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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离不得泥土的打磨，
这是一生的幸福。
多少个季节，
因为你的坚守，
走向了饱满和沉实……
曾经多少个秋实的辉煌，
都是你铺垫下的底色。
村庄里，每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至少也有一块磨刀石。这些或粗粝、或细腻的石头，常年搁在那里，方便使用，不用担心会被偷走。
提起磨刀石，不免想起“磨刀霍霍”一词，《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有“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的诗句，“霍霍”是象声词，形容磨刀的声音。还让人想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联句，人们常以此励志抒怀。看似极其普通的磨刀石，要追根溯源的话，自然让人遥想到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用石头制作工具的场景，石刀、石斧、石铲……人类才开始定居生活，出现原始的农业，逐步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唐代舒元舆《贻诸弟砥石命》一文这样感叹：“剑之锷，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扬。砥乎砥乎，为吾之师！”
曹妃甸地处沿海，遍地盐碱黏土，近海远山不产石头。百姓家中的磨刀石，都是来自外乡，往北百八十里就是山区，从来不愁没有来路。这些磨石，大都打凿成型，如粗大的砖块，大小各异，形状有别，不过有一处是相似的，它们的中部，因长年累月经受刀斧的磨砺，形成流畅的内陷的圆弧。虽说各家各户都经营着平常的日子，但是四季生产有条有理，每一样活计都由人工来完成，镰刀、斧头、菜刀等诸般刀具，每天都要用到。刀口缺了、钝了，到石头上磨一磨，蹭几下，便又锋利光亮了。农忙季节，收割庄稼往往要带几把镰刀去下地，不管多晚回来，习惯性地要先把镰刀一一磨好，从来不等第二天早上再磨，这已成为每家男主人分内的职责。
从农村长大的男孩子，差不多从小就看会了怎样磨刀，到了少年时，经常会在上学之余挑菜、打猪草、拾柴禾等，做这些事情前，自然会把刀具磨好。打上半盆水，蹲下来，将磨石和镰刀浇湿，双手握着刀头，斜按刀锋，抵着石面顺势来回磨砺，随着“霍霍”的摩擦声，砂浆水越磨越浓，反过来，浇点水，再继续磨，如此几个回合，用手撩水冲刷一下，刀锋便发出亮光来。伸出拇指肚，试试刀锋，如略有卷刃，再在磨石上抽一两刀即可。或者随手采一根小草，稍一用力，便断为两截，刀就算磨好了。有了锋利的刀具，干起活来既顺手又省力，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中国人最熟悉的生产工具莫过于镰刀了。镰刀不但是传统的重要农具，还是我国亿万农民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党徽就有镰刀的图形，成为所有农耕文化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农具。锤子和镰刀这两种工具分别代表着工人和农民，象征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据考证，镰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远古人类就已经发明了镰刀，并用它来收割庄稼。只不过，当时的镰刀是用石头做成的，故而称作石镰。科学家通过对出土文物的考察发现，石镰呈锯齿形，是受动物牙齿骨骼启发后发明的，目的是增加石镰的切割能力。新石器时代的石镰捆绑在木柄上使用。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镰刀，大约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渐取代铜镰。西汉以后，铜镰已基本消失，作为收割禾秸的铁镰，自汉代以后基本定型，沿用至今变化不大。由此看来，镰刀虽然结构简单，却是一种历史极为悠久的农具，与农家人有着悠远而深厚的情感。
镰刀是农民必备的农具之一，每家每户一般都备有数把镰刀，用于收割庄稼或割草。镰刀呈“7”字形，由铁刀片和木手柄两部分构成，刀片呈月牙状，由铁匠打造而成，使用前，刃子被磨得非常锋利；手柄较细，俗称“满把镰刀半把锄。”看着极其简单的镰刀，使用它也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持镰的手臂还必须平稳，另一手臂挽住前面的庄稼，将镰刀的刃子下压并用力后拽，被挽住的庄稼便齐刷刷地倒下了。如果镰刃上浮，则极易割伤自己的手臂。
过去的老式镰刀刀片宽大，背厚，后端带刀裤儿，那时旱田多种植高粱、玉米和谷子，根部又粗又壮，没有一把得心应手、结实而锋利的镰刀是不好对付的。谷子看似柔弱，其实成熟后杆根部长得有筷子那样粗，还特别密，狗咬牙般地排列着，非用好使的镰刀不可。还有割麦子、割水稻的镰刀，以及平常人家不太常见的、背更厚、刀更长、用于割桑柳条的镰刀等。
收割了庄稼之后，农家的镰刀并不能闲下来，人们还要用它来割草，既要准备喂牲口的青草，又要准备过冬所需的柴草。因为使用镰刀割草是弯腰费力的活计，偷不得懒，效率还不是很高，人们又发明了打镰，其实就是普通镰刀的放大版，是在镰刀基础上的改进工具，刀片更大，刀柄更长，大约有2米，使用时直立着就可以作业，擦着地皮儿走，专门在秋后打草用。沿海地区多长芦苇，荒滩野淀和沟边地壕里长满芦苇，芦苇根本来就十分粗壮，再加上上年的芦茬子仍在，非得靠打镰这样有力的收割工具才能收拾干净。当然，这么一个大个儿的镰刀挥舞起来会很费劲，既要操作者有一把子气力，又要有技巧把控好，有十足的稳定性。
镰刀，是农家的必备农具之一，仿佛农家人身份的象征。农闲下来，人们喜欢把它插在厢房的房顶或挂在屋檐的墙上，聆听时光的足音。
在旧时曹妃甸地区，收割庄稼和打草，使用普通的镰刀，还有长把的钐镰，俗称钐刀、大钐。古称䥽（读pō）、䥽镰，《集韵》云：“䥽，两刃刈也。”它在我国中原地区是一种重要的收割麦子的农具，构造简单，形同镰刀，只是大而长。它使用起来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效率很高，诚如王祯诗云：“摩地宁论草与禾，云随风卷一劖（读chán）过，回头曾听农夫说，功比
（读gōu）镰十倍多。”
钐刀的刀身既宽又长又薄，是用一块铁锻造的，刀片好似双刃剑，它与打镰的最大不同是没有刀裤，只是一个刀片。其安装方法为：在长柄顶端中间劈开，留出比刀片略厚、略宽的缝隙，锻打两枚圆形铁箍，其中一枚先套在开缝的下端，而后将刀片镶嵌其中，再在顶端套上另一枚，这样，两枚铁箍像两个戒指套在木杆顶部，牢牢地固定住刀片，也不会担心手柄被撕裂。
使用钐刀打草，没有左右手之分，可以左右开弓，不同于打镰是一面用、不能反手使用。要求操作者手臂和腰部要有力量，但光用蛮劲不行，必须会使巧劲，顺势而为，双手紧握手柄，气要匀，力要均，挥舞自如，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并保证刀片与地面平行，距离地面越低越好，但又不能碰到地面，打过的草茬平整划一、高低一致。看似简单的打草作业，需要较长时间熟悉手中的工具和动作要领，反复实践才能掌握技艺。
每年秋分节气前后10天是打秋草的最佳时期，即为越冬的大牲畜准备草料。草泊地势平坦，生长着一人来高的哑巴苇子（即未长成的芦苇）、马绊草，及黄蓿、蒿子等。农人们顺风站立，由右至左抡动钐刀，草被砍断后就被拢到了左边；行进一段距离后返回，由左至右再打，草被斩断拢到了右边。两边归拢到一处的草带，被称作一趟拜。此后就暂时不再动它，在地里任凭其自然晒干风干，待入冬前再收运回家，以作冬贮饲草，可以吃到来年的青草长出来。
拢，沿海盐碱地区一种特殊的收割工具，专门用于收割蒿子、黄蓿等植物颗粒。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土”的俗称，查阅《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得知，之所以称之为“拢”，恰恰符合这个字的本意：凑起，聚合和梳掠、整理。原来先人们为这种工具命名，是有根据的，绝非凭空想象。经反复考证，方知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农器，源自中国古代一种抄麦器——麦绰。元代王祯在《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里这样记载：“麦绰，抄麦器也。篾竹编之，一如箕形，稍深且大。旁有木柄，长可三尺，上置钐刃，下横短拐，以右手执之。复于钐旁以绳牵短轴，左手握而掣之，以两手齐运，芟麦入绰，覆之笼也。”另有麦笼配合使用：“麦笼，盛芟麦器也。”曾经是古代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农具：“芟麦等器，中土人皆习用。盖地广种多，必制此法，乃易收敛。比之镰获手，其功殆若神速。”
不知何年何月，这种手动的“收割机”从中原地区引进过来，变成冀东沿海的拢。拢的主体，是一个50～60厘米形状像簸箕而稍大的拢兜，边框由半圆形的竹片揻成，竹片厚度2厘米、宽5厘米左右，中间用竹篾编成类似席子的篾片，比较稀疏。半圆的竹片直角边木框上镶嵌着一块锋利的刀片，叫拢条。在与刀片成一条直线的木框上，安装着1米有余的手柄，就是拢把，其长短、粗细和形状比挖锹把略细。直角边两端各系一条细绳，绳子的长短可以根据执拢人的个头高矮来调整。两条绳子末端安装一个方形木框手轮，用于手控，一端是可以转动的细木棍。拢条用的时间长了钝，要及时摘下来用磨刀石磨一磨，使之更锋利，一旦用老了，还可以废物利用，用钢剁子剁成大约5厘米一段，改制为掐高粱、谷子的把掀。
使用拢需要全身的力量，尤其是双臂、双手的协调配合，不仅要求有力气，也要会使巧劲。人一定要站稳，右手握手拢把，左手拉住拉手，从右至左挥动起来，黄蓿或蒿子的上半部分自然就拢入兜中，抡两三下兜就满了，拉绳引至一旁，只轻轻一拽便倒置身后，倒两三次就是一小堆。这样在地里晾晒几天，稍微干燥些后就运至平坦的晒场，垛成大垛，接着晒下去。等到冬季，就开始用木叉子抖垛，俗称“抖落黄蓿”，目的是使籽粒从枝条上抖落下来。草籽落地后还要经过碌碡碾轧过筛，收获其饱满的颗粒，下一步就是利用它去榨油了。
黄蓿学名叫盐地碱篷，是重盐碱地的代表性植物，一年生草本，呈群落生长，生命力顽强，成熟后高达80厘米。幼时称黄须菜，可食用，曾是饥荒年景穷人的救命菜。蒿子即青蒿，学名黄花蒿，古时称菣（读qìn），一年生草本植物，分布广泛，适应性强，可提取青蒿素，是重要的中草药。这两种植物种子皆可榨油，是过去当地居民食用油的重要来源。
每年秋末，便是蒿子和黄蓿的收获季节。在当地有“白露打黄蓿，寒露打蒿子”的说法，一般在收割完黄蓿的尾声，就要紧跟着收获蒿子了，再晚了蒿子籽就会自行散落在地上。
黄蓿和蒿草是盐碱地带的特产，因为有这两种植物果腹，不管过去的日子多么艰难，也不管遭受多么大的灾荒，均可聊以充饥。尽管二者外观、色泽不同，加工成食品口感、味道也有很大区别，却都是经过十数道工序才摆上餐桌。要把一粒粒微不足道的草籽颗粒归仓，除了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汗水，更需要智慧，拢——一种古老而简单的工具，应运而生且功不可没。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古代劳动人民根据农作物种植品种和当时的生产条件，发明大量实用的农具农器，把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名称也体现了最为鲜明的区域特点。在冀东地区亦称把寸，有的地方也叫它爪镰、掐刀、捻刀等，简言之就是收获禾穗的短镰刀，它的用处有一定的局限性，只适合用作谷子、高粱等作物穗子的收获。在众多农具的称呼中，“把锨”一词十分贴切，因其外形像“锨”，上宽下窄的梯形状，下部开刃十分锋利，再者就是它个头很小，是握在手把心里的“锨”，个别人手掌宽大，能完全将其包裹。方言成语里有一词叫“手攥把拿”，分明就是说的它。
过去沿海地区广泛种植高粱、谷子等旱田作物，把锨就是专伺收获高粱、谷子的特殊器具。在秋收时节，农人或蹲或跪，逐一采撷其穗，虽然说不上效率多高，但干净利索是肯定的，熟练的能手单手握刀，刀掐穗落，能确保颗粒归仓。过去制作把锨对铁片的要求很高，多利用另一种收割农具——拢的拢条，把旧的或断了的拢条，剁成5厘米左右的短片，上打两个小孔，再经磨刀石磨砺一番，便成为刚硬锋利且新颖小巧的把掀。在两孔之间系一短绳，套于右手拇指上，刀背置于手心，四指握住后部，用左手抓住禾穗，双手配合将其切下。为了防止磨手，人们常常在后背垫以布垫。收割捆好的谷子在地里晾晒数日后，运回家，再用把锨掐穗子。高粱则是在地里即用把锨掐下穗子，捆好后运回家里，掐的时候一手持把锨，一手抓高粱穗，掐断后立即变换手势，使穗子颠倒，掐成一把时两头是穗，最后几把捆成一捆，俗称“高粱头子”。
把锨这种形制简单、尺寸小的微型农具，历史相当悠久。古时候称它为“铚（读zhì）”。“铚是刀的一种，是切割禾穗的农具”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铚，获禾短镰也。”汉代刘熙《释名·释用品》：“铚，获禾铁也，断黍穗声也。”《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读nòu）、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铚，又称为鋻（读jiān）、粟鋻，“截禾颖刃也。农人收获之际，用摘禾穗”（《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这个发明于农业早期的农具，是从原始的采集时代一些刀类收获工具演变而来，当初多用石刀、蚌刀，也有骨制、陶制的，金属被应用以后渐渐过度为铜、铁材质。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具，就是远古农具的活化石。
中国农业发展史还告诉我们，早期的农业只收禾穗不收秸秆，铚也好、鋻也好，和初期的镰没有明显区别。现如今，这种工具还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称之为摘禾刀。
王祯曾有诗云：“截然小刃带圆銎（读qióng），禾颖还分掌握中。总道诗人能博物，好将题咏继臣工。”
抄子又叫抄货，是专门用于收获稗子的工具。它的形状和构造与拢类似，但它的兜呈三角形，由芦苇篾子编织而成，很密实，外框是竹片或木楞，把长1米稍多，拉绳也可调整长短。使用时，右手握住把，左手执绳索，双手协调动作。它不同于拢的用法之处在于，拢是把植物上部收割下来，抄子只把稗子穗的籽粒抄下来，落入兜内，待抄上五六回，就把兜内的稗子粒倒入口袋里，然后再重新抄起。
稗子也叫稗草，有野生和种植之分。野生稗子生长于沼泽、低洼荒地，外形与稻子极为相似，但在渤海湾本地落户却要比水稻早得多，适应性极强，生长茂盛，尤其在发大水的年头，洪水过后成片的稗子会迅速疯长。“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稻，子实像黍米，是稻田的害草，但子实可以酿酒或做饲料。”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另有资料表明，稗子品质良好，饲草及种子产量均高，营养价值也较高。老人们回忆，当年吃过的稗子粥黏黏糊糊，滑润香甜，口感不错，但出米率很低，含糠太多，正应了那句老话：“丫头话多，稗子糠多。”50公斤稗子粒也就能打成米15公斤上下。
新中国成立前夕，沿海地区时局动乱，灾荒也频频发生，尤以水灾最常见，道路被毁，坨地被淹，几乎年年歉收，辛苦一年打的粮食却不够一家吃，只有眼睛盯着周边。水里有鱼虾蟹，但顶不了粮食吃。所生植物无非芦苇、蒲草、黄蓿、蒿子、马绊草、稗子等水生或盐生植物，黄蓿和蒿子的籽倒是可以入口，但主要是靠它们榨油，能代替粮食的只有稗子。过了白露节气，稗子陆续成熟，人们便用抄子去收它。成熟的稗穗一经抄子掠过，会自动落入兜内，出去大半天，会收获多半口袋，背回家继续晾晒起来，积攒多了，再去用石碾碾米去糠。即使家里的粮食够吃，真正过日子的人家也不会让大片的野稗子浪费掉，秋后打下来备用，既可与高粱米掺和着做米饭、做粥，稍微改善下口味，又能喂猪、喂鸡鸭，催肥催蛋效果明显。
抄子作为一种专门工具，即使在过去也不是家家都有的，每个村庄里也只有有草泊的人家才会置办这类农具，因为制作工艺复杂，都是从集市上购买。
柏各庄农场建立之后，沿海滩涂陆续开发成稻田，过去长满野草的草泊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熟地，在沟渠埝埂等地方还生长着很多稗子，但它早已被视为水稻的第一大害草。专门收获稗子籽的抄子失去用武之地已有六七十年了，能完整保存至今的已属凤毛麟角，即使沿海地区一般的民俗博物馆里，也难见其踪影。
可能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简单的农用生产工具了，大鞭杆子粗细，长约八九尺，多为槐木、榆木、杜梨木、枣木等坚硬木棍制成，曹妃甸老一辈人称它为打条。因其早已没有用武之地，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又因其与普通的木棍木条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谁也不当家伙收拾着，甚至连其标本也难以找到。年已八旬的老父亲为了方便我拍照，专门动手制作的一根槐木打条，是他根据年轻时使用过的打条印象仿制的，唯恐我不知使用技巧，还在院子里为我表演示范了一回，边演示边告诉我使用方法和技术要领。
说它简单，真是十分简单，人人都可以做，其实就是一根前端带折弯的长树棍，尖部被削成刀片状，在2尺左右的地方大约呈165°的折弯，是专门抄打黄蓿、蒿子的用具，使用时向前半倾身体，双手紧握打条，猫腰左右开弓。过去许多人家常年经营着草泊，即那些沿海的荒草甸子，甸里有河汊洼淀可以治鱼，有坨岗可以挑坨地种植粮食作物，十分贫瘠的地块就任其自然生长，长些芦苇、稗子、黄蓿、蒿子等，但都是按照自家的庄稼一样打理，不让土地有丝毫的浪费。黄蓿、蒿子是极耐盐碱的植物，其籽粒都可以榨油，所以每到深秋，都要用拢来收获蒿子籽和黄蓿籽，之后，野地里便剩下成片的秸秆，此时已近冬季。这两种植物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干燥的秸秆很脆，稍一施力便可折断，甚至大风就可将其刮倒。先人们便发明使用完全没有铁质的收割用具——打条。
别看冬季的枯草一触即倒、一打就折，但要收拾干净成片的荒草，却是一件很费气力的活计，因为劳动者需要不停地用力晃动着打条左右“扫荡”，不一会儿就会大汗淋漓。这些草还要用草耙子捯在一起，用车拉回去当“垫厩”用，是增加地力的好肥料。曾任李八廒村党支部书记的李俊波，曾经记述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的场景：“1955年春，村里成立初级社，刚刚小学毕业的我也成了社员，第一天干活是捯垫厩。村东草泊上，一拨青壮年一字排开，每人一根打条，左右开弓，草场上的杂草随即倒下。开春的季节，上身穿着单衣，也是大汗直冒。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在他们后边，用竹耙子把打断的草捯拢成堆。不光捯草，还要把地皮剋下一层，同碎草掺和到一块儿，以便当作肥料改善土壤，这就需要两只手攥住耙杆用力下压。一天下来，右手磨出两个大血泡，晚上母亲用苇签把我的血泡挑破，把血放出来，心疼得母亲直掉眼泪……”
《逸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此农事之始也。”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从最初使用天然石块，到初步打制石料，又经过相当漫长的阶段，学会利用石、木、铜、铁等材料制作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工具，并不断改进以适应种植耕作，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农业生产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特点，其工具也因农事活动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搓是一种收割芦苇的工具，也叫冰搓，专门用于冬季的冰上割苇，是曹妃甸地区特有的一种传统农具。搓是由大致像“曰”字的木边框构成，底部加铁刀片。刀片的形制源于镰刀，或者说是镰刀的放大版或改进版，两端有裤儿，固定在木框底端；木框长1.2米左右，人们直立或稍微弯腰就可以扶着它在冰上行走。这种特殊的农具，科技含量说不上有多大，但确为冰上作业的“利器”。
曹妃甸陆地形成较晚，大部为渤海海水与入海河流共同作用下的海退地，湿地面积占域内土地面积的70%以上，沟渠纵横，沼泽密布，池塘众多，其特殊生境演化出适宜性极强的盐生或沼生植物。据《唐海县志（1991-2005）》记载：县境夏季盛行偏南风，临海缘潮汐形成沙坎（海唇）样的自然堤，使自然堤以内洼地成碟状，造成积水退水困难，形成沼泽。又因定期受潮水、风暴潮、海啸的影响，在未修筑拦海围堤前，大潮可涨至曾家湾村南、西南庄、柏各庄、杨岭、太平庄子村南一线，所以北部除生长沼生植物——芦苇，中部生长二色补血草、马绊草、黄蓿、碱蓬外，其他植物较少。风的作用，也为芦苇、白茅、蒲公英、柽柳等风播种子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芦苇湿地主要分布于九农场东、西青坨，老骒猪湾（王庄子、刘庄子、港东一带），溯河和小青龙河口；二农场北部至曾家湾，双龙河口，孙、李家灶，李八廒，落潮湾；八农场孙塘庄以南至军垦农场（小泊）一带。
芦苇的利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就像南方的竹子一样，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曹妃甸，自有人类进行生产生活以来，就开始利用芦苇，并作为谋生的物质来源。过去本地搭灶熬盐，其柴草多为芦苇；民居建筑多以芦苇苫房顶、披墙和制作苇帘，还用于编织炕席、锅盖等；渔业生产的鱼箔（读báo）、篓，盐业生产的盐苫等，均用芦苇制成。
据老人们讲，过去滨海之地的冬季不仅来得早，而且也特别寒冷，数九之后便开始陆续收割芦苇了。长在沟壑边上的芦苇，要用镰刀收割，既费力又不出活计。如果在冰上，再弯腰用镰刀去割效率就太低了，也太费力气。人们便研制出这种不用怎么弯腰、只用双手推着在冰面上行走就能割苇的冰搓，最适合大面积的冰上作业，人行之处，一排排一人多高的芦苇倒下来，干净利索，省时省力，效率极高。
钩搂，就像一个巨型的问号，是一种搂草打捆的用具。
昔日的曹妃甸，到处是荒滩草泊，许多的野生植物，收割期都是在秋冬季节。收割芦苇一般在入冬数九之后，水面结冰已经能承受成人站立行走了，这时芦苇叶子也基本脱落光了，更便于收割和打捆。割苇工具有两种，大面积的冰面芦苇用搓来推，土和冰掺杂的地壕里以镰刀收割。芦苇高度都在1米以上，长势好的达1.5～2米，是编房笆和打帘打箔的材料，均以芦秆的高度和粗细来决定。成片的芦苇割倒后，就要打捆运回。为了打捆方便，先民们发明这种称之为钩搂的简易工具，稍微猫下腰，一手拿着钩搂把平铺的苇草搂在一起，一手迅速接应过来，拢紧压实，形成一个大约30厘米直径的草捆，以一小缕细软的苇子拧紧当要儿，很麻利地捆扎起来。
钩搂算是世上最简单的农具之一了，源自农民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的摸索。仅是一条可把粗的树枝，以火烤揻成半圆的形状，伸手挽搂地面上的苇草，既干净利索，又提高劳动效率。树枝以柳树枝条居多，柳树韧性大，火烤后易定型。这纯粹是本地域的特有器具，在古代农具农器典籍中没有，在各地的农业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中亦不曾发现。
柴米油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农村百姓生活中没有不缺的东西，包括柴草。一日三餐要生火做饭，柴草称得上是民生大计。
柴草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庄稼的秸秆，另一个就是秋冬季节去野外捡拾荒草。因此，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堆着一个或几个草垛，远远望去就像小草房子似的，落下一层厚厚的白雪之后，又宛若一个个大蘑菇，为北方地区冬季一景。
耙子，是农家人捡拾柴草的便利工具，其构造非常简单，一根细长的木柄，缚一耙头，耙齿是用竹条或铁丝加工而成的，大约1尺多宽。打眼看上去分明就是一个巨型的痒痒挠。每逢秋后，到野地里去搂草拾柴禾，成为农家孩子的必修课。
小时候接触过两种耙子，一是竹耙子，耙齿是竹子做的，比较轻巧，缺点就是突然遇到石块和硬土块容易断齿，适宜搂树叶和草末儿、捯垫厩，盛在筐子里背回家。再一种是铁齿的耙子，较之竹制的结实得多，适合搂长一些、硬一些的草，铁齿很富有弹性，遇到硬物一旦抻直了，还可以用手再揻过来，很耐用。
西汉《方言》称之为渠疏，元代《农书》称竹耙，今还叫竹耙，且形制不变，“揉竹为耙”已两千年了。自从使用液化气或天然气的灶具之后，搂草的耙子早已闲置不用了，即使没有毁坏或丢失，也在厢房屋的某个角落不知挂了多少年了。
杈：“箝（读qián）禾草的农具。歧头长柄，木制，也有木柄铁首者”（《辞源》）。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曰：“揉木为之，通长五尺，上作三股，长可二尺，上一股微短，皆形如弯角，以箝禾秿（读fù）也。”
木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之一，是农民不可缺少的重要帮手。它看似简单，完全不像锄、耙、锹等农具由木和铁两部分构成的，而是一个整体，浑身上下无一钉一铁，也无一榫一卯，弯而不折，富有弹性，经久耐用。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一棵小树，抑或是某棵大树上的一根枝丫。木杈轻巧方便，可挑可推。
庄稼人使用木杈和保管木杈都格外认真仔细，决不容许那些顽皮的孩子随便上手，或当作玩物，因为它身上有限的枝杈是经不住损失的，缺一不可。为了拥有一把顺手的木杈，往往要费尽周折，靠眼力在树林里精挑细选，甚至不惜精力对一棵有培养“前途”的尚显弱小的枝丫进行精心培育，直到长成一根木杈的粗度和分量，才将它们从树冠上切割下来。但大多数人，还是从集市上去挑选购买。作为一门传统手工业，有人专门培育、制作木杈，不仅有专业户，甚至还有专业村。他们成片地种植桑柳树，待枝丫长到一定高度时就接受“整形”，再等主干长到三四厘米粗时就收获回家，做进一步的加工，经过修形、火烤、校正、打磨等工序，总之，把要直，齿要弯，才能成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农具。因此，在树上生长只是一个雏形，等制成木杈，据说至少需4年左右的时间。
每当到了夏季麦收，或秋后高粱、谷子、黄豆以及蒿子、黄蓿收获的日子，木杈便成为农人的适手工具。那些曾经丰满的庄稼、硬挺的秸草，静静地躺在场院里接受烈日的炙烤，再经过碌碡的碾压或连枷的拍打，用手中的木杈，一边将那些已经变得柔软的草秸挑起，一边抖擞，庄稼颗粒便纷纷散落地上。那些脱粒后的秸草陆续被挑离、翻拣出来，被打成捆，堆成草垛。建立农场之后，种植结构大变，旱田变水田，村村均以种植水稻为主，秋后打场，木杈更成为重要的工具，因为稻草、稻毛本来就轻，使用这种轻便的木工具才最得心应手。
父亲说，木杈的杈齿越多，其间的距离越小，挑起的物件越细小。早春将冬季捯的垫厩装到车上要用三股杈，盛夏将地里堆积的垫厩均匀扬开时则用四股杈，秋季打场，牲口拉着碌碡碾压高粱，翻场起场时要用五股杈，碾压谷子翻场起场时要用六股杈。三至五股杈都是天然长成、再经加工成型后成为集市上的商品。六股叉则是自家或专业人士用树条制成，先选择粗度适宜、弯度合适的六根树条，垂直绑扎在一根树棍上，根部收拢再绑扎在木杈柄上，绑扎后六根树条是尖部自然张开，形成叉型，再适当烘烤使之定型。兴建农场开荒种稻之后，好些旱田作物不再种植，多股杈也早已不见了。
“杈，箝禾具也。……又有以木为干，以铁为首，二其股者，利如戈戟，唯用叉取禾束，谓之铁禾杈。《集韵》云：‘杈杷，农器’也。诗云：竖若戈戟森，用与戈戟异。彼能御外侮，此则供稼事。愿言等锄耰，非因为战备。今遇太平时，杈也即农器。”——摘自《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在农耕时代，木杈是麦场、稻场上的重要农具，而铁杈也大有用武之地。
铁杈是木杆和铁头两部分组成，是一头分歧便于扎取的器具，多为二股杈，形如一对尖角，常用于挑稻草、麦秆或柴禾。老家人称这种外观像兵器的两股铁杈为货杈，铁头为铁匠锻打而成，尖部锋利，安装于木柄之上，使用起来十分轻便。杈的总长约1.4米，其中铁头部分30厘米，尖部20厘米，二齿之间的距离12厘米。早先是用它装麦捆、豆捆上车，后来大面积种植水稻之后，用它挑稻捆装车，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
如果将二齿铁尖揻成90°的弯，便变成另一种状似羊角的工具，俗称二齿子，柄长1.2米，弯齿14厘米。这二者恰好组成聚与散的搭档农具。据考证，这种农具源于南方地区，古已有之，称搭爪，为收获农具之一，其构件是铁钩与木柄，钩尖分二叉，多地形制不一。《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记载：“搭爪，上用铁钩带袴（读kù），中受木柄，通长尺许，状如弯爪；用如爪之搭物，故曰搭爪。以擐（读huàn）草禾之束，或积或掷，日以万数，速与手挈（读qiè）。可谓智胜力也。诗云：非钩非刃亦非钳，挈物风生利爪尖。草束禾头千万计，不烦手指一亲拈。”这二齿子几乎家家都有，主要用于整拢割倒的草秸，以便打捆或绑缚驮垛。因为有弯齿，老家人除用它刹草、捆草外，还多见于盖房和笆泥时捯草壤用，一般的铁锨力不能达，而粗壮弯曲的双齿分外有劲，能助力和泥的这种重活。
曹妃甸区域的四齿铁叉，铁爪较短，被称为粪叉，把约长1.1米，齿长25厘米，宽24厘米。过去的主要用途是在猪圈、牲口棚起粪用，或用于夏季沤肥的粪堆倒粪。粪堆里混合着许多杂草，缠杂其中很难清理，近乎方形的四股铁杈既粗壮又锋利，抛甩远掷容易操作。每逢初春时节，房前屋后小面积的地块或小菜园挖土翻地，也多用此铁杈；秋后收获根块类作物，比如花生、土豆、萝卜、胡萝卜等，也是靠它掘取收获，要比使用铁锹省力得多，又不伤及块根。
农家以柴禾为生活热源，故而“柴”被列“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之首。旧时的曹妃甸，到处是荒滩草泊，柴草丰盈。不管是用钐刀打，还是用镰刀割，或是用耙子搂，总要收拾整理在一起打成捆，终归要背运回家去。
麻绳是乡间最普通、也是最朴素的物什。手指般粗细的麻绳，主要用于捆扎物品，绳之一端系有一木制的Y字形拘子，通过特殊的捆系方法形成不会滑脱的绳套，既能使秸秆或柴草等物勒得更紧，又使绳索受限制不跑不走。无论是人背车拉，还是牲口驮，多用带拘子的绳索，结构简单，极便捷易行。
在曹妃甸，拘子也叫拘绳，一般为自制，由拘牙、绳索、绳扣三部分组成。拘牙原料随手可取，多由结实有韧性的柳树、槐树树杈制成。树木生成后，将粗细适宜、自然形成的Y字形枝杈切断，稍加修理打磨即可，经过天长日久地勒索，会变得十分光滑。“拘”字本义，就有束缚、拘束和限制之义。可不能轻视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农具，可是写进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史和传统农器图谱的。它在古代被称之为禾钩。“禾钩，敛禾具也。用木钩，长可二尺。尝见垄亩及荒芜之地，农人将芟（读shān）倒禾
（读fù）或草
，用此匝地约之成稇（读kǔn），则易于就束。比之手摙（读liǎn），甚速便也”《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由此可知，敛聚秸秆或柴草时，用这禾钩匝地钩成一摞（读luò），以便扎束。
麻绳，以麻皮纤维打成的绳。麻，属桑科，草本植物，身材秀颀绰约，叶子硕大优美。《诗经·王风》云：“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长高的麻田，居然是青年男女幽会的佳地。麻在曹妃甸沿海之盐碱地带，以苘（读qǐng）麻最为多见，俗称青麻，其果实尤其长得奇特，圆如皇冠的形状，顶端长出一圈小尖角，每个尖角下面是一个子囊，子囊里长着一排雪白的种子，未成熟时略呈椭圆，白白嫩嫩，轻轻一吮，那甜甜中还有一丝麻麻的味道。成熟后的麻，要置于坑塘泥水里浸泡，使黑褐色的皮与白色的麻秆剥离开来，形成一丝一缕的麻纰，麻纰经过简单的处理就柔软起来，用手工搓或机器打，可以成为或粗或细的麻绳。在过去的乡村，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麻绳，扎口袋，抬大筐，拢货聚物、拉大车做缰绳，麻绳成为农人手里最灵活的工具。
每当走到农家院里，无意中一抬眼，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斑驳的土墙上，砸入一截木楔，那木楔上挂着一捆捆粗粗细细的麻绳，还有一两副连接细绳的拘子，都是自家打磨而成的，状貌不一，就挂在墙的一角或檀条上。在与它对视的几秒钟内，大脑里突然一片空白，一时想不起它的名称。至于年轻的一代人，大都不认识它，更叫不上它的名字。
树枝丫杈修成拘子，古今皆然，是最简单原始的农具之一。农学家兼诗人王祯有诗云：“物性纵横本自由，不经约束浩难收。荒原草木知多少，会见芟夷入此钩。”可谓寄意深远。
过去的年代里，在没有今天各种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木制滑轮使车辆货物捆绑更紧，使船帆的提升以及重物的移动更加省力。木滑轮物件不大，但作用特殊，不可或缺。它有单轮和双轮滑轮之分，主要由轮体、转动圆轮、轮轴组成，全部为木制。圆轮与轮轴必须选用特别坚硬的木料，如桑木、枣木制作，才能保证其耐磨性。
木制滑轮历史悠久，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出现提水工具——辘轳，也就是木滑轮的前身。后来将辘轳改变成滑轮，用于提取井水灌溉农田。在井口搭一架子，架起一根横轴，轴上安装一个滑轮，用一根长绳，一端系于水桶，另一端通过滑轮握在手中，水桶盛满水后，用手拉动绳索，水桶则随绳索吊到地面。由于通过滑轮分解了力的作用方向，因此只要用水桶重量的二分之一的力量就能把水提上来。辽宁三道濠西汉墓壁画中已有滑轮提水图，河南偃师东汉遗址中还曾出土用木滑轮提水模型。我国唐代造船业就已相当发达，到宋代就有用于航海的十桅十帆的超大型船舶，这些庞大的船帆，需利用滑轮的力学原理才能将其提起。先民们很早就掌握了物体运动及力学原理，并发明了滑轮，过去比较常见的是用于人力车、畜力车上的货物捆绑、轮船的提帆、物体的起吊以及大型物体的移动等等。
过去农家大车装运柴草、秫秸等物，装好后又宽又高且松松垮垮，这就需要刹紧拢好。拢车时就有一整套家具：又粗又长、结实无比的绳索称为刹（读shǎ）绳，一端拴在车的尾部一侧，车前部有一个木滑轮固定在车辕上，李八廒一带称之蒙头，如果要简单点也可用拘子代替。装好草后，将刹绳穿在蒙头上，刹绳一端回至车尾，绕过吊楞，再固定在插根、绞棍上，最后逐渐上劲将刹绳拢紧。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木滑轮的存在，大到牛马拉的大车、渔船、独轮车，小到家庭用滑轮，形制各异，大小不一，不难看出先人们的发明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时下，木滑轮已被各种各样的金属滑轮及现代起重设备所代替，民间已很难再见到这些小玩意了。
过去稍有一些经济实力的农家，都要想方设法置办田畴，即置房子之后再置土地。在李八廒一带，所置土地无非就是草泊，可以挑坨地种粮食。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更需要一辆大眼车，即铁瓦车，由老牛或马、骡牵引，送粪、拉柴、送粮食，出门、拉脚、走亲戚，都离不开这种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农家最值钱的家当。
秋收是大车最忙的季节，收获的高粱、谷子，或玉米、棉花需要拉回家，秸秆、柴草也要用它一趟一趟倒腾干净。每当此时，车厢里总少不了几件重要东西——插根、绞棍和蒙头或拘子，以及一捆粗壮的绳子，绳子俗称刹绳。插根也称插杠，是一根表面光滑的尖锥形木棒，外形宛如一枚坦克炮弹，根部直接有半尺来粗，3尺来长，材质多为枣、桑、榆、槐等硬杂木制成，有的为了使其尖锐且耐磨损，请铁匠专门包上铁尖头；绞棍也叫别棍，是一根3寸来粗、3尺多长的短木棍，与扁担相似，只是略短些，是用来绞紧刹绳的。二者配合使用，就相当于一个人工绞盘，不仅省力，而且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是养车户必备的农具之一。
庄稼秸秆或柴禾分量相对较轻且发虚，装好车后就要用刹绳捆绑紧，而仅仅依靠人的手脚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就需要插根和绞棍的配合。在草车尾部，还吊着一个“人”字形带弯度的牛鞅子，它的功能是用来固定绞棍的位置，作绞动支点的。装车后刹车时，由一人用插根把鞅子提起来贴挂在装载物上，从鞅子弯处利用其锥尖部分用力插入载物中，外露1尺左右。把绳子甩到车前，穿过蒙头，再甩回车尾，缠绕在插入草中的插根上。这时就以插根为轴心，以绞棍为力臂，用绞棍像摇辘轳的手柄一样，把缠绕在插根上的绳子用力绞紧，只绞得车上的秸秆柴草咔咔地响，绳索勒出一道深深的沟。在车上一同装车的人，来回走动踩踏，再用双手把绳索提拉几下，伴随着统一口令，车尾的人用力转动绞根，绳索便越来越紧，避免了松松垮垮，全车的草俨然已与车子捆成一个结结实实的整体。纵然道路再坎坷不平，路上牛马再颠再狂，只要装载合理，刹得紧实的绳套也不会松垮散架。
两件大车上的装车刹草的普通之物，字典上查不到，“百度”里搜不到，甚至连个正式名称都没有，每一地区所呼土名也仅在百里方圆内流行，但它的确是先人在数百年农业生产中总结发明出来的实用工具，包含着智慧，蕴含着科学，看似极其简易，却极不简单。
连枷是一种普遍使用的脱粒工具，又作梿枷。“百度”这样释义：指一种农具或武术器具，在一个长木柄上装上一排木条或竹条，可用来打谷脱粒。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云：“新筑场泥镜中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首诗描写的是南方地区用连枷打稻的场景。北方地区多种植旱田农作物，也用连枷来拍打麦子、黄豆、芝麻等，比如利用连枷敲打豆秸秆，会使豆粒从豆荚中爆裂出来，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中被广泛应用。曹妃甸区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垦植水稻，特别是1956年成立国营农场后大规模开发种植水稻，水稻的脱粒方式和工具也发生巨大变化，连枷这种原始工具被淘汰了，难怪很多曹妃甸当地人对它也十分陌生。
连枷是手杆和敲杆构成的，手杆即连枷把，多用木棍或竹竿做成，约6尺长；敲杆由四五根木质较硬的细木棍并列排布，用牛皮筋编织连结如板，俗称连枷拍；手杆的头部钻圆孔或折弯，与拍的轴套连为一体，却能自由活动，使用时上下甩动，会使连枷拍旋转，拍打敲击晒场上的谷物或豆荚，使之脱粒。
用连枷打场多在午后进行，此时阳光充足，麦谷或豆荚被晒得极脆，极易脱落。打场时，村人喜欢互相帮工，结集数人，各执连枷，或成一排移动，或面对面击打，此起彼落，错落有致，枷声雷动，节奏分明，场面十分热烈。有人说没有打过连枷的人，不能算干过农活，不会懂得稼穑之艰。
连枷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农具，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据先秦典籍《国语·齐语》记载，早在公元七世纪的齐国，首先使用连枷打麦。连枷当时称“枷”或“拂”。唐人颜师古《汉书注》明确地说：“拂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梿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梿枷竟“弃农从戎”，被用作兵器。这种打仗用的梿枷叫“拂梿枷”，用生铁打制而成，在冷兵器时代，连枷十分重要，其威力在于突然的翻转，劈头打下，会置敌于死地。不过梿枷出入沙场历史并不长，到南宋火药用于战争后，它也便退役了。还有专家考证，今之武术双节棍，就是连枷的改造之物。
至明代，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曾对梿枷作专门记述。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攻黍、稷、粟、粱、麻、菽》这样说：“凡豆菽刈获，少者用枷，多而省力者仍铺场，烈日晒干，牛曳石赶而压落之。凡打豆枷，竹木杆为柄，其端锥圆眼，拴木一条，长三尺许，铺豆于场，执柄而击之……”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介绍：“连枷为打稻之器，其制用木条或厚毛竹，束成平板。”时下，虽然早有了电动的脱粒机，据说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连枷仍在使用。
图片拍摄于曹妃甸区农业龙头企业——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农耕文化馆。
稻落子是曹妃甸人的俗称，专指水稻脱粒的半机械化工具。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收割机出现之前，在柏各庄农场至少使用了半个世纪以上，每一位老农垦人心中都有磨灭不掉的记忆。
落子的构造为空心圆筒，一般长1.2米，直径50厘米，每个圆筒由16根硬方木构成，方木表面固定着倒U形的铅丝，一般由8号铅丝揻成，高约8厘米，形成一排排错位的“狗咬牙”式的铁齿，每个齿相距10厘米。安装稻落子之前，要事先测量设计好基础，用沙石和水泥的混凝土浇筑，每一节落子之间设置一个支架，叫垛子，每一组安置几个或十几个落子，需要根据每个村队的水稻面积和产量而定，小的村队七八节就够了，大的村队需要加倍。建场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是由柴油机带动，十五六节落子需要30马力的柴油机，少的只要12马力就够了，各农场普遍通电之后开始电力带动。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时代联体落子淘汰，稻落子改进为适宜一家一户使用的单体落子，由小型农用拖拉机就可带动，更便于在稻田就地脱粒或在小型场院里作业。
在集体经营年代里，每一个村队在村头高岗空地开辟一块宽敞平坦的稻场。收秋季节，这里几乎集中了全村的劳动力，有男有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人欢马叫，煞是热闹，甚至要天天挑灯夜战，突击打稻是为早日进仓入库。落子的后面一般由妇女操作，因为她们干活精细，劳动强度也不算大，不需要来回走动。每一节落子安排两个人，十数个落子连成一排，场面十分壮观。落子手双手拿一捆稻子，用力把稻穗一头压在高速转动的落子上，铁齿顷刻间便把稻粒打落下去，然后再将稻捆反转过来，还按在落子上，眨眼间就只剩下脱去颗粒的稻草捆了。可不能小瞧这种看似简单的劳作，一正一反、一压一按包含着技巧，其关键的技术要领就是用力一定要均匀，按压的力量大了，稻粒连同稻草会被一起落下，杂草太多会增加下一道工序的劳动量；力量不够，稻粒落不干净，还要反复再落，会花费更多工夫。
稻场上的重要岗位就是利用落子脱粒，当然还有很多辅助工种。落子后头首先有递送稻个儿的人，要源源不断地从大垛上往落子跟前背送稻捆，既要保证供应速度和数量，又要摆放有序，放置在落子手身后伸手就可拿到的位置，且始终保持齐腰的高度。还有人负责往外背稻草，及时把落净的稻草捆清理出来，用短绳打捆运到指定地点，那里有人专门在码草垛。水稻经过落子脱粒之后，便成了一颗一粒的稻谷，另外几个人负责在落子前面挑稻毛、扒稻粒，清走稻谷，堆成谷堆，再利用扬场机扬场，分离出混合在稻谷里的土块杂质、秕谷、草屑等。清理干净的稻谷，就可以集中装囤入库了，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尚用语是叫“颗粒归仓”。
碌碡读音为liù zhou，在曹妃甸方言中被读作niù zhu。它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用具，用来轧谷物、碾平场地等。在中国陕、甘、晋、鲁、豫、冀等省份的农村都曾大量使用。这个笨重的石质农具，具有通用的规格，一般长80厘米，直径40厘米左右。选好石质坚硬的花岗岩、石灰岩等石材，经人工凿除多余部分，形成圆形的母胎，然后再进行细部加工，除开凿出沟壑纹理外，两端还要凹进去，安装铁轴碗。木框是基本配套工具，由木工根据其尺寸做好横梁和边框，并在边框上安装铁信子，便于自由转动。在过去的北方农村，碌碡使用完就随意撇在地头，农民收工时只把木框带回家中即可。
碌碡，又作磟碡、䃙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关于碾打小麦和青稞等脱粒的注文，曾曰：“治打时稍难，唯伏日用碌碡碾。”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的记载：“余谓磟碡字皆从石，恐本用石也。然北方多以石，南人用木，盖水陆异用，亦各从其宜也。诗云：木石非异名，大小惟一致。机括内圆转，觚棱外排峙。登场脱稃穗，入埂均块滓。物用随所宜，人兮胡不尔？”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磟碡，农具也，亦作碌碡。以石为圆筒形，中贯以轴，外施木匡，曳行而转压之，以平场圃，亦以辗禾麦。”历代诗人也多有青睐，宋代楼璹在《耕图二十一首·碌碡》中说：“力田巧机事，利器由心匠。翩翩转圜枢，衮衮鸣翠浪。三春欲尽头，万顷平如掌。渐暄牛已喘，长怀丙丞相。”把碌碡的形状、用途及老牛拉碌碡的情态写得惟妙惟肖。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诗之六中云：“骑吹东来里巷喧，行春车马闹如烟。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这就说明，宋代时家家都有了碌碡，收秋碾压打场，闲暇时戳立门前，则成为拴牛的石桩。
在一年里的农事活动中，碌碡只在夏天小麦收割上场和秋后高粱谷子等作物脱粒时使用。在开镰割麦之前，应该先做场，一般选择街头巷尾的平整地块，20世纪50年代建立国营农场以后，一个生产队共有一个场。做场前先用铁锹或镐刨挖一遍，再用钉耙耙平，泼上水，撒上碎草，经碌碡在场地上来回滚动，叫做逛场，就是使表层泥土密实，不会起浮土，又保证农作物颗粒清洁。每当夏秋收获庄稼，特别是带穗带壳的庄稼，如小麦、高粱、玉米、谷子、大豆等，要先摊开晾干，再一趟趟地用碌碡碾压。碾压中随时用木杈翻场，最后用木杈起场。一般是套上毛驴来拉，或由牛或骡马来拉，常需给牲畜戴上捂眼儿和箍嘴，以提防偷吃粮食，同时也防止转得晕头转向。
笨拙的石碌碡以原始脱粒机的角色，在中国各地演绎了数千年。它在曹妃甸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就是压芦苇。把芦苇破成篾子，用于编织炕席、篓子等生产生活用品。初春时，碌碡还是庄户人建房砸地基的工具，将其竖起来，用两棵粗木做夹杠捆绑在上面做成石夯。
过去，还有两种“袖珍版”的碌碡，个头要比轧场的碌碡小很多。橄榄形状，长约30厘米，中部最大直径20厘米，外加木框或粗钢筋，由人牵引，当地俗称混（读hùn）子。春天播种高粱、玉米、棉花后，先由牲口拉着盖普“逛”一遍，再人拉石混子经过，把每条垄的虚土压实，已达到保墒的作用。细长的叫磙子，呈圆柱形，长50～60厘米，直径20厘米左右，重量在25公斤上下，过去的旱田地里播种麦子之后，常用它压地。在南堡盐场，旧时多见用来碾压盐田，使之平坦结实。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加快，居功至伟的碌碡渐渐赋闲了，大都成为农家院门口的摆设。碌碡无语，就在那里，一任风雨。
上学时学过鲁迅的名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清楚地记得他这样描写雪后支筛子罩麻雀的情景：“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一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筛子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北方冬季漫长，下雪频繁，小时都曾像鲁迅那样贪玩淘气，专去雪地里罩鸟，筛子便是这场游戏的秘密“武器”。
筛子是过去农家常用的一种生活用具。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在农家院的屋檐下，或在厢房的墙壁上，都会有一面或几面筛子静静地悬挂一隅。筛子因用途不同而多种多样。筛子的口径大约60厘米，边框高约14厘米，为竹制器物，像个敞口的大盆形状。它的底面是薄而细的篾条编织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状，形成孔隙便于过滤；边框采用较厚的篾片编织而成；为了使筛底承受一定重量，还要交叉编织几条粗篾条，并与边框相互连为一体。过筛时，粗者留筛中，小者从筛眼漏出。
竹筛子分大眼筛子和密筛子。大眼筛子就是草筛子，喂牲口前要用它筛去土屑和草末儿，也在秋后打场时用于筛选大豆、高粱等。密筛子俗称二眼筛子，网眼较之大眼筛子要稍密一些，用它滤去与穗皮混杂的粮食，常用于小米上场脱粒。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一种小铁筛子，规格较之竹筛子小很多，直径三四十厘米，如脸盆一般或更小，用铁丝编织而成，牢固结实，十分耐用，不仅可以筛选豆类，甚至可以用它筛沙子。
“谩言嘉谷可登盘，糠秕还忧欲去难。粒粒皆从辛苦得，农家真作白珠看”（清·康熙《筛》）。筛，古时称籭（读shāi），为谷物清选农具。《说文·竹部》曰：“筛，竹器也，可以取粗去细。”说明筛子至少出现在汉代以前。《集韵》：“其制有疏密大小之分，然皆粒粮之总用也。”筛子虽为农家器物，但仍有古代诗人写入诗章。唐代李洞《喜鸾公自蜀归》曰：“扫石月盈帚，滤泉花满筛。”宋代林逋《淮甸南游》云：“数抹晚霞怜野笛，一筛寒雨羡沙禽。”明末科学家宋应星1637年刻印的《筛谷图》，和法国画家库尔贝1854年的画作《筛谷的妇女》，其筛及筛法皆同，古今中外盖不除外。
“使用簸箕的过程，当地土话叫簸簸箕。这里的第一个‘簸’是动词，含有翻动、颠簸之意，生动地说明使用簸箕的要领。它说不上力气活，但像所有的农活一样，也是熟能生巧，但练到熟练程度也非一日之功。腰上的力道、手上的巧劲都得配合好才会事半功倍。每年冬天打完场，剩下的场底子还有部分粮食粒。但由于里边混合了太多的土屑、草末儿，要达到粮食颗粒归仓，就必须做最后一道工序——簸簸箕。生产队会安排几个手巧的妇女，把混在泥土草屑中的粮食分离出来。簸簸箕的人，要平心静气，叉开双腿，伸展双臂，双手配合腰肢扭动，把泥块、草屑晃到簸箕边上，这个力道一定要把握准，因为泥块和草屑的比重相差很大，又要和粮食分开，这就是功夫。脏东西颠到簸箕边上后，双手用力上下颠簸，然后簸箕前伸，把脏东西簸出去。这个活计，说着简单，看着姿势也很优美，但如果要真正熟练地掌握，那真的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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簸箕，“用于簸扬杂物，清除糠秕的器物，亦用于盛物。三面有沿，一面敞口，口有舌，称为‘叶’。初用草绳制作，后以竹篾或柳条等编成。”“据《三才图会》所绘簸箕形状，与今相似，唯箕舌长，略呈三角形伸出前沿，与今之平沿者略异”。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簸扬的典故，如《诗·小雅·大东》：“淮南有箕，不可以簸扬；淮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都会对簸箕有着深刻的印象，原因就是我们始终难以忘记它是清理粮食、分离秕糠的用具，是场院里或碾坊里的必用之物。俗话说：粮里土沙米里糠，簸箕一簸都去光。把稻米、高粱、玉米粒等农作物装进簸箕里，熟练掌握技巧的人只左右晃一阵，谷物内的空壳杂质就会自然分离，被簸到簸箕外，从而轻松地去其糟粕。不掌握技巧的人，任凭如何晃悠，也无法清除杂物，反倒会把粮食颠出去。农家主妇每当用它端出粮食，在房前屋后簸簸箕时，鸡鸭便条件反射地围拢过来。
古来各行各业都有被称为祖师爷的发明人，世代受人崇敬和祭拜。据说编簸箕人的祖师是孙膑。当年孙膑被去双脚，囚禁于阴暗潮湿的地窖，发现身下坐的柳条沤烂了，便把柳条蜕皮，用细绳连结，至后来出人头地，便把这种方法传授到民间，创造了柳条簸箕。这一传说使簸箕这种民间俗物有了非同小可的闪光点。
时下，簸箕已逐步脱离自身的生产生活领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人不知何时又为它增添了新的彩头。有一些店铺、饭馆、休闲会所等，会把一个簸箕堂而皇之地悬到墙上，配以其他农耕时代的老物件作装饰，瞬间就酝酿出地道的农家风貌和淳朴气息来。自然，这时的簸箕早已不是那种做农活用的“笨”簸箕，而是小巧精致的装饰簸箕。既然成了一种时尚的装饰物，想来簸箕就不会轻易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隐踪。
玉米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也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农作物。成熟后的玉米籽粒饱满，排列整齐密集，手工脱粒的确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么收获之后如何快速地使它脱粒呢？勤劳智慧的农民们便发明出玉米脱粒的专用工具——镩子。
玉米镩子，也称玉米冲子、玉米擦子。取一块长木条或木板，长50厘米左右，宽约15厘米，厚约5厘米，在正面中间位置刨成椭圆形凹槽，成为玉米拉动的轨道。再挖一个通透的小方孔，需要一根铁匠打制的长方钉，大约七八厘米长短，钉尖朝上斜着固定在方孔一端，翘起的那部分高度大致与一颗玉米粒相等。在钉钉子的另一头支上木块或树杈做支脚，使之形成一定的坡度。这样，一个玉米镩子就做好了。选择的木料，最好是枣木、槐木、榆木等硬质的，结实耐磨抗得住玉米来回擦动。
在曹妃甸，秋后打理玉米叫做蜕玉黍，过去玉米脱粒全靠一家人手工揉搓，要花费好多工夫，非常辛苦，手指甚至都累变形。玉米镩子常常由家中的男劳力使用，操作者骑马式坐在小板凳上，用双脚将玉米镩子固定，右手握住玉米棒沿木槽向下滑动，让钉尖将一列玉米粒冲掉，隔几列冲掉一列。一个玉米棒冲开三四列，原本紧凑严实的玉米粒子之间便有了空隙，再揉搓起来就容易多了。还有一种制作更加简易的镩子，就像大号的锥子，大致七八寸长，顶端尖锐，只需一截钢筋头打造而成，在磨石上磨尖，尾部可以揻成或圆或有弧度的把，也可以安装木把。使用时，一手攥紧玉米，一手拿镩子，用力撺出一两列来，这样就便于手搓了，或者用另一个玉米互相错着擦，直到把余下的粒子全部脱完。
玉米，别称苞米、玉黍等，原产美洲大陆，曾经是印第安人用以填饱肚子并持续繁衍的唯一食粮，其种植历史大约有3500年。玉米传入中国已经有470多年的历史，经推广引进品种。进行杂交育选试验后，成为产量高、品质好、适应性强的农作物，栽培面积大，成为仅次于水稻、小麦的粮食作物。
据地方志记载：原唐海县境内西起第八农场东至第九农场的北部边缘一带主要分布旱地，过去都是引水困难的坨地或沙岗，多种植玉米、高粱，但产量不高。每到收获季节，生产队的场院里忙得热火朝天，玉米等农作物都是需要上场晾晒之后才能脱粒的。待到脱粒时，一般由一两个人用玉米镩子开路，其余的人负责揉搓，即使是孩子也可参与其中。玉米棒被镩出了沟槽之后，抛给周围的人，大家一起动手，哗啦啦响成一片，玉米粒很快便铺满一地，有了这种工具，大大减轻了手工脱粒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那时的孩子们放学早，也没有什么课业负担，经常会奔着家长们的劳动场所而去，又干净又光滑的玉米粒堆也成为他们玩耍的好地方，玉米粒会钻进鞋子里、裤腰里，冰凉又刺激。玩到兴奋时，竟学着电影里的解放军战士，把玉米骨头当手榴弹，玩起打仗的游戏来，场院里一片欢声笑语。
如果是一家一户种植玉米，常常是一层层剥掉裹在玉米身上的叶子，只留下三两片，然后一个个连缀起来，挂在房檐、墙头或篱笆上，快速地晒干。或者干脆就剥得溜光，一股脑扔上平房的房顶，风吹日晒干得更快。等农闲时节，一家人在院子里或土炕上放一个大笸箩，先用镩子镩，后用手搓，不用多大工夫，便搓下一大堆玉米粒，再去磨成玉米渣、玉米面。
简单的玉米镩子，曾经为农人节省了许多力气和汗水，让辛苦的劳作变得省时省力，也许因其微不足道，在一般的家庭里早已不知去向。现今机械化普及，这种简易工具，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冀东地区的沙土地带，白薯是主要作物，产量高，营养丰富，农民以白薯作主食。曹妃甸沿海一带的重盐碱地是无法栽种白薯的，只有北部的六农场曾家湾沙岗高地里种过，个别农家院落也有少量种植。那年代，白薯因含水分大是不容易长时间存储的，每到开春天气渐暖，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白薯就会发芽，甚至腐烂变质。正因如此，通常是将白薯切成薄片，晒干后存放起来，吃的时候只要用水煮一下就行，但大都是用它碾成面粉，掺上少量的白面或杂粮面，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当饭吃，既好吃又易消化。
最初，人们切白薯就像现在切菜一样，在地上安置一块木板，用切菜刀一个挨一个地切。白薯长得圆咕隆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用这种方法来切既缓慢又不安全，一天下来也切不了多少，还经常伤及手指。后来，有人发明一种专门用来切白薯的铡刀式的工具。这是一种用木头做成的工具，先做一个小桌子一样的底盘，在一头固定一个可以来回活动的木把，木把中间部位钉一块开刃的铁片，即为切刀，可以切出厚薄不一的白薯片。切白薯的时候，只要把它放在刀子的中间部位，左手把住白薯，右手用力一按，白薯片就切出来了。这种方法连续干起来其实也很累人，而且切的时候很讲究技巧，主要是左手按压的力度必须把握好，不能让它左右滚动，每次推送白薯位置也要合适，否则就会切得厚薄不均，同时左右手还要配合好协调好，更为重要的是干活时必须神情专注，心无旁骛，以防锋利的刀片伤及手指。
后来，又有了切白薯的新机器，是手摇的，由人往漏斗里“喂”白薯，飞轮上的刀片会迅速把白薯切成薄片，效率很高，但切出来的白薯片易碎，不容易捡，所以后来用的人少了。
过去并没有见过切白薯刀，也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怎样切白薯干，只是从网上见过大型的切白薯机，据说切片速度快，片形整齐，厚薄均匀。看来，人们不会再使用那些笨重费力的小铡刀之类的工具了。
“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盖土人为汉语耳。”这是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记载的爬犁，形象地描述了爬犁的形制、构造及名称的缘由、使用的条件等。爬犁，又称扒犁、雪橇、冰床、拖床，满语称为法喇，是东北地区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不仅用于倒运采伐的树木，也同时用于冬天其他运输之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可以不分道路，只要有冰有雪便可在上行走，早已成为漫长冬季里生产生活的普遍交通运输工具。爬犁大多是用木头制作的，有大有小，大的比马车略小，也有车辕，只是和地面接触的部分不是车轮而是两根光滑木杆。大爬犁一般是用马拉，就是俗称的马爬犁，还有一种让狗来拉的狗爬犁；小爬犁可以坐两三人，没有车辕，一般不用马拉，而是在前端拴根绳子由人来拉，主要用来装载运送一些家用物品等。
东北的爬犁，在曹妃甸地区称作凌爬，或叫凌爬子，形制相仿，同为榫卯结构，主要用途不是载人，而是拉草和运物。其主体构造只是一个“目”字形的木制框架，长2米、宽1米左右，底部镶嵌铁条，早期由铁匠铺打制而成，也有利用大眼车、即铁瓦车上拆卸下来的磨薄了的铁瓦经简单处理钉于四角，就能在冰雪地上快速轻松地滑行。人在其上可以像撑船一样用带铁尖的长杆支撑前行，也可以人在前面牵引而行。过去农家人多是临时制作凌爬子，有的还利用场院里闲下来的碌碡辕子，辕子木框两端略往上翘，呈现一定的弧度，在接触冰面的最低部位，安装上由铁匠专门打制的铁片，再在辕子上面用长木杆绑扎成框，增加底部面积，然后装草拉运回家。
曹妃甸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又受季风影响，降雨集中，十年九涝，常常积水为患。故此，当地百姓在夏季多靠舟楫通行，冬天在滩涂冰面或河渠沟汊里打草，则以凌爬为工具载运。它是北方冬季雪多冰厚的自然环境里创造出来的便捷工具，特别是在落潮湾一带，沟壑全被冰雪覆盖，凌爬的使用就更为广泛和便捷。为什么叫爬犁、凌爬？“爬”是指这种东西没有轮子，能在冰雪上滑行，远远看上去就像在地上爬，所以名字里带了“爬”字，既准确又形象。
凌爬只要有冰有雪便可行走，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而驾驭和拉它行走的人，双脚却要十分稳当，脚下无“根”就难以行进，甚至“失足”，这便有了农人脚下的一种利器——脚齿。脚齿也由铁匠打造，一般是成人的前脚掌大小，下有利齿，用绳子紧紧系于鞋底，靠底部的尖钉牢牢地“抓”住冰面，就像现在冬季户外活动时穿的带冰爪的防滑鞋，走在再光滑的冰上也如履平地，不致打滑摔跤。
棉花夹子是农民拔棉花秸的专用工具，充分利用杠杆的原理，稍稍弯腰就能轻松地拔出来棉花秸，其制作简单省事，使用起来轻便省力，工作效率高。此物发明时间不详，古代农器典籍不见文字载录，1942年，日本人二瓶贞一和松田良一的《关于华北地区的农具调查》却有记载。
在曹妃甸地区，自从清朝光绪年间人们发明治盐碱、挑坨地之后，大量盐民转变为农民，滨海之地的重盐碱土壤得以改良，农作物种植品种开始丰富起来，既有高粱、玉米、谷子等，也有棉花等经济作物。棉花曾经是域内的大宗农产品，不仅适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也因其浑身都是宝而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备受农民青睐。据地方史料记载，冀东地区自明中叶开始植棉，清乾隆时得到快速发展，至清末民初，棉花种植达到顶峰。1938年《河北省丰润县事情》说：“丰润县为产区最盛之地。……约占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一。第五区……曾家湾、李耿庄一带，出产数量为最多。”在当地农民眼里，棉花除了出售赚钱外，剩下来便可纺线织布、做衣服，棉籽可以榨油，棉花柴当烧柴火硬，甚至连棉花柴根也不放过，拔出根既为增加烧柴，也便于来年播种。
棉花是直系根作物，根系发达，主根深，侧根也广，况且沿海地区土地板结僵硬，要徒手从地里全部拔出来还真费力气。聪明智慧的棉区农民发明的棉花夹子，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杨立元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拔棉花柴》，是这样记述的：“棉花夹子由铁夹子和木把两部分组成。铁夹子是由农机厂或铁匠社制造的，铁夹子是由安装木把的裤儿和一个夹子组成，把长100厘米，是一根光滑的圆棍。拔棉花柴的时候，需将夹子口张开，然后对准棉花柴的根部使劲一顶，用力一夹，利用杠杆的作用，便把根拔出来了。有时棉花柴粗大，用力一夹却拔不出来，只是夹破了一层皮，便吡溜了，没有拔下来。这就需要撤出夹子再狠狠地夹一下，有时因为根须扎得牢固，用夹子把棉花柴夹劈了也拔不下来，那就只能用手拔了。”
拔棉花柴是农村里的累活之一，一般在秋末至上冻前完成。拔完后，经过归拢、打捆，装车拉回去，棉花地里就显得干净多了。但很快还会有人拿来耙子和筐，把地里散落的棉花桃瓣和叶子搂起来，这时的棉花地才算彻底干净了。
如果要推举一种现代农业机械普及之前农村“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传统农具，一定是非扇车莫属，曹妃甸俗称风车子。
“扇车，也叫风车，一种清粮农具，由车架、外壳、风扇、喂入斗及调节门等构成。工作时，摇动风扇，开启调节门，让谷粒及其夹杂物缓缓落下。谷物在落下过程中，轻杂物被吹出机外，落下的谷粒由出粮口排出。用于清除谷物中的颖壳、灰糠及瘪粒等。”这是《辞海》的详实解释。文献记载，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出人力扬谷风扇，而西方国家直到公元18世纪才有了类似的风车。西汉时期长安的机械师丁缓发明七轮扇，是在一个轮轴上安装7个扇轮旋转起风。《武经总要前集》中绘有一个以轴上曲柄转动的风扇车。王祯《农书》所绘的是以脚踏连杆使轮轴转动的风扇。以上都是开放式的风扇车，没有特设风道，风扇产生的风是四面流动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就已是闭合式的：“凡去秕，南方尽用风车扇去。北方稻少，用扬法，即以扬麦、黍者扬稻，盖不若风车之便也。”
风车在多地还有不同的称谓，扇车、扬扇、扬谷器、扬车等，是用木头制作的扬谷机械，更确切地说，在自然风力不是很足的情况下，风车是农人唯一的扬场用具。扬场是借助风力把谷物、米糠及沙石分离出来，需在室外的场院里进行，依靠木锨迎风扬起，从而过滤谷糠、沙粒等，但大自然毕竟不能为人所掌控，没有自然风或阴雨天就很是无奈。自从发明了风车，只要一间稍微宽广点的房子，任何时候都可以“扬场”。
通常使用风车子，需要两个人配合进行。一个人负责把碾过的粮食倒入上面的喂料口里，另一个人负责用力摇动曲柄，风扇随之转动起来，产生一阵阵巨大的气流，秕糠、浮叶等杂物则沿着风道随气流一起飘出风口。风车中间部位有一个很关键的装置，用以控制风力的大小，风起时旋转到合适的角度，风小了不起作用，风大了则连饱满的谷粒也会吹跑。
风车子是农具中的庞然大物，有一人来高，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头老牛立在那里。据过去使用过风车子的老父亲讲，他小的时候，家里就曾有一个风车子。过去只有那些土地多、打粮食多的人家才置办，只在秋末冬初使用，一般小户人家所产粮食只用扬场或用簸箕扬去秕糠杂物。摇这样的风车很累很脏，干完活总是弄得灰头土脸。不过累也好、脏也罢，但心气顺，尤其是看着干干净净的饱满颗粒落入粮食筐篓里，就会觉得有十足的成就感。作为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不就是等待着颗粒归仓这一天嘛！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从有了电动脱粒扬场机械，风车子便自然淘汰了。如今的乡下也难寻找到这种木制风扇车了，偶尔在博物馆、民俗馆里见到它的身影，静伫于一隅，仿佛在细细品味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永远逝去的旧时光。
“忽然昂首忽卑躬，看到平身正尔容。高下敢言权在手，分明难掩宿罗胸。市佣买菜心求益，钓叟持竿貌甚恭。尺木一条衡陆海，钩盘曲折尽朝宗。”这首写秤的诗见于清代史料笔记《乡言解颐》（李光庭著）。书中还记载：“记曰：‘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孟子曰：‘权，然后知轻重。’衡即天平之上横也；权，秤锤也。……秤有大、小钩盘二种。市肆谓砝码为招财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衡权就是称，用来称物的重轻，与度量同为交易的重要用具。
在中国，秤的出现和使用历史太古老悠久了，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其中的衡器就是秤。民间传说，鲁班发明木杆秤，并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上十三颗星花，定十三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改一斤为十六两，统一了度量衡。1959年，国家颁布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把称制改为十两一斤。春秋中晚期，楚国发明制造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经过逐步演化，衡杆的重臂缩短，力臂加长，也就成了现代仍在使用的杆秤。一个支点、一段木杆、一个秤砣，加在一起就可以准确衡量物体的重量了。
旧时在曹妃甸，常用的有木制的大秤、钩子秤、盘子秤等，以后才出现铁制的磅秤，主要用于粮食收购加工等。
大秤，即杆秤，是称较重货物的秤，由秤杆、秤毫、秤锤、秤钩子等组成，可以称千斤以下的重量。木质秤杆，上面镶有计量的秤星，即秤花；秤上手提部分叫秤毫，即提溜儿，多用绳子或皮条制成；秤锤俗称秤坨，是用来使秤平衡的金属锤。一般由两个人用扁担抬起重物，一人掌秤。钩子秤是大秤的微缩版，其构造一样，可称百斤以内的重量，常用作卖肉时的称具。盘子秤与钩子秤的结构相似，只是把秤钩子改为了秤盘子，可以称50斤以内的重量。秤盘子又有圆盘和簸箕形盘子之别。此外药店里还有戥（读děng）子秤，是测定贵重物品或药品重量的小秤，最大单位是两，小到分或厘。
再说旧秤的十六两一斤和十两一斤之间的关系。1934年出生的十农场李八廒李学本老人至今还能背诵换算口诀：“一六二五、二一二五、……八五、九五六二五……十五九三七五、十六一斤。”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老秤一两相当于新秤的0.625两，老秤2两相当于新秤1.25两……，八两相当于半斤。这也是成语“半斤八两”由来。
图片中的大秤曾是李八廒富户李殿杞家旧物。秤杆为硬木所制，长1.26米，两端直径分别为2.6厘米和1.6厘米，铜箍已脱落丢失，秤杆上星有“仁合（为‘和’字之误）堂”三字，依稀可见。现为李润生先生收藏，是1948年土改时分到他家，应是百年以上的老物件。
柏各庄农场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专事水稻种植，每个农场都曾相继兴建机米加工厂，加工稻谷过程中，凡装麻袋、粮囤等，都少不了用戳子，生产队秋季打场也必不可少。每铲一斗，大约十五六公斤，连续不停地干，也是十足的力气活。戳子是用剥了皮的柳条编制，三面卷沿围起，一面敞开留口，有些像簸箕形状，也有薄板制成的“舌头”，但没有“簸”的功能，外观比簸箕长且高，上有木质横梁便于提握。
这一传统农具，古时称畚（读běn），“以枝条竹草编成之盛物器具……形似斗状者称畚斗”（《中国古代名物大典》）。《广韵》曰“草器”。《周礼·夏官·挈壶氏》云：“挈畚以令粮。注：畚，所以盛粮之器。”《说文解字注》则表明，“畚”最早是用来盛放种子用的。《列子·汤问》记述：“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元代王祯《农书·畚》记载：“杜林以为竹筥（读jǔ），扬雄以为蒲器，然南方以蒲竹，北方则以荆柳，或负土，或盛物，通用器也。”可见，古代的戳子有撮粮和撮土的双重功能。
其实，戳子就是用木、竹、铁片做成的一种铲状盘，用以收运从地板上扫除的垃圾，或撮粮食等。作为农用工具使用的戳子，一般长约65厘米，宽37厘米，高25厘米，在农村比较常见。早期的戳子没有把手，后来加上了横梁利于使用。收集脏土垃圾用的戳子，体量较小，一般都以柳条编制或木板制造，后多用铁制，时下以塑料加工的居多，配有或长或短的垂直把手，这是后人为了方便劳作不至于长期弯腰改良而成的。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大都是以种田为生。为了使稻谷、小麦等计量方便，发明了斛、斗、升等一整套标准的计量器具和计量单位。每种计量器具的高、矮、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粮食交易都要用“量”，而非称重的方式。当地人“量粮食”是被沿袭下来的习惯称呼。
斛、升、斗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或许只有一些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才能回答，他们会告诉你，在过去，粮食称分量不是用秤，标志粮食多少的计算单位也不是现在用的公斤和吨，常用的容器就是斛、升和斗，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工具，更是粮店必备的量具。斛，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即1石，1石等于10斗，约120斤。汉朝许慎《说文解字》释：“斛，十斗也。”自宋朝开始，改为5斗为1斛，而1石为2斛。明朝张自烈《正字通》：“斛，今制五斗曰斛，十斗曰石。”斛，呈正台形，木制，上小下大，4个侧面都是标准的梯形，像无尖无顶的金字塔状，选用质地坚硬的木料合角斗榫制作而成，边沿裹铁皮加固。材质大多选用松木，其纹理细密，软硬适中，耐用且易加工，不开裂，不变形，不生虫。斗的制作看似简单，其中却蕴藏着中国传统的榫卯艺术，对精细程度的要求也极高，需要木匠有精准的计算和打磨技术，还有慢工出细活的耐心。
斗是主要量器，升是辅助量器。斗又分官斗、民间用斗两种。民间的斗一般是用毛笔书写标记，多为墨书一个“斗”字，商务用斗多写有商号名称、年号及“公平”字样等。而官斗内壁两侧和底面烙有官纹标识，用以防伪，这是区别于民间用斗的重要标志。历朝历代，政府为征农业粮赋或规定粮食交易中所必用的官斗，更有权威性，从文物价值上讲也更为珍贵。
《说文》曰：“斗，象形，有柄”。《前汉书》云：“十升为斗。斗者，聚升之量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亦统一了度量衡，汉代颁布《律历志》规定：“量者，龠（读yuè）、合、升、斗、斛也。”斗为十升之量器，即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升和斗这些古代量器世代相传，量值却各地有异。
过去，粮食是人们主要的生活资料，再加上物价不稳定，农民互相之间借贷，特别是地主收地租支付工钱，都讲究以粮食兑现。即使是封建社会官员的俸禄，解放初期干部的工资，也都是用粮食支付，主要用斗和升，后来才论公斤计算。为了公平，还配一个专门的工具——抹子，也就是说盛满一斗一升时，最后用抹子抹平，就是一种公平的体现。在旧时的曹妃甸，因各种粮食作物比重不同，重量也有差异，以加工好的小米为例，正好每斗50斤、每升5斤。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步以衡器替代量器。
不同地区的量器材质大同小异，但造型不一。升与斗不同，常见的为柳条编制，非常细密，有的上口和底大小接近，肩部以上用柳木薄片一层层箍圈，往往加两个铜环作耳，便于提拉，造型仿似古尊，浑厚饱满，颇有商周青铜器的遗风；也有的状如花瓶，口、底粗，而腰部或颈部细，甚为秀气。百姓家里常有一种半升子，形状多为桶状，有柳编的，也有铁制的。有的人家至今尚存，不过功能不同以往了，仅仅是一种舀米工具罢了。
比升还小的容量单位为合（读gē），每合约0.5斤，10合等于一升。这种容器多用于播种时控制播种量。民国时期，李八廒区域种小麦亩播种量为二升半，玉米约为半升，高粱为三合半到四合，谷子最省种，为两合。这种器具，尽管各处搜寻，终未得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小就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大斗进、小斗出”之说虽流行于那个时代，但缺乏生活经验的我们，当时不仅不知道到底怎么操作，就连斗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过。
在老家玉官庄及其周边村落，对老粗布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口袋布，用家织的粗布做口袋专门装粮食。这种口袋装满粮食后会齐腰那么高，多为家用，也为公家所用。
一个小孩子那么高的口袋，装上粮食百十多斤，用口绳扎好，两手抱着一较劲，或者旁边有人搭把手，就扛上肩了，或者用大水管自行车的后架驮着，用手推车可以一边放一个，很是妥帖。农民平时赶集上店，也常常肩上背条口袋，就像穿件衣服或拿件工具那么自然，随意地搭在肩上，以备不时之需。口袋可以盛放各种粮食、米糠及所有能装进口袋里的东西，既可用来搬运，也用来囤积贮藏，有些粮食可以长久地装在口袋里，存放屋内一角。
每逢秋天，生产队在队部院里分粮食，总是排着一大排口袋，每家的口袋各有不同，或高矮胖瘦不一，或色调深浅各异，有的是清一色的，有的是花绺（读liǔ）儿布的，还有的是三两道条杠的，甚至为了避免混淆直接写上名字。口袋使用的年头长了，就分不清真实颜色了。也会有磨出洞的地方，就找块布头补上，打了补丁的口袋就有了更加明显的标记，简直成了自家粗布口袋的logo（英文，指标志）。
口袋布出自农妇之手，在经布时不同于一般的粗布，对原料棉花的质量要求不高，可好可差，纺的线略粗，织出布来厚厚实实，质地较粗糙，但经久耐用，尤其耐摩擦、抗揉搓和腐蚀，谁家都会有三条五条的。如果走在路上赶上下雨了，一时没有别的东西遮雨，农人常把口袋底的一角窝进去，变成一个尖尖的帽子，顶在头上遮雨，一时半会儿雨是淋不透的。这在文人墨客的眼里，兴许是雨中一景呢！
自从国家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调控价格之后，粮食的销售包装越来越受到重视，更加讲究品牌化经营和精致的小包装，消费者也习惯这样的包装和销售。然而，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代，装粮食的用具一律是大麻袋。曹妃甸的老一辈农垦人都记忆犹新，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农场，每到秋后打场，盛装稻谷最不可缺的就是麻袋。麻袋尺寸一般高135厘米、宽110厘米左右，每袋扎口能装稻谷约50公斤，装外运大米用缝口方式，正好装100公斤，装出口大米也是缝口，每袋90公斤。农村家庭中，每家也都会有几条麻袋，除了装粮食，也用来装一些杂物，容量极大。
顾名思义，制作麻袋的原料当然是麻。在曹妃甸主要是苘麻，其特性耐盐碱、耐贫瘠、抗性极好，在田间地垄、堤坝河沟、水渠埝埂，凡有植物生长的地方都能见其身姿身影。在大集体年代，有的生产队还专门辟出一些旱田坨地种植这种植物，就是为了解决编织麻袋、麻绳的原材料之需。
过去每个生产队都经营数千亩稻田，稻谷产量有几百万公斤。每到冬季，打场入库就是最主要的农活。稻谷扬干净之后，先把稻谷装在麻袋里，从生产队稻场运到机米加工厂时麻袋用稻草扎口、装车，运到加工厂要靠人力肩扛。加工厂的粮囤是永久性的，用茓席子等围成。那时还没有电动输送机，完全靠人来完成。把厚五六厘米、宽三五十厘米的长木板斜搭上粮囤，称作桥板，由青壮年劳力用肩膀扛运上去，这称之为扛麻袋、扛大包，必须是最有力气的棒小伙子才能胜任。俩人抓住麻袋四角，悠荡一下，扛包的一弯腰，麻袋就直立于肩上，扛包的顺着木板到了囤顶，身体稍一倾斜、一手顺势抓住麻袋一角，稻谷倾斜而出，袋里便干干净净。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徒手走上去当需一定的胆量，更甭说肩上扛着50多公斤的麻袋了。况且，粮囤越高，桥板的倾斜角度越陡，走上去的难度也越大。小伙子们肩扛起重重的麻袋，走上高高的桥板，巧妙地借助桥板有规律地颤悠和反弹，走起来会略显轻松些，登上囤顶，侧身将麻袋里的稻谷倒入囤里，再拿回空麻袋，如此不停地上下返往，不计其数。这是当年国营农场特有的秋粮入库的场景。现在，这些能扛大麻包走桥板的小伙子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笔者认识一位1968年到农场的唐山知青，名叫姚东光，当年他和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国家的上山下乡政策，插队落户到一农场四队。那时，他当时身高仅1.65米，体重不到50公斤，早晨6点多从四队徒步行走6里地到机米厂扛麻袋，往解放牌汽车上装车运往外地。经过磨合熟练之后，扛起麻袋能够健步如飞，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城市里来的小青年，会锻炼成那么能吃苦耐劳的壮劳力，那可是肩扛100公斤的大米包呀！姚东光曾经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人生转变在农场》一文，后被收入笔者主编的《我们曾经是知青——柏各庄农场知青纪事》
一书。
过去，在曹妃甸一带曾经广为流传一首童谣，至今想起来稚嫩童音犹在耳畔：“一家子，两口子，织席子，编篓子，黑介不点灯，呲喽喽剌个大口子，光药上了一篓子。”芦苇编织是手工活，苇篾子异常锋利，稍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就需要治疗产生花费。20世纪70年代以前，沿海一带农家的土炕上铺的席子、盛东西用的篓子，都是就地取材、用芦苇作原料的草编制品。
织席子、编篓子和所有的有技术含量的农活一样，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好，除了学习掌握编织方法外，心灵手巧有悟性也非常重要。李八廒区域有“有瞎篓子没有瞎盖天”的俗语，是说编盖天的纹路要丝毫不差，编瞎一点儿就没办法收边，但篓子编瞎了还可以纠正过来，稍微错一点儿也不要紧。尽管如此，人们还认为在众多苇编制品中，相比炕席、锅盖等平面之物，篓子是编织难度最大、技术性最强的品种。尽管从编织方法上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无非挑二压三或挑一压二等，但最难在于四个角上，篓子的底部是方形的，而往上却是圆柱形的。由方形过渡到圆柱形自然过渡且不露丝毫痕迹，这就需要技巧。
苇篓子的原料毕竟仅是芦苇，不能盛放重物，也不适宜随意搬动。其牢固结实和耐用程度，怎么也比不上竹编、柳编制品的筐、篮之类，然而，苇篓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编织细密、使用轻便，且透气性好，皮薄肚大能盛东西，这就看编篓子人的功底了。一个质量上乘的好的苇篓，使用十年八年都不会坏，而编织稀松的，可能使用几天就散架了，这就是技术的差别。
过去的海边滩涂，遍地生长着黄蓿、蒿子等盐生植物，它们的最大特点是果实粒小，甚至比小米粒还要小。经过诸道工序，把植物的籽粒从秸秆上分离出来后，篓子就是最合适的储存工具。苇篓编织得密度好，即便如沙子一般的颗粒也不会漏出去，重要的是，它毕竟是草编制品，那些微小的缝隙恰好能解决空气流通问题，起到防止返潮和霉变的作用。
渤海岸边盛产一种特有的小水虾，俗称虾虱子，从这土名中就可以想象得出它的个头该多么小，味道和口感却极好，既可以新鲜时熬着吃，也可以在锅里炮熟晒干留作冬天吃，更为普遍的是做虾酱，鲜美无比。由于这种生物含水量大、个体又很小，所以很难把它与水分开。苇篓因密度大，不漏虾，却可把水控出去，所以装这种小虾最合适，似乎是专门盛放过这种物产而发明的盛具。
一般说，苇篓的个头不会很大，搬运也很方便，这是由它的制作原料材质决定的。但也有个头很大的苇篓，放置于不常搬动的地方，专门用来盛放棉花、被套之类轻型物品。过去还流行一种小号的苇篓，称之为小菜篓，是包饺子、包子、菜盒子之前，用来挤菜水的，省得和馅拌馅时刹汤过多。在同等容积的器物中，苇篓是盛东西最多的，因为它的外皮很薄且富有弹性，俗语称其为“贼篓子”就是此意。至于街谈巷语中的“话篓子”“笑话篓子”“臭棋篓子”等也都是从这里衍生而来的。
环渤海地区旧时曾流传一种传统舞蹈——篓子灯，为民间的傩（读nuó）舞，是冀东一带驱鬼逐疫活动的遗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传统的篓子灯表演，小鬼的面具以篓子为骨架，眼鼻处留孔，篓子外面糊毛头纸彩绘而成，判官的面具是以太师椅为骨架，外糊毛头纸再施以彩绘。表演并无特定的舞蹈语汇，都是生活中的动作，表演时全凭舞者即兴发挥，伴随音调低沉的打击乐，加上篓子灯光影摇曳，整个表演充满神秘色彩。
茓（读xué）子，“用高粱秆、芦苇等的篾子编制的狭而长的粗席子，可以围起来囤粮食。”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茓子作为盛装和存贮粮食的器具，是临时使用的，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存放。元代农学家王祯曾有诗云：“农家屯粮元有具，以
为名须用竹。乐岁先为歉岁防，一年耕有三年蓄。”
在旧时的曹妃甸，茓子一般是用高粱秸编制的。高粱长得又高又直，破出篾儿来要比芦苇的宽很多，高粱秆需经碌碡在平地碾压劈开，再用刀片刮去内瓤，喷水压平备用。所编茓子是带状的，宽度有1.2尺和1.5尺之分，长短有8米、12米、35米及40米之别，可根据存储粮食的多少而定。一般来说，茓子大都自编自用，不太求精细，结实就行，也有的人家嫌麻烦或困于手拙，故此也就养活了一批专门以编茓子为生的匠人。
以茓子围成的粮囤，可以存放一应谷物，堆一层谷物就围一圈茓子，这样渐次展开，粮食也渐次垒高，从远处看，粮囤的形状就像一个从半腰截断的漏斗。在农家人的眼里，这是一种富裕的象征，对它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此民间才会有“大囤满、小囤流”的吉祥俚语。每逢春节，还将写在大红纸上的福字、丰字等张贴在囤上。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是我国北方的传统节日添仓节，各家各户要举行仪式，祭祀仓神，以期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早年间的农家民居多是三间，中间一间为过道屋，灶台分列两边，安置一口或两口铁锅，紧挨着灶台有的另搭一只小锅，更多的是摆放大水缸。再往北是东西里屋的门，门北就是柴草堆和茓子围成的粮囤，紧靠着北山墙。柴草堆得高高的，粮囤装得满满的，这样可以天天走过看过、用着吃着，甚觉丰衣足食，这样的日子过着心里才踏实。也有的人家是把粮囤安置在仓房，和农具等杂物同放在主屋之外的厢房里，也有的囤在院子的东西两侧，底下用砖石铺底，或者用木板架空，更便于通风透气。当然，不管把粮食存放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很容易招引老鼠，作囤的茓子也经不住老鼠的利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