幕后的演唱及操纵，围拢在戏台周围的空地上，不啻是在玩耍，更是庆祝这外来的光明。因为他们知道汽灯的光亮是短暂的，不可挽留的，几近荒芜的精神领域，仿佛刹那间饱满而充实了，同时充满了对外边文明世界的向往。
在冀东地区，历来称加工制作笤帚为刨笤帚。刨笤帚除了手要灵巧，还要能够使上全身力气，其工具有刹绳、木棒和镰刀等。使用的刹绳，过去是用牛筋线，后用细钢丝绳，使用者伸腿而坐，一头系在腰上，另一头系着一根擀杖粗细的木棍，双脚蹬着短棍，脚蹬腰拉把刹绳拉得绷紧才行。刹绳在笤帚草上缠上一圈，再用脚和腰一齐用力，将笤帚草勒紧，直至勒出一道凹痕，经子绳就系在这凹痕处。经子的起头勒在刹绳的交汇处，用牙齿咬住经子的后端，然后把住笤帚草向后转动，当经子在草把上缠绕两圈之后，这一道绳子就可以系上死结了。接着扎下一撮笤帚草，连续扎进六七撮笤帚苗就可以扎笤帚把儿了，用快刀削去把上多余的秸草，一把笤帚就算做成了。过去，农村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农民自给自足，日常使用的一些小家伙式儿都是自己制作的，笤帚就是其中的一种。时令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利用冬闲刨笤帚。
笤帚是农村使用范围极广的用具，所用材料也极杂。如果按照用途分类，最常见的有扫地笤帚、扫炕笤帚、扫碾扫帚等。扫地的笤帚是用轧去米粒的黏高粱穗绑制而成的，扫炕扫碾的笤帚则是用去粒的黍子穗和糜子穗绑制的。老百姓平时刷锅、刷碗的炊帚，与刨笤帚的方法是一样的，仅缠绕三道或四道经，原料也是黏高粱穗。沿海盐碱地区则多用马绊草轧制，草节细长、均匀且光洁，弹性极好。
关于“帚”字，历史上曾有两个典故，“敝帚自珍”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均出于东汉。这说明帚的历史由来已久，帚的重要性不可小视。传说早在夏代，有个叫少康的人，一次偶然看见一只受伤的野鸡拖着身子向前爬，爬过之处的灰尘少了许多。他便想到这一定是鸡毛的作用，于是抓来几只野鸡拔下毛来制成了第一把扫帚，这亦是鸡毛掸子的由来。由于使用鸡毛太软，同时又不耐磨损，少康即以竹、草等为原料，改制成了耐用的笤帚。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集韵》云：‘少康作箕帚。’其用有二：一则编草为之，洁除室内，制则匾短，谓之条帚；一则束筱为之，拥扫庭院，制则丛长，谓之扫帚。”《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称“帚”为“扫除或刷洗尘埃、污物的用具”，并这样分类：“以植物的缨、穗、根或棕、竹等捆扎而成，有短把或长柄，持之以扫、刷。其小者有‘饭帚’，用以洗刷炊具；中者称‘條帚’或‘笤帚’，用以清扫室内；大者称‘扫帚’，用以清扫庭院。”苕帚，古称茢（读liè），因用苕草制，故名苕帚。茢在古代原本是为扫除不祥。《周礼》中就有“桃茢”之说。郑玄注曰：“桃，鬼所畏也；茢，扫帚，所以扫不祥。”古代将扫帚归之于农器，不登大雅之堂，平时依偎于门后墙角，且与箕为伍，但它是去除秽物的有益之器。
农村利用土法手工制作的笤帚，结实耐用，又朴实无华。在一般人家，直到使用的笤帚苗将尽，哪怕只剩下笤帚疙瘩，都舍不得丢弃，依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用以刷洗盆盆罐罐。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提起笤帚疙瘩就能勾起情感记忆，似乎与老电影《小兵张嘎》有关，张嘎子讲述的侦查员罗金宝拿笤帚疙瘩当手枪抵在鬼子腰间，并缴了个“真家伙”，让人至今记忆犹新。笤帚疙瘩能不能当武器使用，那是电影里的事，但其问世之后就自然具有管教孩子的“武器”作用。淘了气或打了架回家，被大人揍一顿是常有的事，笤帚疙瘩确实是母亲们教训孩子颇为实用的应手工具。哪个农家的男孩子，屁股上没有过笤帚疙瘩的印记？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但真的要拿出棍棒“家法伺候”，大多数母亲还是下不得手，而笤帚疙瘩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替代品——既能起到棍棒的威慑作用，又没有棍棒那么强的伤害力。只要农村还在，笤帚就有用武之地，至少它还是承载乡愁的载体，可以激发人们续写新的乡村故事。
“蒲：水生植物名，可以制席，嫩蒲可食。《诗经·大雅·韩奕》：‘其蔌（读sù）维何？维笋及蒲。’又名香蒲”（《辞海》）。“蒲墩：用香蒲的茎叶、麦秸等编成的厚而圆的垫子，农村中用作坐具”（《现代汉语词典》）。蒲墩俗称墩子，冀东地区编织墩子的原料通常有玉米皮、麦秸、稻草、蒲草等多种，在曹妃甸地区还是以蒲草制成的最为常见。
曹妃甸不仅海洋资源丰富，淡水资源也很充沛，境内河渠交叉纵横，坑塘洼淀遍布，水生植物生长繁茂。香蒲是香蒲科植物的泛称，人们习惯把它们都称为蒲草。蒲草作为水生经济植物，茎叶纤维柔韧，用它编制生活用品，取料方便，编工简单，可编成蒲墩、蒲团、蒲席、蒲包、蒲扇、草鞋等。立秋后，人们开始下水收获蒲草，茎部粗壮宽大，挺拔而有韧性，晒干以后就可备用。进行编织时，用水把草洇透，天热时用凉水，天冷时用温水。本来在沿海地带生长的树木就稀少，用来打造桌椅板凳的木料很是稀缺，就地取材且取之不尽的蒲草做成的墩子，就成了小板凳等坐具的最好替代品。虽然样子极其普通，甚至其貌不扬，但无论大人小孩，用起来方便舒适，并可避湿燥，即使有客来家，坐在厚实温暖的蒲墩上，也颇感惬意。
因为墩子有花边，需要用手使劲拧，故而不叫编墩子，而是叫拧墩子。首先要将蒲茎和蒲叶分开，以蒲叶为原料，再用碌碡碾压成丝，然后才能编辫拧墩。本土女作家耿湘春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蒲草韧如丝之话蒲编》：“在农村，人们无论是闲谈，吃饭或者去街上看戏听书，拎得最多的便是墩子了。墩子有圆墩子和方墩子，圆墩子是把蒲草编成辫子，一边使劲拧辫子一边绕着圈缠，最后缠成一个圆柱形，大小高矮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而定。拧圆墩子比较费力气，拧好了辫纹细密匀称，坐时结实不易坏。拧圆墩子的大多是手巧的庄稼汉，或者力气较大的农村妇女。圆墩子比较高，坐时可以伸腿、蜷腿，感觉很舒适。方墩子花边有单边和双边之分，拧得细致均匀、周正，故此，拧墩子时手上必须会使劲儿、也会使巧劲儿，那些拧出墩子好看的人，往往是那些被称作心灵手巧的人。”
蒲草细长柔韧，经久耐用，最早就是为农家使用，曾经用于编织席子，在制作蒲墩的同时，还用来编织蒲团，供人日常盘腿坐之，佛道教徒打坐或跪拜时也用以为垫。清人髙濂《起居安乐笺》一书专门谈到蒲墩和蒲团：“蒲墩，以蒲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编束细密，且甚坚实。内用木车座板，以柱托顶，久坐不坏。蒲团大径三尺者，席地，快甚。吴中置者，精妙可用。”
编织蒲团时也是从里往外编，把柔软的蒲草用力拧成一股辫子花，一圈一圈缠绕，有的用针线固定，有的在拧辫子花时留出一束，与下一股辫子花拧在一起，这样编出来更加结实，不易松散。圆而扁平的蒲团，花纹细致紧密，干净素洁，带着蒲草特有的清香，并呈现出淡淡的禅意。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把蒲苇的坚韧和磐石的坚硬是相提并论的。看似柔软的蒲草，用自己独有的韧性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具有返璞归真的美感。
“帘”字的繁写体为“簾”，《说文》释义为：“堂簾也，从‘竹’，‘廉’声。”它是一种遮蔽堂前及门窗的用具，多以竹、苇等制成。“帘在建筑中起‘隔’的作用，且是隔中有透，实中有虚，静中有动，因此帘后美人、帘底佳人、帘卷西风、隔帘双燕、掀帘出台等等，没有一件不叫人遐思，引人入画。”这是陈从周《说“帘”》一文中的话。
帘的作用是隔景，并由此而产生奇特的审美效果，“翠叶藏莺，珠帘隔燕”（宋·晏殊《踏莎行》），“疏帘淡月，照人无寐”（宋·张辑《疏帘淡月》），古人深谙此中奥妙。帘的实用性，可以遮阳、障风、挡雨、抵寒、消除噪音，这在古诗词里也多有描写，诸如“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南唐·李璟·《浪淘沙》）；“楼上几日轻寒，帘垂四面”（宋·李清照《壶中天慢》）。
品读古人关于“帘”的名篇佳句，会让人顿觉诗情画意，然而，要说曹妃甸旧时的苇帘，却没有那么富有浪漫色彩。唯有实用功能第一，与泥墙草顶相匹配的苇帘，用来遮风挡雨和御寒。
苇帘制作有两种方式，用以扎箔捕鱼所用的鱼箔，建房时铺于椽子和房笆之间的房箔。唐山地震后恢复建设时期的建筑用苇帘，还有20世纪70年代外贸部门收购的“精”苇帘，都是在木架子上用撩动箔坠绳，一根一根续苇子最终成帘的，习惯称之为“打帘子”。
图片中所示苇帘是庄户人家挂在门窗前遮风挡雨所用，是人们蹲在地上靠“勒”制成的。除两头是苇根、宽窄一致、制成后两头一般粗的帘子外，还有一头根一头尖、用于苫盖盐垛的称之为“盐苫子”的苇帘。这两种帘子对苇子的要求都不是很高，高矮粗细都能将就，一般都用打帘子后淘汰的短苇子，实现物尽其用。
窗帘是要悬挂到窗户框上的，放下来正好垂到窗台，拉起来恰好卷到窗户顶部的屋檐之下。因为帘子挂在窗外，下雨之前就要提前放下来。这种厚厚的苇帘一旦放下，屋里会一下子显得一片漆黑。至于盐苫子现在见不到了，盐场苫盖盐垛都改用塑料布了。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这是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里的名句，充满诗情画意。
旧时的曹妃甸农村，每到夏季，普通人家门口都挂有竹帘子，既可通风透气，又可防止蝇蚊进入屋内。帘子上中下有三道夹板，上板有挂钩，悬挂时可以微调上下，下板垂地但不能擦地，夹板与地面似接触不接触。挂钩太靠上，会露出缝隙，易进蚊虫，下垂擦地了则易损坏。竹帘子因天天被“呱嗒”，所以极容易使竹条折断，心细手巧的家庭主妇们会找来旧布条，将帘子两边包裹缝制成包边，随意掀帘也不易破损，不仅为了耐用，也为了掀门帘时不扎手，多缝上家织的厚布，挺禁脏。如若留心观察，会发现每家的竹帘包边都不重复，针脚手艺多有高低。
据史料记载，中国竹帘制作工艺已逾千年的历史。南方地区竹林遍野，以竹子为原料，经数十道工序手工制作的各种挂帘，密度高，韧性好，结实耐用，古朴典雅，又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融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家庭及宾馆、饭店等场所。世有“珠帘”之说，那是富豪之家的用具，普通百姓夏天只用竹帘。过去所谓打竹帘，实际是用线（古时是用丝线，后来是用粗棉线）为经、竹条为纬编帘子，其工艺不仅在于竹条，更在于网扣上，网扣主要分“鱼鳞”或“象眼”形状，系扣要粗紧得宜。在旧中国的传统手艺行当里，有一种专门从事打竹帘行业的，扛着帘子架走街串巷，主要负责修和补的活计，能够翻旧如新。
帘子，在中国的起居生活中，还是一种礼制象征物，如“卷帘退朝”“垂帘听政”，明清科举中有“帘官”等。
帘子虽然是人世间常见之物，却曾有过极其显赫的地位，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女性参与政事，金銮殿上就要挂起一道帘子，小皇帝在前，太后在后，美其名曰“垂帘听政”。神话故事中说天上有“卷帘将军”，想必天堂一定也有那么一道帘子。人间的婚嫁和殡葬中，也总有帘子的一席之地。珠帘是门帘的一种，与绣花门帘、竹编门帘以及以后出现的塑料门帘等并肩而坐，并保持着自然的风格和独有的特色。
门帘在众帘子当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常常融入世人的真情实感。失意才女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最为经典，简短几个字，道不尽的相思，诉不完的惆怅，从而引来曹雪芹的仿效：“帘外桃花帘内人，帘内人比桃花瘦”，也算有趣。
所谓珠帘，即用珠子穿成的帘子，这种帘子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过去的珠帘，特指富贵人家卧室所挂的一种玛瑙、玉石制成的帘子，非常昂贵；还有选用优质木料旋成佛珠般大小的珠子，以及胡桃核、大枣核经过加工磨洗制成的珠子，均是原质原色，或涂上明漆，制成的帘子呈现古香古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普遍流行过利用旧挂历、旧画报等做成的帘子，先裁成稍长些的菱形纸条，再卷在曲别针或折弯的铜丝或铁丝上，就成了长橄榄形，然后串起来，竟是非常精美的纸卷帘。
草珠子是薏苡属植物野生薏苡的结籽。薏苡这一特殊的禾本科作物在中国至少有6000年以上的栽培驯化历史，品种甚多，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多为野外逸生，与食用作物薏米有别，为同属异种。其植株似玉米的幼苗，高1米左右，顶端开花结果，其实如酸枣般大小，成熟后外皮坚硬光滑，常见者呈黑色或黑灰色，如栗如桃，少见者为黄或白，似圆球，中间有天然孔道，又称薏珠子、草珠子、草菩提，曹妃甸人叫它草草儿或草珠儿。旧时的乡间，农户常在房前屋后的闲地种上几垄，秋冬农闲季节再用这种硬质珠子作门帘。用它穿帘很实用实惠，不用涂漆自带光泽，中间空心正好穿线，农户人家挂这种帘子，显得格外质朴，也很有情趣，有时风来了就“哗啦哗啦”地响，像风铃一样的清脆。人从其间走过，挑起来并不轻飘，还略有压手的感觉，落下来又是一阵清脆的声响，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听起来心里顿感清爽愉悦。
其实，农家有很多心灵手巧之人，他（她）们总能以“发现美”的眼睛就地取材，发明和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像门帘之类的精美日用品，用来装点原本清寂的生活，也用来充实那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灵。
过去养鸡的鸡笼子是用柳条编织而成，结实耐用，轻便透气，外观小口大肚，容量大，有的是手巧的农人自己编织的，也有的是从集市上购买的。一般上开口30厘米左右，底和肚的直径五六十厘米，高45～50厘米。
乡村里曾经流行这样一首童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做什么？做鞋，做袜儿；吹灯，说话儿；插大门儿，插二门儿；堵鸡窝，拿尿盆儿。”这里所说的生活小事就有“堵鸡窝”。鸡是与人类日夜厮守的朋友。在古代称为“德禽”，又称“烛夜”。过去农村几乎家家都养几只鸡，下了蛋除了自家人享用，就是积攒起来卖钱，用于贴补生活花费。在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庄里人家都用恋窝的老母鸡孵上一窝鸡仔，或者从卖小鸡的商贩那里买上十只八只小雏鸡，精心饲养起来。“老母鸡大孙子，是老太太的命根子”，这句乡间俗语就真实地表明鸡在农家人心目中的位置。因此，天黑前堵鸡窝就成了人们劳作一天歇息之前的生活习惯。
据说鸡在笼子里关上几次，再放出来，就会自己进笼子。鸡笼的开口大概有洗脸盆大小，到了黄昏时分，鸡就会自觉地忽闪一下翅膀，稍微用力便一跃跳上笼子，在笼沿略微一站稳，就跳入笼中。所谓的“堵鸡窝”，就是要用木板或砖、石将窝口堵严，防止夜里黄鼠狼钻进去把鸡拉走。
柳编的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早期，原始人在从事采集植物的过程中制作篮、筐等各种容器和包装物。从奴隶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柳编已在人们日常生活器具中普遍使用，以后各个朝代柳编工艺不断发展创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成为一些地区出口创汇的项目。传统的柳编品种，主要有衣箱、篮、筐、笸箩、簸箕、鸡笼、笊篱等，多是人们日常生活器具。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一词，描写了三个儿子锄豆、织鸡笼和剥莲蓬的情景，表现出乡村生活的闲淡恬静、和谐快乐。
随着自然界的演化，人类逐渐走上与动物不同的进化道路。为了能在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也为了及时逃避凶猛动物的进攻，早期的人类便学会了登高，树和天然斜坡成为登高的辅助条件。受天然条件的启发，祖先发明了梯子。
梯子作为一种工具，从古字的写法和解释里不难看出，就是便利人上下攀登（尤其建筑物）的用具或设备。“梯，阶也”（《广雅》）。梯子多是木制或竹制，结构简单，轻便实用，古时的梯子设计融合了古人的智慧。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曾有一种攻城用的飞梯，活跃于战争之中，长达二三丈，架梯迅速，便于快速攻破城防。到了近代，演变出很多不同形式和用途的梯子，有户外的、室内的、固定的、移动的、民用的、工程用的、军事用的等等。
农家院里的家用梯子几乎家家必备，多为自制，初始为榫卯结构，后多以铁丝缚扎，虽然简陋，但结实耐用，用于辅助上房、上墙、上树等。平日它就斜放在房根墙角，或静静地立在当院屋檐之下，用时将其横放下来，近处手提过去，远处肩扛着去，然后在那目标位置将其竖立斜放，下端撑地，上端或贴墙，或倚屋檐，或靠大树，凡站在高凳上仍然伸手不可及的地方，用以挂物取物等用项。
后图所摄为人字形趴梯，可以折叠，支立起来后高约近1.5米，共两步横梁，人爬上去既可站又可坐，是登高修剪果树用的，也常用于建房和修房。
淘粪是很“低贱”的职业，需要靠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来支撑自己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弘扬“脏了我一个，清洁千万人”的思想，国家领导人也曾紧握住淘粪工人的手，引得举世瞩目。记得小时候，从农场、场部一直到总场，住的都是平房，好大一片小区才建有一处公共厕所，供周边很多人家共用，这些都已经成为远去的风景。
那时候有一种职业叫淘粪工，有专门的车叫拉粪车，车上拉着一个四方的装粪大罐，大罐旁边挂着一些铁桶和长柄铁舀等，用来淘粪尿之用。很多老百姓在街上一看到这种拉粪车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候总是未见其车，先闻其味。这种带有臭味的大车，每次招摇过街，那些桶和勺便撞击着大罐，发出沉闷的声响。
淘粪工用的粪舀子都带有长长的木柄，略有弧度，顶端为铁勺，也有木质的。之所以安装长柄，不仅可以让使用者距离粪便远一些，免得溅在身上，更是因为过去的茅房粪坑都很长很深。场部的机关、学校、医院、供销社等人员集中的单位，院子里都有自己的厕所，街道里有居民们使用的公厕，都是老式的旱厕，需要定期清理。淘粪工拎着桶，扛着舀子，一趟又一趟地爬上大罐车，把桶里的污秽物倒进罐里，然后下来，再次拿着大舀子，一下一下地在粪池里淘粪。粪池恶臭无比，淘粪工全然不顾，不紧不慢地舀着淘着，更不会在乎远处旁人的指点议论、甚至白眼。
彼时的城镇还没有吸污车，全靠人工清理。舍得一人脏，换来万家净，这正是淘粪工这一职业的写照，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城镇里将是什么环境就可想而知了。与此同时，也能为农村土地里的庄稼提供头等肥料。由于那时候没有化肥，农民种田施肥主要就是靠着人粪尿和牲畜粪便，正所谓农谚所说的：“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早在汉代时，古人就重视农田施肥的作用，宋元时期开始加强合理施肥，认为施肥就像是用药。南宋陈旉（读fū）《农书》中说：“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之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到明清时期，施肥非常精细，清代杨屾（读shēn）在《知本提纲》中提出施肥的三原则：“时宜、土宜、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