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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是一卷长长的书简，
在马蹄哒哒中逝去，
散不去，
是缱绻的留念。
锄头、镰刀、石磨、碌碡
成了农舍屋檐下默默的过客。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具一直在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陆续对农具进行革新，但传统农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以犁杖为主要工具、以垄作为基础耕作单位，成为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一路走来的我国农业生产一大特点。
犁杖是犁的俗称，曹妃甸多叫它耠（读huō）子，为耕地翻土的工具。犁是从耒（读lěi）演变而来的。在古老的中国象形字中，“耒”就是其中之一。《辞源》释：“原始的翻土农具，形如木叉。”《易·系辞》：“神农氏作，斫（读zhuó）木为耜（读sì），揉木为耒。”耒耜“上古时的翻土农具。耜以起土，耒为其柄。原始时用木，后世改用铁。”“耒者以木为之，长六尺六寸，底长尺有一寸。”如今，中国人所用“犁”字，部首“牛”反映出中国犁的变化，即原先由人拉，发展到牲口牵引，由此便出现表征“犁”的汉字。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农器》称：“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也。”“利”从“牛”，故曰“犁”。清康熙帝曾作《耕》一首：“土膏初动正春晴，野老支筇（读qióng）早课耕。辛苦田家惟穑事，陇边时听叱牛声。”
从目前各地出土的文物及壁画、画像石中看出，汉代时南北各地普遍使用牛耕，耕犁结构也已初步定型，除了松土，还兼有翻土、碎土的功能。唐代时更加完善，犁辕由汉代的直辕变成曲辕，长度缩短，犁架变小，重量减轻，但整体结构变化不大。犁作为一种自远古时代就已诞生的耕种农具，当属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稳定的器械之一，足以让人感叹中国农民的智慧。
犁杖属大型农具，木结构犁身，多为槐、榆等硬木所制，长1.5～2米，铸铁的犁铧较大，其主要功能是用于翻土，其次是起垄、播种、中耕等。以畜力拉犁种地为例，一般需要三到四人共同完成，一人牵牲口，听话好使的熟练牲口也可不用牵引，由一人扶犁开沟，相当于掌舵人，再由一人点种，后面还要有人踩种。种地须从田地的一个边角开始，引领牲口沿地边前行，尽量走直线，若是没有专人牵牲口，扶犁的人就一手扶犁，一手持鞭，口中不断地吆喝着牲口，同时还要根据情况左右轻微晃动扶手，及时纠正牲口行进中出现的小偏差，保证开出的垄沟顺直，也可减小土壤阻力，使牲口省些气力。柏各庄农场初创时期，在畜力不足的情况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垦战士曾经以人代畜，几个人一组排成一条线，同心协力，拉着牵引犁铧的绳子奋力前行，完成春季土地耕种任务。
犁杖的发明和应用，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的质量。有人说犁为农具之首，一点不为过。在过去，没有犁杖的人家，称不上标准农家，而吃苦耐劳的牛，便是犁杖的最佳搭档。
乡土作家李景刚这样赞颂道：“用犁杖垦荒、耕地、翻地，从春种到秋收它无处不在。用犁杖挑茬、起垄、播种、中耕，除去冬天它对四季的农事无所不能。举目广袤无际的旷野里，放眼逶迤起伏的丘陵上，一头牛、一只犁、一个手扶犁柄的人，相行相去，渐行渐远，虔诚地谱写着那首歌，那首关于大地的颂歌。”“弯弯的犁背，积蓄了耕者世世代代的力量，书写出华夏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心形的犁铧，积蓄了农家祖祖辈辈的智慧，吟咏着庄户人经世不息的情缘。犁背、犁铧两个造型组成完美的形象，演绎了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犁背、犁铧一对兄弟结成和谐的搭档，阅尽了世事人间的万千境况。犁杖，一马当先充当耕耘的先驱，默默无语地切近大地的肌肤；犁杖，远离收获的喧嚣隐身僻静一隅，独善其身地回味泥土的芳香”
。
翻开中国传统农具史书及汉代画像砖（石）等古代美术史册，自殷商至吾辈幼时，3000多年间一直在用犁耕地，儿时所见耕种场景与先民耕作居然如出一辙，幸甚至哉！如今，耕牛及牛耕渐渐淡出国人生活，也渐渐被人们淡忘。现在的孩子们再学“犁”字或“铧”字，还能想象出它们的样子吗？
《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耠子”：“翻松土壤用的农具。似铲而较小，多用于中耕，也用来开沟播种。我国某些农村亦指去掉犁壁的犁。”耠，指用于开沟、起垄等翻土作业，以便于种植农作物，或追肥耥（读tāng）青苗，使土变得松软，使其更好地生长。大型的耠子，即犁，或称犁杖，主要由马、牛、骡子等大牲口牵拉，而扛耠子则是靠人力负担的。它可以代替犁杖使用，是我国农民千年来常用的一种农具。
扛耠子是旧时曹妃甸常见的一种人力犁。它由三根木棍连接而成，呈V字形，用于播种前开沟起垄。下端有铁犁，前辕一端有一个垂直插入的拉把，就是一根短木棒，干活时前边一人用肩膀抵住辕，用力拉时，短木棒正好卡在肩上，后边一人用肩扛住木杠，双手扶住把手，两人共同用力，在旱地上拉出一条沟，后边还有专人负责往垄沟里播种子。
除了生铁犁铧需要花钱购买之外，固定后杠扶手与前辕，大都是农人自己用木杆简单加工制作而成的，后杠下方有三个孔槽，可根据人的高矮，适当调整拉杆扶手的高度。使用扛耠子开沟种地最少两个人，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很大的生产劳动。两个人要默契配合，拉耠子的人要目视前方，尽量走出直线，并轮换着使用双肩，以缓解肩部疲劳。扶耠子的人双手要及时调整前方拉耠子的人行进中的偏差，遇到土地生硬的地方，还要加大双手下按的力度，肩膀用力往前扛，助力拉耠子的人行进，确保开沟的平行和应有的深度。
夏季的芒种节气之后，麦子将熟，麦田里已不能进大牲口了，要套种玉米或谷子，则使用勾耠子为工具。勾耠子构造简单，仅是一根木柄安装耠子头，由铁匠打制，小于犁铧头，十分轻便。使用时双手持之，站在麦垄间倒行，耠出一条垄沟，再在沟内点种，继之覆土和踩地。老父亲说，现在有的人家开小面积荒，春夏时节种地时，仍然在使用勾耠子。由于没有了牲口，只能靠人力来打理。
笔者在拍摄勾耠子时，曾见有的人家耠子头上绑着塑料纸或塑编布，就像人系着围脖一般，最初不明何意，原来是为开沟时更多地往外涌土，以增加垄沟的宽度，更方便点种。这围脖似的物件称作涌头，不光是耠子，犁杖上也有使用，目的是禾苗长高之后背土之时，用马绊草（学名：樟毛）等缠绕犁铧后部，以尽可能使垄背上的土涌向禾苗根部，以防后期倒伏。
在我国北方地区，从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种用葫芦制成的播种工具，俗称点葫芦，主要用于谷类豆类作物的点播。点葫芦，古称窍瓠（读hù）、瓠种，瓠，即瓠瓜，别名葫芦。中国古代杰出农学家、北魏贾思勰（读xié）《齐民要术》最早记载了这种单行播种的手工农具，历史上“燕赵及辽以东多有之”，沿用时间长久。今北方旱地谷类豆类作物点播器，仍然保留着点葫芦的播种原理。
元代农学家、机械学家王祯《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记载：“窍瓠贮种，量可斗许。乃穿瓠两头，以木箄（读bēi）贯之，后用手执为柄，前用作嘴，泻种于耕垄畔，随耕随泻，务使均匀。”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为：待葫芦长成后，取个头稍大者将内中掏空晾干。在其顶底两端各打开鸡蛋般大小的孔，然后在葫芦底部安一个牢靠木柄便于手拿，前端则装个尺把长亦掏空心的向日葵秆，封住断头，再在上部开一小孔，孔下绑几缕干高粱穗。同时，在葫芦大肚上开个往里装种子的孔洞，这样，一个点葫芦就做成了。操作时，葫芦里装谷种，农人行走在豁开的垄沟间，用小木棍有节奏地敲打葫芦头，谷种便从向日葵秆上的小孔中蹦出，顺着高粱穗均匀地散落到田垄里。这是一种简便省力且播种均匀的工具。
在冀东地区民间调查发现，当地使用的点葫芦形制与王祯所描述的瓠种形制略有不同：它是一种头大身长的大葫芦做成的，长1米上下，葫芦头部直径20厘米左右，上开一圆孔，直径3厘米左右，掏空后灌入种子；长把亦掏空，在末端开一道长2寸左右、宽三四分的长条形沟孔为播种口，口上绑一条席蔑儿，用于调节种子的流出量。播种时或将点葫芦挂在犁脚上，或绑在扶犁人的腰间，开沟的同时，播种就完成了。在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展示有这种长把点葫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唐代李绅《悯农二首》）。诗中的“粟”，即指谷子，去了皮称小米。点葫芦专门用来播撒颗粒较小，如麦子、谷子等种子的器具。别看这东西不起眼，像出土文物，却是农耕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王祯有诗云：“休言瓠落只轮囷（读qūn），一窍中藏万粒春。喙舌不辞输泻力，腹心元寓发生仁。……更看沟田遗迹在，绿云禾麦一番新。”
201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河北作家何申的散文《又见“点葫芦”》：“虽然我先前没敲过，但插队五年，年年春种，没少见了。咚咚，敲击的力度要合适。咚咚咚，敲击的节奏要和行进的速度相适应。咚咚咚咚，光滑的谷种如金粒子投身到养育它的大地里……”“点葫芦的声响，是一种劳作号令，更是社员一年的希望。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人马，再看留在地里的一行行脚印，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开窍：千百年来农民的生活，好像就如在这漫长的山地里走呀走的……”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的耧（读lóu）车就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它不仅能够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大大地简化劳动程序，提高播种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一致，便于出苗后的通风透光和田间管理，使得播种的质量也得以提高。
耧车是下种工具，边犁边种，故又叫耧犁，是一种古老的播种专用农具。前边由人牵引，后边有人把扶，可以同时完成开沟、下种等多项工作。一次种一垄或多垄，最多时达5垄。多垄播种因阻力大常需牲畜牵引，一般用牛引耧，其优点是缓而稳，播下的种子分布均匀。据东汉后期政论家崔寔（读shí）《政论》记载，耧犁是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所发明，其使用方法和功效是：“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除了三脚耧车，还有独脚、二脚，甚至四脚数种，以二脚、三脚较为普遍。王祯《农书·耒耜门》记载，两脚耧的具体结构为：“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读guàng）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在我国北方许多农村使用，拉耧车下种动力多样，或人力，或畜力，或拖拉机，可播大麦、小麦、大豆、高粱等。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机械的推广，耧车的使用才越来越少。
耧车的主体结构分为耧提把、耧盘、耧杆（耧辕）、种仓、耧斗锤、引种管等几部分。耧脚被打造成三角形铁铧，和引种管结合在一起，其后往往还联系拖挂一块横木，前面洒下种子，后面立刻覆盖泥土。拉耧的人多是青壮年，既要掌握行耧的方向，也要用力来拉，尤其是拉主绳的驾辕人必须经验丰富。扶耧手多是老庄稼把式，播种的成败全在于他的精心计算。他必须熟知各种农作物每亩地下种多少，同时把握下种的深浅。根据下种的疏密决定种仓仓门的开合度、行耧速度和摇晃扶手的频率与幅度，以便及时做出调整。另外，不同节气气候的冷暖也决定着耧种数量的多少。民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前后正当时”，就是指的种麦子：白露天气尚暖，一亩地可耧种十余斤，秋分冷暖适中，每亩地耧种十四五斤，而寒露时节较冷，为了保证出苗率就要下更多的种子。在民间，耧麦下种如同家中添丁，马虎不得。因为耧车的下种全凭耧体摆动、振动做功，所以讲究的老木匠都特别强调，做耧不能用木塞，必须使用传统的榫（读sǔn）卯技术处理结构穿插，防止耧体不停摆动而导致解体，构件用料要求选用硬木，防止变形。
且摇且行犁兼种，机巧耧车古今同。耧车从西汉至今连续使用了2000多年，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古名劳，今名耢（读lào），亦名耱（读mò），又名盖，为传统农作工具。《现代汉语大词典》：“一种平整土地用的农具，长方形，用藤条或荆条编成。”《辞海》：“用于耕后或耕耙后耱碎土地，平土保墒。畜力耢多用荆条或树枝编于木耙梃或框架上而成。也有将畜力耢加固、改装，或将栅状铁条挂在犁耙或镇压器后面进行复式作业的。”
元代王祯《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记载：“劳，无齿耙也，但耙梃之间以条木编之，以摩田也。耕者随耕随劳，又看干湿何如，但务使田平而土润。与耙颇异：耙有渠疏之义，劳有盖摩之功。”图谱之劳有三根耙梃，榫卯套装，其间用柳条或荆条扭曲弯回绞套，王祯称之为无齿耙，古今皆然。笔者行摄冀东诸县，所见之盖的构造大同小异，多为“曰”字形或半“曰”字形的木质框架，长方形，长约1.5米，宽1米左右，外框需槐、榆等硬木做成，框上多用柳条、桑条等编制而成。这种像盖子一样的农具，在旧时的曹妃甸地区，一般在初夏时节种高粱、玉米和谷子之后，用于掩土，填平点了种的垄沟，使之平整。盖需要由牲口拉动，并依靠人站在盖上增加一定重量，才能发挥出作用。覆盖面积，一趟大约占三四条垄的宽度。
据史料记载，山东藤县黄家岭曾出土汉墓画像石，石上画有一梁一辕之耢，人立耢上，由牛拉动，此为耢之始祖。当耢被牲口牵拉行进时，农人便会娴熟地跃到耢上面，双脚叉开，手持缰绳，身体随着耢的前行速度，有节奏地左右摆摇，并将力量运到双足之上。身后的田垄，随之变得平整，点上的粮种均被掩埋起来。土需掩得厚些，人就要往耢后站立；需掩得薄些，人就要站得靠前一点，耢就略微发“飘”。这要视点种的何种粮食作物而定，比如种植棉花，种子不需埋得太深，就不能用耢。
一位站在盖上的农人身姿，在行进中犹如跳跃着原始而粗犷的舞蹈，自由而欢快。其实，千里沃野，不就是亿万农民最为熟悉的表演舞台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这首耳熟能详的《悯农》诗，开头首字就是一件寻常的农具。旧时的曹妃甸，在普遍栽种水稻之前，以经营旱田坨地为主。诗中所说的锄，应该是那种长柄的板锄。豫剧《朝阳沟》里的经典唱段“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使匀。那个草死苗好，土发松。”就是农人持锄劳作的典型姿势。锄是农具的代表，又是农民身份的象征。因此，当地人把农民这个职业，戏称为“扛锄的”“耪地的”或“撸锄把子”。
锄的构造十分简单，由锄板、锄钩和锄柄三部分组成，锄钩为铁质钩型，如鹅伸颈，一端安装梯形或扇形的铁质锄板，另一端连接木质长柄，长长瘦瘦的样子活脱脱一个“7”字。其主要作用是除草、培土和疏松植株之间的土壤。它是中耕农具，所谓“耕耘”中的“耘”，就是由锄头来完成的，故有“春耕夏耘”之语。《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
这样记载：“这种锄，所开的孔眼和安装把手的方式，以及锄体和木柄间的角度，都跟原始的锄一样，只是锄体向外压平成板状，像一个宽边斧子，且刃口锐利。在套种蔬菜和其他栽培作物的田间除草，农民更愿意使用这种工具锄草，而不愿意用手拔。使用这种工具时，农民手握锄把，俯身向前，使锄刃贴近地面向后拉，并逐步向前移动。锄掉的草不用收集，留在地面，会晒干枯死。”
耪地同时起到除草和松土两种作用。1975年，笔者还是一名初中生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学农劳动，那是唯一的一次用大锄耪地，也是第一次长时间与土地接触。初次学做农活，首先要过锄地这道关。锄地是力气活，也讲究动作与身体的协调，一人把着一条垄，两脚不能站在一条线上，一前一后保持稳定，腰部尽可能弯下，双手把握锄的力度和方向，锄头刃下得深了，拉不动锄，下得浅了达不到锄地的效果。最为关键的是注意力必须集中，否则很容易伤害庄稼的根系，或把禾苗锄掉。这也是贪玩的孩子最容易犯的错误。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使用这种成年人操作还费劲的长板锄，的确是一种锻炼。
还有一种小号的锄，倒是很适合孩子使用，称之为薅锄。这种小锄是菜园里锄草用的，用时需蹲着或半蹲着，时间稍长，双腿就又酸又疼，也是一件苦差事。农家的孩子们经常拿它当挑野菜的工具，倒很应手。20世纪70年代，山西户县农民画风行全国，其中就有一幅女画家李凤兰画的《春锄》，还登上“国家的名片”——邮票，画面中的一群妇女就是拿这种小锄头锄地的。
农人总是手不离锄，最惬意的散步方式，也是肩扛着一杆锄，到田间地头走一趟。正像晋人陶渊明的诗句“带月荷锄归”，把我们带入一片安静的、诗情画意般的境界之中。今有台湾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让人难忘：“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喔呜喔喔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隐约在吹响……”
元代王祯诗云：“直躬横首制为杷，入土初疑巨爪爬。解与当途除瓦砾，且将疏迹混尘沙。”耙，具有猛兽锋利的牙齿状耙齿，为“碎土平地的农具”（《汉语大词典》）。在汉代画像石中虽未见有耙的形象，但经隋唐到宋代的许多壁画里都有耙田的图像。清代学者郝懿行《证俗文》：“《农政全书》，耙制有方耙，有人字耙。如犁，亦用牛驾，但横阔多齿，犁后用之。盖犁以起土，惟深为功，耙以破块，惟细为功。”北魏之后畜力牵拉的耙已相当普遍。《西游记》：“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这自然让人联想起天蓬元帅猪八戒肩扛手提的九齿钉耙，有五千零四十八斤重，应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当然，那只是神话故事。
钉耙是中国传统的、常用的农具之一，是经过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发现和发明的。耙齿有木齿和铁齿，木齿是硬木，铁齿为铁匠用毛铁打造，加坚硬的木柄制作而成，一般人习惯拉着耙子走。王祯称“耙”为“镂鏉（读sōu）器也”，即是搂聚或剔除的农具，古今形制差不太多。“《方言》云：‘宋魏间谓之渠挐（读ná），或谓之渠疏。’直柄，横首，柄长四尺，首阔一尺五寸，列凿方窍，以齿为节。夫畦畛之间，锼剔块壤，疏去瓦砾；场圃之上，耧聚麦禾，拥积秸穗，此亦农之功也”（《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
据民间调查，曹妃甸旧时的钉耙，无论木齿还是铁齿，均为旱地耙，由人力操作，基本功能是粉碎土块、清除杂草、熟化土壤。铁齿耙多为8齿，齿长15厘米左右，宽30厘米，把长1.3米。主要用途，是春播之前的平整土地，再就是播种之后的揽地覆土，多用于小片开荒、菜园及房屋前后的园子。这种钉耙大小和重量适中，可推可拉，为区别于搂草的竹耙、钢丝耙，家乡人俗称钉耙子，又戏称猪八戒耙子。使用耙子的大多是男人，因为要有一把子力气，尤其要有好臂力，先往掌中吐一口吐沫，双手再一搓，然后握住把柄干起来。吐沫有助于握紧耙柄，因为这点生活经验，小时候初识成语“唾手可得”时，觉得特别生动，也易记。
过去，当地还有一种俗称的“大耙”，专门用于草泊里搂草用的大钉耙。在冬季的泊场上，先用钐镰左右开弓晃草，再用大耙归拢一起，搂三耙堆在一起，用在冰面碾压的白高粱秫秸捆上两道儿，成为近1米的大个草捆。还有很多的荒滩地块，遍地长满马绊草，层层叠叠的葡萄茎满地爬，也是靠大耙来拢聚的。
镐：“刨土的工具，也叫钁、镢（均读jué）。由镐头及木柄构成。用于挖地垦荒、刨除树根。另有两头镐，一头为窄齿，一头为钉齿。适于挖地松土、筑路施工等”（《辞海》）。
一根木柄，一个铁头，构成了铁镐全部的形制。在曹妃甸地区，镐的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粗壮结实，经久耐用，又有些憨态。木柄多为杨木或柳木制成，长1.3米左右，粗细适中，末端稍细一些，恰好一把握过来。铁头部分有一个宽大的镐鑻（读pàn）扣在木柄较粗的前端，另一部分则为厚重的刀片，长30厘米，宽14厘米左右，铁头与木柄的衔接处，需要用木楔楔住，木楔多为槐木削成的，耐磨损。庄稼人在更换铁头时，往往要请富有经验的老庄稼把式帮忙，否则，楔出的角度稍有差池，用起来就会感到很别扭。
镐是垦荒镢土不可缺少的工具，特别适用坚硬土质的刨翻与敲打。尤其是渤海湾的盐碱地带，土地板结僵硬，更需要使用利器翻掘。在农场长大的人，他们曾经无数次重复着一个动作，手掌都被镐柄磨起过厚厚的茧子。每一次双脚站稳，两手一前一后，将镐头高高举过头顶，而后发力砸在土地上，锋利的镐刃便会深深地刺入泥土。曾经贫瘠而又坚硬的泥土，在脚下变得愈来愈松软，那刃子会不知不觉中被磨得越来越小，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老父亲讲过，我们老家玉官庄的始祖李文才，在明万历初年从李家沙坨迁居此地时，先是在荒芜的坨岗上建房，后又将附近长满荆棘的天然坨岗垦殖种粮，主要工具就是大镐和铁锹。
两头稿，也称丁字稿、尖镐、洋镐，镐头与木柄呈丁字形，中间是裤儿，镐柄短，多用硬木，长95厘米左右，不仅为农人广泛使用，也是采石工、铺路工、矿工或石匠使用的粗重的钢铁工具。当然，要如愿地轻松驾驭它，需要一副好身板。
过去，任何农家的后代对镐头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用镐刨地既累人又枯燥，有时一镐下去，就会震得双臂酸麻，虎口生疼，手掌不久就会被木柄磨出血泡。他们只能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将唾沫啐在掌心，暂时滋润一下皮肤，然后继续举起镐来刨地。日久天长，粗壮的木柄就会被手掌磨得光溜溜的，在汗水的浸润下，散发着古铜色的光泽。
锨，农具名。“铲东西用的一种工具，用钢铁或木头制成柄状的头，后面安装长木柄。如木锨、铁锨。”这是《新华字典》对“锨”字的通俗解释。旧时写作“杴”，“头较方阔，以钢铁或木头制成，安在长柄上”（《辞海》）。
这是农村最常用的一种铲除地面物体的农具。簸箕形状、带刃的锨头，放在地上是水平的。一般用来铲土、铲粪、铲雪、铲泥、铲垃圾，装车、卸车和平整土地也离不开它。铁锨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铲”，而不是“掘”和“挖”，尽管有的农器工具书说它是“掘土器”，实际它只是偶尔做“挖锹”使用。它似锹而较铲方阔，柄端无短拐。在曹妃甸，当地人称平锨为平锹、板锹。木制的是木锨、又叫扬锨，是专门扬场用的。
还有一种大型的铁制平锨，专门用以装卸货车，锨头长而宽，两边略向上卷，呈簸箕状，木柄粗壮，其结构与普通铁锨大同小异，被称为大斗板锹，或大板锹、斗（读dǒu）锹。锨面长40厘米，含裤儿达54厘米，宽27厘米，木柄长1.2米。这样的大家伙式儿，非青壮劳力不能驾驭。据老人们说，在庄稼地里并不曾见使用这种工具，只是早年铲土拉土垫房地基时，偶有人使用。一些工地或货场的车辆卸货装货，多用这种大板锹，并有专门的装卸工，他们每天装车卸车抡大锹，挣的是付出超级体力和汗水的辛苦钱。
所谓木锨，顾名思义为木制农具，长柄，锨板一般一尺三寸长、八寸宽，形同铁锨，但比铁锨要轻得多，用途也大相径庭。铁锨是用来铲土铲泥的，而木锨除了铲土或铲雪，主要用于扬场。木锨大多利用本地杨木或柳木做成，均为独板，刮薄之后浸水泡软，然后中间加压使之变形，形成一个大于135度的弧面，锨把用柳木杆，刮得光滑适手。锨把的头部是方形，中间锯有空槽，将锨板插入空槽，以铆钉固定即可使用。自20世纪60年代，合成板材问世后，木锨用料更加易得，多用五合板分割、打磨、加热加压揻出弧度，木柄又以白蜡杆为多，更加轻便应手。父亲告诉我，一般人只知道木锨是用来扬场的，其实不然。在老社会，木锨分两种，一种是用于铲土的，比如脱坯和泥时，需要大量的土，要用木锨来铲，比铁锨要轻巧、省劲得多，冬天还可用它铲雪。另一种才是用来扬场的，老家人直接叫它扬锨，扬锨要比普通木锨既宽且大，专门用来在场院打麦打谷、扬高粱等。在国营农场扬场机出现之前，扬锨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农用工具，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无论夏收还是秋收，都要经过割、拉、打、晒、仓储诸环节，其中打、晒、仓储三个工序都离不开木锨，繁杂且劳累人。过去的生产队里，夏和秋收获粮食的主战场都在场上，场都是土场，脱粒之后的颗粒，掺杂着小土块和碎草末等，须经扬场将其分离出来，使用木质的扬锨作业，优势多多：分量轻，便于连续地往空中抛洒，铁锨太重，时间长了会很累人；木锨面大，每次铲起来的颗粒就多，工作效率也会更高；木锨板面平，且质地软，铲谷物时不会把场院的皮层铲破，不像铁锨那么容易铲起泥土。
民间有句俗语，叫作“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从地域上讲南北方皆知，说明木锨是全国通用的农具。曹妃甸的农场以种植水稻为主，过去木锨曾是稻场必备的工具之一。扬场机问世后，扬锨就自然退役了，联合收割机的出现，连稻场都取消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也让往日秋收大忙时节披星戴月、挑灯夜战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木锨浸润着先辈们的汗水，当我在自家老宅，摆弄爷爷用过的木锨拍照时，分明感觉到滑润木柄上留下的那份温度。
“锹，亦作鍫（读qiāo），一种掘土器。用熟铁或钢打成片状，前一半略呈圆形而稍尖，后一半末端安有木把。”“插地起土的工具，即锹。”——《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铁锹古代叫臿（读chā）。根据考古发现，中国炼铁始于春秋晚期，到汉代，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已经很普遍，犁、镢、锄、镰等农具被广泛使用。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非常难得的两件生产工具：一件木柄铁口臿和一只残破的竹筐。臿为刃部铁质，呈凹字形，面窄长，适合切挖泥膏、塘泥等板实的黏土。这是当时筑墓使用的起土和运土工具。据估算，马王堆3座墓葬需动土方6万立方米以上，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臿是在汉代水利和农业生产中使用极为普遍又极其重要的掘土起土工具，在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汉书·沟洫志》上说：汉武帝时开凿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一首歌谣就有“举臿为云，决渠为雨”的词句。颜师古注：“臿，锹也，所以开渠者也。”
锹是一种直插式的挖土工具，作为一种古今通用农具，远古之臿为木制，之后炼出铜和铁，便称插。现今无臿，亦无插，唯有锹。正合王祯所言：“古谓臿，今谓锹，一器二名，宜通用。”在曹妃甸沿海地区，这种锹并不是古书插图所描绘的模样，而是经过先人的改良，锹面不是直的，而是略带弧度，也不带尖，刀锋也是直的，当地人把这种带有弧面的铁锹，称之为挖锹或筒锹、桶锹，也叫大锹、大铁锹。锹面呈半圆筒状，锹刃锋利，在盐碱地带板结又潮湿的土质上，这锹似有削铁如泥之功，能切挖出巨大的泥土块来，俗称土垡子。为便于手脚并用，铁锹上部铁裤儿两旁，有双肩，恰好可容一脚，用以挖泥时下脚重踏。木柄一端装有短拐，正好手握，可以端起锹来将泥土块甩出很远。考证铁锹的历史和它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与曹妃甸古时挑坨地息息相关。清光绪三年（1877年），李八廒人李明在发明防涝沥碱、抬高坨土、筑成台田的“挑坨地”新方法，有效地将盐碱之地改良为可耕之田，沿海地区百姓纷纷效仿。这种垦荒造地的方法虽然很快流行起来，但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低下，村民李殿顺、李明玲便与铁匠共同研究，反复试验，改造挖土取土的工具，改变了平板式铁锹，打造出长1尺3寸、宽8寸的凹型铁锹，一锹就能挖起二十多公斤泥土，“甩”起来效率大增。后来，又有人改单人单锹甩土成坨，为双人双锹挖土、抬筐、运土垒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速度。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柏各庄农场，初期的开渠引水，清淤畅流，主要工具是一条扁担两把锹，主要方式是两人一副抬筐，“抬大筐”成为盐碱荒滩农业开发建设史上一笔浓墨重彩。“从1958年开始，对各级渠道每年秋季清淤一次，输水干渠和总用干渠年均清淤土方在30万立方米，干渠以下渠系每年平均土方量都在30～40万立方米”
，铁锹功莫大焉。使用铁锹多为男人，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下锹要准，脚踩锹肩，手撬锹柄，腰背发力，配合默契，熟练的人能挖出节奏。
在李八廒村拍摄的这把铁锹，锹宽23厘米，长37厘米，含裤儿50厘米，把长85厘米，直径4厘米，短拐12厘米。据其主人李学本老人说，这把大锹是过去农场挖河年代里使用过的，那时这把锹更大，因为不再挖河用了嫌其过于笨重，锹面长宽各裁去了2厘米。
这种以挖为主的铁锹，曾在旧时的国营农场大有用武之地，挖河挑沟最能发挥作用，泥土必须成团才好使，如果是沙壤土质的地区就不行了。民间还多使一种牛心锹，也叫桃锹，锹面有尖且略有斗状，是铲挖两用锹。据说军人最早使用的工兵铲，就是民用的铁锹，木柄较短，有的可以折叠，收放自如，更便于携带。
在曹妃甸李八廒一带流传这样的话嗑：赶了个集还是庄，买个栅（读zhà）子还是筐，吃碗饸饹还是汤。这里所言的栅子和筐，都是指的一样东西，即柳编的盛物之器。
“筐，亦作匡。方形盛器，多以竹篾、柳条等编成。匡，方正之意，以其形得名。《说文》：‘匡，饭器，筥也。’《诗·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维筐及筥。’汉代王冲《论衡·说日：》‘彼从下望见其形，若斗筐之状。’清代朱彝尊《拙宜园补题三首为杨耑木赋·苔径》：‘竹筐挑筑海沙麄（读cū），石子圆匀巧匠铺。’”——《中国古代名物大典》
如是说。柳编的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原始人在从事采集作物过程中，动手制作各种容器和包装物，多采用有韧性的植物，借助初步掌握的编制方法，制作出不同类型的实用的柳编产品。从奴隶社会到战国时期，柳编就已经在人们生活中普遍使用，历经各个朝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器具。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用柳条编织的篮、筐。春秋战国时期，用柳条编成杯、盘等，外涂以生漆，称为杯棬（读quān）。唐代，沧州（今河北沧州和山东宁津以北地区）柳箱已很著名。宋代，人们取杞柳的细条，“火逼令柔曲，作箱箧（读qiè）”（刘向《别录》）。此后，柳编工艺不断发展，传统工艺的柳编主要有衣箱、笸箩、簸箕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柳编工艺品开始出口，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柳条筐是20世纪北方农村普遍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柳条多为杞柳，便于取材，粗的比小拇指稍细，细的跟车辐条差不多，表面光滑，柔韧度好，容易弯曲。柳条筐一般分三类：不载重物的高沿高粱的筐，叫作栅子。本身比较大，也比较深，近方形，开口约60厘米，高50厘米，底部密实而四周空隙大，俗称大眼筐或扒拉筐，一般是装柴草用，水田插秧挑芽子（秧苗）也是用它，成对使用，只是尺寸略小，如果太大装多了挑不动。专门装水果的筐既瘦且高，是上大下小近乎圆柱形，柳条不剥皮，四壁空隙小，常套上蒲包盛梨、苹果等。还有一种长方形的栅子，是放置在手推独轮车两侧的，一种更小的栅子是跨在自行车后椅架两侧的，均便于载物。
密实的大筐，也叫抬筐，抬土抬粪用。规格大致为，开口直径60厘米，底部直径50厘米，高30厘米，载重性能最强，除柳条编的以外，还多用紫穗槐、桑条编制，并不去皮，牢靠结实。打底用的树条粗细适中，一般6根为1股，4股交叉形成“米”字底，每股再分成两部分，即三根为1股，以做筐帮的立筋，这样形成24根立筋，起到立柱作用，立筋是筐的负重之所在，就像中国传统民居的梁柱，使这大筐具备良好的载重功能，清淤挖河一筐土垡子重达200公斤。
带提梁的篮子，即菜篮子，也叫笼筐，尺寸不一，形制多样，可提可挂，十分耐用。春天下地挑菜，进园子摘豆角、西红柿，秋后掰玉米等等，妇女们挎在臂上，十分轻便。篮子平时挂在家中的房梁上，盛放着饽饽、饼子等吃食，透气透风。还有一种更为讲究的篮子，是用去了皮的柳条编制的，极其细密，有扁圆的，也有桶状的，均带提梁，与水斗子、斗、笸箩等一样的编法，春天种地点种使用，或下地带饭盛饭。与之相反，沿海地区使用一种特殊的大篮子，选择的柳条粗，编的提梁大，底和帮也厚，俗称海篮子，是专门用于盛放或装卸海货的。
柳条筐是农家渔家的一大帮手。各种各样的筐篮虽然家家都有，但并不是人人会编，在乡间有专门的手艺人，编筐出售，以补贴家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手工编的柳条筐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别说城里的人，就是许多农村的孩子，了解这些物件的也不多了，但它曾经有过的历史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世上还有比扁担更简单的农具吗？世上还有比扁担更永恒的农具吗？简朴如“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信息时代。当写下这个标题，脑海里浮现出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你别看这扁担，两头窄当不间儿宽，不搁上载儿是也不弯，要搁上载儿，两头儿颤那个当不间儿掂，分量再重也不压肩……”其原名就叫《一条扁担》。那个时期还传颂着“扁担精神”，说的是太行山腹地的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供销社干部职工翻山越岭、走村串乡，靠一根扁担上山送货、收购农产品，成为全国供销系统的一面旗帜。小学语文课本还编入《朱德的扁担》一文，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和了解了扁担，并从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释名》曰：“担，任也，力所胜任也。”《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云：“禾担，负禾具也……凡山路崎险，或水路相半，舟车莫及之处，如有所负，非担不可。”并将所谓禾担分为两类：一为削成扁形木杆的软担，即扁担，宜挑器物；一为砍圆木削尖两头的楤（读cōng）担，宜挑柴禾。扁担是农耕民族特有的劳动工具，而以打猎为生的民族多使用背篓或以头顶的方式负重，这是因为采猎生活没有特定的道路，不便使用需要空间的扁担。使用扁担负重需要有正规的田地和田地间的道路。据考证，中国人使用扁担最早的历史可能在商代，最初是用竹子做的，壮族人不但用扁担劳作，还用扁担做歌舞伴具。中国农耕一贯制才传承了扁担，并成为农村家家必备的劳作工具。
扁担，有木制、竹制两种。木制扁担多由木质较硬的槐木、榆木等制成，而竹制扁担多用毛竹，均经过砍伐、解剖、削平、打磨等过程，打造成中间稍宽、两头渐窄、呈圆弧形剖面。
扁担的使用方法莫过于“挑”和“抬”。单人使用是称为“挑”，最常见的是挑水。曹妃甸农村自来水入户之前，挑水用的扁担、水筲（水桶），盛水的水缸是家家户户的必需之物。一条扁担，两端钻孔后装上铁匠打制的环子，使用时用环子下端的钩子钩住水筲，挑起来就走。
扁担双人使用为“抬”，较之挑水扁担要长，约1.6米左右，两端无环无钩，只是一根光杆。扁担是具有弹性的，尺寸越长弹性越大，载重时的颠簸会分散和减轻压力，因此使用扁担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节奏才能省力。
过去在柏各庄农场，这种扁担主要用途，一是插秧挑芽子（即秧苗），二是清淤抬大筐。农场的主导产业是水稻，农历五月就开始插秧，在实现机械化之前，无论采插秧还是铲插秧，都需要把芽子从秧田运到大田，芽子装在大筐里，挑芽子的人用一根扁担挑两个筐，除了保持好两头的平衡，更要注意脚下，所走的毛渠埝埂不仅狭窄，而且有的地方还不够挺、不够硬，稍不留神便会陷入泥水中。每年秋后，农田需要清淤，各农场的青壮年劳动力，除了要负责本场队区域的渠道清淤，有时还要开挖大型的排灌渠道，俗称挖河抬大筐。一筐土200来公斤，两个人一起抬着它要走几十米的坡路，还必须横着走，步调一致，配合协调。一条漫长的渠道，是数千名农工一锹锹挖出来的、一筐筐抬出来的。
还有一种是专门用来挑货物的长扁担，长约2米左右，中间最宽约7.5厘米，一般由桑木或槐木、榆木做成，表面光滑，韧性十足，多为在民间乡村街巷长年奔走叫卖的货郎使用，俗称挑挑子。他们都肩负着较重的家当和工具，因行当不一、货物有别，都有一套自己特制的扁担挑子，如果没有一条好用的扁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昔日沿海地区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渔村里毛虾、鱼肉、螃蟹酱等海货，也是靠着挑挑子走过阡陌沟坎运送出去，走向各地城乡市场，或穿行于乡村的大街小巷，以海鲜换回粮食。挑担运输时，有的把货物分装两个筐里，有的分装包裹成两个大蒲包，底下用两根麻绳交叉成十字兜起，用扁担两头挑起就可以行走了，俗称挑八根绳。挑担本是最古老原始的搬运方式，自人类站立以来，除了背和抱以外，就是用肩膀担挑，特别是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完全凭借体力生存。虽然不久后就有大眼轱辘车，但只有极少数有钱人家才拥有，平民百姓是购置不起的。俗话说得好：远道无轻载。挑担虽非特殊技艺，只是一种体力活，但要能坚持长期担挑也需要经验和技巧。那些不擅长挑担或没有经验者，不会使用两个肩膀，即使担起几十斤东西也会压得龇牙咧嘴，还要不停地用两个手往上承托扁担。而善于挑担者则不然，他们常年与扁担相依相伴，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许多技巧，而且可以自如地在两个肩头轮流变换，配上弯曲有度、弹性较好又平滑结实的扁担，挑个百八十斤都不在话下，第二天一如既往继续挑担行走，依旧脚下生风。
过去农场种植水稻，主要是采取人工育秧移栽的方式，即先在秧田播种育秧，采秧后运到大田插秧，其中采秧环节，当地人称采芽子，虽然费工费时，工期集中，劳动强度大，但插秧后缓秧快、分蘖早，是沿袭几十年的劳作方式。
采芽子是插秧的前奏，既要起早贪黑，又很累人，总要保证供应插秧所需才是。采秧人是在水中作业，就需要合适的坐具，这种板凳就是专用的采芽子工具。不同于平常的小木板凳上面是坐面下边是四只脚，它的四脚之下还有一个面，为的就是在水中骑坐不至于陷入泥中。农人坐在这种凳子上，移动及调整方向都很方便，只要双脚和臀部协调配合就行。采芽子全凭双手的熟练功夫，双手一次抓住三五根秧苗底部，极快速地连根拔起，用力要恰到好处，过猛，会断根；过轻，起不动。满握之后，在水里涮去淤泥，露出白根，戳齐后再用一根稻草捆扎成把，随手放在一旁，然后再拖动凳子向前行进。农人在弯腰低头忙碌之后，可以利用打捆系草绳的机会，坐在凳子上稍稍直一直僵硬酸疼的腰板。相比蹲在水里干活，使用这种凳子，不仅能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当笔者考证采芽子凳子的来由时发现，这并不是我们本地百姓的发明创造，其原型来源于江南地区的秧马。秧马又称秧船，外形像一条小船，底面更宽大一些。这种南方人起秧的工具，大约出现在北宋中期，史料记载与大学士苏东坡在稻区提倡和推广有关系，让无数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民从中受益。
秧马出现后，历代文献多有记述，如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古代典籍里，都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予以介绍。中国人种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河姆渡遗址就曾发现已经炭化的稻粒。如此说来，起秧一定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农活。宋人楼璹（读shú）《耕图二十一首·拔秧》诗云：“新秧初出水，渺渺翠毯齐。清晨且拔濯，父子争提携。既沐青满握，再栉根无泥。及时趁芒种，散着畦东西。”从中可见宋代的起秧场景，竟与吾乡几乎一样。
每到春季插秧大忙的季节，农场的职工就会挽着采芽子的凳子走进芽子丘（即秧田）。干这种活儿的人以妇女居多，她们穿红戴绿，携带凳子的方式颇为浪漫，把一只胳膊伸过凳子腿，挽在臂间，宛如与情侣携手依偎前行。傍晚收工时，又总是仔细地将凳子身上的泥渍清洗干净，然后紧贴着腰身挽着一同回家。
是啊，在勤劳朴实的农民眼里，哪件随身的农具不像她们的情人呢！在这种木凳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有机会到农家院里做客，不经意间你会发现，当年采芽子的凳子，或许依旧挂在厢房屋里斑驳的墙壁上或房梁上，不允许别人拿它当普通凳子坐，更不允许孩子们当玩具骑着玩耍。
“小于食案大于砧，畦面匀拖恐不任。材厚似难浮水动，体宽原不垫泥深。一行已见光如拭，再过都无迹可寻。世道迓（读yà）衡方汝用，一区毋为滞蹄涔。”这是《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里一首诗，并这样释义：“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板，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索，连轭驾牛，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田家或仰坐凳代之，终非本器。”这里所指为南方水田平田农具，平板形制不同，尺寸不一。有“北国江南”之誉的曹妃甸，半个世纪以来是经营水田稻地，将其称之为压板。
20世纪50年代，国营农场建立之后，盐碱荒滩、草泊改造成水田。从早春开始，先是放水拉荒、水耙地，之后便在芽子丘做床面，开始育秧。压板就是做水床时的必备工具。其技术要求就是严格整地，把土地耙熟耙透的基础上，用压板反复刮平床面，再施底肥并播种。压板长1.2米，宽12厘米，木把长1米左右，需由两个人来共同推拉而动，两端是活动的类似折页功能的铁板，可以折叠起来，用完之后肩扛回家或用自行车驮回去。
大田水耙地作业所用的大号压板，因为是由履带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或大牲口牵引，可以用整根檩条，也可能用大木板，一般长4米，宽15厘米，厚达3～5厘米，两端以铁链或粗绳维系。这样又长又重的木条或木板区别于秧田作床用的压板，被称作压杠。大田被压过之后，均匀平坦，不再凹凸不平，也不再有土坷垃或人畜的脚窝。过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插秧了。
旧时农场还有一种用于水田平地功能的木器，称作拦耙子，为“丁”字耙子，宽60厘米，高12厘米，木把长1.2米。由一人手持在秧田使用。此物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亦有记载，称田耥（读tǎng）。“田耥，均泥田器也。……田方耕耙，尚未匀熟，须用此器平着其上荡之，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则易为秧莳。”《农书·种植篇》云：“凡水田渥漉（读wòlù）精熟，然后踏粪入泥，荡平田面，乃可撒种。”当地的老人们介绍，拦耙子这种农具，既可用之平整泥田，又可用之摊晒谷物。秋后水稻收割上场时，就当谷耙来用，专门用它将稻谷聚堆或摊晒，可谓是一物两用。
牛轭，是牛拉套的专用工具，俗称牛构头、牛构索、牛索头，也有的地区称牛鞅子、牛酿子。顾名思义，牛轭是架在牛的脖子上，紧扣在牛的肩胛骨上的木制器具，呈“人”字形，两端有绳孔，孔径3厘米左右，中有绳槽，套绳可以从中穿过。
牛轭是拉车或耕地时的重要工具，在曹妃甸沿海地带多用木质较硬的榆木、槐木制作，也用柳木、杨木的，材质柔韧。简陋的牛轭一般用“人”字形的树杈做成，约半米长，状如弓形。既要选取上佳之材，又要大小合适、比例协调，重要原因是防止磨破牛肩皮肉。要做成理想的牛轭，需有一双慧眼，能够在树木繁多的枝丫间找到一个适合的树杈，然后切割、打磨以致光滑。也有的经过专门的修剪，砍去旁出的新枝，培养出粗壮的主干，但这是慢功夫，一般需要数年的时间。有经验的农人是找木匠专门制作的，因为需要挖榫眼凿洞眼，特别是要在弓脊背挖槽，套绳的一头从一个眼穿过去，通过槽渠从另一个眼出来，契合比较牢固，是很符合“牛体”力学的。牛轭卡在牛脖子与牛肩之间，犁通过搭杠与耕绳连接在一起，牛的牵引力全是通过牛轭和耕绳传递给犁的，牛肩在拉犁过程中是全身受力最大的部分。故此，在牲畜拉犁耕地的挽具中，牛轭这种专用工具十分重要。在牛轭的底下，为了防止其脱落，从构头的一端固定一头，再从牛脖子下面掏过来，固定在构头的另一头。因为是从牛脖子底下过来的，所以被称之为脖兑。这就是牛的拉挽套具不同于马、骡、驴的地方。
轭，《楚辞·卜居》：“宁舆骐骥亢轭乎？”朱熹集注：“轭，车辕前衡也。”《玉篇·车部》：“轭，牛领轭也。”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记载：“牛轭，字亦作‘軏（读yuè）’，服牛具也。随牛大小制之，以曲目窍其两旁，通贯耕索，仍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了无轩侧。”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曾有诗云：“轭也如折磬，居然在牛领。止转槃乃安，引耕索还整。”
拉套的牛当然不知道历史上是谁发明了牛轭。曲木箍身，就犹如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从此默默无闻，只顾埋头拉车，永不懈怠。牛轭是牛犁地时最重要的工具，有了它，牛就有使劲的立足点了，但它也是最残忍的农具物件之一。耕地时牛靠着脖颈上的肌肉疙瘩，在农人的鞭策下拼命向前行走，步履沉重。为了那可怜的一撮青草或一掬黄豆玉米，缷下套后有时累得口吐白沫，大口喘着粗气，再好的草料也吃不下去。夏秋收获时节，抢收时间紧，农活也重，最为辛劳的就是牛了。运麦、耕地、耙地，忙得来不及歇脚喘气。牛似乎知道农人的艰辛，迈着矫健的步伐在田地里来回奔忙。忙了一天的活计回到家，卸下牛轭时，农人才发现牛脖子上早已经是血迹累累，模糊一片。老牛却总会用沉默的大眼睛注视着你，什么话也不说。无论吃好吃坏，干活时牛总是那么卖力气，这大概就是牛的命啊！
在曹妃甸地区，把拥脖称之为套包，或叫套包子，是旧时农民使用马、骡、驴牵引作业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套在牲畜脖子上，能保护其肌体不受磨损。套包形状弯曲，变形的圆柱体大致构成牲口脖子样的椭圆状，使用时贴近肩胛的位置，紧靠承接牵引工具的夹板，起到缓冲和垫片的作用。敞开的一头可以用细绳扎上，这个绳子叫套包绳。
过去的沿海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体力活，主要是靠骡马等牲畜，配置舒适得体的套包，对大牲口十分重要。制作套包的原料，南方用棕，北方多用稻草，曹妃甸人也用一种盐碱地里特殊的野生植物——马绊草，还有粗布或熟皮子。首先把稻草或马绊草捆扎成套包的形状，马和骡子的是上大下小、上粗下细、略不规则的圆圈，而驴的则是两个半圆形组合而成，据说是因为驴子太犟，不愿意把头从套包里穿过去，因而只能用两个半圆套住驴脖子后再用套包绳系住。用草做好套包的基本形状后，要用细绳子用力缠绕紧，达到粗细要求，并使之不变形，再用结实的旧细布进行包裹，最后使用帆布之类的厚粗布裹在最外层，讲究的还用熟好的狗皮、羊皮、牛皮做外皮，最后用粗绳或以牛筋当线缝制而成。有的人家用旧口袋布缝制，再在与夹板的摩擦处缝缀上橡胶轮胎皮子，防止磨损，十分结实耐磨。
如今，在曹妃甸的国营农场，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农业生产早已经不再以牲畜作为劳力，套包这些用具早就淡出人们的视线，如若跟年轻人提及“套包”这类词语，他们都是一脸茫然。摄影师拍摄到这类老物件也实属不易，辗转多地之后，才在过去的老庄稼把式、同时也是老车把式的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家找到拍到。再见四五十年前曾经看到过的套包，有十足的久违之感，真想把它，还有牛酿子、马鞍子、长鞭、马镫等一同收藏起来，因为这毕竟是农耕时代的代表性用具和物品。
当你看到照片，可千万不要以为是什么时尚女郎的文胸，这是一件捂眼。
捂眼是曹妃甸乃至冀东地区的俗称，就是眼罩，或称蒙眼罩。它是在驴、马、牛等牲畜拉碾子、拉碌碡、拉磨的时候，给牲口戴的一种器具，说白了就是把牲口的眼睛蒙上不让它看见前面的东西。
据民间调查，捂眼一般是用做衣服的下脚料或者淘汰的破衣服缝制而成；有的用玉米棒子皮编制，以编辫子的方法编成细细的长辫子，再将其一圈一圈地缝起来成为两个碗状圆盘，用绳子连接起来，把它拴在牲畜的头上；还有用旧的、俗称酱笸篓的草帽，把破烂的边缘剪掉，在周围用旧布镶上边，缀上布带，就像给牲口的眼睛戴上一副眼镜。
箍嘴，也叫笼嘴，是牲畜嘴巴上戴的用具。在冀东方言里，箍嘴被读成“箍兑”，戴在牛嘴上叫“牛箍兑”，戴在马嘴上叫“马箍兑”，总之就是使用牲口时，套在嘴上使之不能吃东西，一般用铁丝、树条、竹篾等编织而成。箍嘴与人们罩在嘴巴上的口罩颇为相似，就为了管住它们的嘴。
戴捂眼和箍嘴的作用，一是牲畜在拉碾拉磨和拉碌碡的时候，不蒙上眼罩就干不了活。它和人是一样的，在一个狭小的地方绕圈儿绕多了会眩晕，蒙上眼的牲畜就不知道是在原地画圈儿了，也就不会产生眩晕；二是牲口在干活的时候，看见粮食就好偷嘴，糟蹋粮食不说，一旦偷嘴就不愿意再走了，很浪费时间，影响效率。过去的农事活动，主要靠牲畜出力干活。你想，春末夏初季节，万物葱茏，犁田耙地的马呀、牛呀，怎能抵抗得了那些翠绿鲜嫩植物的诱惑？为了防止偷吃庄稼苗和青草，转圈拉磨时为防备回头偷吃粮食，于是，聪慧的农人便发明了蒙眼箍嘴的器物给牲口套上，让它看也看不到，想吃也吃不到口里。如果光戴捂眼，它还能够用鼻子闻到粮食的味道，也能顺着味道伸过脑袋偷吃，戴上箍嘴就偷不成了。耕地时就不用戴眼罩了，因为它还得看路，要保证一直往前走才行，只需戴上箍嘴就行了。
拉磨的时候一般使用毛驴多，拉碾子使用马和骡子多，而拉碌碡则使用牛多。由于过去没有其他动力，碾子、碌碡、磨这些笨重的石器只能靠牲畜来牵引拉动。马、骡子、牛不能拉磨的原因是磨盘直径小，牲畜画的圈也小，马、骡子、牛个头大画不过来，相对说毛驴的个头小，就多用它来拉。所以，只有毛驴同时戴这两件饰物的时候比较多。
曾经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总是觉得肚子吃不饱，经常是路过茄子地就偷吃人家的茄子，经过黄瓜地就偷吃黄瓜，看见苹果、犁等水果就更不会放过，常被一些妇女扯着嗓子骂：“小兔崽子，等被我抓着，一人给你们戴一个牛箍兑……”孩提时候什么都觉得好玩，孩子们用箍嘴套过羊，套过狗，还恶作剧地套过一个在树荫里睡觉的懒汉，玩捉特务的游戏时就将自家的箍嘴当钢盔装扮反派的敌人。每逢春节，村庄里扭大秧歌时，那些丑角还很有“创意”地头戴箍嘴，插上假花，系上红绿绸子，随着“滴滴哒哒”的喇叭声摇摆扭动，特别地逗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碾、磨、碌碡和犁等传统农具的逐步消失，农家饲养和使用牲畜的越来越少，捂眼和箍嘴也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当我每走村串户拍摄老物件，偶然在旧屋一角发现久违的锈迹斑斑的铁丝拧成的箍嘴，或者草编的捂眼，眼前立即浮现出老牛卖力拉套的镜头：脚下是金灿灿的粮食，身后是笨重的碌碡，不紧不慢地在场院里绕着圈子，从日出走进黄昏……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是毛泽东所写三首《十六字令》之其一，让人仿佛看到红军战士驰马飞奔的英武形象，感受到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气势。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策马征战的场景也比比皆是，比如“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魏·曹操《却东西门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唐·王昌龄《出塞二首》）等。
马镫（亦作马蹬）为平底的环形脚踏，用皮带固定悬挂于马鞍两边，是供骑马人上下马时和骑乘时用来踏脚的马具。马镫的历史相当古老。马在中国古代被驯养，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认识和利用。早期是以马驾车的，骑马虽晚于驾驭，但也有3000多年时间了。随着骑乘的兴起，鞍具也相继出现。考古研究表明，在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中，从陶质鞍马看，虽装备了马鞍但没有发现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候，古人骑马是一桩苦差事，因为当快马疾驰时，骑手坐在马鞍上，脚却是悬空的，只好双脚夹紧马身，并用手紧紧抓住马缰绳，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据考证，匈奴人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马镫的原始形制，是从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条，下端结有圈形套，名曰“脚扣”，为上马时作蹬踏之用。以后这种脚扣变成了金属的，依旧是一只，故又谓之“单镫”。为了平衡，再由单镫发展成一边一镫，从而进一步解放出骑手的双手，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冲、刺、劈、击，大大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
马镫最早是用皮革制成的，后有铁、铜、银等不同材质，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发明和传播，其重要性有人认为可以和车之双轮相提并论。马镫虽小，但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以发挥最大的优势。
清朝时期，内务府设有造办处，马镫由此机构铸造，“马镫分铁、铜、珐琅等多种。铁合金铸的最好，双镫一碰，声如钟磬，铸造技术高超，造型大方。马镫的上端，铸造出两个龙头，龙的眼睛能转动，嘴里有舌头，含有圆珠。摇晃马镫，龙眼转动，龙舌伸吐，龙嘴里的珠儿前后滚动，从龙嘴里发出清脆的声音”
。
铁质马镫拍摄于曹妃甸第十一农场，其使用者名叫李向志，生于1950年，李家灶人，是时下极其鲜见的养马人。
“长鞭呐，那个一呀甩耶，啪啪地响哎，哎哎嘿伊哟，我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哎嘿哟……”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出自电影《青松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印象，听到这悦耳动听的旋律，自然会引起对人民公社时期生产生活的回忆。影片还有一个情节，车把式钱广把牲口驯示“三鞭子”的习惯。大车走到村口大榆树下，不打三鞭子就会惊车。由此可以看出鞭子的作用。
赶车的鞭子是用于指挥和驱使牲畜的用具。《中国古代名物大典》解释：“以长皮条或绳索缚扎于竹根或竹竿上制成。虽最迟于春秋战国鞭已用于驱马，但早时之鞭主要用于殴人，驱马多用策。魏晋以后用鞭驱马之风渐盛。”古时，赶马鞭子的竹条（鞭杆）叫策，鞭条（皮条）称鞭。今语“鞭策”本意即是用马鞭子抽打马。《礼记·曲礼上》：“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后引申为驱使、督促之意。古代常以驭马比喻对人民的统治，如《韩诗外传》载：“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
鞭子由鞭杆和鞭条组成，有长鞭、短鞭之分，长鞭俗称晃鞭，或大晃鞭子，是用于驱赶、指挥长套牲口的，短鞭主要是用来轰赶驾辕牲畜的。
长马鞭子大约1丈长，使用时需用双手。一般分为两段，上端用细竹枝拧编，弹性大，不易折；下端用不易弯曲变形的木杆，以白蜡杆居多，光滑应手。将上端固定在木杆之上，以羊肠线缠绕锁紧。鞭条的重要部分由牲口皮炮制的皮条拧编成绳状，以上粗下细的鞭爪连接鞭梢。鞭梢为一细长单皮条，好车把式打响鞭全靠好鞭梢发声，甩起来“嘎嘎”响。
鞭条上还包括一个装饰之物——鞭缨，也是标记，原来多用羊毛染成红色，系成璎珞，后以细尼龙线代替。甩鞭时一旦鞭条脱落，以红色鞭缨为记也方便寻找。
短鞭子制作方法与长鞭子基本相同，其构造和大晃鞭一样，只是规格尺寸要小得多，单手使用即可。
鞭子是给牲畜立威的。人们夸赞赶车人鞭子耍得好叫“好鞭头子”，一要打得响，二要打得准。打得响，能起到为车壮威、震慑骡马、警告路人、联络同行等作用；打得准，能够驯服顽劣牲口，使之听话而不随意“翻毛”。鞭子能使牲口激灵打战，光滑的皮毛上却留不下一点鞭痕。再烈性的牲口也有其弱点，就像练武人的命门。甩好鞭子的驭手，一鞭子打在耳台后，可将骡马震得立即跪下来，再轻轻在嘴角处用鞭梢一勾，又能使其仰首站起来。如此反复几次，多么性烈不驯的牲口也就服服帖帖了，这才叫真正的好鞭头子。
其实好的车把式，很少用鞭子真的抽打马匹，他们舍不得，与马是有感情的，马也是有灵性的。诚如唐朝诗人高适《咏马鞭》诗云：“龙竹养根凡几年，工人截之为长鞭，一节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连连。绕指柔，纯金坚。绳不直，规不圆。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
鱼刀子，并非是用来剖鱼的刀子，而是指鱼形的刀子，故名，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普遍流行的一种铁制折叠小刀。南北方都有，农耕者、捕捞者、游牧者皆用，最主要的它小巧灵活易佩戴，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鱼刀子规格大小不一，大者有的二十几厘米，小的仅5厘米左右，多为铁制，亦有铜质手柄的，更为精致。其刀锋为锻打而成，极为锋利，为趁手的实用工具。其造型生动传神，那刀子开合的轴，分明像鱼的眼睛，刀柄尖也竟成了翘起的鱼尾，精巧玲珑，且十分风趣。
鱼刀子常为车把式的所用工具。车马行旅时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带此刀具以备不时之需，其前端有环可挂车上，方便随时拿取。半月形的刀刃折合在鱼腹形的刀柄之中，使用时向内切割便可一刀“封喉”，可剪断、切割一些绳索物什，在车马遇险的关键时刻，可果断割绳套、割皮条，解救牲口。单使那刀柄的尖尾，亦可用于解结挑线或作锥穿之用，一物多用。尤其当大车缰绳突然崩断之后，成熟的车把式全凭鱼刀尾尖的锥、挑、扎等手段，将断开的绳索连接起来，非手巧不能为，亦非一日之功也。
民国时期，偏僻村庄没有专业理发店，也少有走村串乡的“剃头挑子”。男孩们的剃头都是由村里擅长使用鱼刀子的人解决。乡间普通铁匠打制的鱼刀子如果不是很锋利，孩子们剃头则如上刑一般，即使到了腊月，也都得剃光头。
这小小的物件用途极广，小学生以其裁纸、削铅笔，下地的农人可以割麻绳，连老头儿、老太太平时在家不出门，有时也备一把鱼刀子，干什么呢？专门用它挖烟袋锅里的烟油子。
所谓“槽”，《辞源》曰：“四边高起，中间陷入的器具。”《辞海》曰：“盛饲料喂牲口的器具。”《汉语大词典》：“《说文·木部》：‘槽，畜兽之食器。’《晋书·宣帝纪》：‘（曹操）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唐韩愈《平淮西碑》：‘士饱而歌，马腾于槽。’”石槽是由整块石料凿刻而成的器具，盛饲料或水等液体，一般为长方形。石槽大小不一，用处不同。放在井台附近，用于洗菜或牲口饮水，称为水槽；置于猪圈内，用以喂猪则曰猪槽，置于马圈、牛圈里的呼为马槽、牛槽。曹妃甸地区叫它为猪食槽子、马槽子、牛槽子等。
石槽子是由石匠一点一点凿制出来的，用它饲养家畜有诸多的好处。一是稳当。木槽质轻，家畜争食时容易翻槽，而石槽沉重，稳稳当当，更不用担心被人偷。二是结实。木槽难禁日晒雨淋，也容易裂缝，而石槽又大又沉，经久耐用，再顽劣的牲口也咬不动、啃不坏。三是干净。用木槽喂猪，连汤带水，长久浸泡易生霉变，而石槽难浸，又很干净。
过去与家畜为伴的石槽，已经失去它的使用价值，大都弃之不用了，然而，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却颇得现代人青睐。原先毫不起眼的猪槽、马槽，经过一番处理，登堂入室衍生为装饰艺术品。在家庭的客厅、阳台，成为养花养鱼的好器具，在酒店、茶楼等场所，成为组合连环水系的盆景，再点缀些花草、苔藓，营造出特殊的氛围，产生返璞归真的艺术效果。图片之一就有笔者客厅一隅的一个猪槽，虽为普通青石打造，但边沿已被不知多少头猪“吻”得无比光滑，包浆浑厚。在石槽中装满清水、种植些碗莲之类水生植物，或饲养几尾金鱼，动静相宜，很富有情趣。
《辞海》这样解释“锤”字：“一种敲打用的手工具。由锤头装在木制的手柄上组成。锤头用钢料制成的，用于一般敲击或锻造；锤头用铅、铜、橡皮等制成的，用于敲击精致的工件或敲弯金属薄片等，使工件表面不受损伤。”这大圆铁锤是锤子中的巨无霸，锤头为鼓形，铁铸而成，长14厘米，底面直径10厘米，圆肚直径14厘米。木柄多为白蜡杆所制，既结实又略带弹性，长55厘米左右，为24磅大锤，是我们所熟知的8磅铁锤的3倍。锤头接柄的孔呈圆锥形，安锤头的一端稍粗，用楔子固定，防止脱落。重磅的大锤就需要重量级的棒小伙子才能抡起来，一手抓住柄后部，一手握紧柄尾，把铁锤举过头顶抡起来，在空中画圆，会形成很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年月里，沿海地区的冬季漫长，又格外寒冷，滴水成冰，在外施工作业十分困难。据村里老人们讲，如果大冬天里一旦安葬故去的人，需要先支派人去打穴，可是大地封冻，冻土层达2尺多，非得用大铁锤不可，抡锤击打立锛，有时需要几个大小伙子轮番上阵，才能撬开冻土。
夏季防汛时加固堤埝也要用到重锤。建场初期，农场经常水灾成患，各生产队均有以基干民兵为主的抢险突击队，一遇险情立即出动，投入抢险。尤其在维护围堤，加固危埝及抢堵决口时，都需要以木桩固定，非得用铁锤重击才能牢牢插入泥土之中。故此，这头号大锤是每年防汛的必备物料之一，加固危堤险段非它莫属。
古人说耰（读yōu），今人叫榔头、木榔头。它是一种古老的农具，主要作用是弄碎土块，平整土地。
《国语》里有“深耕而耰之，以待时雨”的记述，《论语》有“耰而不辍”、《孟子》有“播种而耰之”的记载。人们推断这种碎土农具，使用应在春秋末年以前。也有专家认为，商周时期便有耰，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秦汉以后，大面积碎土主要用耙。《庄子·则阳篇》曰“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淮南子·犯论训》曰“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史记·龟筴传》云：“耕之耰之，鉏（读chú）之耨之。”《汉书》云：“耰，摩田之器也。”
俗话说：耕种耕种，先耕后种。耕，是进行农事活动的开始，耕地主要是要翻土、松土和碎土。然而，旱地耕后易结成坚块，要敲碎才好种植，这个活计叫做“打疙瘩”，因此需要一种专门碎土的器具。耰——这种古农具，在黄河流域和高原雪域等干旱地区沿用至今。为了达到精耕细作的目的，深耕后的田地要像姑娘梳理头发一样，认真仔细且不厌其烦，因为农人深知只有反复敲打和耙耢，才能使土壤细且实，禾苗的根才会粗而壮，且无病灾之患。
榔头，用木头做成，形似锤子，但要比锤子大且长，也作“狼头”，因形状像狼头而得名。其形状仅一头一柄，头的大小、方圆有别，并无固定尺寸，把柄一米来长，完全根据用途、材料和使用者的力量大小而定。有的人家的榔头，干脆利用一块树根做成，结实牢靠，力量十足。旧时的沿海地区都是生土，潮湿且盐碱，翻耕之后经日晒风吹就形成坚硬的土块，非经木榔头猛敲不易松散，更难使土壤达到精细平整的效果。相比敲打硬土的大榔头，还有一种稍微小巧轻便的榔头，是专门敲茬头用的。秋天收割庄稼，像高粱、玉米等，往往要留下很高的根，待收获了粮食、收拾了秸秆，庄稼茬子也该干透了，用小铁镐刨出来，就用上榔头了，用榔头将植物根部的土敲下去，就是农家极禁烧的烧柴。曾记得，过去的旱田地里种植高粱，会留下一尺左右的根，叫“茬子”，刨出、敲净后，根部朝外相对地摆放捆扎，就形成一个很利索的小捆，叫“个儿”，不仅运起来方便，回到家码草垛也十分整齐。过去，农家的土炕是用土坯搭的，经一年或多年的火烧，需再重新搭。换下来的炕坯作肥料，在成肥料前用水浸过，再用榔头敲碎。
在曹妃甸地区，曾经使用过一种挖垍子的专门榔头，头是长方形的，有大面、小面之分，看上去既大且重，充满力量感。垍子是沿海一带盖房垒墙的必需建筑材料，来自潮湿并带碱性的土地，土壤里长着马绊草等耐盐碱的植物，其根系起到坚固的筋骨作用，在铁锹开挖之前，首先要用榔头逐一认真地拍砸，侧立面先用榔头的小面用力打一遍，再用大面打一遍，上面用大面找平，每块垍子上都保留着两个鲜明的榔头印记。
本书所拍摄的方木榔头实物，是老父亲保存的器具之一，制作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槐木的头坚硬沉重，长28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柳木把光滑无比，长85厘米，直径3厘米。农村土垍子盖房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但这老物件却一直保存至今。
蓑笠：“蓑衣和笠帽”（《汉语大词典》）。蓑衣是披在身上避雨的用具，笠帽则是戴在头上的，既能遮阳又能挡雨。20世纪70年代之前，蓑笠是农民在田间劳动的必备之物。编织精致的蓑衣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与头上的斗笠简直就是遮雨的最佳搭配，劳动时也十分方便，后来因为橡胶和塑料工业产品大量出现，手工编织的蓑衣笠帽才渐渐消失了。
据记载，蓑衣起源于公元前2300多年前。《诗经·小雅》中写道：“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注释曰：“蓑，所以备雨。”《释文》称蓑为“草衣也”。《说文》谓之“草雨衣”。《河工器具图说》说是“雨具中最轻便者”。唐朝诗人张志和在《渔歌子》词中也写道：“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大诗人柳宗元在《江雪》诗中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古绝唱。古代诗文将普通的日常用品和自己的生活情怀融为一体，借助蓑笠这些物象抒发情怀，直扑自然山野，让人有一种身临田间其境的感觉。由此可见，在我国1000多年前，蓑衣和笠帽已是寻常百姓家家必备的避雨工具了。如此绿色环保的蓑笠，还传向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各国，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件标志性的日常用品。古代的中国人世代传承的蓑衣，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官服民服样式如何变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质朴本色，直到半个世纪之前，它的模样和唐诗宋词里的都所差无几。
蓑衣的编织材料多种多样，南北有别，主要有竹叶和棕、草。曹妃甸自古用白茅做编织材料，白茅在春季吐穗儿之前被孩子们称作毛毛仗，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广泛生长于田埂路边，生命力无比顽强，根系庞大，再生能力强，植株高五六十厘米，窄线形狭长叶片，十分柔韧，多被用于编织绳索、打草垫、编草鞋或蓑衣等。在夏季伏天里收割回家，稍加晾晒，趁着潮湿柔软，利用阴雨天和夜晚时间编织。农家人把编织蓑衣称为打蓑衣，是一门难度不小的技艺，其技巧不亚于编织毛衣，既靠世代传承，更凭自己的经验。先打好领子，再往下拓展，层层叠叠，疏密一致，厚薄均匀，两边对称。
打成的蓑衣很厚重，阴雨天披上它可以照样在田里干农活。有时预测天气有雨，清早要把它挂在锄头把子上，有雨避雨，没雨时可以在地头午休时垫卧在地上或苫盖在身上。即使破旧的蓑衣，农家人也舍不得扔掉，而是扎一个草人，披上旧蓑衣，带上一顶破斗笠，放在种谷物的地里看护庄稼。
笠大如斗，故称斗笠，是一种遮阳和蔽雨的编结帽，一般用竹篾、秫秸或芦苇篾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很宽的边沿，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不管江南还是北方的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家中都有斗笠，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习惯每天戴在头上，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男女皆宜的斗笠，如若戴在乡间女子头上则别有风情。儿时看芭蕾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对女战士的斗笠舞印象极其深刻。
在旧时的曹妃甸地区，是用马绊草的茎节来编织，细密匀称，俨然就是一件艺术品。因它与盖缸的酱篷形制相同，编织方法也大同小异，故而有一个共同的称呼——酱笸箩。
蓑笠已成固定词组，难分难解，且充满诗意。在许多门类艺术的画面里，一位牵着老牛的农人从远处走来，身上披着蓑衣，头上戴着斗笠，卷着裤腿，穿着草鞋，肩荷一把铁锄……充满了诗情画意，成为乡村里永不褪色的风景画。这代表了一段过去岁月的镜头，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小时候，看过无数次的电影莫过于《地道战》了，其中最感人的情节，便是质朴忠诚的老钟叔发现日军来了，一路小跑到村中的老槐树下，解开绳索，拉响了那口报警的大钟，当钟声回荡在高家庄的上空时，枪声也响了，老钟叔倒在山田的枪口下……那久远的钟声似乎穿越70余年时空响彻不绝，警示后人。
古树、老钟，是《地道战》里的标志性镜头。岂止是电影里，过去哪个村庄没有一口古老的铁钟呢！当，当，当，清脆悠长的钟声划破黎明的夜空，在小村庄上空跌宕起伏，余音袅袅，这早已镌刻在记忆的长河，铸成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一部耐人咀嚼的史书。
远在原始社会，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钟，即陶钟，如在陕西西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钟最早是古代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用以娱乐的一种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金属的出现，商代开始出现铜铙，铙形似铃却比铃大，体短宽，月牙形，上侈下敛，口朝上，底部置有一中空圆管状短柄，又称执钟。把铙倒置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晰的音响，就变成了钟。钟大致可分为两类：演奏音乐用的乐钟，佛寺、道观所用的大型寺钟。钟是一种中空的、由外部发力撞击发出声响的容器，乐钟用木槌、寺钟用撞木激发其外壁发声，最为常见的是铜质和铁质。我国古钟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由简单粗糙发展到复杂多样、种类繁多，其功能齐全，技艺精湛。钟在辽阔的中国大地无所不在，悠扬而响亮的钟声从远古一直响到今天。如旧时的城市中设置钟楼，楼内悬挂大钟，按时敲钟报告时辰；而今天，每逢除夕之夜，人们都要敲响大钟，宣告新春的来临。
旧时的钟多置于寺庙。“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张继《夜泊枫桥》），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听长者讲，民国时期稍大一些的村庄都建有庙宇，每个庙宇都有钟，其中李八廒村置于小庙的钟有一搂粗细，置于大庙的钟正好一人高、两搂来粗。每到初一、十五，先有看庙人撞响大钟，小钟立刻呼应，浑厚的声响在村庄上空久久回荡。
过去的农村村头，大树上悬挂着的都是铁钟，虽然铸造水平不一，大小形制有别，但其音质清脆悠扬，传之悠远。钟是一个村落的“司令”，在生产队里“发号施令”。清晨钟声响起，人们向队里集中，领受当天的工作任务，等待着出工。这钟声如同部队的军号，命令大家都必须执行；钟声也规范着生活工作秩序，似乎有些神圣，再淘气的孩子，也只能在钟下徘徊，欲望再强烈，也不敢随便敲钟。慢慢的，钟声就有着特定的含义，大家习惯了都能听得懂。不紧不慢、悠长舒缓的，不是开会就是上工；急切而短促的，那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突然发生，不是火情就是险情；月上梢头时钟声响起，要么是开会，要么是说书唱影或看电影。
人们习以为常每天清晨上工前那洪亮浑厚的钟声，那是集合号，哪怕你在睡梦之中，也不能耽误片刻，虽然是普通的农民，但钟声是回响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号角，更是一种召唤、一种责任，大家也深切体会到集体生活其乐融融。而那些敲钟人，往往是一个村子的领路人，总是起床最早、第一个走出家门，视铁钟为旗帜上的镰刀和斧头，拽住钟绳的那一刻，一定感觉肩头的负重和责任感，“当，当，当……”钟声响起，在村庄上空回荡，仿佛通天地、通古今、通未来，伴随着太阳升起，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将开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时间久了甚至连牲畜都听懂了。钟便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虽然随着时代远去了，那钟声却永远回荡在我的梦中……
看到这两个字，脑海里立刻联想到小时候的一个谜语：“一个虎，一个豹，一个摁着一个跳。”谜底就是铡刀。还自然而然地想起包青天之于陈世美、国民党之于刘胡兰的断头刀。原本只是一种普通农用器具，却因此而具有了捍卫公道的正气和誓死不屈的悲壮。
铡刀，是专门给牲畜铡草料的一种农具。其构造很简单，一块厚重的长方形木料，多由坚硬的榆木制成，中间开槽，一把带有短柄的铁刀置于其中，一般长约1.2米、宽约0.2米，前端以铁轴固定，刀刃则隐藏在凹槽之内。使用起来看似笨拙，实则十分锋利，使用时一起一落，“咔嚓”一声，就可以刃到草断，露出秸秆的一节节白茬。
铡刀，古已有之。《集韵》《类篇》均释为：断草刀也。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亦有详细记载：“凡造铡，先锻铁为铡背，厚可指许；内嵌铡刃，如半月而长，下带铁袴，以插木柄。截木为堪，长可三尺有余，广可四五寸穿其中以受铡首。”在传统农具中，铡刀不像锄、镰、锹、镐等那样被频繁地使用，但以种地为生且饲养着大牲口的农家则必备之。铡草是件力气活，而且必须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人蹲坐铡刀一侧，专门向前递草，双手把成捆的草拆散均匀，平铺到木铡板上，还要用双手掐住，甚至用肘臂揽住、用腿挡住，不能散了，更不能伸得太长，长了草铡出来就粗了，伸得太短也不行，应掌握到1寸左右。负责掌握铡刀的人先将铡刀抬高，待铺草人将草努力塞向铡刀根部后，铡草人握住刀柄向下用力压去，草就齐刷刷地切断了，再抬起来，另一人继续往前续草。
乡间有俗话这样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就是强调铡草铡得精细的重要性。经铡刀铡过的草料，大多还要拌上一些豆饼、玉米之类的精饲料，才能成为牛马牲畜的可口食物，草料铡得长短合适，才适合牲畜细嚼慢咽，便于消化。有经验的庄稼人，单看牛马的粪便，就可判断出它是否吃得饱、吃得可口：吃好了，那粪蛋就结实，有油光；反之则松散而粗糙，掉在地上就散了。
小时候个头还没有长起来，更没有多大气力，勉强能给爷爷或父亲铡草时搭把下手，递草时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伸长了就是短了。有时为了逞强，硬要和大人对换一下角色，咬牙举起铡刀，还不等父亲把秸秆递到刀下，就迫不及待地摁下铡刀，结果“咣”的一声成了空刀。待静下心沉下气，再次提刀下压，还真的需要蛮大的力气才能铡断，其实父亲在下面只摆了一小把秸秆，只是让我锻炼、体会一下而已。没有操练几个回合，我便觉膀麻臂酥、气喘吁吁了。
旧时的铡刀早已由先进的铡草机所替代了，即使偶尔在乡间遇到过几台，也都沉默一隅，灰尘满身，锈迹很重。那“咔嚓”声已经离我远去了，少年时代抢着铡草，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年近花甲，再次面对它，还有没有跃跃欲试的勇气和野性？
农谚道：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又说：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粪是农民心中重要的“角色”，如果把土地看成农民生活生存的命根子的话，粪肥就是活化和滋养这个命根子的物质食粮。
要种地，先积肥。农民除了把牛马驴骡饲养棚中、猪羊圈内、鸡鸭鹅舍里的粪肥悉数起出备用之外，还不辞辛苦地将散落在村头、地边、道路上的畜禽粪便，一点一点地捡拾回来，聚少成多地积攒起来。这拾粪的家伙式儿就是粪叉和粪箕子。
粪箕子的形状既似只小簸箕，又像一只筐，类似簸箕样的前沿，又不像它那般开放，要深一些，左右两侧和后边的造型如筐，但深度要比筐浅一点。后部中间部位凸起一个高约六七十厘米的提梁，也叫拎手，回弯延伸连接一个有弧度的丁字形握梁。粪箕子采用柳条编成的最为常见，比例匀称，提梁与筐体过渡自然合理，大小深浅合适，背在身上舒适得体。还有低梁的那种，可提可挎，是种地时滤粪用的工具。所谓滤粪，实际上就是撒粪。粪箕子配套的附属工具叫粪叉或粪叉子，形如小铁锨，但锨头有五齿，手掌大小，是由铁匠专门打制的。后部的裤儿略呈弯度，安装一米来长的木把，人稍微弯腰就可把地面的粪便铲起来，放到粪筐子里。家家户户基本都有那么一只甚至多只粪箕子，至今在各农场村队里仍然可以见到此物。粪叉却极少见了，当年它还可以当掏灰耙用。
在没有化肥的年代里，土地所施用的肥料都是农家肥，既能供给农作物多种养分，又能改良土壤性质，而且来源广、数量大，便于就地取材、就地使用，成本也比较低。其来源主要是人粪尿、牲畜和家禽的粪便、草木灰等，这都是公认的上等农家有机肥料。背起粪箕子拾粪，一年四季都可以做，随时随地都能做，俨然成为检验庄稼人是否勤快、是不是一位称职的庄稼把式的重要标志，粪箕子仿佛成为勤劳农民佩戴的一枚徽章，彰显着他躬身农事、亲近土地的追求和愿望。每家门外或院内日渐隆起的粪堆的大小，成为衡量是否是“纯粹庄稼人”或“过日子人家”的显著标准。因此，每一位以农为本的庄稼人时刻关心着自家粪堆的大小、成分的含量，盼着日积月累，达到一年的粪肥需求量。早年间，拾粪是庄稼人应尽的本分，一般都是捎带着做，只要双脚跨出家门，就会随手背上常年放在房门外的粪箕子，拎起粪叉子。有空儿多拾粪，没事儿少赶集，这似乎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1960年前后，乐亭大鼓名家靳文然曾经创作新书段子《粪状元》，歌颂的是人民公社时期一位72岁的拾粪能手的事迹。
在20世纪60年代长大的农村孩子，都有过拾粪的经历。那时还没有长大成人，属于半大小子，常学着大人的模样，背上耷拉到小腿肚子的粪箕子，将长长的粪叉子一头搭筐沿上，半截木把掖在胳肢窝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路寻求目标，并不时抬头望远，渴望着过来一辆马车或牛车，一旦撒下一串串马粪蛋或一坨坨牛粪，那数量分量就足够装大半粪箕子了。
拾粪名拾，这“拾”字用得其实很讲究。拾者，捡拾也，“拾遗”也，是言将失物从地上拿起。实际上，拾粪人见到牲畜粪便，真像捡到便宜一样开心。拾的人多了，还要讲究时间和路线，起得早的勤快人总是比懒惰的人收获大的。
记得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流行这样的笑话：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上学前都要填写个人档案，有“成分”一栏是必填的，所谓成分就是一个人的出身，比如工人、干部、军人、中农、贫农等。老师问：你们家什么成分？学生爽快地回答：粪箕子“盛粪”。
粪箕子、粪叉早已结束了使命，慢慢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一旦消失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再也不会有关于“粪箕子盛粪”的笑话了，年轻的一代也不懂这样的“幽默”了。
在先秦时期民间的《击壤歌》中说：“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这首民歌描述了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和百姓凿井耕田的幸福生活。
古代的时候，农业及生活引水灌溉器具种类甚多，如水车等，但水车只适合于引取河渠湖泊之水，如果汲取地下水井之水，则需要能垂直升降的汲水装置。我国最早发明的简单垂直汲水器具为桔槔（读gāo），以杠杆原理使汲水更为省力，《庄子·外篇·天地》即有记载。辘轳也是从杠杆演变来的汲水工具。据《物原》记载：“史佚始作辘轳”。史佚是周代初期的史官，说明早在公元前1100多年前中国已经发明辘轳，到春秋时期就已经十分流行。《中国古代名物大典》这样释义：“辘轳，汲取井水起重具，今农村仍用。在井上设支架，上装手柄摇转木轴，轴上绕绳索，两端各挂一水桶（或一端挂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汲取井水，是现代起重绞车之雏形。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葵》：‘井，别作桔槔、辘轳。’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灌溉门》：‘辘轳，缠绠械也。’《唐韵》‘圆转木也。’《集韵》作‘椟辘，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轴，贯以长毂，其顶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转，缠绠于毂，引取汲器。或用双绠而逆顺交转年悬之器，虚者下，盈者上，上上下下，次第不辍，见功甚速。凡汲于井上，取其俯仰，则桔槔；取其圆转，则辘轳，皆挈水械也。然桔槔绠短而汲浅，独辘轳深浅俱适其宜也。”辘轳根据简单的杠杆和轮轴原理相结合而成，可以满足深井汲水的要求，其特点是将桔槔的单向用力方式改为循环用力。与桔槔相比，辘轳的优点是汲水深浅都可以使用，省力又省时，其缺点是制造相对复杂，位移相对不便。
辘轳流行于北方地区，它的制造和应用，在古代是与农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曾广泛地应用在农业的引水灌溉上。辘轳的使用在我国时间长久，虽经改进，但大体保持了原形，说明在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设计出结构相当合理的辘轳。在初中《物理》课本中就有辘轳这种简单机械功能阐释分析，由轮和轴组成，能绕共同轴线旋转的机械，叫做轮轴；辘轳是轮轴的一种，是省力杠杆。辘轳是能够连续旋转的杠杆，支点就在轴线，轮轴在转动时轮与轴有相同的转速。这让学生们通过对生活中常见机械的分析，体现了物理和生活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北方缺水的地区，仍在使用辘轳提水灌溉土地，一些山区也还使用它从深井中提水，以供生活饮用。常见的辘轳有三只脚，三点构成平面稳妥地立在井口。辘轳有脚也有头，叫辘轳头，是一块圆硬木，中有轴孔，穿在轴上，上绕绳索，绳头上系水斗，头上嵌一摇把，算是它的胳膊，一般用杨柳木制成，木把歪成一定角度。水斗亦称柳斗，为耐腐蚀的柳条编制，遇水膨胀，极有韧性，又耐磨耐磕碰，底是圆底，口有横梁，梁上装有铁环，拴辘轳绳之用。据民间调查，在近海地区过去是没有使用辘轳的，仅见于曹妃甸北部的六农场、八农场及其以北的平原地区和北部山区。
由于辘轳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辘轳作为一个意象，经常与“金井”等结合在一起，以表达各种情感。在古代，官宦之家常常在井边装有雕饰精美的栏杆，这样的井被称为“金井”，“辘轳金井”所体现的多是一种怀人、闺怨的感伤情绪。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如梦令》云：“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以辘轳金井为背景，写出与一位美丽女子刻骨铭心的邂逅，读后让人伤感。
“喷壶，亦称花浇。浇水之器。壶形，口如莲蓬，多小孔，将壶斜提，水即由孔中喷出。用于浇花或洒扫等。汉代已见，至今沿用”（《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清代《西清古鉴·壶·汉喷壶》记载：“高一尺一分，深九寸六分，腹围一尺五寸，重七十七两，有系，壶口如莲房，俗谓之花浇，洒扫所用也。”《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红玉）只得闷闷地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无精打采，自向房内倒着。”《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打扮好了，亲自提着个宜兴花浇，浇了回菊花。”
笔者自幼时所认识和使用的喷壶，为白铁皮制作，圆柱形的桶，一侧伸出细长的喷嘴，上带一个莲蓬头，伸手提起向前倾倒时，便喷出毛毛雨一样的水。那时的农家，尽管每天都在为生产和生活而忙碌，但家家户户依然为吃和穿发愁，使用喷壶绝不是为了养花饲草，而是种菜浇菜。每家房前屋后，或多或少的有点闲散土地，都被利用起来栽种各种应季的蔬菜，一般的菜籽都是很微小的籽粒，下种后是经不起大水浇灌的，需要用喷壶小心仔细地喷洒，洒水后还要用苇帘苫盖起来，防止阳光暴晒和水分流失过快。播种后的菜籽，早晚都要适当喷水，三两日便会冒出小芽来。待到数日，幼苗长到移栽的程度之后，就要移出上畦，刚刚移栽的小苗同样需要用喷壶洒水。
老家这只铁皮喷壶已经近40年了，至今仍在使用，是爷爷在世时购置的，它和我家其他农具一样，再次进入我的镜头，成为画面的主角。喷壶的桶为椭圆形，高24厘米，长32厘米，宽18厘米，壶嘴长17厘米，莲蓬头可以拆卸，直径8厘米。
水，一向被农民视为庄稼的命脉。农谚说，有水即有肥，无水肥无力。就是民众对水在整个农事过程中重要性的肯定，一些充满机智之巧的水利灌溉机械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水车便是其中之一，而且种类多，功能全，其造型、功能等完全与历史保持着密切联系。
翻车，又称龙骨水车，为旧时中国民间灌溉农田所用，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流传最久远的农用水车。这种刮板式连续提水的木制机械，最早为东汉毕岚发明，三国时马钧进行改进，一直沿用。水车车身恰似一条爬行的蜈蚣，长1丈左右，龙骨叶板用作链条，卧于矩形长槽之中，每半尺安置一叶龙骨板，宽度刚好与木槽契合，为刮水之要件。使用时，车尾部分浸入水中，驱动链轮后，叶板就会沿槽刮水上升，循环前行，到槽的上端将水送出。如此来回循环，不断刮水上岸，十分方便。水车的搬运也便利，可及时转移取水点。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灌溉工具，对农业生产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并陆续影响到北方地区及周边国家。
龙骨翻车分两种，手摇翻车和脚踏车，前者又叫手摇拔车，《中国农具史纲暨图谱》
认为：“手摇拔车车身部分与龙骨车完全相同，只是尺寸较小，动力传动将脚踏改为手摇。《天工开物》记载：‘其浅池小浍，不载长车者，则数尺之车，一人两手疾转，竟日之功，可灌二亩而已。’从汉代发明龙骨翻车，历代多有诗赋赞颂，却没有见写手摇拔车的，也许真的在明代以前没有出现手摇拔车，或没有大范围推广使用。”
在曹妃甸地区使用的手摇水车，属小型的汲水机械。十农场玉官庄使用于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之前的单干期不曾使用。一般在谷雨时节，遇到天旱无水，又要适时播种棉花，才需要利用水车提水灌溉。那时的旱田坨地，没水是不能播种的，地壕沟里的存水便可利用，将水车斜置沟边，由一两个人在岸上摇动手柄，循环取水，把水输送到大田之中。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还曾经使用过另一种水车，是在旱田地的菜园子里用于浇灌蔬菜的。这种水车为铁质的，自下往上提水，一般设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地方，名叫管链水车，亦称皮钱水车、解放式水车。“以一根铁管垂直放入井中，管中的循环铁链串有与管壁密合的许多个圆皮钱，铁链绕于管顶的链轮上，转动链轮，皮钱即不断提水上升。曾在我国北方农村广泛使用，现逐步被水泵取代。但在能源短缺，地下水埋深不足10米的地方，仍然适用”（《辞海》）。管链水车的工作原理，类似我们熟悉的自行车脚踏飞轮带动链条的原理，它最终由推动或牵动圆形的绞盘为动力，人推或牲口拉均可。出水口处是簸箕形水槽，水经水槽流向固定的渠道。这种水车机械原理简单，构造并不复杂，安装也十分简便。
笔者儿时与小伙伴经常结伴到菜园里去玩，每去必到水车旁，见到戴了眼罩的小毛驴拍上两巴掌，或将停止工作的水车推上几圈启动起来，便会看到清水如泉涌一般流淌，流向碧绿的菜畦，感觉很是新奇。
过去的曹妃甸地区道路都是土路，因滨海临河，地势低洼，据说车道渠都有1尺来深。最常见的陆路交通工具，为木制大车，因车轮由几个横竖交叉的辐牚（读chèng）作为支撑，辐牚之间形成几个大小不同的空格透眼，故称之为大眼车。又因轮周边和轴上附有铁瓦，又名铁瓦车。其最大特点在于传动系统，是车轴和车轮一起转动，即俗话说的“连轴转”。一般由牛拉车，行驶较慢，现在看起来这大车既原始又笨重，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农业生产中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眼车是由车排子和车轱辘两部分组成。上部叫车排子，由车辕和车厢固定组合在一起，前部伸出两根长长的辕木，约1丈1尺，将拉车的牲畜套入辕内，辕木中间及后部为车厢，宽约2.4尺，一般高1尺，厢板长约3.8尺。在车厢和车辕结合部下紧贴车辕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宽1尺左右的木块，厚约四五寸，木块下方的中间部位有一半圆形的缺口，缺口朝下，和车轮上的车轴粗细相吻合，即可置放在车轴上拉车行走。车厢两侧分别要装立桩、挡板，可供人坐。车辕最前端各有一垂直向上的木橛，俗称车独子，用于挡住牲畜腰肚带子不脱落。车立桩外还附设弯钩子等，用于揽车拴挂绳索。车厢前后左右车辕外多装一块耳板，以加大车宽，便于装物，里手前耳板为持鞭驭手座位，相当于驾驶座。
大眼车一般都是当地的木匠打制。车轴和车轮部分统称为“下车”，其余部位称为“上车”，都要采用硬度密度高的木材制成，尤其是下车部分，选购大眼车首先要看下车。车轮一般直径2.4尺，轴长3.4尺，放置在对应车厢的车辕下车轧子的凹槽中。车轴与车轧子接触部分嵌入铸铁瓦块，使其耐磨。车轮子用烘烤过的榆木或枣木制作，由6块弧形木拼接固定，叫车辋（读wǎng）子，宽约3寸，厚约2寸，组成一个正圆的车轮子。车轮是两横一竖3根车辐组成，两横略小，一竖稍粗大，两横分上下对称穿过一竖的上下固定，所组成的这个部件叫车撑子，以榫卯结构与车辋连接。车轴制成后中间略粗、两头略细，中部直接约8寸左右，两边车轮的一竖的这块木辐，在正中圆心部分开凿一个长方形榫眼，在车轴的两头各做一个和榫眼相吻合的榫头，两个车轮各穿一头固定好，整体车轮就完成了。在车轮的整个外围，钉有铁匠打制的弧形的铁瓦，分段转圈包围起来，因车轮在车辙里直接接触地面，安装铁瓦就极耐磨了。车辋侧面铆T形蘑菇钉，钉孔间距3寸左右。车辋较窄，厚1.5寸左右，既为减小与地面的摩擦力，又避免泥泞路上拖泥带水。
大眼车负重后会从地上轧过两道车辙印。当地有俗语称“前有车后有辙”，车走的多了，便有了“辙”，这个“辙”，就是那时候的路。
在曹妃甸乃至整个冀东地区，民间的大型交通工具就是铁瓦车（即大眼车）和花轱辘车，一直使用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后渐次被胶轮车所替代。
俗话说：老牛破车疙瘩套，言指设备陈旧，速度又极慢。过去的花轱辘一般由牛拉车，加之乡间道路都是土路，走起来自然慢慢悠悠。相比大眼车而言，花轱辘车尺寸稍小，显得小巧精致且灵活，主要用于农业生产，适于下地春种秋收，亦可载人。
花轱辘车的车排子与铁瓦车基本相同，其重要部件就是长长的车辕，俗称拉头。两根车辕之间由7根车牚连接，第2根至第5根车牚之间是车厢。车轮是用多根细圆木为辐，连接车辋与车毂（读gǔ）构成，一般为9辋18辐，由里向外似花瓣呈放射状，故称其为花轱辘车。《老子》有“三十辐，共一毂”的记载，大概古代曾有一轮装30辐的车。车轴为硬木所制，固定在车轧子上，车轮套在车轴两端转动自如。车辋外缘也附以铁瓦。车厢之上可架设苇席或布棚，称之为棚子车，人坐其中可防风吹日晒，农家多用这种车作庆吊往来的交通工具。农闲时使用此车拉人时，将棚子缚于车上；农忙时节，需要以车拉物，则将棚子拆下悬挂起来。
过去有钱人家专供载人的花轱辘车，车棚装饰得十分考究，多用花格木架，棚顶以竹蔑编就，并糊上布，还以桐油浸透，以防雨水。车棚之外套上帷子，两边开窗，装饰华丽，常年安装于花轱辘车上，成为出门访友、探亲会客和外出旅行的高级“轿车”。车排子比一般花轱辘车小，人称“小车子”，流行于清末和民国年间。新中国成立前，曹妃甸李八廒富户李殿杞的仁和堂，就有一辆花轱辘车，是全村唯一的一辆，只拉人不拉货，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花轱辘车和大眼车通用一种独特的附件——油壶，本地称油箱壶，多为瓷质，像个长茄子，上面有一个喇叭口，脖子上拴皮绳或麻绳，置于车厢之外，盛着棉花籽油、蒿子籽油，以后也用废机油，壶内还置一猪鬃或马鬃刷。每走上一段路程，赶车人就要跳下车来，从壶内蘸油涂抹在车轴上，为铁瓦润滑以减小摩擦系数，防止车轴在行走摩擦中“烧瓦”。
在中国的众多运输工具中，必须要提到手推车。《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的作者霍梅尔，曾经利用长达8年的时间在中国做手工业实地调查，他在该书运输工具中高度评价独轮手推车：“古代中国有着优良的宽阔道路，适于战车、马车和多种类型的货车行驶，而道路崎岖狭窄，双轮大车难以通行时，最广泛采用的运输工具就是独轮车。独轮车一个大车轮被框架围起，以防轮子上部与货物或乘客相碰；两根长杠，装在杠上的两段横梁以适当间距相互支撑，构成整车的基本部分，这都是卯榫结构。车两边的承载框架，由横木把曲杠和主杠连为一体构成。轮轴由非常硬实的木材制成。框架有两片向下延伸的用以承轴的轴孔木，能在巨大压力下挺住，承受颠簸于难行的道路中。这独轮车称得上是细木匠手艺的杰作，制车之道是要精心挑选适于不同部件的木料并合理搭配。”“除了用独轮车运货物，中国人也可用它来载人。”
手推车的独轮，旧时是实心木制，中间为木轴，一般有12～20根木辐条，但旧时的沿海地区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手推车才开始普及。此时，传动部分已全部改用金属轴承，铁制车圈外也改为橡胶轮胎，俗称胶皮轱辘，外胎厚而耐磨，使用寿命长，内胎可以充气，比木轮车要轻便得多，车轮有了弹性，推起来也省力多了。它因只有一轮着地，又特别适合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使用，既经济又实用，故在乡村里非常普及。
制作手推车，一般要请本地手艺高超的木匠打造，木料也是就地取材，多用质地结实的槐木、榆木等。每家打制的车子外形差别不大，车把、车盘、车架等互相连接在一起，车把多以两根完整的硬木作为车盘的一部分延伸到车头。两车把之间挂有背带，叫襻，驾车时搭在肩上能够助力，也能保持平衡，更重要的是形成肩臂合力。小推车以一人推动或两人前拉后推的方式操作，一般载重量约在100～300公斤之间。农忙时，孩子们都会争着抢着为大人拉车，助上一臂之力。旧时乡间新媳妇回娘家，独轮车左边带着礼品，右边坐着新娘，新郎在后边娴熟而稳妥地向前推着，一路“吱吱呀呀”，世上还有比这更幸福惬意的事情吗？
手推车的历史非常悠久，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已无可考。有说黄帝发明了轮子，也有人说诸葛亮创始——三国中所谓“木牛流马”是也。根据汉画像砖和文献记载，其发明时间可上推至西汉晚年，如此说来已有2000多年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描绘并记述了独轮车之驾法，又称之为独辕车。民间传说河北赵州桥上的深深车辙，就是柴王爷推着装有三山五岳的车轧出来的，并有民歌流传至今：“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条沟。”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独轮手推车的最大功绩，就是陈毅元帅那句话：“淮海战役是山东老乡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几百万支前民工推着小小的手推车，构成人潮涌动、车轮滚滚、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排子车，又称架子车、板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一般用来搬运货物，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农村一种重要的载重和运输工具。耕种时节拉粪、拉种子，收获时节拉庄稼、拉柴草，基础建设时拉土、拉砖，农闲走亲戚、拉老人孩子……它构造简单，驾驭轻便，几乎家家必备。
排子车由车框和车轮两部分组成，车框也称车排子，两边向前延伸为车把，或叫车辕，其空当是按成人身体宽度定制的。车排子正对着轱辘的位置左右各有高约40厘米、宽约1米的栏杆。车框一般都选用槐榆之类硬木料，横撑、车帮、车底也都尽可能选用好的材料。车轮是实心横杠钢圈钢条、橡胶轮胎。不用时通常将车框立起来靠墙而放，车轮则由孩子们推着横杠跑着玩，或者被大人们当杠铃举起落下比力量，然后被放置在厢房屋的角落处。
过去的麦收季节，排子车负责把割倒的麦子拉到场里去。主人会将长木棍横着绑在车帮上来延展车的宽度，车尾处带着两根长长的绳。把车拉到麦地里，让一个孩子扶住车把保持平衡，大人则用木杈或铁杈将麦铺子规矩有序地摆放在车上，装满后，将车尾处的绳子又甩到车前，刹紧后系在车把上。有经验的庄稼汉能把麦子装成一座小山，只留下车把前端仅有的一点空间供驾驶之用。车夫通常都是男性，拉载重的车时就得把身子弓起来，努力前倾，才能把车拉动。头是一定要埋下的，这才符合力学原理。“文革”中有一句话叫“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大概就是从拉排子车上得到的灵感。
排子车与畜力驾驶的大车构造和样式大体相同，只是车辕适合人的双臂。早先是木轮，木轮圆周外镶弧形铁瓦，以后逐步改成铁轴、钢圈辐条、有滚珠轴承又可充气的橡胶轮胎。这种车在老北京城也很流行，旧时俗称怂（读sónɡ）人车，在北京方言里有讥笑人软弱无能的意思，由此推断，拉这种车的人多是社会最底层无其他特长、只会卖苦力的老实人。
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代，北京城内运输和搬家很多是依靠排子车。后来逐步有了汽车，排子车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排子车的拉法一般是一人驾辕，另有一至二人拉套。那时排子车大都是拉货，后来多为人搬家，这成了排子车的一项主要业务。据说在相对固定的胡同口外摆一排排子车，留一个人看着，其余的人可以到茶馆坐着喝茶。主顾可以跟胡同口留下的那个人讲活儿，也可以到茶馆找那伙人去讲，把东西交他们搬运是可靠的，因此受到市人的信任。
岁月更迭，时过境迁，京城早已没有了排子车的踪影，农村也没人再使用排子车了，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三轮车等现代运输工具。俗话说，“七十二行，板车为主。”不知是指板车对交通运输的重要性，还是指身强力壮的拉车汉子，其驾车下坡时威风凛凛的潇洒姿态令人难忘。板车早已被挤出了城乡运输行业，世上再也难见到板车主们倔强的身影。
“大水管，两头长，后边驮着俩大筐，没有车闸用脚搪，没有铃铛喊借光。”“小鞍座儿，不大点儿，撅着屁股仰着脸儿。”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甚广的顺口溜，把骑大水管自行车描述得十分生动形象。
在冀东地区，大水管自行车以天津生产的双燕牌居多，就是专门为广大农村载货拉物而打造的承重车。大水管和普通的自行车的结构差不多，但比普通的二八自行车要长，也更沉重，线条硬朗，简洁大方，除了必要的部件，几乎没有一件是装饰性的。它的主体结构三脚架钢管和当时城市的上下水水管差不多粗细，很结实，这大概就是大水管名称的由来。前端左右两侧各有一根小手指粗的前叉子，连接固定着车把与前轴，既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也是减震装置，保护骑车人的安全。后座的用料更加厚重，有中指般粗细，是实心的铁条，牢牢地固定在后车轴的上面。同样，作为车子的前后轮，还有车圈、辐条等，所有材料都是加粗加厚的，包括中轴上小小的齿轮轮盘，也是为载货而设计的，因为轮盘小，蹬起来才省劲，也好掌握平衡。大水管没有刹车闸，要想减速停车，就要靠一只脚的鞋底去摩擦前轮或后轮，多是自行安装两块废旧的车轮外胎做刹车的闸皮，前后轮也没有装挡泥板。大水管还没有车梯，停放时不是把它靠在别的建筑物或物体上，就是车主平时自带一节木棍，别在后轴前的平叉内，达到前轮、后轮、木棍三点平衡的目的。就是这样一个傻大黑粗的家伙，却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平原上，人们用它驮粮食、贩运蔬菜；海边，人们用它倒卖鱼虾海货；山里，人们可以用它运送山货等。据说水管车的轮胎是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载重可达320公斤。
在曹妃甸李八廒一带，大水管还有一个俗名叫“大加憨”，主要功用就是干活载重，其超长的大梁、超大的后货架、粗实的保险叉，每一处都张扬着个性。民间文化学者李润生曾回忆年轻时骑车去拾草的经历，捡拾的苇草需要打成一丈多长、一搂多粗的大草捆，足有百八十斤，然后用绳子牢牢地捆缚在大水管的后架上，农村的棒小伙一次能驮两大捆。他初中毕业刚刚回乡参加劳动，因为初学乍练，总是不得要领，常常“放电影”，被同去的伙伴讥笑。所谓“放电影”，是指车子后座载上重物之后，稍不小心就会失去平衡，导致“车仰马翻”，两个轮子朝了天，还不停地旋转，就像放映电影时两个拷贝的转盘。载重骑行时，骑车人需要趴下前身，为的是使重心前倾，以掌握平衡。为了看清前面的路况，还得伸长脖子，这就是顺口溜里“撅着屁股仰着脸儿”的由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运输工具日益革新，大水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一些老人还在用。笔者在农村采风时，在渔村偶见售卖鱼虾的老者，他的“坐骑”就是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大水管，从年轻时起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农村去卖海货。那时候不论是渔民还是农民，手里很少有钱，多是以货易货，用鱼虾换口粮。每天起早贪黑，用大水管自行车驮着上百斤鱼虾，骑出数十公里以外，不知要走几个村、串几个庄，最后换回需要的粮食。经过一天的劳顿，筐里换回的白薯、土豆重量比来时的鱼虾重了两三倍，回返时依然会哼着乐亭大鼓或皮影小调，遇到路口有行人挡路，高声喊着“借光、借光咧”。
自行车是依靠两个车轮构成、人力脚踏驱动的陆地交通车辆，人称自由车、脚踏车。18世纪末，法国人发明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解锁了人类出行新方式。19世纪中后期，自行车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然而，传入中国的自行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受到国人的青睐反而饱受冷落，主要原因在于造价高昂，且受限于困难的骑行技术，以及当时的道路颠簸不平难以操控。直到20世纪初，自行车成为宫廷贵族娱乐的一种工具。史料记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感受体验自行车，不仅让妃子、侍从跟着一起骑，还下令锯掉宫门的门槛。民国时期，它仍被视为一种奢侈品，俨然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六七十年代有所谓“三转一响”一说，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都属于家庭生活中的高档物品，而自行车居首位，自行车成为结婚时必需的“大件”之一。到了80年代，自行车还是国人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无论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每日上下班时刻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洪流，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自行车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如此轻便快捷的交通工具，适合城乡，优势显露无遗。不仅如此，自行车可以驮物负重的运输功能也被迅速开发出来，尤其在北方沿海地区，真是效力不小，可谓“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