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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惨剧，也是影响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尤其是大国关系演进中的一个关键事件。“9·11”事件后一个短暂时段中，大国间出现反恐合作的积极趋势，令人感到欣慰并寄予期待。虽然，这样的合作未能持久，很快又转入到新一轮的扩张抗争优先于包容妥协、偏颇谬见也多于理性对话的状态。但是，形势总是比人强，“9·11”事件后大国关系演进中所蕴含的结构变迁与观念冲撞，预示着一个新格局的雏形，已经展露出冰山一角。
“9·11”事件，原本更多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互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但迅速地演化为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何去何从的头等大事。首先，美国抓住这一契机，以反恐作为一个重要支点，转被动为主动，重构21世纪的美国对外战略。俄罗斯也不失时机地力图首先突破美俄关系，为其社会经济复苏和重返强国之路，营造国际空间。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对俄政策发生过多次转折，不光出现于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的交替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两党各自执政期间。
无论在2000年乔治·W.布什竞选期间，还是2001年就任之初，小布什都曾刻意改变克林顿时期的对外政策基调。共和党外交团队曾经尖锐地批评克林顿90年代的对俄方针：“投入了太多时间和资源，设法在内部改变俄罗斯”，但是“在像俄罗斯这样的战略性国家推进制度变革，并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优先”。小布什团队并不在意是否像克林顿那样“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国家体系”，也不在乎“如何管理俄罗斯”；布什及其助手反对克林顿过于倚重私人关系；就中国与俄罗斯而言，布什更主张推行“强硬现实主义”的对策。2001年小布什就任初期，美俄双方互相驱赶被指责犯有间谍罪行的外交官，美国支持并正式接待俄罗斯车臣反政府武装代表，小布什政府还降低了主要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的“新独立国家办公室”在美国国务院系统的层级，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表现出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俄罗斯的敌对和轻视。
这一态势一度令人十分担忧，世纪初的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将会重陷深谷。
但是，小布什对俄强硬路线并没有持续很久。变化出现在2001年6月布什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会见之前。发生这种变化的动因之一，来自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新考量。2001年4月1日，在临近中国海域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国际与两国国内舆论都受到了震动。其间布什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提升对台关系，受到中国坚决抵制。虽然，中美双方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还都有所克制，避免双边关系受到过大影响，但显然中美关系受到了冲击。美俄斯洛文尼亚6月峰会前，小布什召集专家政策咨询会议。曾经参会的麦克福尔见证道：“2001年春天，对于布什政府中许多人来说，中国似乎是成了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可以成为遏制中国行动的潜在伙伴。”这位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进一步说明：“实行这一平衡中国力量的战略，要求较少关注俄罗斯的内部缺陷，而更多专注于美俄两国之间的安全议程。这与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战略三角上实行的战略相同，只是如今，俄罗斯与中国换了位置。”
看来，对华施压的需要，在让小布什重回父辈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然而，小布什对俄政策还有其另一方面，那就是，他决意在俄罗斯元气尚未恢复，还没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情况下，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ABM），以摆脱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均衡的问题上与美国缠斗。这被视为是“9·11”事件前美国对俄政策的最高目标。
虽然，乔治·W.布什在外交上是个新手，但是他还是很快在身边老资格国际事务顾问们的协助之下，调整了对俄罗斯的立场。为实现上述总体外交调整的需要，小布什甚至不惜重新回到曾被自己指责过的克林顿时期所谓“强调私人关系”的对俄战略。
而俄罗斯方面，正在经历一场与叶利钦时代治国路线大相径庭的改朝换代。这场改变并不是以俄罗斯常有的疾风暴雨的形式出现，而是经过了世纪之交大约三四年的循序渐进，才逐渐地得见真容。在这场经过深思熟虑、认真部署的改变中，普京首先是以一个90年代自由派执政集团政治继承者的面貌出现的。他的执政班子中不少是前朝老臣，他奉行的经济路线基本上延续自由主义的原则，他首先出访的重要国家是英国，他真诚表示愿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上任后一再表达希望加入北约，他非常明白俄罗斯现代化需要来自西方的投资和技术。同时，普京一点也没有遮掩他自己的理念，他在上任之际发表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这篇长文中表明：他决心建立俄罗斯的强大国家；他在2000年正式发表的《外交政策原则》中承诺，俄罗斯寻求“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他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作为战略平衡的基石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必须加以保留；就飞赴卢布尔雅那与小布什首次会见的前一天，普京在上海西郊宾馆，与中国和中亚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从双方认知的基本面来看，美国政党轮替背景下，小布什已经放弃了克林顿式的支持俄罗斯内部制度变迁，“把叶利钦的事情变成美国的事情”的那种政策。当时美国决策圈偏重于认为：俄罗斯已不是苏联，需要将其作为兼具冲突与合作的大国身份看待；包括企图借助俄罗斯来打压中国等背景的转换之下，美国主流精英也并没完全改变对俄罗斯的总体看法，其中最核心之点，乃是苏联解体之后反差巨大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犹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0年所提交的《201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所称：在接下来的15年中，俄罗斯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需要调整将其视为世界领袖的期望，以适应俄罗斯急剧减少的资源。在俄罗斯处于明显弱势的背景下，美国应抓紧构建合乎本国利益的安全构架。此后多年发酵的美国以单边方式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问题，就是以这样的考量为基本出发点的。
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看法正好相反。刚刚经历过的90年代的动荡折腾、贫困失业、丢失自尊，被认为大都与美国相关。曾在90年代前期对美国抱有好感的精英，也因北约东扩、1998年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等一连串危机而逐步改变立场。与美国所推动的民主自由相比，俄罗斯人越来越偏重于大国尊严、稳定有序的正常生活状态。甚至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即使力量对比已然变化，但俄罗斯也不该就此甘拜下风。普京的出现，正是这样的社会心态的鲜明反映。
在双方精心筹划之下，2001年6月16日，作为俄美两国新首脑的普京和小布什，在斯洛文尼亚首次会晤。从会晤结果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是“走向建设性和相互尊重关系的第一步”，但是在关键性的美国准备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及俄罗斯提出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未获进展。当时，小布什曾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他对普京的评价：“我曾经正视过这个人，我发现他非常坦率、非常值得信赖；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灵魂。”但是，需要补充一个并未被得到更多说明的重要细节是：小布什与普京会晤结束说了这句“致命的话”之后
，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正好在现场不远处，当她“听到这些话后，明显地紧张起来”。她感到：“这将成为一个问题。”至于小布什本人，当时确曾多次说过：普京是“一个诚实、坦率且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但是，后来布什也懊恼地回顾道：“在最初的那些年里，普京总是让我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
以上记载的小布什和赖斯说过的那些话，是在世纪之交的微妙时期美俄关系跌宕起伏的一幅生动写照。
如果说，2001年斯洛文尼亚美俄首脑的首次峰会，开始使美俄关系重新回到克林顿时期那种注重私人关系的轨道，那么，“9·11”事件的发生，更是提供了一个促使美俄关系大步接近的重要机会。
莫斯科时间2001年9月12日，也即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笔者在俄罗斯出差的最后一刻，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所的电视转播中，目睹了突发的“9·11”事件的悲惨场面。看完转播，我立即打车去谢列梅捷瓦机场回国。出租司机是一位苏联时期国营化工企业的总工程师。当我问起，如何看待当天纽约发生的事件时，这位总工程师一边开车，一边非常严肃而肯定地告诉笔者：“毫无疑问，这是恐怖主义暴行，是人类文明的一场悲剧。”“9·11”事件后，普京总统迅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非常恳切地向美国人民表达了真诚哀悼和坚决支持，同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完全是自发地前往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追悼献花。此后20年中，每当我思索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情仇爱恨，“9·11”事件后在莫斯科所亲见的这一幕，一直在脑海萦绕。
的确，“9·11”事件之后的国际事务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也有所进展的方面，就是美俄关系。而美俄关系在当时之所以发生改变，恐怕离不开笔者刚才所叙述的这几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往前倒推15年，也即1986年年底，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谈，同样是苏联新领导人上台一年半后的第一次与美国首脑正式会谈；同样是一个把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与战略防御体系挂钩的一揽子谈判；同样是正式会谈前两国舆论与媒体大肆炒作，出现了可能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很高预期，但最终在关键问题上却未能达成共识。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美苏各自取消设置在欧洲的所有战略核武器（所谓“零点方案”），仅在苏联的亚洲地区和美国各自设置100枚战略核导弹，期待以此迫使里根撤销当时被俗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体系。美苏的实力差距和冷战背景下高度对峙的战略意图与利益，使得雷克雅未克会谈无果而终。
1986年，笔者是在苏联举国关注的氛围之下，在当地观察了这一进程，而2001年笔者则是在华盛顿，亲身体验重大事变之下美俄双方的心路历程，不无沧桑之感。
15年后美俄力量对比，早不似当年冷战时代。但是，出于各自需要，美俄仍然维持着大国对话的架势。2001年6月卢布尔雅那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虽未能解决美俄实质性的重大矛盾，但均愿开展建设性对话。7月，布什和普京在意大利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时再次会晤。双方同意未来的俄美军备谈判，将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导弹防御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讨论。
9月9日，也即“9·11”事件突发前两天，普京曾致电小布什，向他通报了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负责人马苏德在自家院子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身亡的消息。普京提醒小布什，这“预示着一场规模更大的恐怖行动即将开始”。普京说：“我跟他说，我有一种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策划已久的事情。”两天后，导致3 000人丧生的“9·11”事件发生了。普京第一个与小布什通话表示声援：“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希望您能明白，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并肩作战。”
紧接着，俄罗斯说服中亚各国允许美国在当地建立反恐军事基地，这是冷战对抗年代不可想象的对美显示善意和让步；同时俄罗斯宣布，关闭位于古巴的信号监听情报站，关闭位于金兰湾的俄罗斯海军基地。9月底，普京在联邦德国议会表示：“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应当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当时主张对俄关系正常化的康多莉扎·赖斯则兴奋地表示：“在情报共享方面，在支持美方在中亚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方面，俄罗斯已经成为我国最好的盟友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证明我们与俄罗斯在安全合作方面拥有了一种新的基础。”
“9·11”事件之后的11月，普京访问美国，与布什在白宫再次会晤。本次会谈令世人关注之点是：美俄两国达成了大幅度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双方承诺：要把两国各自拥有的核弹头削减三分之二。这为两国今后各自的战略调整与发展留下空间：实力不支的俄罗斯早已不堪承受维持庞大核武库的压力，而美国旨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于战略防御体系及其他方面的调整与拓展；对国际社会而言，一个危害人类的核武库有可能得到裁减，反映了追求稳定与安宁的某种期待。
关键的问题在于，美俄首脑仍未在“反弹道导弹协议”问题上取得突破。但是美国宣布推迟进行拟议中的战略防御系统的试验；也并不像2001年春天所宣布的那样在2001年11月单方面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而是把这一期限至少推迟到2002年春天；同时接受俄方提出的把削减进攻性武器与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挂钩，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美国放缓了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节奏。而普京在峰会中再三表明俄具有“灵活性”，俄与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方法不同，但目的一致，这些表态似乎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空间。
美俄峰会前夕，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俄罗斯接近北约的积极态度。在首脑会谈以及普京与美国各方精英人物的谈话中，普京也不止一次假设性地提到了俄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问题。普京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联政府就提出过加入北约的问题，他说：“我们准备与北约扩大合作，北约盟国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准备推进到什么程度。”
虽然北约盟国对此表示“并未作好准备”，但布什还是表现出了北约与俄罗斯重新构建相互关系的建设性姿态。
在反恐问题上，美俄首脑达成关于“后塔里班”阿富汗政府构成的共识，基本排除了塔里班激进势力参与新政府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中依稀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大国协商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影子。
对于俄方寄予颇高期望的经济合作问题，美国谨慎地承诺“开始与国会磋商”有关撤销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法案”，以及给予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国的地位问题，从而为顺应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作一定的铺设；同时，推动“爱克森-莫比尔”公司在俄撒哈林油区作首期40亿美元、二期13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鉴于布什曾表示过：他能从普京的眼神中“感受到他的灵魂”，而这一次普京在行前就对美国记者表示：“俄罗斯之所以在与前任美国总统在战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就是因为准备与那些在今后四年，甚至八年都留在白宫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布什。”在得州之行中，普京投桃报李地称道：“布什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直到2001年12月上旬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与俄首脑会晤，对俄加入北约的问题仍然未置可否。2002年5月下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美峰会和在罗马举行的俄与北约峰会上所签订的《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以及以“二十国”合作机制为核心建立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无论如何，这是美俄关系在“9·11”事件后取得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也是自1989年东欧政治剧变以及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来，被称为“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整整延续了十二三年之后，以法律框架形式真正告一段落的历史性象征。尽管美俄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都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美俄峰会之后，美国政府迅速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意在释放善意。
美俄关系能否取得进一步推进，实际上，还取决于以下各种因素。
第一，美俄两国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同发展合作。“9·11”事件之后，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表示声援的外国元首。当时，如笔者所述，俄罗斯居民自发地向遇难者献花哀悼，民意测验中85%的居民表示了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这是民意的真实写照。因俄罗斯多年来苦于与车臣恐怖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的冲突，近年来又屡遭炸楼、劫机、毁车等恐怖行径的惊扰，包括受到来自塔里班的对俄南部地区的巨大威胁，这些因素都促使了俄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的接近。问题在于，因“9·11”事件而引发的同情与关切，是否能够转化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政治文化基础。根据普京访美前夕俄居民的民意测验，可以发现俄居民对科索沃战争以来俄美关系的迅速变化仍有歧见：41%赞成美国对阿富汗开战，57%反对；47%认为俄应中立，41%认为俄应支持美国。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这则民调材料：虽然，普京越来越强调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体系，“回归欧洲”是当然之则。但是11月2—5日的民调显示，承认俄属于西方文明类型的只有13%，感到难以回答的是17%，而高达71%的民意认为俄罗斯属于特殊的欧亚型文明，或者东正教文明，并申明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乔治敦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安琪拉·斯登特认为：如何在不久前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俄国国民强烈反美的欧亚主义情结与当前迅速产生的亲西方心态之间掌握平衡，对其领导人是一个考验。
其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对美国的合作与支持的姿态，是否理应得到回报？从俄美两国各自的舆论中，一派意见认为：“9·11”事件中俄罗斯给予美国的支持甚于其西方盟国，这是难得的推进双边关系的好机会，要尽可能满足俄罗斯方面提出的诸如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减免俄欠西方债务、大幅度推动对俄投资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俄中间派力量的主要精英，如普里马科夫、弗拉基米尔·卢金、德米特里·罗戈津、沃尔斯基等原来曾是主张对美较为强硬的人物，这次联名致信普京，提出权衡利弊后，俄应迅速改善与美国关系，“以免被卷进那些落后、不满、没有希望以及支持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国家行列中去”。而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如“亚博卢”联盟的主席、俄政治家亚夫林斯基，更是坚决反对在此时向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以求改善对美关系。
但艰难问题还在于，第一，俄罗斯与北约的相互关系，第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挂钩谈判。以俄与北约的关系而论，首先，北约吸取新成员历来有一整套所谓标准，其中，包括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公民对军事力量的监督、与邻国的和平关系、国内少数民族的前途、可用于北约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等等。俄罗斯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尤其是是否愿意放下架子，像中东欧一些小国那样接受北约的审核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其次，如果北约扩至俄罗斯，则其疆域要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要面临不可胜数的新的地缘政治问题。北约本身根本还没有这样的心理乃至技术准备。最后，如俄罗斯不再作为敌人而存在，那么北约作为冷战最终遗产，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都会因对手的消失而受到挑战。“9·11”事件后北约的欧洲盟国抱怨美国，光顾及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结盟关系，而无暇顾及欧洲盟国。从更深层次看，面对冷战后，包括“9·11”事件之后的国际新格局，早就有学者提出，北约应该成为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样的区域安全组织。到这个时候，不光北约早已面目全非，而且离后来特朗普式的自动疏离北约也相距不远了。
虽然，当时的国际舆论乐观地认为，2002年春天，布什回访莫斯科之时，也许是俄美关系的一个更为关键的转折点。一方面，扑朔迷离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谈判已无太多拖延搁置的余地。另一方面，布什与普京也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就战后最为复杂的战略问题做出考虑与决定，不光使俄美两国，也使整个国际社会真正有可能走出冷战阴影。但是，有专家认为，所有有关上述美俄关系的成就，不过是90年代旧日议程的翻版而已。事实上，2002年小布什与普京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既是美俄关系当时所达到的高峰，同时，也是开始走向下跌的开端。而之所以重新开始下跌的背景在于，虽然出现重大转机，但美俄关系的基本面却愈益呈现复杂态势。
“9·11”事件后，美国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可被视为精英阶层对形势变化的新认识，也表现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难以改变的延续。
首先，“9·11”事件究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预言，“9·11”事件之后，不光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整个国际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一切，这是媒体上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视之为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事件之前的所有背景与积累。21世纪初，美国当红的国际研究刊物《国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的主编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则总结了“9·11”事件后的两种主要倾向。他认为：其一，“9·11”事件将把美国外交多年来的模糊与犹豫一扫而光，把美国从一个世纪以来集中于与欧洲法西斯和苏联为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与新对手较量。其二，“9·11”事件是无任何先例的变化，所以，将为未来留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因素。
总之，“9·11”事件对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观点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首先，有人认为，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甚至是自19世纪以来，美国首次在本土的核心部位遭到外敌攻击。多少年来的美国的安全优越感和“不可被攻击论”顿时荡然无存。其次，美国朝野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对美国不友好，甚至敢于以“自杀式的袭击”来打击美国。这对于一个总体上对外部资讯一向不十分在乎的国家来说，其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再次，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袭击的是美国资本主义成就最突出的标志与象征——世贸中心大厦，这不光是美国的成就与精神体现，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形象的集中体现，“9·11”事件刚一发生，美国媒体评论就相当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要打击美国的灵魂。”虽然，不少人并不相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9·11”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使人深思：资本主义文明究竟应该如何来调处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关系？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构成美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基石部分，如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价值观念，几乎在这一片土地上同时发生，其命运与整个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息息相连。因而，美国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要对这样尖锐的、血腥的挑战作出回答。
“9·11”事件之后在美国外交界的这场讨论与争论涉及的问题，不光关乎外交决策，而且也事关理论。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强劲抬头。笔者就所涉猎范围，把这一流派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分别称为“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以及“历史现实主义”。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与其观点是否真正反映现实，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一派别与强调规范、道德、法律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理想主义流派”不同，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实力，乃至强权的作用。
“9·11”事件之后一个月不到，由《国家利益》杂志发起，在华盛顿首都组织了一个名为“9·11攻击事件的影响”的讨论。会上，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查尔斯·克劳萨默的观点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他直截了当地引用布什总统的话称：9月11日那天可被视为是一个测量温度的计量器，我们将以其他人对“9·11”攻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与美国的关系。 [1]
克劳萨默以“显示力量”“结盟”和“转化剩余实力”为核心范畴，强调了在“显示力量”基础上的“结盟”可以“转化”追随美国的诸多“剩余实力”，展示了他对“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乐观主义理解。他在发言总结中称：“这样，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比许多人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更加朝向经典的现实主义。”笔者所冠“乐观现实主义”之名，即以克劳萨默的这种“自信”而来。但是，在当天会上，克劳萨默的话音未落，即遭到了到会者一连串的质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提出：“在美国构建联盟和对阿富汗进行战争的最终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席J.马修斯问道：“没有人会反对成功。但什么叫成功，怎样才能成功，何时才实现成功，怎样能够度量呢？”会议主持者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则归纳道：“克劳萨默构想的核心，是国际秩序有赖于美国‘动真格’地显示实力，但要确认何谓‘动真格’，实在不容易。” [2]
“9·11”事件后，虽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们”表现得自信十足，但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情怀，可称之为“悲观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于2001年1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提出，“9·11”事件之后一些所谓“现实主义者”的最无稽之谈，便是出现了“两大幻象”：其一是以为，由于当前美国亟须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轻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做出历史性的选择，会力争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一部分，尔后再变成为美国的盟友。 [3] 与克劳萨默这样的“乐观现实主义者”相比，经验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热津斯基更倾向于采用当今国际变局中种种现实的态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北约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启用“第五条款”，尽管俄罗斯率先、而后许多国家都与美国反恐怖的行动保持一致，尽管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一致，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推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但是，他认为，进一步的观察之后，便不得不对目前态势“表示很悲观”。用他的话来说：“团结合作是存在的，然而，言辞多于行动。实际的权力配置状态并没有被改变。”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取向，反而呈扩张态势。
此外，布热津斯基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当前反恐运动中的问题。
关于欧洲，布氏尖锐地指出：美欧传统合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欧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
当前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并不是以整个欧洲，而只是以个别国家的身份参与。比如，英国直接参加了一些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但布氏认为，英国同时可以达到的，且并不需要遮掩的一个明显后果，便是可以以此来影响美国的决策。大部分欧洲国家只是停留在反恐怖合作中参与信息交流与共同调查。布热津斯基认为，即便如此，也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伪装得很深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隐藏在欧洲，这成为不少西欧国家自身的隐患。甚至，近来欧洲不少国家还开始对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的强度与范围表示担忧。
至于俄罗斯，布氏坚持认为：“普京是在观察美国是否真正愿为反恐怖联盟付出实际的代价，对俄罗斯而言，这包括北约东扩、《反导条约》、外债的减免以及俄国内的车臣问题等各个领域（美国愿否付出代价）。”所以，布热津斯基表示值得观察的是，“普京到底是想要走进西方，与之为盟；还是只想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向美国索要让步”。他特别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国呼吁，要与俄罗斯一起来建立欧洲强权，这样的强权实际上是在挤压美国。
布热津斯基指出：简而言之，在反恐怖的“团结合作”中（引号为布氏所加），甚至，还找不出对于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现象的共同定义，而是各有各的说辞。他说：“对印度人来说，恐怖主义威胁是指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对俄罗斯人来说，指的是车臣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巴勒斯坦：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则是以色列；对美国人来说，当然不是伊斯兰教，但是在本·拉登这个撒旦式的电视形象背后，究竟又是谁呢？”所以，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布热津斯基担心，以后的几个月将是对美国真正的考验，他尤其希望美国不要为试图稳定局势，而花上几年工夫纠缠在阿富汗事务之中。
作为一个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底牌是重头戏，需由美国自己来承担，也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战斗能力，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起反恐怖的运动”；但是他悲观地推测道：“这样一种现实本身，也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一个事实，虽然，美国现在可以主导一切，但是实际的出路，将只会是走向全面的无政府状态。”
看来，布热津斯基的悲观判断是给了“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当头一盆冷水。
问题在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外交走向在多大程度上受类似理论的影响呢？核心决策层与这样的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理论”有何干系呢？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便是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此人在世纪之交，还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2001年笔者曾作为访问学者在该校交流一年。1997年和2000年，沃氏先后发表几篇长文，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试图为当代美国对外战略指点迷津。鉴于他偏重于历史分析，来铺陈他的现实主义理念，因此，笔者将之归入“历史现实主义者”一类。
沃尔福威茨的借古喻今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起因，是因为既定秩序捍卫者”的“民主英国”遭到了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的德国发难”。 [4] 沃氏竟然以此比附当代的中美关系，直言中国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 [5] 。
此文既出，曾受到欧洲著名国际问题高等学府——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相蓝欣博士针锋相对的回击。相博士的论文批驳了沃氏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误读：第一，当代中国根本不是当年的德国；第二，当代现存秩序的和当代现实的挑战者恰恰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第三，这位学者还运用史实在学术上证明20世纪初英德关系中的挑战者也恰恰就是英国，而并非德国。这场争论曾在欧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6]
其二，沃氏上述长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时代到中美建交，再到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他明确主张，要改变整个战略思路，转而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非常明显，小布什政府竞选期间及而后一度强调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加大对台湾军售力度等，都与沃氏上述的新保守主义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一个多月，沃尔福威茨在《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则改变了调门。当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后果时，明确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军事就会越强大……但军事上强大了并不意味着军事扩张”。尤其有意思的是，沃尔福威茨反而批评道：“历史悲观主义者说，一百多年前，德国与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但是，历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但是经济增长也使和平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7] 这位“蓝队”中的著名强硬派核心人物为何会改弦更张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反恐怖斗争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加强。
虽然，“现实主义流派”远不是美国对外关系指导性理念的全部，不过显然对当今美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性的影响。眼下无论“乐观的”“悲观的”，还是所谓“历史现实主义”流派之间的种种争论和改弦易辙，都体现出“9·11”事件之后，美国朝野对于对外关系的一种新的解读与体认。特别是沃尔福威茨在“9·11”事件之前侧重于树敌中国，而“9·11”事件之后则急转弯地强调与中国合作，就是鲜明的表现。尽管，上述种种说法的含义与背景还都在变动当中，更不会马上发生所谓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向，但毕竟有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变化。
无论是“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还是“历史现实主义”，总的倾向依然是，美国强调“9·11”事件之后对外政策中的强权原则。虽然，某些情况之下，也会侧重于均衡、关注联盟合作，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实力原则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决定性作用。与实力原则的至上性相适应的，是追求本国安全的绝对性，以及相信光凭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人们常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许要再补充一句：绝对的优势也可能导致绝对的混乱。布热津斯基所作的上述判断：美国主导世界的结果，就是走向无政府主义，大体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
观察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大国关系。而观察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只是单边立场的叙述，也不限于双边关系，而是需要同时侧重于分析三边或多边关系互动视角下的动态进程。这是一个更为全面、客观，但也更不容易把握的审视大国走向的向度。
在世纪之交的全新国际环境之下，大国之间有没有可能摆脱地缘政治的逻辑，而去寻求共存之道呢？“9·11”事件的血腥教训理应给人们提供启示。
具体地来说，“9·11”事件之后中、美、俄关系中出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倾向和主张多边合作的愿望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许多场合下，单边主义路线是以多边的形式出现，但是，“9·11”事件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重新被分成两半的危险。
对美国来说，“9·11”事件的恐怖袭击成为国民心理受到挫折以后，反而得以凝聚的一个强烈的推动力，从而成为民族情绪、爱国情绪得以提升的一个机会。这种国民情绪的剧烈变化，和“9·11”事件之前已经在小布什外交当中存在的那种崇尚强权的倾向不谋而合，成为单边主义路线的一个复杂的背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9·11”事件突然发生时，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对死难者表示同情，对恐怖主义行径表示了愤慨。对美国所推动的国际反恐怖进程，总的来说，是给予不同方式的支持。即使，当人们对小布什以各国对“9·11”事件的态度来“划线”这种做法有所保留的时候，仍然没有出现太多的批评。直到小布什执意要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一意孤行地准备向伊拉克开战等举措出现时，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小布什政府没有像当时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采用多边合作的态度，相反却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单边主义的立场。根据最近《华盛顿邮报》的透露：“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研究和制定的新形势下的美国安全战略已经基本形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这一战略将把实行了几十年的“遏制与威慑”战略，改为主张对恐怖主义和敌对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一军事新战略势必造成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俄罗斯等相关国家，从双边以及全局利益、长远的利益出发，仍然是用比较灵活的、冷静的、克制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此，“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主张多边合作这一方的合作与容忍、与主张单边主义的强势立场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反差鲜明。这是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当中所没有看到过的现象。
第二，“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进程表明，一个帝国式的差等式结构似乎正在形成。但是这种力量结构却远远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障。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处于具有多种前景的这样一种过渡阶段，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9·11”事件的确使得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恐怖主义的挑战，是美国包括中俄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以“9·11”事件作为时代界线，宣布从此把“反恐怖主义”作为整个国际社会要解决的首要的普遍目标，仍然存在争议。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反恐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9·11”事件使得冷战后已经出现的若干新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但是他个人并不同意“9·11”事件属于文明间冲突。然而，人们也确实看到：冷战后大量涌现出的不同人种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那种隔阂、误解与冲突在加深。而这些又由于“9·11”事件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如何加以管理呢？是以罗马帝国式的方式来加以管理，还是采取一种新的面向实际的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加以管理呢？这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虽然，美国已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但是如果美国想要采用罗马式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显然难以得到国际体制的支持。
从经济上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不再如同战后初年那样仅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从政治上看，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更不像战后初年那样容易听美国的指挥；从战略上看，甚至像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都没有对这种单边主义的倾向真正地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不光“9·11”事件之后，北约仅口头上以集体安全条款对美国表示支持，并仅是以国家，而没有以北约作为整个组织那样参与反恐军事行动；而且6月上旬，美国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即将出台之前，北约秘书长罗伯逊首先宣布：北约依然是防御联盟，“我们不应该没事找事”。和冷战时期相比，当时的美国对它的多边安全战略还有一整套规范、体制，并以这些制度作为保障，推进美国的战略意图。但是今天，人们看不到这样的安排。
第三，“9·11”事件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影响与力量消长变化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次区域层面。这里所指次区域层面，首先，是指伊拉克等国所在的中东地区，在美国压力之下面临暴风雨降临之前的敏感状态。其次，中亚、外高加索等原苏联势力范围，俄罗斯影响消退与美国的进入，已经是明显趋势。同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美国在反恐旗帜之下，对印巴事务干预力度大幅增强。从“9·11”事件之后大国影响消长比较明显的上述三个次区域来看，冷战后欧亚大陆既有格局被打破，脆弱的区域内均势基础发生了动摇。“9·11”事件影响下的美国战略伸展，孕育着未来进一步的地缘政治变化。
对于总体形势的观察，不应只停留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力量结构变化，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综合角度进行思辨性观察。总的看来，“9·11”事件后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来自三种相互作用。
第一种相互作用指的是，国际社会长期演变所积累的能量与“9·11”事件的相互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第一，是冷战后各大国（地区）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简言之，美国在冷战之后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冷战的结束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为了避免统一德国的出现带来欧洲力量格局的失衡，以及为了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欧洲各国以欧盟为形式大大加速了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冷战结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使它有可能占据越益重要和显著的国际地位。甚至，冷战的结束为俄罗斯的复兴也带来了机会，因为俄罗斯从此有可能摆脱僵化保守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束缚，有可能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而成为受人尊敬的一员。
冷战后各大国（地区）发展态势表明，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存在着的，是一个越来越浮上水面的国际多向度的发展趋势。不关注这一态势，尤其不可能深入理解“9·11”事件后的中、美、俄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第二，冷战后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也是作为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争议。近一二十年来，作为客观历史现象的全球化进程，增进着商品、资金、信息、技术与人员的流动，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为人们拓展了视野，带来了新的机会。没有全球化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各种历史条件，乃至于主观因素的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利益集团，很难不运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拓展自己的利益与影响。在21世纪之初，一个明显的迹象是随着全球化的推广，人们见到的是占人口15％的西方工业国家与占人口60％以上的贫困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有事实表明，9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全球化进程推进最快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与此前相比不是提升，而是有所降低。
在此背景之下，就较容易理解为何人们至今仍在对全球化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每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年会，总会遭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议反对。甚至在欧洲和俄罗斯，人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对全球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观察“9·11”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不容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以平民为人质的血腥暴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大潮之下，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均等地获得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加速出现的贫富差距，间接地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
第二种相互作用，是指“双边关系”与“三边”“多边考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可以从欧、俄、美，以及中、俄、美这样几个视角来加以分析。
在西方，2002年5月下旬，乔治·W.布什总统在圣彼得堡受到的热情欢迎和在柏林受到的冷遇和批评可以被看作当时美俄关系和美欧关系出现反差的一个明显象征。尽管，人们可以“夫妻间的争吵”来形容当时的美欧关系，以“情人间的暧昧”来形容当时的美俄关系，似乎这两种关系依然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美俄接近，意在欧洲”或者“美俄接近，缘起欧洲”正在成为当时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微妙背景。
本来，欧俄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程度要超过美俄间的程度。实力强大的美国，以前似乎并不过于在乎这样的不均衡态势。但在“9·11”事件发生，以及欧洲迅速崛起的背景之下，特别当美国得不到作为整个组织的北约与欧盟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全面而又实质性的支持的时候，美俄接近，对欧洲示以眼色，并非不是对欧洲有所求索的一种迂回的表达。事情的另一面，欧洲仍希望借助美国来防范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则希望在欧、美之间的斡旋中，赢得更大空间。这就是世纪之交在欧、美、俄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复杂背景。这样的格局会在而后的大国博弈中延续很长的时间。
美俄关系的近期凸显，还受到对东方事务关注的影响。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美俄接近的共同动力，除了反恐怖的合作、战略武器的削减与防止扩散、能源供应与投资方面的相互需求，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共同应对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大国这样的事实”。虽然，任何双边合作不针对第三者，在形式上成为后冷战国际行为表述中的一种常态，但是关注“第三者”，影响“第三者”与上述规范的存在，事实上也是互为补充。然而，“9·11”事件前后的事实表明：不顾客观发展趋势，只顾及维护单边优势，这样的缺乏远见的谋划，难以奏效。就像美国精英中有人当时希望借助俄罗斯“共同应对”“崛起的中国”，只能是又一次打错算盘。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俄关系获得进展的同时，中俄关系也相应获得了提升。2001年6月俄美峰会之后，中俄国家元首与中亚4国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并宣布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集团或封闭性联盟”。这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以及周边国家今后可能的逐步加入提供了法律与政治基础。当时，“9·11”事件还未发生，但上海合作组织以反对恐怖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表现出这一新兴地区组织所具有的远见，并在“9·11”事件中经受了合作反恐的考验。就中俄双边关系而言，圣彼得堡峰会前夕，普京总统在接受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觉不结盟和协调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
。普京总统对于“自觉不结盟”和“多极化国际秩序”的认同，显然为中俄两国双边关系的原则性立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说明。具体地说，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高质量”（普京总统语），以及中俄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与地区性问题方面进行战略协作的现存机制与巨大潜力表明：虽然俄美关系有了重大突破，但并不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失却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正像普京总统所言：中俄关系“这台‘发动机’连续不断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有自己的‘能源’”
。
同时，“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尽管没有像俄美关系以及中俄关系那样以国际法的形式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乔治·W.布什两次来华访问，以及当时胡锦涛副主席前往美国访问，足以显示双方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共同构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愿望。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军事交流合作的恢复，包括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都显示了中美间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巨大空间与潜能。虽然，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中美关系作为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各自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一事态本身就表明：其中蕴含着实现某种进一步调整的机会与可能性。在俄美关系得到大幅度改善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表示了对这一事态进展的欢迎。这不光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于与己相关的外部世界重要变化的高度理性态度与成熟的良知，而且，也反映出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并没有失却发展相互间理解与尊重的基础。
第三种相互作用指的是观念形态与权力、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尤其说的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决策理念与其所拥有的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前的大国间关系，尤其是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正在出现一种重新被意识形态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国家和平论”正在转变为冷战当中的获胜者具有无限的扩张能力这样一种新的神话。
这种新的神话至少包含下面几个意思：
其一，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对外行为，都可以简单化为自由、民主原则的扩张。事实上，从学术上说，从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一直到当代学术界，较倾向于无法证明这种牵强附会。例如，托克维尔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制度与其对外政策之间没有某种固定的联系。同时，正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她所撰写的《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全球系统形成的过程当中，民族主义不光起着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而且，它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也起着一种推动作用。
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自由民主，都可以成为推动扩张的工具。
其二，迷信强权，认为军事暴力手段可以解决所有复杂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决策理念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正在又一次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三，与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重新被意识形态化这一问题相关，西方媒体乃至学术界相当普遍，但也是相当含混的一种表述是：某某国家可以“融入西方社会”或者可以“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比如，在美俄关系的讨论中，上述命题就曾经成为判断美俄关系前景的主要根据。由此令人生疑的是，像俄罗斯这样雄踞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辽阔地带而又国情复杂的前超级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轻易“融入”西方？
自彼得大帝以来近四百年的学习西方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虽然俄国的社会经济多次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但是，俄罗斯始终没有被“融入”西方或“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这是不得不令人思考的一个历史背景。历史地看，学习西方，曾经是任何非西方文明国家的改革家、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真诚愿望，但是，学习西方，毕竟不能等同于可以把一个带有深厚本土特征与历史惯性的国家或民族脱胎换骨地变成为一个“西方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也证明，那种简单化、理想化的“改造”俄罗斯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一开始就存在着类似于上述命题的不切实际的空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京总统推动与西方调整关系的关键时刻，多数的民意并不认为，俄国内体制也必须相应西化。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动与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取向之间，还存在某种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像俄罗斯那样的大国，即使是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但就其内部发展来说，还是不那么容易被“融入”和被“改造”。
客观地看，“9·11”事件后的中、美、俄关系走向更为合作的趋势，并非没有现实的基础。
第一，就当时而言，解决各国国内经济问题，是三大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复苏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普京当政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发展，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事务，中国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之首富，但“冷战红利”已消耗殆尽，同时反恐怖行动的巨额开销，加上“9·11”事件后批准将近4 00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都在大大增加政府开支。在美国经济存在巨额赤字的情况下，美元的相对疲软和利率的逐渐提升，甚至会重复冷战当年美国曾经面临过的“双赤字”的严峻局面。所以，对于三大国中的任何一方来说，搞好国内经济，确保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符合各国和三大国共同利益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把心思放到经济上来。
第二，中、美、俄三国领导层在“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相对来说都得到了比较高的国内支持，这是三大国进一步实行外交调整的有利时机。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大调整而言，国内并非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总的看来，普京依然维持着70%以上的平均民意支持率。这种民间的支持是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推行倾向西方的政策时所未曾获得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氛围，使得小布什总统也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国内支持。2001年以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提升了国际威望，并正在抓紧筹备2008年奥运会。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推动着国内凝聚力的切实提升。三大国决策阶层所拥有的支持度与政治运作空间，从理论上说，是有可能使中、美、俄三边关系摆脱对抗阴影，走向友好合作。
第三，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在于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所有大国国内安全，也威胁整个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害群之马。无论是“9·11”式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还是在车臣，或是在莫斯科等其他地方对于平民的残暴打击，都清楚地表明，中美俄三大国有着目标非常清晰的共同敌人。尽管对于如何界定恐怖主义，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都还有不同看法，但是，就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威胁而言，这绝不应该成为合作反恐的障碍。
总之，“9·11”事件之后中、美、俄前所未有地出现过俄美、中俄、中美三组双边关系都同时有所推进的难得局面；中、美、俄三国也面临着近似的内部趋向，本可以成为推动相互接近的有利条件；中、美、俄同时都有着一个非常清晰可见的共同敌人，三大国关系完全有理由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加强合作，共同来营造走向未来秩序的氛围和基础。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准备放弃推进单极世界和维护霸权的打算，相反，还要利用“9·11”事件的机会推进单边主义。这就使得本可以争取实现大国间合作的历史机遇，又一次遗憾地出现了倒转。
[1] Janes Schlesinger，Charles Krauthammer，David M.Lampton，Jessica T.Mathews，Robert McFarlane，“After September 11：A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65，2001，pp.67—82.
[2] Janes Schlesinger，Charles Krauthammer，David M.Lampton，Jessica T.Mathews，Robert McFarlane，“After September 11：A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65，2001，pp.67—82.
[3] Zbigniew Brzezinski，“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0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2001/11/02/a-new-age-of-solidarity-dont-count-on-it/ba5b5c98-d71a-4425-b685-34e690ab4f77/.
[4] Paul Wolfowitz，“Bridging centuries—Finde siecle All over Aga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7，p.7.
[5] Panl Wolfowitz，“Remembering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0，p.42.
[6] Lanxin Xiang，“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 ，2001，Aut.，pp.7—23.
[7] Vatikiotis，M.，& Hiebert M.，“Of Missiles And Terror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4，Issue 44，2001，pp.22—23，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08225637?accountid=1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