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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几次重大危机，已经揭示了此后20余年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重构中的基本问题。如果说，北约东扩成为了此后东西方关系中最为胶着的一大关键，那么，世纪末几乎同时在东亚和俄罗斯发生的金融危机则预示着制度层面的深刻对峙，而科索沃战争期间中俄同遭西方打压的经历，又成为中俄接近的重要触媒。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叶利钦在风雨飘摇中登台执政。当时的美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叶利钦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1993年4月和1994年1月，叶利钦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签署《温哥华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宣称美俄关系已成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没过多久，官方用语就不那么乐观了，“成熟的”一词消失了，“战略性”也渐渐被“实用性”的新提法所取代。美国承诺的援助越来越少，合作的调门越唱越低，俄罗斯人的情绪也越来越大。叶利钦在1994年西方七国首脑峰会前夕，愤懑地表示：这一次再也不会为援助而去乞讨了。这时露出水面的，是俄罗斯与欧美关于冷战后北约前途的争议。
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对于北约本身的去留都有点犹豫，更谈不上北约东扩。1992年总统大选，老布什赢得了冷战，反而被克林顿所取代。这说明美国的兴奋点已经从对外战略，转入国内经济。可以两个数据为证：一是美国驻欧军队人数从1990年的40万，下降到1998年的12万；二是从1985年到1995年美国军费比欧洲国家军费下降要快。这表明，美国对于北约以及欧洲的关注度降低了。
冷战结束，欧共体发展成为欧盟后，不光推出欧元作为统一货币，且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曾宣布：安全与共同防务，也将是欧盟关注的重点。但是，不久在南斯拉夫地区所发生的波黑冲突表明，在这一场非常残酷的地区冲突中，欧盟并没能真正担当大任。“欧洲主要国家对其目的感到迷惑，它们自己就产生了分歧。”最终还是美国出马，强行压服各方，签下了《代顿协议》，才解决这场波黑冲突。
波黑冲突使得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有明显变化：尽管讨厌美国，但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帮助，维护欧洲安全。德国总理科尔断言：北约应该扩大，才能使德国不再成为东西方前沿阵地，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冲突，并在其东部形成一大片缓冲区。冷战终结给德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除了德国本身又一次形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和独立大市场，近在咫尺的中东欧国家还出现了一个诱人前景，那就是，这里非常有可能成为德国未来潜在市场和重要合作伙伴。德国经济要想再一次称雄世界，唯有与近邻紧密合作，才能实现。相比之下，法国作为在欧洲战略与政治领域具有传统领导地位的国家，面临着德国崛起的冲击，既想通过欧洲一体化的方式，限制并消化统一后德国的影响力，但又对自己曾一再疏离的北约东扩有所顾虑。更主要的是，在冷战终结的时刻，法国并没有得到像德国统一这样的历史机遇的刺激，激发起外向的热情。此时的法国已无回天之力，去抗拒北约的拓展。
再来看东欧。早在1991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波兰、匈牙利等国领导人就已相当明确地表示，希望加入北约。当时，东欧不光畏惧俄罗斯的实力，也担心未来德国崛起的巨大压力，希望借助北约与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来摆脱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的中东欧地区受到东西两强直接压制的困境。波黑危机暴露出欧盟防务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东欧要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愿望。
波黑冲突的解决，很快使美国干预欧洲的信心膨胀起来。似乎唯有美国才能带领西方联盟前进。相对于欧洲经济的困境，美国经济则靠冷战红利，走向景气。政治经济学家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认为：一旦美国对北约扩大感兴趣，西方任何人想要反对，就很困难了。
笔者在90年代中后期曾几次参加在外交与战略界享有盛名的英国威尔顿庄园国际会议，当时，来自美国的官方代表曾多次明确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国本不想在欧洲地区冲突中承担过多责任，但由于欧洲各国无意挑大梁，最后也就只能是美国一马当先了。
经过北约国家内部的密切沟通，1994年1月10日，北约首脑峰会正式宣布，将对东欧新成员“敞开大门”。多年之后，也即2001年4月17日，笔者曾拜访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鉴于他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一直相当积极的态度，我问道，冷战才刚刚结束不久，推进北约东扩，美国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布热津斯基表示：首先这是欧洲——主要是中东欧国家——而不是美国提出的动议，同时美国也应该担当责任。
总体而言，波黑冲突的表现，以及美国在冷战终结后“和平红利”的获得，导致其决定推动北约扩大：美国既可压住俄国，又可看住德国，还可留在欧洲，可以说是，一石多鸟，何乐而不为。
对于当时美国的考量，布热津斯基曾有过分析：“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仍将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如果在北约扩张中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可见，当年，布热津斯基积极地奔走于大西洋两岸，推动北约东扩，是有着上述长远构想的。
对于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事实上，俄罗斯起先也没有表现出多大异议。1993年夏天，叶利钦本人还表示，波兰可以就自己是否加入北约问题做出选择。但是，随着国内本土意识的崛起，俄罗斯开始转变对北约东扩的立场。1994年1月叶利钦明确表态，反对东欧三国加入北约。对此，布热津斯基佐证道：“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因为当时“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大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意思是克林顿还比较顾及俄罗斯国内的反弹——笔者注），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
面对俄罗斯的强硬表示，整个北约东扩的过程显得一波三折。1994年1月，北约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允许东欧国家最终加入北约，但不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提出北约只和东欧进行有限合作，不对“伙伴”提供安全保障。为了不过分刺激俄罗斯，甚至提出，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当时，俄罗斯的确非常犹豫：抵制东扩，会与北约闹僵；接受东扩，显然，安全环境会承受巨大压力。1994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问莫斯科，与俄方谈定，俄罗斯以大国身份加入“和平伙伴关系”，与北约合作。但是，一个月之后，北约没有通知俄罗斯，便在美国主导下对波黑塞族共和国进行空袭。叶利钦感到北约在与俄罗斯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并不打算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利益。于是，俄方取消前往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也拒不参加1995年10月“和平伙伴关系”范围内与北约、东欧举行的联合军演。
1995年9月20日，北约正式公布东扩战略的第一阶段计划。叶利钦针锋相对地表示：俄罗斯准备建立像华约那样的新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界，可能导致恢复“两个军事集团”。1995年底，鉴于俄方的强硬态度，北约态度又有软化，从东扩的“快步走”变为“慢慢来”；强调“透明度”“渐进性”，大体上意味着20世纪末之前不大可能接受东欧入盟。同时，北约强调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俄方的反馈是，其一，东欧只能享有类似于法国对于北约的松散地位；其二，北约不能在东欧部署军事力量；其三，北约需确保俄罗斯的领土主权完整，包括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同时，俄方也承诺保证不增加在西部边界驻军，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
1996年，俄罗斯国内围绕总统大选形势激化，叶利钦差点大选落败。美国担心俄共上台，减轻了就北约东扩对叶利钦的外部压力。但是，俄总统大选一结束，叶利钦患病住院，北约东扩马上升温。1996年10月，克林顿宣布，三年之后，将有三个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当年叶利钦的总统顾问萨塔罗夫承认：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叶利钦健康状况的恶化，俄罗斯的外交应对已经乏力。
虽然，当时俄罗斯还曾经在内部讨论中为如何应对北约东扩绞尽脑汁，但显然已力不从心。在叶利钦受邀参加1995年6月15—17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前三天，他曾经专门邀请有关专家和外交官一起商讨有关北约东扩的问题。此次会议的记录稿中有相关内容，原文如下：
A.米格拉尼扬
：我想谈几个中心问题，即波斯尼亚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是巴尔干问题，还有北约问题。说实在的，我们的立场在哪儿，我们在哪儿有分歧，我们应该在哪些地方明确坚持自己的立场。应该说，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在场，这很好。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据我看，我们加入“和平伙伴关系”太不是时候了。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我觉得，它将会变成北约扩张的“绿色通道”。我们还有另一种方针，即如果我们加入该计划，这将消除北约扩张的可能性。
已经通过了北约扩张的决定，那我们为何还要加入这样的计划呢？我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经过考虑，或者说考虑得不充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说反对北约东扩，而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对北约事实上的扩张却视而不见……北约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部署到克罗地亚，实际上安理会并未授权。北约实际上把安理会踩在了脚下。他们没有与我们商量，就动用了武力……因此，当科济列夫在伦敦说“俄罗斯士兵可能参加驻南联盟快速反应部队”时，我感到惊讶。
叶利钦：那就只有在哈利法克斯否定他们的声明。在我的讲演中我要说，我们反对强权压力，我们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与以前一样。
科济列夫：我们先进行分析，现在不做任何评论。
A.米格拉尼扬：我们不能同意北约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应有的一条主线，一条基本路线……
三个月之后，在1995年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叶利钦公开明确表态：“我反对北约东扩……北约不应该是一个武装集团。包括俄罗斯在内，欧洲应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由各方轮流指挥，像当前由欧共体，以后再由另一方指挥。欧洲永远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并回击任何敌人。当然，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这点是不言而喻的。”1996年初，科济列夫辞职。但在此之前，叶利钦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相信这位外交部长。叶利钦在两件事上批评科济列夫：一是在北约东扩，二是在南斯拉夫问题的处理上“缺乏明确性”。萨塔罗夫认为，叶利钦的诊断正确，但为时已晚。
1997年3月，克林顿和大病刚愈的叶利钦在赫尔辛基进行了两天的会谈。会谈结果是美国再次开出一系列“支票”：保持俄美特殊关系，承认俄罗斯拥有不同于德、日、中等国的特殊地位，把北约东扩的军事后果缩到最小，保持俄罗斯核力量稳定，解决对俄贸易歧视，满足俄罗斯在世贸组织、巴黎俱乐部等机构的合法地位等。事后西方专家的评论认为：尽管有不少好话、空话，但第一，在美俄力量对比的反差之下，叶利钦挡不住东扩的进程；第二，俄罗斯也没有能力迫使西方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确认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问题。
迄今所公布的档案中，对于北约是否承诺过不会东扩，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公开，可以证明，在1989—1990年的一段时间中，美国和德国官方代表曾经公开表示过北约不再东扩，以交换俄罗斯为“德国统一”开绿灯。当时这一表态，显然换取到了苏联对于德国统一进程的支持。1990年1月31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汉斯·根舍宣称：“北约必须做的是，无条件声明不论华约发生什么，北约领域都不会向东扩大，也就是说更接近苏联的边界。” [1] 此后不久与美国国务卿J.贝克在华盛顿会面后，根舍重申：“我要说的是，不打算将北约领域扩大到东方。”紧接着，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后再次重复这一立场。贝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北约不会将北约武装力量的管辖权向东方扩大一英寸。”戈尔巴乔夫随后对此确认：“任何北约范围的扩大均不可接受。”贝克回复说：“我同意。” [2] 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诚如麦克福尔所指出：“德国统一的故事并未在1990年2月结束，苏联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愿意达成协议，或许会收到这一书面保证。” [3] 也即，苏联人并没有在美国与德国领导人口头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获得“北约不会东扩”的法律文书保证。1990年9月签署的德国统一的最终协议，并没有包含同年早些时候西方领导人的口头承诺。
从德国方面的文献中可以进一步看到，苏联与西方1990年谈判过程中的关键细节。根据时任德国联邦政府德美合作协调员，现在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的记载：“自1990年2月这一主题（指的是德国统一）成为现实之后，莫斯科对统一后的德国作为西方联盟毫无保留的成员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替代性建议。不过，这些建议不仅遭到了西方的坚决拒绝，而且从未具体地拟定，也从未用一个声音令人信服地做过陈述。”此外，“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始终公开反对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而在内部他们的亲密顾问则比较灵活。例如，在5月初波恩第一次‘2+4’外长会晤之前，切尔纳耶夫就认为德国肯定将留在北约”
。
看来，面对着本来可以争取到的重要历史机会，苏联方面一是对谈判过程缺乏精密和有力的组织；二是内部意见不一，并透露给了对手；三是当时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能否从西方获得大笔援助，以解救苏联最后时刻国内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老练的西方谈判对手早就嗅出了对手的弱点所在，不光在心理上，也在实际谈判的精密部署中击败了对手，终于获得了让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的胜券。
德国统一问题被打开缺口之后，北约向东欧扩展的进程就难以被阻挡了。到90年代中期以后，1997年马德里峰会邀请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加入北约。1999年三国正式入盟。马德里峰会声明，北约扩张的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1999年7月11日那一天，曾在冷战起始时任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和大使，美国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学家，也被认为是西方对苏遏制政策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新闻上公布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我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该年年初，1月4日，凯南还这样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北约东扩到自己的国界线边上，俄罗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温和的反应。……俄罗斯领导层会做出如下努力：（a）说服独联体国家成员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用来建立一种军事同盟；（b）与其东面邻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西方军事集团制衡制约北约谋求世界领导权的行为。……这将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全面的，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灾难性决裂，实际上等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
作为老资格的苏俄问题专家和历史与战略专家，乔治·凯南曾痛惜地感受到：他当年对苏遏制的有所选择的政策设计，不幸演化为整个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对抗性冷战。
出于这样的历史感怀，他的预见虽未必句句变为现实，但大体上描绘出了俄罗斯的反应，以及北约东扩带来的深重影响。
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共七国加入北约，完全打破了俄罗斯方面所设想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不能入盟的“红线”。2008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加入，北约成员国达到28个。北约虽大步走上“东扩”轨道，但争议却持续发酵。以下，笔者仅选择若干来自双方的最权威的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评述。
首先来看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关键时刻曾任俄罗斯总理，同时又是20世纪70年代后苏俄时期最有威望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的普里马科夫院士这样分析道：第一，通过东扩，吸收一批比欧洲老成员更听话的新成员，这将大大方便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过去老成员中唯有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才接受美国驻军，但是东扩之后，在欧洲各国驻军的前景大大地简单化了。第二，通过东扩吸收一批远超出原来西欧范围内的国家，其中包括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未来可能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阿富汗，甚至以色列，使得北约不光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且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第三，北约转化成为全球性角色后，就可以越出唯一有权授权进行军事干预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范围，自行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北约已经有了绕过联合国使用武力的先例，如轰炸南联盟。”第四，在俄罗斯意识到无法阻止北约东扩的前提下，曾力图将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降到最低，双方同意禁止在新成员领土上部署或存放核武器，甚至达成协议，不准在新成员领土上大规模部署武装力量，但是不久，北约就宣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部署5 000名美国军人。第五，虽然，基辛格曾经撰文：“既然北约原则上同意接纳乌克兰具有其成员国资格，那么就没有必要急于加速这方面的实际步骤”
，但是这一建议未付实施。普里马科夫责问道：“北约与美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坚决站在基辅一方反对莫斯科，冒着把俄罗斯推向与西方对抗时期的风险呢？”
从美国方面而言，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二十年之后不无遗憾地回忆道：首先，“东欧国家的加盟兴趣——可以理解和鼓舞人心的——是不成熟的，这是一种具有某些远期风险的雄心壮志，除非用聪明的外交管理和调节加盟的节奏。俄罗斯对地区稳定的传统观念及它在历史上对东欧的影响力需要得到考虑。东欧国家蜂拥加入北约会导致失去与俄罗斯合作降低核威胁的机会”。佩里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提到他和同事们如何精心设计“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通过一系列联合培训、演习和联合军事行动，尽可能地降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敌视和防范，增加互信，以至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当时愿意授权最训练有素的空降旅之一参加北约维和部队。佩里不无感慨地回忆道：“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会把它的精英旅之一交给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这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今天还能重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很快，这样的合作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相当值得玩味的是，佩里所回忆的有关当时决定北约东扩的一段情节：“当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1996年建议把PEP（“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些成员，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巴尔干国家，纳入北约时，我极力反对他的建议。我的具体想法是：要把这个提议推迟2—3年，俄罗斯在那时将适应他们在西方安全圈内的地位，不会因北约东扩而感觉安全受到威胁。”佩里回忆道：“霍尔布鲁克不折不挠地推动他的建议。我和克林顿总统解释了我的担心，并请求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佩里做了解释之后，“令我惊讶的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都不发言，而副总统戈尔提出反面意见，他强力主张立即扩大北约成员国。他的论据比我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总统同意立即赋予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但是推迟波罗的海国家加入的时间”。佩里当时考虑辞职。他说：“回顾这个关键的决策，让我遗憾的是，我未能更有效地为推迟北约扩张的决策而战。”
在佩里看来，不能把此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所有责任都归于北约，但是他相当肯定地说：“北约的扩张是第一步。”
在美国两党决策层内部，实际上与佩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来自共和党的老布什时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B.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在同意北约东扩之前，克林顿政府本来应当首先与俄罗斯进行对话才是。”
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美国总统的俄罗斯问题顾问安琪拉·斯登特指出：当时设置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PJC）让俄罗斯在与北约进行磋商时拥有了发言权（但并非否决权），“而且令俄罗斯懊恼的是，就在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项目落实数周之后，北约便宣布将在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正式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指出，北约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未与他们进行协商”。安琪拉·斯登特意识到，不光普里马科夫已经明白“在北约扩张这个问题上，他们决意不去理会我们的想法”，而且俄军方也表明：“美国本来拥有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体系中去，可美国却让北约扩张，丧失了这一机会。”
除了北约东扩所引发美俄间的深刻对立，欧洲对这一事态的反应也值得关注。一位并非从事国家问题研究，而是作为欧洲最多产的著名思想家之一的佩里·安德森，曾非常严肃地批评北约的东扩。他这样说道：“北约向苏联边界的扩展，完全对冷战结束时向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承诺置之不理，这是克林顿政府所为。”但问题在于，究竟“欧盟独立于美国之外到何种程度？答案令人颇感痛苦。……也许自1950年以来，欧盟在诸多方面从来没有如此依赖美国。东扩是欧盟的主要成就——可能有人说，延伸了自由的边界，或者有国家进入到帝国行列，或者是两方面兼而有之——东扩的历史就是一个标志。东扩由华盛顿引导：每一次，苏联卫星国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的指挥下并入北约。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在1999年就已加入北约，5年后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2004年加入北约，3年后加入欧盟，甚至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也莫名其妙地在加入北约一个月后——只是为了重复那个象征意义的要点吗？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将经历同样的加入程序”。
在一般想象中，北约与欧盟作为西方自由世界在冷战后扩展的同步进程，完全可以在一个相互平行而融洽的节奏中推进，但是，安德森所提到的这一段，则凸显出这是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在先，而欧盟东扩则跟随其后，颇类似于帝国霸权的严格等级制序列下的一场政治仪式。
如果从学理和战略相互结合，进一步来探讨东扩问题，也许，还有必要回到当时有过设想、后来却半途而废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再强调的一个原则性立场出发，“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有可能较多地体现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权力与合法性的均衡”这一构想，而北约东扩则明显地违背了他所说的这一“均衡”。
1994年，时值北约东扩在各国决策层面面临敏感争议之际，基辛格曾在当时出版的《大外交》中指出：美国决策阶层在还未接受北约东扩主张之前，曾有过不主张东扩的更为谨慎明智的考量。这一想法的核心是指：仅仅是建立与北约成员国无关的、以“集体安全”为基础，并包容俄罗斯在内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而不推进排他性军事联盟的扩容。他说：“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导致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旨在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
在克林顿当时洋洋洒洒地以“四处出现”的民主前景，来否定北约东扩的当下决策之时，基辛格则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始终认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是两回事。前者基于道德原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军事侵略；而后者，则是基于共同利益所组成的反对有具体目标指向的军事行动，但不反对一般的战争（比如1814—1815年维也纳同盟发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基辛格特别强调：“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
在他看来：1994年克林顿强调坚持集体安全原则，而不再另组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同盟，道理就在于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出一个仅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战争，而不承担过多针对具体的“侵略者”，从而又要承担保卫同盟者义务的，还具有更大伸缩范围的集体安全框架。这比立即把北约变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军事同盟，要来得更加明智。
基辛格之所以能如此得出结论，是以他的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为基础的。首先，他委婉地告诫道：“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也即，既要向东欧提供安全保障，又要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的这样同时包含有两个目的的方案——笔者注）。同时他又警告：“和平计划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抑或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又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
颇有意思的是，基辛格除了掂量北约东扩在亚洲可能带来的反响，更是入木三分地对将近30年之后欧洲可能出现的景象，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他这样说道：“在未来，所有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的保护，会更加积极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各样孤立主义的诱惑；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
无论就欧洲还是亚洲的发展前景而言，在1994年的微妙局势之下，基辛格基于其“权力与合法性相均衡”的构想原则，对北约东扩所提出的种种警告，依然值得当今战略家们三思。无可奈何的是，现实还是选择走向了北约东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展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在老资格战略家颇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中，基辛格的批评已经溢于言表了。
有一件大概很难是时间上的巧合的事情：1996年，俄罗斯迈出了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步伐。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第一次是1994年）。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中俄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4月23日晚，俄罗斯驻华使馆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叶利钦在专机起飞不久之后，在飞机上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文件还不能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高度，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方人员当时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江泽民主席。就在叶利钦还在来华飞机上的时候，中俄两国实际上已达成了这个重大协议。多年以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主要基石，这是叶利钦的首议。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显然不能排除这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正在受到北约东扩的巨大压力。
对于像北约本身，以及北约东扩那样有着巨大规模的欧洲历史上罕见的多国军事同盟，也许仅有十字军东征和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可与之比拟。但是，北约东扩却不似后两者，冷战的终结发生在大体和平的背景之下。换言之，从冷战向后冷战的世界秩序的过渡，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而是在一个非常难得的和平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几千年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机遇。遗憾的是，北约东扩并未能明智地利用这一和平条件，相反，使得冷战后的东西方关系大大倒退。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东扩将会激起何等规模的波澜激荡，这似乎已经不是北约的决策者们当时所考虑，也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事情了。
冷战结束以后，很少有像在东南亚首先发生，而后波及东亚，又诱发俄罗斯突发的金融危机，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受到震撼的事了。让人们为之惊愕的不仅是危机的来临时机、背后所潜藏的国际竞争动因；还有这场危机所揭示的鲜明反差——发展中世界犹如拔地而起高楼般的成就背后，突然险象丛生。在当代信息社会之下，说人们一点儿都不具备危机意识，恐怕言之为过。经历过种种所谓“转型”“风险”一类概念熏陶的当代人，多少造就了一点处变不惊的本领。然而，人们对潜藏于危机表层下的结构性变迁，还难以一时间了然于胸。
笔者尝试把发生在东亚和俄罗斯的这两场危机，统称为“1997—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而不如通常分别地加以阐述，其原因在于：第一，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背景：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核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两地危机中都起着重要影响。一方面，以工业发达国家雄厚财力形成的基金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支持、规范发展中、转型中各国的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共识”被视为唯一成功之道的氛围之下，该机构当时要求这些国家不切实际地过快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最终引发全面危机。东亚与俄罗斯所共同经历的危机，充分反映当时国际治理中所出现的这种两重性。第二，危机提示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改革是必须的，但未必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这一认知，开始推动中、俄两大国在内外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接近。第三，透过金融危机进而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就全球层面而言，欧元区的即将问世，彰显美欧维持大西洋关系的同时，潜在竞争格局的逐步显现；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东盟群雄受挫背景下，中美双峰对峙局面初露冰山之角；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地区，危机所暴露出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弊端深重，成为普京上台后改弦更张的重要背景。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1997—1998年的危机，远超出一般所认为的仅属于经济范畴，而具有全局的意义。正是在这场大危机之后，全球性的转型渐渐拉开了序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金融力量已经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事务。诚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今后将是金融经济为主导的时代。”
尤其对于发展中、转型中新兴市场而言，几万亿美元国际游资的左冲右突，金融杀手手中变幻莫测的衍生工具，再加之国际金融组织以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推行自由化的不懈努力，使得金融因素无论如何也是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首先需要好生应付的严峻问题。这里所出现的关键性质疑是：新兴市场既要发展致富、又要安全维稳，如何进行制度与路径选择？面对来源复杂的国际资本，国际金融机构的管制力量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金融体制是否必须不加节制地开放国内市场？金融危机越是来势凶猛，便越是暴露出现存秩序本身的弊端：当现有体制偏重于扩张抱负，却很少有抵御防范风险的功能之时，对这种秩序的改造也就提上日程了。
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乃是世界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的聚焦和曝光。20世纪90年代，以美元为首的国际流动资本和以美国金融自由化为龙头的国际金融体制，其主要关注之点，是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如何取得对于传统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绝对优势。具体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现了计算机、通信、空间与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大大提高了各经济领域产出的科技含量，特别是在美国推动了以微软等信息企业取代传统制造产业龙头地位，从而大大提高了竞争能力和资产总量。但是，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和地区在连续艰难推进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依然没有摆脱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附属地位。要么成为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的附庸，如中国台湾；要么与发达工业国家在信息产业及造船、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竞争失势而陷于衰退，如韩国
；要么如大多数转型中、发展中的新生市场那样，产业发展水准低下、产品结构落后，如俄罗斯——虽不是传统意义上发展中国家，但长期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为生，难以维持局面。正是这一系列结构性状态，决定了东亚与欧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难逃被动困局。
从企业组织的形式看，西方工业国家90年代以来的企业兼并连创新高，1995年收购企业金额达2 293亿美元，为1991年的一倍半，而1997年达3 660亿美元。波音与麦道公司合并后超大型企业的出现，既体现独霸市场的垄断化趋势，又凸显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组织化优势。相形之下，韩国当时组建大集团战略的失败，是导致其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俄罗斯在国内统一金融市场未臻成熟的背景下，组建金融工业集团，依靠大企业和专门为这一类企业服务的自有金融机构互相联合的做法，也未能在危机中幸免。
在国际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开始引发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世界资本市场不断增长的规模、流动性和一体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随着各国金融、动力、电信、传媒和运输部门的开放与消除管制，全球化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全球化迫使作为竞争者的各国、各地区与各个公司要么加倍发力、要么退出竞争而沦为附庸。
但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及其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追随者们把一个描述现象的词汇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概念本身还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全球化没有体现市场化原则的当地特征，经济的全球化没有能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价值。
全球化过程所蕴含的两面性，在20多年前的这场危机中，早已显露端倪。俄罗斯一开始就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有所保留，与其当年所承受的压力是息息相关的。
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昭示的不仅是金融、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它还反映了与经济结构相互依存的国际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当时的中产阶级地位还相对稳固，但掌握金融工具的投机食利者阶层，与从事传统制造业及相关行业的劳工阶层的地位差异，正在急速出现。但这种变化，又被许多互相交叉的现象弄得异常复杂而难以辨认。比如，国际资本中以共同基金等形式存在的新的社会利益群体，从原则上说，不排除是国际性投机资本的获利者，但同时又是所在国传统产业中的普通员工，或退休员工。比如，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企业员工、大量中小银行股份持有者，他们虽曾握有大量企业证券，但其中很多人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中最终还是被“洗劫一空”。
金融巨头运用体制和工具的优势，超越国界，直接撼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其冲击与震撼令人印象深刻。至少，未来国际格局何去何从的问题，并非与大众无关。
国际危机中的博弈与角逐，往往透过体制模式而展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界银行主导发展援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管对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调节与监控。一般而言，世界银行由美国主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则选自欧洲。但是，不光由于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而且，根据麦克福尔的观点，“在关键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遵照七国集团的指示。而七国集团则遵照美国的要求”
。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东盟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过警告，同时，也曾是帮助东亚摆脱金融危机的积极参与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东亚各国危机的措施大体是：持续地提高银行利率以阻止通货贬值；关闭已经无法存活的金融机构；按照国际规范进行簿记和对金融机构加以监管；提高政府部门和合作部门的政策透明度；促进私人部门发挥更大作用；扩大对亚洲各国市场的外国参与程度。
在实施上述计划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防止金融危机走向局势完全崩溃的唯一机构。从金融危机发生到1997年12月初，该机构及其所带动的多国国际援助——包括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银行共投放了1 130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恰恰是这个似乎“乐善好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这些批评不光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且，来自美国老一辈政治家如基辛格、舒尔茨，甚至也来自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偏好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这种批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助长“道德风险”，也即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比如通过破产），不应由美国的纳税者去帮助解决。另一方面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各国危机的办法过于生硬，不适用于东亚的情况。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菲舍尔也认为：“所有这些改革措施要求各国的商业实践、合作文化与政府行为作出极大的改变，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当整个过程运作起来，总会出现一些‘戏剧性局面’。”
这里的“戏剧性局面”，显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援助条件造成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与中东欧等地所激起的震荡。有鉴于此，上述西方学者认为：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政治性的，并不能简单地用千篇一律的紧缩经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美国式的全球主义与多元化民主模式并未曾预见到这场危机，也无法给予出路。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援助计划缺乏透明度，也引起学术界的尖锐批评。
仅从国际金融发展的进程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和作为现有秩序支柱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处理危机中大显神通，包括通过加强欧亚合作、对现有秩序起修补性作用的1998年4月亚欧会议，在其会议声明中也明确提出：应该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是来自各方面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方案的批评。这一批评中，既包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验的反思，也充满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东亚国家强烈的本土情绪。包括上述亚欧会议声明，也明确提出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改革措施，以加强它在防止金融危机方面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增加配额和尽快批准新的借贷安排，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监控系统的透明度等。
在金融高度自由化的背景下，历来都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而未在防范风险、抑制过度投机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这是强烈呼吁要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世界金融秩序。截至1998年4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也已明确表示，将提高工作透明度。这一现象表明，美国作为经济霸主的地位已经开始受到挑战。
危机中另一项重要争论聚焦于：此次金融危机与曾经长期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身是否有关。一种意见认为有关。理由大致是：第一，在生产全面过剩的国际环境中，东亚模式所倡导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已无发展的余地；第二，东亚模式所维护的政府与企业间的紧密联系和政府的高度动员能力恰恰是造成泡沫经济、不良资产以及腐败风气的根源；第三，有人认为，高度一致的、全民性的增长预期成为经济过热和投机资本的温床。
这种意见的较极端表达是金融危机宣告了东亚模式的破产；而较为温和的说法则是金融风波导致了东亚模式走向危机的开始。保罗·克鲁格曼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四年就发表他的观点，堪称这一派中执牛耳者。在他看来，由于苏联的衰落、日本增速的降低、新加坡无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很难长期保持现有增速，且发展质量低下。因此，西方并未丧失传统优势，世界经济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少民主、多计划的东方经济并不优于西方经济，因而“亚洲经济的奇迹”只是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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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则以以下理由为东亚模式辩护，认为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本身无关。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中有不少坚持为东亚模式辩护。理由是，东亚模式的特点在于其勤劳节俭的东方传统、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重视教育的丰厚潜力。
批评者们反驳说：传统意义上的东方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东方国家国民的认同基础已经很成问题。马克斯·韦伯也曾声称，资本主义风行于天下的原因在于清教徒节欲、勤俭的本色。所以，勤俭与节欲未必仅仅是亚洲特色。至于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有人提示：现代欧美国家公民一致的场合与事例远不亚于现今的东方民族。说到教育，更有谁能肯定，东方国家的现有教育水准大大地超过欧美呢？
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东亚模式的优长未必仅仅是出口导向，对开发内部市场也存有强劲动力；东亚国家的强政府行为不只体现于产业导向、资源动员过程之中，而且也有能力遏制腐败贪污；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并非只能被动地被国际资本打压，如日本学者中岛清所言，东亚模式可以从“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以自力为主、对外资依赖为辅的增长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相比之下，同样是面临国际游资的冲击，中国和新加坡还是较好地规避了这次风波的打击。特别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所承受危机冲击时所表现的坚定支持，中国在亚洲国家接连降低汇率的大潮中始终保持汇率稳定，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这说明即使是东亚模式也非千篇一律，掌控得当，可以有效抵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为基础而得以存在的。冷战终结后，美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支撑。但东亚模式历经危机考验，引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动因之一。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中，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东亚模式的争论，预示着未来结构性变动的前奏。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亚洲危机大体发生在同一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直接受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对俄罗斯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影响。就像10年之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一样，似乎俄罗斯人在一开始也并没有作出应有的明确反应。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1994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扩大对俄贷款规模。到1995年，俄罗斯经济一度出现了接近谷底的迹象。1996年开始向国际资本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外资进入加快。1997年7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180亿美元。
由于当时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大量外资涌入股市、债市，促成了俄罗斯资本市场一度的景气。1997年上半年俄股市上升，50种主要股票的“莫斯科时报指数”上升了140％，远远超过同期世界上其他股市的行情。一时间，似乎“盖达尔式休克疗法的痛苦终于开始消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稳定了近一年。通货膨胀率缓慢下降，已发行十几年的政府国库券利率也在下降……俄罗斯的交易系统（RTS）从1996年的首发起点100点升至1997年底的500多点。投资银行家们为在股市暴涨中大把赚钱而兴奋得发疯。每个人都知道当天市场的收盘价是多少，而讨论的焦点往往是：下一个将出现哪个行业或‘伟大的、不可宣布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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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疯狂淘金热中的俄罗斯人忘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截至危机爆发，俄罗斯累计引进外资218亿美元，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其中的37%，大量外资被投入证券市场，外国金融机构持有短期国债总额的33%，约70%的股票交易量和40%的国债交易额由外资掌握。而根据另一数据，1997年7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18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不足80亿美元，其余均为证券投资和短期资金，占实际外资总额55％。
换言之，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再加上资本项目的盲目开放和卢布自由兑换，来去自由的国际资金，已构成爆发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
亚洲金融风暴的早期，尤其俄股市的上升期，甚至还有部分国际资本流入俄罗斯，以躲避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危机肇始于一个不太令人关注的现象：来自韩国的投资当时在俄罗斯占有一定比例。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开始撤离资金。恰恰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其他外资纷纷撤出。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俄罗斯股票市场大跌30%。央行救市措施未能挽回投资者信心，于是，100多亿美元的外资流出俄罗斯。这是危机的第一波。
到1998年年中，俄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当年5—6月间，俄罗斯内债和外债余额已高达2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140亿美元，1998年政府预算中债务偿本付息额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8%，债务问题直逼而来。
艰难形势下，叶利钦一方面任命盖达尔为特别代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争取到了后者同意在原有的92亿美元贷款中提前发放6.7亿美元。另一方面，叶利钦力排众议，擢拔年仅37岁的基里延科担任总理一职。新政府为了改善财政、加强对外资管理，推动杜马修法，决意改变外资持有俄罗斯公司股份的比例。但这次修法引发国际资本对俄罗斯政府的不信任，反而加快了资金流出速度。随着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金融资产开始无人问津。严重的财政问题从内部又诱发了俄罗斯的第二波危机。
为了避免危机殃及东欧与欧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俄政府接受了严苛条件：也即，在俄必须执行紧缩型改革的前提下，同意1998年年底前提供266亿美元的补充贷款，此信息一度使俄市场行情趋于稳定。
然而，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并未消除，在人心浮动的大环境之下，国际资本继续逃离市场，股市下跌不止，卢布继续贬值50%。紧接着，资本市场动荡引发了银行挤兑和居民抢购风潮，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通货膨胀率重新飙升至80%以上。1994年至1998年，俄政府企图用固定汇率来稳定经济的努力彻底告终。当时，整个国家的硬通货储备跌至仅仅60亿美元。直至8月17日，基里延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这是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第三波。
如何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些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太过仁慈。一些人甚至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非但没有帮助解决、反而延长了俄罗斯经济困境。另一些人则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于严苛。”其二，关于危机中的资金供给：“一些人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政府施压，使资本市场的私有化速度太快。还有一些人则谴责西方投资者给俄罗斯银行和政府提供资金太多、太快。另外第三派责备俄政府太依赖这类热钱为预算筹措资金。”其三，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角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对俄政策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相当长时期以来一直假装俄罗斯仍然是个大国”，实际并非如此；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恰好是因为“美国没有仍然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对待”。
无论如何，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整个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俄罗斯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实事求是地说，在1992—1999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220亿美元贷款，几乎占整个90年代俄所获国外多边贷款的四分之三。这并不是小数目。
但是，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百亿美元贷款，对俄罗斯这样处于异常复杂而艰难转型期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也仅是杯水车薪而已。基本的问题在于：90年代中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近一半是“影子经济”，企业行为和市场信息十分扭曲，要想在短时期内用“强制性休克”，来彻底改造俄罗斯经济，根本没有可能。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能源价格急剧下跌，从1997年到1998年下跌40％，靠能源出口维持生计的俄罗斯1997年的经常项目还顺差39亿美元，到次年变为45亿美元逆差。这对俄罗斯的偿债能力是一个巨大打击。
俄经济整整十年难见起色，无论如何，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所附带的强制改革要求密切相关：在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转型的政策要求是，其一，紧缩货币；其二，大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银根。其目标在于通过遏制通胀，稳定经济。1992年俄罗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其国内通胀为2 500%，虽到1996年得到遏制，但是，上述两项措施同时导致了流通萎缩。由于央行不再超发货币，俄企业超过一半回到以货易货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企业几乎无法获得贷款，大量俄企事业机构停发工资。1997年俄罗斯经济稍有复苏迹象，但公司上交应缴税收的不到10%。199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7%，比3.2%的预定目标高出4个百分点。俄企业债务占GDP比重1993年为33.9%，而到1997年末危机来临时刻为55.4%。麦克福尔曾认为，1998年俄金融危机起源于财政危机，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远不止此。
在俄财政危机、资金奇缺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忙推动俄政府发行大量短期国债，引进外资。其本意是希望留住第一波危机发生之后急于外逃的外国投资者。因此，俄财政部过去一致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提高俄罗斯国债（GKO）债券回报率的建议，但到此时也不得不被迫接受。根据90年代长期驻莫斯科从事研究、21世纪后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麦克福尔估计，当时短期国债中外资比重甚至超过三分之二。危机中资金大量流失。俄1998年经济滑坡幅度至少5%，1998年9月，联邦政府收入只有50亿卢布，且卢布已大幅贬值。俄罗斯外债超过了1 55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俄罗斯各银行和公司所欠500亿美元的债务。普通居民的财产缩水严重，银行储蓄损失一半。1998年夏，俄罗斯政府形同“破产”。
按照麦克福尔的记载，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由美国主导。而美国主导之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政策，特别是克林顿本人，主要是基于“政治考量”，把推动俄按西方模式改革，视为民主制度的胜利。
叶利钦1996年面临俄共挑战，异常艰难才赢得大选。为了确保政局稳定，避免政权落入俄共手中，同时，也为顺势推进当时正紧锣密鼓筹划的北约东扩，克林顿确实一再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注资。但当时这些具有极大风险的决策在政治经济混乱、精英阶层无力担当的局面下，难以被执行。基里延科政府被迫于8月23日宣布解散，叶利钦提名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重出江湖，但是杜马两次否决这一提名。迫于无奈，叶利钦只好把双方当时都能接受的普里马科夫，送上了总理“宝座”。叶利钦的支持率也下降到了仅仅只有几个百分点。11月5日，叶利钦本人被俄宪法法院裁定不能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深重的政治危机，使得任何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都无济于事了。而在此同时，白宫的“莱温斯基案”突发，克林顿本人也无暇顾及解救俄罗斯的危机了。
“一百年来俄罗斯经济困局第一次波及整个世界经济。”
卢布贬值和经济恶化导致美国股市和债市的下跌。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债权国，德国的商业银行产生了大量坏账。独联体国家更是深受其害，乌克兰货币贬值35%，白俄罗斯货币贬值70%。一位美国金融家当时告诉《金融时报》：投资者“可能宁可吃核废料”，也不愿再把钱放到俄罗斯。
普里马科夫在总结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时候，曾说道，“到1998年年中已经清楚，‘自由主义者’的经济方针将国家带进了死胡同”，“给普通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认为危机“最严重的后果是全面的信任危机”，“国内形成了对转入市场关系想法本身相当广泛的不信任情绪”。
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康德苏当时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对俄事务中的错误：“资本自由化搞得很混乱，经常违反健康的思维。”
从危机过程看，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只有当以下条件同时出现时才会发生。第一，只有当科技、金融、经济的变革和竞争所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因此而起的冲突难以控制的时候，国际格局的变化才可能发生；第二，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与地方性进程和治理模式——如东亚模式或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体制重构进程这两者之间出现深刻矛盾时，也会导致国际格局的相应变化。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好像长夜闪电，提供了一种从全球角度重新审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取向的机会。也即，不光是从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在的地区进行观察；还可以从全球层面上来观察世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就全球的层次而言，首先是美、欧、日的力量对比。先来看美国。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在其所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曾经有一段精彩描述，勾画了国际金融与国际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她认为：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出现长达将近百年的和平，是与不列颠帝国的强盛有关，而不列颠帝国之所以称霸世界，是与以稳定的英镑为支撑的金本位制相联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西方世界内部能够保持稳定，除冷战对峙的因素之外，国际金融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衔西方、称霸世界，也是与坚挺美元为背景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联。
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三段式：国际格局的稳定，有赖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赖于主要国家货币的稳定。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可以发现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金融界的风波不断，比如1992年的英镑、里拉大贬值，1993年莫斯科的“黑色星期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美元、日元、马克的汇率风波，近几年接连不断的各主要金融机构倒闭与丑闻，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国际局势总的发展趋势尚称平稳。由此看来，美元大体上保持坚挺与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
美元保持强势，当然是与美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周期性变化密切相关的。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和平红利的取得，宣告了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东亚金融危机所反映出的美国优势依然明显，其经济地位并没有像有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对手苏联的解体马上趋于衰落。美国实力尚存的最显著表现，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成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干的产业革命领头羊。传统产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信息技术向管理、金融等领域的大幅度渗透，使得美国取得了对欧、日等对手前所未有的优势。在1997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所具有的一个直接的制度优势，乃是80年代美国大幅度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发展到90年代美国金融力量以投资基金等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呼风唤雨。
美国不光具有国内经济制度的优势，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在主要国际组织内的规制权，主导了国际经济体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制度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就国际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信息产业自由化所达成的协议，明显地带有美国的痕迹，并进一步为美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影响创造空间。
换言之，美国在国际范围内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既表现为以实力增长为背景的金融自由化，也表现为在国际经济组织的传统影响，还体现为以美国国内法上升成为国际法，并以此制约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制定的规制主导权。上述这几个方面的优势，无一不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道·琼斯指数的起跌都有过一定影响，但显然这些影响有限，一时还未危及美国经济优势的基础。
再来看欧洲。总的说来，东亚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不大。根据欧洲委员会负责国际金融经济问题的主管官员在1999年3月初宣布：欧洲委员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最多会给全欧盟的GDP在1997年减少0.1%，在1998年减少0.3%。因此欧盟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原来预测是3%，现在可修正为2.7%，同样，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地降低2.5%—3%左右。其余各项预测大体也持相仿的评价。
之所以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韩国。欧盟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只占总额的6.5%，在整个欧盟的GDP中只占0.5%。第二，欧洲经济进入以设备投资为主导的恢复增长时期，内需明显增加，所以外需减少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第三，间接地看，欧盟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美国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也增加了有利于汇率与物价稳定、甚至增加了收购低价优质资产的机会。在美国受危机影响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宏观经济不至于受到大的波动。
但是，危机仍凸显负面效应。其一，东亚金融危机毕竟危及中国与日本，而欧盟对中日两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占GDP总额的2%。尤其对于主要依赖出口推动增长的德、法等国来说，影响尤甚。其二，危机对欧洲各国银行业也有相当显著的影响。鉴于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要比日、美两国银行多，到1996年底亚洲对欧洲银行欠款共达1 466亿美元，占未偿还主要国际银行贷款总额的40%（超过亚洲对日本银行的欠款1 186亿美元，对日欠款为总额的3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材料，德国的银行对亚洲放款最多，其次为法国与英国。
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战略家纷纷提出，把加速货币一体化进程作为抵制危机影响的重要步骤，希望通过货币统一来形成稳定的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当1995年，美元、马克、日元三种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时刻，有人曾经预言，将出现美元、马克、日元三种货币鼎足天下的格局。事实上，因日本经济尔后的一蹶不振和日元疲软，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种种掣肘，使得三分天下的金融新格局付之阙如。但是欧元的诞生显然将使美元有了一个潜在的有力对手。根据英国经济学情报研究机构（EIU）当时报告，欧元问世的未来影响巨大，并认为这种影响还尚未得到世人的充分注意。戴维·柯里的这份报告认为：1999年欧元产生的第一波将波及11个国家、2.9亿人口，而美国人口总数仅为2.7亿；预计欧洲经货联盟（EMU）出口统计为世界总量的12%，美国为15%；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统计，美元与欧元在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世界总交易量中所占比重为41%∶35%，外汇储备比重为26%∶6%，国际债务结构中所占比重为37%∶34%。按此估计，戴维·柯里认为：预计此后10年，用欧元进行结算和作为资产的比例，将相当接近于现在美元所占的地位。 [6] 尽管这一预言远远没有变成现实，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的出现折射出欧盟的巨大抱负。
再来看日本。可以认为，日本是东亚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失败者。
相比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日本的投资失败，以及90年代以来日本在泡沫经济中所形成的经济滑坡，这次金融危机给日本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东亚的”，而不仅仅是“东南亚的”危机，是因为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97年6月底之前，日本银行业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含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贷款金额为31万亿日元（约合2 714亿美元），其中一大半约1 820亿美元是回收困难的不良资产，这相当于日本主要10家大银行年收益的13倍。这既表明日本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程度之深，也表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未得到复苏之前，日本经济难有起死回生的机缘。
这里还不包括金融危机给日本的出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不包括危机条件下实施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所需支付的巨大成本，包括政治上所需付出的代价。
总之，从全球角度看：美、欧、日三强之中，日本虽身居当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其影响已大为衰减。余下的两强中，美国显然在21世纪初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独占鳌头。而在经济与货币完成一体化基础上的新欧洲，会增强与美国抗争的能力。美欧之间关系的变化，给世界其余地区带来回旋的空间。
东亚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作为一个曾经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取向，但是也没有选择类似于其他国家那样过度开放，或彻底西化的战略，使中国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刻，仍然有可能运用传统的体制资源，来抵御危机。
首先，得益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才有其经济成就的集体记忆，这是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极大动力。同时，大国的复杂经济社会条件，又迫使中国改革家们须谨慎防止任何战略上和操作上的颠覆性错误。正是目睹这场危机中许多东亚国家金融制度过度开放带来的风险，中国改变了原本希望加快推进开放汇率制度的日程表。而后很多年稳定的汇率制度等于修筑了一道防水大堤，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即如何在继续开放和扩大内需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且，在对外关系上也要求中国既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和全局的稳定，通过共同努力来避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国不仅没有像日本等其他国家通过降低汇率来自保，相反，是坚持汇率水平的稳定，防止经济下滑。同时，1997年7月香港回归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承诺，自己的1 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用于支持港币的稳定。显然，这是香港能够最终稳定局势的重要支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在危机中依然有出手相助的实力，和对发展中、转型中世界的宏观经济给予“指导”的能力，但这种“指导”所带来程度不等的灾难，令人难忘，尤其在俄罗斯。因此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开启的，不仅是对于解救危机的规制与战略的反思，而且，中俄在这一关键点上的认知开始趋近，两大国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这预示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天平也从这一刻开始倾斜。
自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国际关系结构开始透露出双峰对峙的局面：也即一方面是以雄厚的金融与产业实力作后盾，并有国际化作为背景的体制优势的美国；另一方面是尚能在金融危机面前站稳脚跟，并且成为稳定东亚经济关键因素的中国。虽然，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是，从传统、地区格局以及制度模式等角度而言，中国的突出地位仍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支撑。很难否认，中国的这一突出地位，导致了1998年中美高峰会谈的提前举行，以及经过艰难谈判，中国在几年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格局中的根本性变动，往往伴随着各国内部治理模式的变革。犹如斯特兰奇所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的主导哲学是货币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反通胀的，它反对的是财政赤字、国家所有权以及福利补贴。它一直没有深入了解亚洲（也包括没有深入了解俄罗斯），因为它流露出过多的美国观点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银行管制改革，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强劲且有效的政府治理的需求。而这正是21世纪之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诉求。正是在这一点上，这场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不仅展开了国际阀域内，尤其是国际治理领域的更深层变化的前景。这成为以后大国关系演进的一个重要背景。
如果说，1997—1998年的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的大示威，是世纪之交全球化如火如荼推进之时所遭受的最初抵制，那么，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则是另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美国主导下北约第一次跨越联合国对一个并未直接威胁自己和盟国的国家用兵；也不仅因为从这一时刻开始，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在冷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突现裂痕，并开始倒转。正是这场战争，把扑朔迷离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悖论一一剥离，使人们看到，后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间，在全球化、区域化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以及在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不光是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下，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包括西方阵营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一次复杂而全面的较量。
米洛万·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曾经是20世纪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曾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高级私人代表，是与斯大林进行谈判的一位政治家，也是后因对铁托执政时期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导致个人著作遭禁，连本人也受长期囚禁的一位南联盟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冷战后能对南联盟未来命运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者，除了德热拉斯，大概很难再有出其右者。
南斯拉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最西南端。这里不光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之间，也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各大宗教和势力犬牙交错、互相竞争博弈最为激烈的场所。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里开始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被称为“火药桶”。雅尔塔体系之下的冷战期间，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著名的划分世界版图的大国交易，正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欧洲被铁幕一分为二。
科索沃，原来是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这是除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雅－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等六个自治性质的共和国之外，在南斯拉夫境内最小的一个自治行政单位，主要居住着南斯拉夫人的邻居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在科索沃的北方又聚居着塞尔维亚人。科索沃本来就已经是南斯拉夫境内阿尔巴尼亚人的“国中之国”，而科索沃北方的这一片土地，堪称科索沃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族中之族”。一个被人们经常提到的事实是：南联盟作为形式上的联邦制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它虽尚能够接受犹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等自治共和国的一一离去，但是，唯独科索沃的独立，乃是塞尔维亚人最不堪忍受之举：因为这里是塞尔维亚民族文明两千年前的发祥圣地之一。
早在冷战期间，科索沃就有强烈的独立倾向。1981年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发起要求独立的暴动之后，德热拉斯曾经预言：“我们的体制之所以建立起来，便于铁托的控制。既然，铁托已经不在了，我们的经济形势又变得至关重要，那么，就自然会出现权力更加集中的趋势。但是，这种集中却不会成功，因为它与各共和国的民族—政治的权力基础相冲突。这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经济私利基础上的更为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民族主义。南联盟体制将以这种方式开始崩溃。”
到1982年，世界注意力被集中到刚刚上任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身上，寄希望于他能够开始改革。德热拉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安德罗波夫热衷于收集匈牙利家具，几乎照单全收，“他没有新思路，只是一个过渡人物……只能为真正的改革者的随后出现铺路”。到了1985年，当全世界都对戈尔巴乔夫寄予极大希望之时，德热拉斯冷言道：“你会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他会做出重要的改革，引进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然后，体制中的真正危险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东欧的异化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在德热拉斯眼里，南斯拉夫将会变得“像黎巴嫩一样。且等着看吧”。
时间推进到1989年的11月，当时的南斯拉夫国土上，无论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包括塞尔维亚到处都洋溢着一片自由化的气氛，有人推测，推行着强硬路线、作为最后一个与西方对峙的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将会“是一个过气的明星”，很快就会被剥夺权力。德热拉斯却预言道：“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希望。……你看到的自由化起因是很坏的。它是塞尔维亚和其他共和国之间民族主义竞争的后果。最终，南斯拉夫会像英联邦那样，是一个相互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松散的联盟。但恐怕先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这里的仇恨实在是太强烈了。”
尽管德热拉斯所预言的米洛舍维奇也并没有在政坛滞留过久，他因西方所称“人道主义罪行”被囚，最终过世于狱中，但是，围绕着科索沃问题的征战搏杀，一直是此起彼伏。有时候看似对立各方正在走向妥协，但最终又重新趋于对抗。就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科索沃危机迄今已经二十余年，始终未得平息。
要理解90年代末期的科索沃战争，离不开此前的波黑战争。这两场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先来看一下波黑战争。历史上的波黑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的居民。但自从15世纪土耳其侵占该地之后，又有了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塞族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族人为主导的大塞尔维亚王国，实行对克罗地亚的歧视政策，造成了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人暗杀了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之后，投靠德国希特勒；并推行对塞尔维亚的种族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联盟成立，铁托主张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但是并没有并行反对“大克罗地亚主义”。到了1971年，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成为人口主体，而塞族次之。1980年铁托去世之后，南共联盟式微，民主集中制难以为继，中央委员会由八个国家轮流坐庄。1991年6月，原来南联盟内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影响之下，首先宣布独立。不久南联盟的波黑共和国也倾向独立。1993年3月，波黑境内的克黑两族宣布独立后，开始阶段在当时的欧共体协调之下，就国家体制的前途问题与塞族进行协商，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事过不久，1993年4月6日、7日，欧共体与美国相继率先承认波黑独立，这不光令世界舆论哗然，也让当时正在进行的谈判陷入停顿。7日，波黑战争爆发，当地人民陷于血族仇杀的灾难之中。当时，意大利民主党党首普拉尼曾指出，欧共体要对目前在波黑出现的乱象负责。同一天的《华盛顿邮报》也批评美国过早承认波黑独立。
四年波黑内战中，尽管西方竭力渲染波黑战争中塞族方面的“人道主义行径”，但是，出于对巴尔干最后一个倾向于共产党主导的国家的仇视，也出于对俄罗斯传统盟友——塞尔维亚的打压，欧美的立场若不偏袒波黑克族，也难以令人相信。以1994年3月的战事为例，当波黑穆族对塞族发起进攻时，北约和西方国家不问不顾。当塞族出手反击时，北约马上进行空袭轰炸。
最后，这场大战打了四年。到1995年年底，在美国大幅度介入之下，波黑战争宣告结束。其背景是，克林顿急于投入大选，希望从波黑战争脱身；但是，美国在欧洲国家干预不力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出面主导波黑等地区的安全事务。在美国主持之下，1995年各方签署但顿协议，把波黑共和国建成了穆—克联邦和塞族自治并存的，“一个国家、两个实体、三种军队”的相当独特的国家建构形式。其缘由，还在于主导整个过程的美国，希望削弱塞族以动摇其支持者塞尔维亚的存在；并为今后类似的美国干预行为立威。作为波黑战争的另一项遗产：由北约主导并掌管危机期间的整个军事行动，俄罗斯及欧洲国家作为参与者的角色，只是在听命于美国支配。这成为一种军事行动管理模式，在而后的科索沃危机中被延续；但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欧洲的不满，尤其是在日后激发起了俄罗斯的反弹。
美国与欧盟的介入并没平息南联盟境内的动荡局面。4年后，也即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北约军队再次以“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为旗帜，发动了轰炸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与波黑战争相比，首先，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动用大量高科技武器，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的打击。战争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波黑战争的格局。第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美军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悍然违反国际法，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致使三名中国年轻的外交人员献出了生命。第三，同样是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国土上的一场内战，在波黑战争中，还是以联合国决议形式，授权北约组成多国部队“使用必要手段”来维护稳定。然而，科索沃战争，则是美国经过了波黑战争的观察和实践，完全看清了当时的欧洲国家并无政治意志和决策能力来确保欧洲的安全稳定，遂单边行动，发动战争。对于这两场战争的原则性区别，连后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都不得不承认：“科索沃不是波斯尼亚。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一个西方官员对此持有异议。因此，对波斯尼亚的干预是由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国家进行的，从而在国际法传统中是正当的，而对科索沃的干预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就侵害了一个国家的主权……。”
通过对后果的考察，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完全低估了俄罗斯对于科索沃战争的反应强度。虽然，一方面美国认为，俄罗斯即使开始时暴跳如雷地加以反对，但还是配合美国对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并在最后导致米洛舍维奇接受条件严苛的妥协，停止了战争。但是另一方面，按照麦克福尔的说法，俄罗斯似乎有一个“平行议程”：当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分遣队从波斯尼亚维和行动中，前往到达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几乎引发了俄罗斯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在两军对峙的“普里斯蒂纳停机坪上，1997年5月达成的北约—俄罗斯巴黎峰会的合作精神踪影全无”
。1999年4月的民调显示：90％的俄罗斯人认为北约轰炸南联盟是一个错误。65％俄罗斯人认为，北约是冲突中的侵略者。特别是俄罗斯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转向负面，67％的18岁到35岁的俄罗斯人对美国的轰炸持负面看法。这是90年代以来俄罗斯民意一直对美国抱有持续好感之后第一次的大幅度滑坡跌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安德烈·韦斯认为：“科索沃战争引发了这一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俄关系破裂，我认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会有这种破裂。我们都想要制止米洛舍维奇，但就是没料到事情会这么糟糕，这么尖锐。事情确实很难看，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估算。”
按照麦克福尔的记载，美国人对俄对于科索沃战争的激烈反应完全感到意外，此事本身就耐人寻味。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人如此不明就里呢？从麦克福尔对于危机期间的美俄高层沟通的记载来看，美国方面非常得意的是，强权之下俄罗斯的让步。包括美方一些人认为：向叶利钦提供参与八国集团的机会，乃是诱使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最终让步的妙棋。克林顿也认为这是在他总统任期内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
但是，科索沃战争的结局，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作用于长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美俄战略合作呢？麦克福尔认为：第一，“因为科索沃事件，（美俄）常设联合委员会的共同磋商和决策论坛未能发展起来，2002年北约与俄罗斯决定将其取代。但科索沃提醒每个人，不允许俄罗斯否决北约行动，乃是确保北约一旦如果需要则能够行动的关键”
。而这又成为损坏俄美关系的最为关键的步骤。第二，麦克福尔合乎逻辑地体认到：“作为科索沃战争的后果，俄罗斯政治家们开始支持俄中联盟反对美国。”其具体结果，在美国人看来，就是中俄间签署了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的正式成立。第三，冷战后欧美盟友间开始出现裂痕也在科索沃战争中得以一窥：对欧洲来说，是一直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还是欧洲国家能够实施独立的决策权，这始终是围绕科索沃危机的一道难题。正当俄罗斯的特种部队迅速地从波黑战场降临普里斯蒂纳机场之际，两军严重对峙，一触即发。情势确有类似于叶利钦所威胁的“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和英国盟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迈克尔·杰克逊将军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坚决不听从美国将军克拉克指挥的英军将领杰克逊在激烈的争辩之后，最终占了上风，他坚决不执行克拉克将军关于用阿帕奇直升机去堵住机场跑道的做法，而是封锁了进出机场的通道，使得没有援兵的俄罗斯军队控制不了机场。最后，俄军反而向英国军队要求提供食品和饮用水。
尽管，欧洲军队始终不是科索沃战场的主角，但是，欧洲利用近在咫尺的优势，以及老谋深算的筹划，已经预示着它会在下一阶段的科索沃事务当中尽情显现出自己的能量。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244号决议，重申南联盟对科索沃地区拥有主权，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尊重南联盟对科索沃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科索沃由联合国特派团进行管理，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部队提供安全保障。联合国托管科索沃后，南联盟及其更名后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及如今的塞尔维亚，都要求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反对科索沃独立；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则坚持要求科索沃的完全独立。
2005年以后曾进行过关于科索沃地位问题的谈判，未有成果。2007年3月联合国特使、曾主张科索沃战争由北约主导危机管理的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向联合国递交关于在国际监管下实现科索沃独立的建议，因俄罗斯的反对，未被通过。又经过几年的无效谈判，科索沃阿族于2008年2月17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对此，美欧支持，俄中反对。按照实际一直主张科索沃危机应由美欧主导的阿赫蒂萨里的说法，科索沃应经过三个阶段实现独立：第一，1999年战争结束至2008年2月，即联合国托管阶段，为“事实上的独立”阶段；第二，2008年至2012年9月，“有条件独立”，也即“无完整主权”阶段，并由联合国特派团监督，转化到由欧盟使团监督；第三，“完全独立”，即由科索沃当局宣布的独立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俄罗斯都不承认由美欧催生下的所谓科索沃“独立”。
2012年9月由欧美等25国组成的科索沃国际指导小组宣布：结束科索沃“独立”四年后的国际监管。国际法院也在2010年曾宣布科索沃实现“完全独立”。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对上述立场宣示，并不以为然。它们坚持认为，科索沃独立问题只能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会谈的基础上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危机中的北约和欧盟的立场。2006年12月北约的里加峰会上，塞尔维亚曾被接受为“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成员”。次年，塞尔维亚议会通过塞尔维亚保持军事中立的协议。其含义是并非塞尔维亚不愿与北约合作，而是该届政府并不打算加入北约。2009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Rasmussen）曾经宣布，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都将“入盟”。2011年10月，北约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北约及其伙伴关系国家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加入北约。与此同时，在欧盟多年的施压之后，2012年2月，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达成“地区合作协议”：同意科索沃可以“科索沃＊”的名义参加多边国际会议，而塞尔维亚则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对此，欧盟宣扬这是科索沃走向独立的“历史性胜利”。美国则担心此结果有利于塞方，主张加大力度，把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国家从90多个提升为130个，从而跳过中俄所在的安理会，争取直接取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而俄罗斯总体上并不反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但是反对塞尔维亚加入北约。俄方认为，这将改变巴尔干的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2015年8月25日，在欧盟的进一步施压和斡旋之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经过马拉松式谈判，达成关于“北部门”的协议：（1）科索沃获得自己能与世界沟通的电话区位号；（2）塞、科两地电网无障碍连接；（3）连接特罗维察市的伊伯尔河大桥自由通行；（4）科索沃的塞族居民建立具有广泛自治权的联合体。协议达成之后，虽然各方都有不同解读，但是多数评论认为：其一，自此，塞尔维亚可以开始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其二，科索沃当地局势有望得到改善；其三，对科索沃问题的表述依然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224号决议的范围之内。
迄今为止，科索沃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多年拉锯之下，各方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当地形势还时有激化。但是，若干趋势性现象在一步一步地得以表露：第一，巴尔干国家的主权归属问题，依然是核心所在；第二，北约虽依然对科索沃事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欧盟正逐渐地取得对于科索沃问题更大程度上的议程权和话语权；第三，虽然实力有限，但是作为与美欧同时并存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俄罗斯，对塞尔维亚问题的立场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国立场不光受到关注和期待，包括中国以“一国两制”处理香港事务的经验，在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多边议程中也受到各方借鉴。
对于俄罗斯而言，虽然，从表面上看，科索沃危机事发之后俄罗斯似乎一直处于西方的打压之下。但是，实际上，俄罗斯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争取到了与西方共同，或者部分地参与解决科索沃地位的权力。首先，毕竟宣告结束科索沃战争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规定武装力量应该以联合国的名义，而不是以北约的名义进入科索沃。尽管实际的主导权还在北约手中，但是，联合国的名分得以保全，为以后维护联合国威望的努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同时，联合国决议在主张从科索沃撤出所有军队的同时，还规定了要解散科索沃解放军，并解除其武装，这是在以前的《朗布依埃协议》中所没有的内容。此外，俄罗斯在战争期间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俄突击队突然降落在普里斯蒂纳机场——实际上得到了西方的默认。当时，西方还不得不接受俄罗斯参加八国集团峰会。同时，科索沃战争之后，美俄当时曾经确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将与“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挂钩。从世纪初的微妙形势来看，这是西方向俄提供的有关战略大国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需要这样的平台，来彰显自己依然属于“大国”的身份。
科索沃冲突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还在于提供了一项可供其所用的重要例证。俄罗斯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8月12日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有任何俄政府官员因为是在美国压力之下，接受科索沃的独立，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够让其在格鲁吉亚的几块飞地：南奥塞梯、阿布哈泽同时独立呢？
不仅如此，事实上直到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俄罗斯之所以决定“回归”克里米亚，相当程度上，也是参照了西方影响之下的科索沃寻求独立的模式。普京本人曾经在瓦尔代论坛上非常清晰地表明：应用于科索沃独立的原则，为何不能够应用于克里米亚呢？
相比之下，科索沃问题无疑大大暴露了欧盟的困境：一方面，欧盟内部难以就此达成统一协议。比如，对于塞浦路斯而言，如果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就等于承认其北部类似背景之下的少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欧盟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于，“如果一旦美国决定承认科索沃独立，而欧盟如若不从，那就会是天大的灾难”
[7]
。鉴于从波黑战争一直到科索沃战争中欧盟的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外交官们私下一直在传说，科索沃危机的解决似乎毫无疑义地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而不是欧盟。西班牙的欧盟事务部长阿尔波莱德·纳瓦罗曾坦陈：“我完全相信，科索沃的未来既取决于华盛顿，部分也取决于俄罗斯，但是好像欧盟对此沾不上边。”另有观察员更直截了当地说：科索沃危机就像是美国与俄罗斯合起伙来羞辱欧洲。
正是这样的屈辱感刺激着欧盟，在科索沃2008年宣布独立及独立以后与塞尔维亚关系的问题上，欧盟终于“揭竿而起”，更大程度地承担起了协调各方的责任。虽然，依然没有最终解决科索沃的“独立”问题，但是显然，欧盟已经走上了巴尔干外交和战略竞争的第一线。
至于科索沃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不仅在于揭开了与俄罗斯交恶的序幕，而且美国单边主义也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在世纪之交走向历史性的挫折，正是从卷入科索沃战争那一刻开始的。
[1] James M.Goldgeier，“Not Whether but When：The US Decision to Enlarge NATO”，Brookings，1999，pp.14—17. The Genscher quote is in Stepohen F.Szabo， The Diplomacy of German Unification ，St.Martin's Press，1992，pp.57—58，转引自［美］詹姆斯·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2] Zelikov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pp.180—183，转引自《权力与意图》，第225页。
[3] Zelikov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
[4] 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No.6，1994，pp.62—78.
[5] Ben Aris，“Remembering Russia's 1998 Financial Crisis（Op-ed）The whole economy fell to pieces all at once”， Moscow Time ，Aug.22，2018，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8/08/22/remembering-russias-1998-financial-crash-op-ed-a62595.
[6] David Currie，“Will the Euro Work?”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ondon，1998，pp.31—32.
[7] “U.S. and Germany to recognize Kosovo independence，diplomats s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0，Jan，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