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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全球转型进程与作为大国现象的俄罗斯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不是一个仅靠人们耳熟能详的既有范畴，就可以轻松如意地加以解释的问题。换言之，为能够有效进行解释，需首先来讨论一些学术范畴、工具与理论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需要，把事实与理论概念简单嫁接。这一章主要讨论当代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所涉及的范畴与理论观点问题，为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阐述提供一个初步的铺垫。
俄罗斯外交主体的问题，主要是指俄罗斯究竟作为怎样的一种国家身份、带有怎样的体制特征，以及处于怎样一种特定历史地位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讨论身份政治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归类让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安得其所，然后确定其与整个国际体系之间的带有很大动态性的相互关系。但是其中一个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这些概念与范畴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为构建，难免带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利益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使得这些概念本身引发了无尽的争论。虽然，几乎所有这些争执都远无定论，但毕竟使我们有了一个较为广谱的思考空间，便于在“后真相”“后事实”时代的扑朔迷离中去探究真谛。这里所选择做介绍与分析的，是比较能够体现俄罗斯外交特质的有关主体与身份的若干争论。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之后，对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颇为值得注意。其一，认为俄罗斯已从世界大国迅速沦为“地区国家”；其二，与这一范畴相关的更为众说纷纭的说法，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冷战的失败者”。
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为推行“重启”美俄关系，一度无论对于俄罗斯的内政还是外交，都表现得十分容忍。“美国政府数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对俄罗斯的国内政体进行公开指责，也没有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义务与俄罗斯的民主缺陷关联起来。”
但是，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事发，特别当危机进入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罗斯囊中之际，美国政要忍无可忍了。很快，3月25日奥巴马在海牙核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威胁近邻的区域性国家，这并非由于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虚弱。”
[1]
把俄罗斯称作“区域性国家”这一明显表示藐视俄罗斯的说法，一改“重启”以来奥巴马本人对俄立场的谨慎态度，而且半年之后，奥巴马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与埃博拉、“伊斯兰国”并列的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并且决定把俄罗斯逐出七国集团。
相比之下，2006年德国还曾专门将七国集团主席国的位置让位于俄罗斯。奥巴马上述说法后来招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严肃批评。
也如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Jack F.Matlock）在2014年瓦尔代论坛讲演时所直言，是美国的傲慢导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应。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依然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上最强实力国家”（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ies）2020年排行榜统计，俄罗斯居第二位，美国第一位，中国第三位。
而据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中心（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2020年7月发布的对国家实力的分析模型，按国家占全球实力百分比的排序为：美国第一（18.6%），中国第二（16.74%），印度第三（8.45%），俄罗斯第四（3.3%），日本第五（1.49%）。
在俄罗斯被“降格”为“地区国家”的问题上，各方认知还是有很大差距。毫无疑问，2008年以后从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的连续制裁，确实对俄罗斯实力地位构成巨大而全面的削弱。尤其，当2020年欧亚地区的白俄罗斯、纳卡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出现动荡形势时，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主导欧亚的前苏联区域模式已经“终结”。然而，在俄罗斯周边形势动荡的同时，人们却又看到了俄罗斯在东亚、北极、拉美和中东的全局伸展。俄罗斯影响全球的战略力量、能源资源领域的优长潜能、在全球议程问题上的丰厚经验积累，以及俄罗斯辽阔疆域和独特地理位置所造成横跨全球的政治经济辐射力，都远非一个“地区国家”的范畴所能覆盖。无论西方国家对此问题有多少争议，至少俄罗斯人自己对此尚具自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虽非处处领先、但毫无疑问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也是它未来能够得以继续伸展和抗争的认知基础之所在。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世界历史观点来看，包括美国的俄罗斯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大国尊严的挫伤感必将使其难以再回归俄罗斯与西方热切相处的年代。但不光奥巴马本人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对俄罗斯贬抑色彩的官方判断，实际上，这一判断多半还来自美国国内的“主流精英”们的解读。而且，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起驻俄工作多年的美国使节，以及驻俄主要智库的代表也大抵如此。无疑，这一观点势必影响美方对俄交往态度。用美国老资格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同时是乔治敦大学著名教授的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这些现在白宫主持工作，但并没有对俄罗斯问题真正下过苦功的年轻人，他们专业知识的缺乏，才是美国决策问题中的关键之所在。这是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一个非常致命的“社会学问题”。
客观地说，俄罗斯联邦是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与解体后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都是独立平等的国际主体；但是另一方面，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凸显出俄罗斯不同于一般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与影响力状况。其一，经过国际协商，俄罗斯独自承担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战略核武器的储存与监管，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与西方就战略核武器进行对等谈判与合作，同时也有实力对西方进行反制的核大国。其二，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地位的法定继承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不仅表明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延续性，而且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际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三，俄罗斯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后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等，也是一系列多边活动的组织者，这说明仍然需要俄罗斯承担处理原苏联地区与全球事务的一定责任。其四，作为苏联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最大承载者与后继者，俄罗斯维系着这一遗产，与世界各国家与地区保持着超过一般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水平的传统关系。
事实上，在美俄关系“重启”的过程中，奥巴马正是因为曾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全球大国来看待，才得以与俄罗斯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而一旦低估其实力，藐视其存在，势必会引发动荡。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言：“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对于苏联解体后那种创伤和动荡的影响程度，美国一直都没有理解。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指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从国家掌控经济演变到准市场经济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克林顿政府将俄罗斯邻国的非核化、市场经济起步、实现差额选举、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以及确保俄罗斯在巴尔干与美方合作，都视为其成就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架中，美国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利益。”
苦于90年代实力不张，俄罗斯在当时无法与美国公开叫板和抗衡。但是，“十年黄金时段”之后，俄罗斯国力有所复苏，特别是在普京威望抬升的背景之下，就很难再接受西方的这一类轻蔑贬损之词了。
如果俄罗斯是“冷战失败者”，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只能接受在其原有势力范围内的西方扩张？如果认为，因冷战的和平结束，俄罗斯并未告负，那么俄罗斯是否应该受到大国间的平等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两种不同的言辞，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没人能够否认，冷战结束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却让步，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萎缩的事实。包括叶利钦政治顾问格·萨塔罗夫在回忆录中既含蓄但又明白地承认：“许多国家（应该包括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已没有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日益明显地出现了无条件向‘冷战’胜利者投降，什么也不追求的倾向。”
实际上，根据笔者多年来与西方精英交往的感受，大多数人尽管会在场面上做出“冷战无败者”这样的宣示，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决策依据，都是从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已然衰落，已经不是当年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因此，俄罗斯没有资格和美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平等对话，也没有权利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样的立场出发。这是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深层话语”的基本心态。“9·11”事件以后，普京全力支持反恐，高举回归欧洲大旗，不光要求加入欧盟，而且希望加入北约，但是，欧美对此也多半不放在眼里，更多将之视为俄罗斯的示弱。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在2002年决意退出反导谈判进程等举措来看，大体上，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深层心理背景在起作用。
然而，在普里马科夫看来，“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的败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叶利钦绝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使苏联解体的事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过去极权时代”。换言之，这是人民自动所做的选择。第二，普里马科夫作为一个持有中左立场的老资格政治家，曾经冷静客观地断言，苏联解体过程中，“并没有国外势力的直接参与”。在他看来，美国西欧盼望苏联早日崩溃的人为数不少，但“同时他们还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因为在该国各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第三，“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为其在冷战中的败北，有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佐证。后苏联时期的空间并没有陷入混乱，苏联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仍矗立在解体国家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的国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不对称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指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华盛顿才认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权利平等是‘不合理的’”。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以和平为终结的这场较量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失败者。普里马科夫据理力争的要害是，俄罗斯是作为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一起终结了冷战。
显然，普里马科夫这一表述不仅在俄罗斯是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立场，也反映相当部分民众看法。但是，冷战终结多年之后，这并没能改变绝大多数西方精英认为毫无疑问地仍是把自己视为“唯一胜利者”的态度与立场。
从带有时间涵义的现代性视角来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是不是一个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国家政治建构的——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像欧盟国家那样已经完成了这一进程，处于超越主权阶段的后现代国家？抑或，俄罗斯是一个既有大量前现代特征，又面临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同时，又伴随着大量的后现代禀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国？
从现代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联解体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能解决的问题，都与现代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名义上主权独立，而实际上处于领土难以管辖的状态；即使多年转型也未能真正地按照西方样式构建起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持续稳定体制；欧亚区域化进程中的新兴独立国家相处的法律原则与传统“潜规则”之间的相互抵充，等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水平实际状况和以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构中的重大反差。21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欧亚地区冲突——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包括先前的颜色革命——大都因上述未完成的国家建构问题而起。21世纪以来欧盟与俄罗斯一系列争端中的一个基本认知问题在于“现代性”之争：欧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并是以超越主权的国家联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体；同时认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尚停留于主权构建阶段的国家。因此就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欧盟要“高于”俄罗斯。欧洲资深专家曾说：俄罗斯还停留在19世纪。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另有主见。在俄罗斯专家看来：捍卫主权，就是在捍卫欧洲传统价值，同时，这更加符合时代潮流。俄罗斯精英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因为欧盟抛弃了主权观念，才真正是自乱阵脚，失去了方寸。而英国脱欧，正是这一观念之争所导致的现实写照。
从现代性角度来看待俄罗斯身份属性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因为这与如何重新阐述与现代化相伴随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紧密关联。迈克·大卫-福克斯曾专门著文介绍与“前苏联”、苏联、“后苏联”各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出自英美的历史文献）中，运用“现代性”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但它的意义仍各不相同。迈克·大卫-福克斯归纳说，当现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罗斯之时，至少有四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的代表们，反对俄罗斯存在过现代性的观念：对他们来说，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第二种方法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现代性，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它是普遍国际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在第三种方法看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每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种方法提出：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是能够在互相交织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多种传统元素相共处，并且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混合体。
现代性考量下的俄罗斯外交身份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因为它既不像一些欧洲专家是基于线性式时间概念，而且是单一的线性式所描述的那么简单明了：超越主权的“先进”的欧盟vs.维护主权的“落后”的俄罗斯；也并不全如俄罗斯一些专家以“回归保守”抵制“后现代”现象的评价来得那么消极，犹如俄罗斯知名学者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表现出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 [2] 看来，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认为：现代性就是“存在于当下的未来”，或进一步来说就是“被视为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按照这样的定义，夏尔勒指出：“围绕未来的话语（指现代性）不仅会根据假想的未来重新诠释现在，还必然会重新诠释过去；而与之相反，以往的历史性体制则会以维系过去（‘传统’‘风俗’‘先例’‘遗产’）为目标来构想现在和未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理解在于：在夏尔勒看来，第一，他是把“现代性”与“历史性体制”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现代性话语主张：按“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的要求重新构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往历史性体制”只在于“维系过去”。第二，“现代性的高潮与低谷则指示了此种话语的制造与其传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换言之，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相互关系的诠释与构建能力。也即，如果能够合理允当地构建起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叙事体系，那么，就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第三，现代性的当代主题，是“在经历了充满疑虑困惑的‘后现代’时代之后，尝试以讨论‘多元现代性’与历史进程差别化的加速度来革新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换言之，调处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现代性——如何去解决当代人缺乏共时性的这一深刻弊端——此乃当代的现代性争议的关键。在夏尔勒看来，欧洲精英欲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强加于世，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大战的祸害；而盲目地模仿1848年“民族之春”的当代一系列不同文明与时间维度之下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质都是停留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无法应对变化无定的当代世界。 [3]
换言之，如果“现代性”仅仅停留在以西方经验来解释世界，以西方式国家认知来评判国家属性是否“现代”，而忘却了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文明范畴下，在不同时间性的维度之下来对之进行评说，诚如巴瑞·亨德斯所言，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就有了偏差。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身份争议，明显左右着各方的对外立场，显然是各种争端的由头之一。但是，相形之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颇有意义的假设与命题，却远没有能形成共识。特别是还远远没有办法来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归属”做出一个系统周全且令人信服的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现代性”的提出，使得人们能够对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环境下的身份认知问题，提供一个还不那么教条、比较宽容开放的认定。换言之，使人们有一个更为广谱的视角来确定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问题。
就此角度而言，至少，俄罗斯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独立特行的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们广为赞叹的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拔得头筹的引领世界的重大进步，还是在尚存尖锐争论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创设、社会革命、地缘竞争对世界现代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俄罗斯这个巨人的落后与赶超、学习与反叛、模仿与创新、隐忍与奋起，都将会是在“多元现代性”的国际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大国之一。
如果不从现代化进程的线性视角，而是从政治属性的谱系视角出发，对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特性归属进行评判，那么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也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抑或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帝国”？
“帝国”作为一个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存在于世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比起当今任何号称具有现代建构的国家范式，俄苏有着时间更长、十分庞杂，但也丰富异常的与帝国有关的治理传统。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成为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政治要求。
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正处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主体的属性问题，曾明确提出：“既然，俄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虽然，从过去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从帝国式走向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大致完成。”
然而，人们发现，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从“帝国”范式取得借鉴。尤其，当这一地区推行欧美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受到至少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政治选择，严重削弱俄罗斯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传统联系，深刻影响地区稳定；二是俄罗斯联邦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但凡希望脱离俄罗斯，或者希望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权益的联邦主体，都曾经以“民族国家”范式，作为与联邦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尤其是21世纪地区危机接连爆发的情况下，从帝国治理模式中寻找借鉴，已成为俄罗斯精英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五周年的时候，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曾经专门组织了一场重要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一方面俄罗斯学者与国际学者尖锐批评欧洲在20世纪中叶摧毁了自身的帝国模式之后，并没能真正成为民族国家；但是又快速转入“一体化”进程，并在冷战终结后的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走向顶峰；然而，又在这样短暂的一体化高潮之后迅速坠入内部动荡。这场讨论对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认为这一曲折变化的实质在于：人为主观臆断地构建了过去的“帝国”、现代的“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体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导致了欧盟国家地区今天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提出：既不愿意、也无法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俄罗斯，不能重回帝国，也成不了以欧洲式宪政与市民社会传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于是，就需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帝国遗产提出重新解释，以求运用传统治理机制的积累来摆脱“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的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场讨论不仅把国家内部构建与对外关系相互联系了起来，而且，关注从历史经纬的视野，来评判当代国际政治的进程。相比较于把“帝国”“民族国家”“一体化”这些概念简单搬用、就事论事，或者停留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做法，这场讨论的语境，似乎更是为了接近于当代国际事务多元化进程中的复杂现实。
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观念的反思，首先是从以下这一问题开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范式是否带来了后苏联地区的局势稳定呢？看来，事实比任何理论假设都要来得更为残酷。埃里卡·哈里斯（Erika Harris）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尚在构建中的后共产主义的民族国家（post-communist nationalizing states）之间的冲突，往往太多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而实际上，应该转向揭示民族主义和种族因素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哈里斯认为，一方面历史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玩弄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分裂被投射到当代冲突中。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曾经依附纳粹的势力，现在却被描绘成为这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抗拒；战争时代“为独立而战的战士们”被描述成在苏联一直遭受牺牲和逮捕的民族发展的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后共产主义背景下，语言认同成为种族的代表，并越来越政治化。在各不相让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语言认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立场。哈里斯认为：当下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基本上是一个其中每一方都要通过对方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定位进行重新梳理的互动过程。当乌克兰努力寻找如何从俄罗斯势力范围中得以解脱的时候，俄罗斯则致力于重新构建传统的叙事关系。哈里斯在这里讨论的对争议性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诠释，对政治化了的种族—语言差异的大肆宣扬，的确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这是一场“角色的战争”，因为种族、语言、传统这些要素正在各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重新确定着各自的身份，这足以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升级。 [4]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并不合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同时也并不合用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其一，俄罗斯在历史上虽然努力学习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是富于宏大帝国的传统；其二，70余年处于对抗性条件之下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阶段，更是远离民族国家建构的范式；其三，在当代条件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也很难简单地模仿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来自帝国辉煌拓展时期的遗产，来加强作为一个大国建设的体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础。
总之，危机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径，现在却成为欧亚地区危机深化的缘由。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回归传统的趋向。其一，2018年年中，也即乌克兰危机过去将近五年之际，《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这份重要刊物上出现了两篇站在帝国研究立场上来观察这场危机后果的文章。在一篇题为《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大叙事的转型》的文章中，作者安德烈·特斯拉这样写道：“为了回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乌克兰历史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特斯拉认为：首先是“短时段”模式。这一模式见于19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问世的《俄罗斯历史》（尼古拉亚·科斯塔马洛夫[1817—1885年]）的文本。当时，乌克兰历史与哥萨克历史在很多方面是互为同一的。其次，在另一个古老的版本中，它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834—1908年）和他的学生迈克尔·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年）的时代。这一版本则直接与俄罗斯历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特斯拉认为：第一种“短时段”模式的特点，虽缺乏历史深度，但它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模式很少冲突。该模式中的乌克兰历史似乎就只是编年体历史，聚焦于最近几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聚焦于第聂伯河流域地区。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相互联系，因为它把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描述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将其解释成为一种为信仰而战的“宗教战争”。这一模式并没有让乌克兰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原有的大俄罗斯的叙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国君强调的正是历史和信仰的统一。但是，第二种所谓“长时段”的模式，却强调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信仰差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等地区。这就与一系列有关俄罗斯的“统一性”的概念发生了直接矛盾。“长时段历史”模式保障的是乌克兰叙事中民族主义运动的偏好：“哥萨克”的故事在这一历史叙事框架中就成了乌克兰民族复兴的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按照构建乌克兰的“黄金时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归历史的时刻”。换句话说，只需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所有现成的象征物一一加以对号入座而已。因此，特斯拉总结道：乌克兰历史中的“短时段”和“长时段”模式，是对于帝国历史框架的很不一样的两种立场。前一种立场允许无痛的“包容”，而另一种立场则正好相反，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叙事加以坚决地反对。
面对着历史叙事中的鲜明对立，特斯拉颇为伤感地提出：“作为俄罗斯的自我书写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乌克兰的叙事作为前提？俄罗斯能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鉴于上述历史回顾，帝国框架并不认为乌克兰是必须的组成部分。此外，帝国结构本质上是动态的，没有任何领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国是存在于谱系移动之中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两种版本中，俄罗斯并不是作为实体要素，而是作为‘敌人’存在的。乌克兰历史叙事是将俄罗斯作为敌人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整体叙事的。”特斯拉的结论是：“俄罗斯身份问题则不同，它有能力彻底重建帝国的叙事，提供一个不同版本的帝国历史，它来自现实逻辑，而不是过去的某一历史社区。……从宏大历史中分离出某种关于俄罗斯的叙事，作为一个独立的逻辑过程。”
看来，经过危机后多年的折腾，一部分俄罗斯精英已显得没有太多耐心，与乌克兰在传统的同一叙事框架下共处。
更为重要的，则是该杂志的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在同一期杂志中所撰写的总结。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不光帝国叙事适用于俄罗斯，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欧洲的政治建构。他认为，首先，“鉴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ider）所提出，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像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它们要么是在帝国方式之下，要么只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之下（研究者似乎有意抛弃了一些案例，比如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于东欧，似乎结论更有道理——原作者注）。所以，如果坚持它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那一套，那么，乌克兰注定会失败，因为欧洲共同体根本无法接纳乌克兰”。在卢基扬诺夫看来：“欧盟本身的命运，尚且在未定之天。”他引用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人文研究所的老朋友伊万·克拉斯采夫所说的话：“对于现代欧洲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需要克服的并不是‘二战’的后果。而是‘一战’，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曾经是帝国的世界。”其次，卢基扬诺夫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按照西欧的观念来对整个欧洲进行激进的改造。俄罗斯反驳了这一企图（这里有一点简单化了，但是，俄罗斯反对被纳入按照大西洋模板的‘大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原作者注），但是，它自己却发现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情况之下。”第三，卢基扬诺夫指出：“蒂莫西·斯奈德认为欧洲国家无法克服帝国解体的创伤，只有欧洲一体化才取代了身份的丧失（或许值得回忆一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率地说过，欧盟是一个新类型的帝国）。这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卢基扬诺夫又引用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所言：“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规范，是现代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的缺乏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遗产的特点，正是在于通过制度化和采用领土划分的方式巩固了多样化种族的存在。这使得在俄罗斯构建民族国家就再也不可能。”然后，卢基扬诺夫补充道：“回到帝国当然不可能，……但是，俄罗斯也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民族架构的基础之上。正像安德烈·特斯拉所说，需要对帝国现象有新的理解。”
其二，什么才是对于帝国现象的新的理解呢？卢基扬诺夫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在经历了乌克兰冲突的震荡之后，如果将它与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相区别的话，这可以成为当代重新探讨帝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2014年3月18日，普京总统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讲演，可被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对其对外战略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普京的原则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的“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构成的社区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乌关系的特殊性。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政治目标——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基础上。这个基本定位为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画上了浓重的文明色彩。3月18日讲演不光强调乌克兰对俄罗斯文明作为多样化世界一部分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截了当地论证了1954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乃是历史的错误；并以此证明，今日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
从文明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的正面形象相对应的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自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以来，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上，普京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转向，对于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普京提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
乌克兰事件把俄罗斯官方这样的表达推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就俄罗斯帝国的研究本身而言，21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变化，乃是来自西方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了要对俄帝国历史进行重新认识的呼吁。
曾被称为当今西方学界唯一曾预测到苏联解体，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在2000年写下《帝国》这部与西方传统对俄认知有明显区别的重要著作。
他在此书序言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在他广泛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俄帝国的历史学著作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希望从俄罗斯自身的视角来从事和写作帝国历史。大多数从事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执著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本领域之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问题就像是由一群凶猛而略显怪异的学术看门狗在严加巡逻的一片荒芜神秘的沼泽地。包括1991年之前苏联时期在内的帝国研究，不光是在智力供应方面令人感到气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生疑的”
[5]
。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南希·科尔曼（Nancy Kollmann）2017年出版了《俄罗斯帝国 1450—1801》（
The Russian Empire 1450—1801
），与传统西方史学界侧重于批判性地描述俄帝国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科尔曼提出：第一，俄罗斯在最低限度上确定中央控制的手段，允许驯顺的人民保持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精英、法律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具有多样差异性的帝国”。第二，通过交纳赋税，节省地方政府支出，保障社会稳定，建立了一个“便宜的帝国”。第三，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多民族的帝国，但彼得大帝提倡学习西方，创造了欧洲化的高水平文化。科尔曼强调：正当新兴国家（如法国和其他帝国）正在与疆域之内不同的语言和法律体系进行斗争的时候，俄帝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可见，在科尔曼笔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并不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多米尼克·列文、南希·科尔曼及其他学者对于西方学界对俄帝国研究现状所提出的批评，以及他们——这里还不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大量反思性历史文献——提出关于重新认识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见解，显然为全面理解俄罗斯国际角色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一，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观念，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褒贬参半的一种治理建构模式。其二，俄罗斯帝国与其他东西方的帝国相比，都有过扩张、压迫、杀戮的黑暗历史（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俄罗斯帝国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民族、多文明的治理经验。俄罗斯与一般的帝国这两者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有其相异或相近之处？这是一个值得花大工夫探讨的问题。
顺便指出，在当前的辩论中，俄罗斯学界甚而又进一步提出了俄罗斯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居于中间状态这样新身份的观点。2017年年底，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编辑部所组织的一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提出：“（俄罗斯）肯定不是一个帝国。这种状态已过时。它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俄罗斯当前现实之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缺乏政治参与是其中问题之一。……俄罗斯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这种国家体制意味着拥有高度自治的区域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帕特里耶克·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因此认为：“俄罗斯属于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文明状态’。”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无论就冷战胜负、地区或全球角色、东西方之间定位，还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区分这些方面而言，未必就能够生搬硬套地把一些本身就尚存争议的定义，或者虽然非常流行、但本身意义还需界定的范畴用来界定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比如，对于一场大体以和平方式而告终、历史与现实内涵极其复杂的宏大国际竞争来说，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冷战胜负者”的划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地区与全球角色的划分等级，有助于衡量国力的大小，但是，在当今复杂情势下，无法机械地断定一国在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下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的身份认同，前者有利于以平等身份栖身于现代国际共同体，而后者则仰仗于以传统纽带与威望拓展影响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既无法彻底“告别帝国”，也难以像一般欧洲国家那样认同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俄罗斯裔学者齐甘科夫曾经深刻指出：身份认同问题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比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直接抨击，对于俄罗斯国际身份的难以掩饰的藐视，是直接导致俄罗斯与西方走向分裂的动因。
西方对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认知错位，不可避免地使得俄罗斯奋起反击，以历史与文化认同为武器，包括追溯帝国治理的效用和借助历史文明共同体的叙事，大大加强其国际抱负的合法性的论证。
俄罗斯外交中“身份之争”所涉及的最尖锐问题，乃是如何来看待“民主”“专制”或“威权”等当代不同国内体制背景下的对外政策问题。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社会比较风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形成了冷战结束后最初阶段的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这一观念很快被形形色色的其他观念所逐渐取代。特别是美国对世界事务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观念风行一时，大体延续至今。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一直宣扬的“自由议程”，实际上一直成为超越党派的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线。小布什称：“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以此，美国的政策就是需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
从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一直到转向乌克兰危机重新对抗的这四五年中，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兴起，就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阿拉伯地区的动荡的确“凸显了美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之间的那道鸿沟。美国及其盟国强调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两大核心原则的重要性，这两大原则就是保护的责任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义务。相比之下，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一种传统的、19世纪的世界观，强调绝对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性”。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自己的著作《有限伙伴》中，始终没有回答她在叙述“阿拉伯之春”对美俄关系产生的影响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1947年乔治·凯南以X先生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俄罗斯国内政体。”
美国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苏俄以此为基础的外交？美国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自身的国内政体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一般而言，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其实，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是有比较明确的回答的。第一，冷战起始阶段，凯南虽提出了对苏“遏制”的核心思想，但是，恰恰是他坚决反对当年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锐地批评苏俄国内制度，但是也明确主张冷战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对抗限制在政治领域，而不应该涉及军事领域。第三，基于同样的道理，凯南在1996年坚决反对北约的即将东扩。凯南赞成托克维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民主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
可见，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本人与托克维尔一样，并不主张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政策紧密挂钩。从原则上说，非西方国家可以，也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治理传统；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国家，可以以此而结盟；但无法要求所有国家，甚至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变成与自身同一的政体。然而，一旦当互联网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不会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把推进民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而把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务实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而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以民主政治为立国之本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放弃以意识形态来引领它的对外政策。相形之下，虽然俄罗斯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由于坚持以国家主权立场和反对外来干涉的观念来主导外交，因此，美俄间的观念对抗依然不可避免。
自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的那一次瓦尔代论坛——也即2013年大会起，普京多次公开表示，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也并没有更少经受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挑战与压力。事实上，俄罗斯在放弃传统意识形态之后，不光经受着地缘政治压力，还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挑战。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但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普适价值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的维护主权的观念形态之争同样是紧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乔治·凯南在日记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们洞悉当今国际乱局的谬误所在。
在欧美国家和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激进分子所宣扬的观点看来，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传统对其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这一观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甚而被作为判断是非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标准。
如何来看待乌克兰被作为代表“民主”这一方的这一假设呢？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倡言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谈到了与民主制度有关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其一，21世纪以来，取得民主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其二，走出威权状态的一些国家陷入了既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民主的“灰色地带”；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并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其四，作为政治失败的普遍的制度不稳定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福山把乌克兰归入上述的第三类“焦虑”的典范。在他看来，乌克兰至少很难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乌克兰的政治制度无法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
在乌克兰危机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造成精英普遍寻租、人民共识高度匮乏，这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虽然2011年9月24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执政，曾经是一个引起欧美国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惊”的变化。但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秋天之后，经过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俄罗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包括2012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过程，俄罗斯的内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重开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普选；大规模的打击腐败运动；俄最高领导人与反对派直接对话；万众关注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举措。按照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严肃学术演讲中的半认真半开玩笑的一段表述：同样是转型国家的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拿了钱的人帮你办事；而在乌克兰，拿了钱的人随后却是马上消失。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俄罗斯与乌克兰都面临着如何在一个急剧转型社会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艰难挑战，很难用“民主与专制”的黑白对照来简单区分俄罗斯与乌克兰内部体制孰优孰劣。
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和争辩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就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简称EaP）以及乌克兰在2013年一整年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样就涉及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未经充分证明、却多年流行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于康德写于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这篇长文。
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一文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所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是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传说中的“民主制”。在这篇重要的文章当中，康德还着意于将“共和制”本身与“民主制”相区别。以下仅载录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的直接相关论述的要点，大体包括：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制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的政治原则”；第四，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做决定。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通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康德的思想与麦迪逊《联邦党人》中所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在麦迪逊看来：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纯粹的民主政体，主要在于它能缓解党争带来的恶果。
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问题可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但不能够仅仅以“民主”作为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况，犹如乌克兰这一类“民主政体”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进一步言之，无论是“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五日战争”、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的简单化的命题。
简言之，转型中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理性构建，进行认真尝试。民主体制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单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抗”的命题来看待乌克兰危机，更不能被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条曲解当今全球转型中国际危机的复杂含义。
有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一，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民主范畴，在国际史上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经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得到推广。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教授、俄罗斯与东欧历史学家阿列克谢·米勒曾做过这样的分析：首先，18—19世纪，英法帝国在宗主国内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借助于帝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向这些民族国家输出民主。如《拿破仑法典》的输出，不仅仅是因为人权宣言思想的魅力，“还借助于近卫军的军刀”。其次，19世纪下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议会民主的维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奥地利）；同时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的议会制度则毫无疑问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强权。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新生的民主政体更多靠威权主义的支撑。再次，冷战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外围国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北约、欧共体等具有强制性的机制充当“外部稳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推行民主体制时存在大量问题与缺陷，同样依靠了这样的“外部稳定器”，才站稳脚跟。最后，21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并不成功的“颜色革命”只是证明，只有当这些国家本身被输入到“外部稳定器”支持下的西方体制内部时，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与小布什两位候选人关于选票的争端，最后也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介入——高层内部协调——才得以解决的。阿列克谢·米勒教授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研究证明：如果不是依靠来自外部的强权、暴力，抑或古老传统（如皇室权威）或精英内部调节，民主难以被维持和推广。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以民主范畴作为依据，很难用来作为划分国际关系主体的性质的标准。
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国际研究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各派间当下正就自由主义霸权的前景展开热烈辩论；与上述争论关系密切的一个论战命题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及崇尚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究竟何者起着更为根本性作用？
其实，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相互之间的争论，乃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领域贯穿始终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场争论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所发表《历史的终结》长文，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又“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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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间，以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戴维·赫尔德教授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要改变“民主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者之间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均鲜有联系”的现状
，提倡国内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
，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建立“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论述。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乃至而后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之后，面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该流派依然显示出对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对于上述这一派别持有极其强劲批判态度的人恰恰来自美国内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米尔斯海默是从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大国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在他看来：在单极世界，像美国这样的“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大国展开安全竞争”。但当“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秩序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第二，米尔斯海默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这三大思想原则中，“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
。在米尔斯海默的眼中，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无政府主义逻辑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国际体制运行所提供的支持远远强于自由主义。表面上看，米尔斯海默发起了对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重重一击，但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外交行为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尽管，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专制、威权的争论并不全都发生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却始终成为这些争论的主题。上述有关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身份之争还远未穷尽。甚至越到晚近，有关俄身份谱系的争议越趋热烈。比如，21世纪以来有关俄罗斯外交最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乃是俄罗斯是否为现行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是当代西方体制的最大挑战者？诸如此类。看来，摆在当代国际学界面前一个分量不轻的责任，是需要重新梳理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的主体身份，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对当代国际进程的复杂影响。
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是指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俄罗斯占有何种地位。其二，是指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罗斯究竟是归属于东方，还是归属于西方的问题。其三，是指在当代国际范式转型中俄罗斯的结构功能，尤其是俄罗斯在当代的几组重要大国多边关系中——比如俄、美、欧三方关系，或中、美、俄三方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是三种不同的从结构角度的观察：既有从国际体系总体结构的演进过程的观察；也有从国际史上一个最为常见、最为含混不清，同时也最让俄罗斯直面以对的“东西”问题的分野；还有作为一个基本国际现象——三边关系——从动态性的结构功能的分析。笔者希望通过这样多侧面多涵义的结构分析来揭示俄罗斯外交的多面性。
俄罗斯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以值得讨论，因为这种相当独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特性与禀赋。同时，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国际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位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曾这样描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俄罗斯在16和17世纪是否为欧洲国家一部分（因而属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学术上的疑问。无论甚至在20世纪俄罗斯是否为‘欧洲’的一部分对某些人还是个问题，但是没有疑问地苏联（U.S.S.R）今天完全是（现在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俄罗斯只是到18世纪才成为（那时欧洲的）国际体系完全组合进来的成员。”
非常清晰的是，在沃勒斯坦眼中，俄罗斯是处于“边缘地带”，作为后进国家身份被纳入以资本和贸易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来的。
如果说，沃勒斯坦相当客观地描述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那么，曾经位高权重的地缘政治大家基辛格在其名著《世界秩序》中有两段话，则略带消极地表达了对俄罗斯对外发展历史的看法。其一，基辛格认为：“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遏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基辛格对俄罗斯的这一段认知，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多数西方精英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深层共识。
其二，基辛格还表示：“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的愿景令人乐观无比，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受危险势力范围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
无情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基辛格所描述的俄罗斯愿景，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是东西方之间连绵不断的遏制与反抗、制裁与抵制、羞辱与抗辩这些成为可怕的纷争之源。
然而，无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何等艰难境地，有几个很难被抹杀的事实在于：第一，俄罗斯从世界体系边缘跃居中心的历程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世界级大国曾经像俄罗斯那样，经过千年努力，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一个小公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无论是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还是20世纪打败法西斯之后的雅尔塔体系，俄罗斯曾几度成为决定世界事务走向的“顶级玩家”。第二，俄罗斯在世界文明谱系中的定位是独树一帜的。千年剧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雄踞纵横东西南北的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这样一种十分独特的地缘文化背景，使俄罗斯形成其以东正教文明为主干，同时既知晓西方、又面向东方，既能博采众长、又在多方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文明构架。第三，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广袤的区位特征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疆域的扩展程度达到像俄罗斯那样，即使在解体后依然具有世界第一的规模。这一辽阔空间使俄罗斯不光具备防御外敌的地缘纵深，而且使其能够具有诸多条件与海洋性强敌相抗衡。即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空间优势并没有失却其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政治、经济、人文意义。第四，俄罗斯的善于学习但又敢于抗争的内在张力在东西方关系史上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俄罗斯那样，既曾在彼得大帝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西方最虔诚的学生，但又迅速成为西方秩序最大的反叛者。在20世纪初期，以独树一帜的国家与意识形态建构，独自与整个西方世界长期对抗。第五，俄罗斯在大国之路上那种跌宕起落的命运反差是史所未见的。几乎被人遗忘而又多次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似乎未曾有过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国像俄罗斯那样，在13—15世纪被蒙元帝国全面统治两个半世纪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一统国家；而在19世纪初遭拿破仑大规模入侵，在20世纪又遭希特勒全面侵占之后，几陷绝境的俄罗斯人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承受挑战与磨难，最终毫无畏惧地从逆境中奋起，彻底打败了来犯者。包括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也未能使俄罗斯一蹶不振，而后又重新跋涉在复兴强国的进程中。一次次从危亡中起死回生的经历，一轮轮反差巨大的制度实验，既是俄罗斯宝贵遗产，又是严峻挑战。
俄罗斯争取国际地位的漫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热血与浴火的独特经历，也总是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黑白相间、褒贬参半的是非评说。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当普京励精图治，使国力衰竭的俄罗斯甚至一步一步有选择地重新恢复全球范围内一部分影响力之时，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看法争议，更如冰火不可同日而语。近来，著名国际史专家巴里·布赞提出，要重新梳理国际关系的历史，包括要把影响重大，但一向未引起足够诠释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9世纪中叶的俄土战争等案例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纳入国际关系历史。
作为一个重要国际角色的俄罗斯，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轨迹，究竟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个补充，还是需要另起炉灶来重写国际史，看来还存争议。但是，当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身发生动摇，人们要求重新梳理历史，发掘延续和沿革秩序的各种因素之时，重新思考国际史上曾经起过、现在还保持着独特性的俄罗斯的国际角色，的确是值得回首凝思的重要一幕。
百年以降，每当重大历史选择关头，俄罗斯政治精英几乎没有例外地会重提有关俄罗斯究竟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的热烈争论。无论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阶段都先后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东西之争”。
苏联解体之后，即使在当时西方化的大潮之下，“东西之争”在俄罗斯依然有过自己独特的表现。从思想上说，恪守本土传统、主张兼容东方的欧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用以与“西方化”趋势抗争的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从外交与政治上说，欧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21世纪初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从深层次上说，都还与“东西之争”相关联。21世纪以来，历经科索沃冲突、“9·11”事件、美国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本书下文简称为《中导条约》）、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格鲁吉亚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美俄关系短暂“重启”的失败，以及“阿拉伯之春”这样一连串的直接影响俄罗斯稳定的国际波动，普京决心重新参加总统竞选。这一时刻，“面向东方”已经成为普京深思熟虑的一个战略选择。普京在2012年经过激烈竞选，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尤其是经过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全面审视，更加坚定了面向东方的战略决策。
虽然，直到2014年1月普京还在欧洲发言中称“欧亚经济联盟”是欧盟的延续。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不光强调的是俄罗斯与欧洲的文明渊源关系，而且认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大欧洲”或者“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也即既强调欧洲身份，但是又强调美国、西欧和俄罗斯乃是三大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单位。一直到以后几年中“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俄罗斯在面向东方的同时，并没忘记自己作为大欧洲之一的身份认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普京的回答非常明确：其一，“单极世界已经结束”，而俄罗斯是国际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方。俄罗斯整个应对乌克兰事件的举措，就是向单极世界挑战的一份宣言。其二，俄罗斯具有世界一流的战略力量、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空间优势，也具有曾经超级大国的丰厚国际经验，俄罗斯远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因而，面对西方国家冷战后连续不断的打压和威逼，俄罗斯可以在全球层面上做出自己的应有反应。其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不仅是“大欧洲”概念之下的平等一方，同时也是欧亚大陆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这“一身而二任”的特殊地位，使俄罗斯具有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俄罗斯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取向方面的宽广选择和灵活谱段。这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在可见的阶段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多年来俄罗斯各派精英之间围绕着“东西之争”，立场远不一致。2015年9月30日《独立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俄罗斯：转向东方，但仍会与西方冲突——外用药膏帮不了本国经济》的文章。该文认为：第一，俄罗斯需要维系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而不要寄希望于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取代欧洲。第二，在前财经副总理库德林等人看来：朝东转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并不现实，缺乏深思熟虑地转向东方，可能会引发消极后果。第三，该所资深专家尤尔根斯提出：“要么俄罗斯继续将自己定位为被围攻的堡垒，转向中国；要么重返2011年时的状态，经济开放，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文章的作者来自前财经副总理库德林麾下的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该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倾向于欧美市场的政治经济精英。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认同自己为西方世界的成员。到21世纪普京执政年代，精英思潮变化，原来的西方派中大量转向中间派，或干脆转入普京阵营。仅一小部分精英，如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还称俄罗斯属于“新西方”。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回归以后，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强力抨击之下，俄罗斯精英的普遍心态再次发生变化。瓦尔代论坛的时任两主席之一、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时任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公开直言，“俄罗斯再也不会是西方的一部分”。
但另一方面，就在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的文章发表之前的两个月，2015年7月2日，俄罗斯的《莫斯科时报》网站发表彼得·罗曼诺夫题为《为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的一篇文章，该文恰恰相反地提出：其一，蒙古人曾在早期征占俄国，而俄国在地理上与蒙古较近。事实上，俄国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帝国的一部分。其二，作者认为：“首先，如果没有这种‘亚洲’元素，俄罗斯不会有如此多样文化和精神特质。其三，这种‘国家至上’‘集体’大众意识屡次帮助俄罗斯渡过动荡，而纯粹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无法也并没有能渡过这些动荡。”“这种坚忍不拔、在经受考验时团结一致的能力，那些巨大的力量储备，甘愿牺牲、广为人知的愿意‘付出代价’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亚洲而非欧洲特点。”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2016年8月，在卢基扬诺夫主持之下，《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编辑部组织了一次讨论，鲜明地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无论是选择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改变自我认同意识；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世界的某个大洲，否则，就会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仆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转向东方，而是需要解决自己跟西方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更为文明地构建与发展迅猛的亚太地区间的关系。
实际上，卢基扬诺夫本人早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双重性。它在欧洲摇篮里诞生，而后形成了朝向东方的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含糊不清是俄罗斯的生存之道。”
总体而言，无论上述争论会有怎样的结论，冷战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活动轨迹，从世纪之初普京刚刚上台时的“重回欧洲”，到乌克兰危机前后，已转移到了“面向东方”的新选择。
21世纪俄罗斯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对于三边关系结构的重视和运作。如果借用年鉴学派“长—中—短历史时段”之说，那么，千年之际，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属于一个长时段的结构演变过程；而俄罗斯百多年来在全球东西方关系中的定位属于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中时段结构变化的产物；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则表现为短时段的因应自身实力变化与国际结构动态变迁的战略考量。这三者互相呼应，但各有不同，有着复杂而紧密的相互联系。
国际关系研究一向注重双边关系。但是，往往在双边关系发生与运行过程中，第三方角色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国际关系通常并不只是双边的，而更为经常的则是一种三边的互动关系。双边之外的第三方，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则是一个国家群体。就前者而言，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角逐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而就后者而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背后的不结盟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群体。
三边关系成为流行的国际范式，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极高度对抗，虽有不结盟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存在，但三边互动并不活跃盛行。直到冷战后期，才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又比如，后冷战初期美国独霸格局之下，整个国际关系向美国倾斜，三边关系也不盛行，到世纪之交，才有了三边关系的活跃化。
世纪之交三边关系活跃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出现了单极世界本身的重大转向：国际力量多极化、观念模式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逐渐成为更具有主导性的国际潮流。而在此潮流变迁过程中，俄罗斯显示出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特影响。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来不乏在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历史经验。而当此国际大变局之下，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更让人刮目相看。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三边关系——尤其是大国三边关系中施展身手，有着“先天的”，以及当代国际国内变化两方面原因。所谓“先天”造成的条件，乃是指作为世界第一疆域大国，具有无比辽阔的伸展空间，俄罗斯可以与东西南北的任何一方进行交往，影响其外部环境。同时，俄罗斯拥有能通过陆地无障碍传送的极其丰厚的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借自然空间和后天努力所具备的战略实力，有可能成为左右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还包括俄罗斯环顾四宇、兼及东西的独特的文明传统，素有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所有这些资源、手段与传统皆可作为在多方外交中斡旋各方的工具。
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尤为俄罗斯多边外交的施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普京在2000年大选中上台，不光是表明一个正当壮年、励精图治的俄罗斯政治新星正在出现，而且，这位俄罗斯新政治领袖既与家族集团没有瓜葛，同时与普里马科夫等比较接近左翼的政治家立场不同。21世纪初，与年轻的普京总统一起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实际上是一大批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与20世纪90年代时的精英相比，没有当年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当年那样激进的改革抱负，更没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评价模式。相比之下，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受过良好的专业知识训练，一般而言，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更为关注奉行管理部门的要求。显然，这样一支国家管理的精英队伍与普京主张的强有力的国家内外管理理念相吻合。普京的核心外交理念，便是在俄罗斯暂处弱势的背景下，灵活应变、中庸务实、超越意识形态、推行多边路线、为确保国家主权而搞活俄罗斯外交。这样的精英队伍和外交理念，为俄罗斯“三边外交”的推行铺设了基础。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不仅在外交上逐渐地与西方出现裂痕，而且在内政上也很快发出与西方构想的不和谐音。在对待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企图以“人权”为借口，牵制俄罗斯中央政权对车臣恐怖活动的打击，引起了俄罗斯国内的巨大反感。在经济转型问题上，俄罗斯开始大规模争论与反省“休克疗法”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俄罗斯国民舆论对于转型模式的重新思考，势必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实用主义的、以本国利益为先的外交路线。加上1999年春天爆发科索沃危机，当时俄罗斯社会舆论的矛头所向，是美国难逃其咎。因此，俄罗斯式的“三边外交”的兴起，乃是要求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国内政治经济转向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在上述内外条件的支持下，俄罗斯“三边外交”徐徐拉开序幕之后，有两条主线可以勾画出二十年来俄罗斯外交的全貌。其一，俄、美、欧三方关系。这是更多地体现几百年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欧美大国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一条线索。21世纪以来，俄、美、欧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是：（1）刚刚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东西方对抗，仅仅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又重新走向相互间紧张对峙。（2）价值观对立和社会制度竞争依然左右着这一组大国关系，但是，俄、美、欧三者之间各自为政的独立倾向似乎表现更为强劲。（3）俄、美、欧三方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俄罗斯与欧洲更为接近，而与美国愈益疏离的总趋势。比如，由于德国坚决反对，北约未能在2008年接受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入盟，这一事态影响深远。但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各位美国总统任期之内都分别主动发起过交好俄罗斯的政策攻势，往往在这些关键时刻，欧洲的表现较为迟缓。（4）三方关系中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比如，多年来对俄欧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北溪管道能源合作，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严厉打压都未能阻断，而因为白俄罗斯大选危机与纳瓦尔内中毒案，德国居然一度表示愿意因此而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又比如，尽管俄罗斯与欧洲邻国间的战略安全事关重大，但是欧洲主要国家宁可北约合作进一步松弛，也不愿在美国压力下增加支付北约军费。可见，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俄、美、欧关系带有过渡期的特征，变化深刻，但尚无定则。
其二，与俄、美、欧三方关系不同，世纪之交以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存主导性国际力量与新兴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中、美、俄三家乃是当今世界最能够独立自主实行外交决策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三方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世界事务的走向。世纪之交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1）中、美、俄三方关系并不具备任何专有国际条约、专有国际组织、专有国际交往平台，可以说从形式上看是互不相交的一组三国关系，但是，以美国迄今最为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俄罗斯所依然具有的战略大国地位，以中国所具有的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发展方向的一组三方关系。（2）自从20世纪末新保守主义风行一时的那一刻开始，尽管始终存在着指望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企图，但是，20多年来，三方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保持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既合作又抵制西方的打压分化。（3）从长时段看，构建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应是各国追求的理性发展方向。但是，在各方利益与意向驱动的千变万化的结构动态之下，为抵制任何过度对抗的风险，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出现寻求稳定均衡、“中立”自保的外交选择。（4）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存在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包括文明形态间的长期竞争，但未必一定诉诸对抗来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妥善处理中、美、俄三边关系，将会是国际转型期的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学习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美、欧和中、美、俄这两组最为重要的三边关系之间，同样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就总体而言，一组三方关系的和谐或波动会影响另一组三方关系，同样，上述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组合是否能够理性应对变局，同样会影响全局的走向。
总体上看，俄罗斯跻身国际体系的千年历程、它对东西方道路的选择，以及它在当代大国关系中的运作，与上述三边结构性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借重的。首先，在国际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俄罗斯式的大国成长路径，使它面对东西两种模式的选择时，既对西方的历史性成就深感钦羡，同时也因自身独特经验而对过度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感到怀疑与不满。这样一种双重态度使俄罗斯在当代大国关系的运筹中，显示出视野开阔而又灵活多样的选择谱段。同时，历经了千年国际体系的复杂竞争，俄罗斯既因长期经受强权挤压养成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的品性，也因时来运转后的国力迅速绽放而尽享攀登顶峰、居高临下的荣耀。这种并不常见的坎坷起落，使得俄罗斯既能承受厄运打击，又善于见缝插针、寸土必争，尽显战斗民族本色。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成长与发展的非凡经历，教会它的是如何设定长期战略目标，运用和调处繁复多变的各种结构关系，为实现其体系性目标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从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在此告别旧世界、迎接新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时刻，犹如1814年、1917年、1945年每次世界秩序变更中的巨人足迹，俄罗斯再次担当了一个虽众说纷纭、却十分关键的大国角色。
国际研究中的周期性现象，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研究兴趣的问题。
如果说，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存在由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所引起的巨大学术探讨的空间，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究竟是否存在着受周期现象支配的进程呢？无论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先驱金德尔伯格，还是苏联地理历史学权威古米廖夫都认为霸权国家的确都存在着生命周期，那么，这一生命周期将会如何影响现实国际政治进程呢？
早在10年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批有志于从事宏观政治经济预测的专家们发表了有关《政治发展周期：前景预测》的论文集。这批专家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周期波动现象为聚焦，不光专注于该领域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探讨当代紧迫问题，力求警示当代危机，减缓政治风险。该文集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处在于，作者们并没有把当代危机和不稳定现象视为是个别政治家与金融家的“偶然性错误”所造成的，相反，这批专家认为：这些危机与不稳定现象不过是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将必定出现，也合乎规律地正在来临的证明而已。根据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既然1870—1890年、20世纪30—40年代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还包括21世纪以来的危机连续不断，那就说明：历史尚未终结。这些专家事前预测并公布了关于2008—2010年将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并将对各种不同国家产生长时间社会—政治后果的信息。早在10年前，他们就断言：“2010—2020年这一阶段将是确立新的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危机始终持续的整整十年。”甚至，早在“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几年就准确地预言：2012—2014年间，在世界范围与俄罗斯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高度可能性；2020年前，正在增长中的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系统将形成引起骤变的临界压力；包括21世纪第3个10年开始之时，因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导向，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惰性取向将成为现实。该学者群体指出，虽然，俄罗斯和其他的不少国家通常在决策者和预测专业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政治家、专业人士、各个政党、国家政权机关相互间的密切互动，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危局，抵御全球性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显然，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周期性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尚在起步之中。尽管本书不可能是这样一部面面俱到的研究国际周期现象的专门性著作，但是，笔者也非常愿意通过对周期性现象的若干观察，以期更为深入地探究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特点。
作者试图提出的一个假设是：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俄罗斯虽依然会不断调整东西方关系，但难以重返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面西方化的覆辙。这乃是从短—中—长三种周期性变化的呈现当中试图加以证明的一个判断。
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相对的较短时段中，历经“9·11”事件后俄美短暂经历了“蜜月”时间。但不久之后，2002年美单边退出《中导条约》、2003年伊拉克战争、欧亚地区“颜色革命”、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普京忍无可忍，终以2007年慕尼黑强硬措辞的反美演说，以及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中的坚决还击，终结了21世纪第一波美俄接近。
2008年，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分别接任俄美总统，开始“重启”美俄关系，但这一周期以2011年叙利亚战争和2013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及之后一系列西方制裁导致俄陷于严重危机而告终。这是第二波。
2017年特朗普执政，2018年普京新一任期开始，双方重燃火花。但是这一波还未成气候，就接连遭到“通俄门”“间谍案”等一系列危机的阻击。这是第三波。虽然这一波美俄联手尚未彻底终结，但至少俄方宣称“当前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1世纪后，美俄几番交集，最终皆未得手，其缘由发人深省。
就冷战终结以来相对中时段的观察来看，事态更加明显，其周期性的变化似乎是普京时期的美俄关系“三起三落”放大版的重演而已。
首先，冷战末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发起自我消解式的全面改革，虽然苏联与西方关系大幅改善，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整个国家陷入高度动荡，无法收拾残局。戈尔巴乔夫求助于美国之际，老布什以敷衍嘲笑加以回报。笔者曾当面聆听普京与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的一段重要对话。当时，马特洛克引用老布什在苏联解体前夕表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稳定的一段讲话，企图表明老布什曾经支持戈尔巴乔夫、支持苏联晚期的稳定，为老布什作辩护。但马特洛克话音一落，普京礼貌克制但又针锋相对地指出：“苏联解体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偌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自己首先出问题，是不会解体的。同时，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果说，它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毫不作为，那也是令人非常不可思议的。”
到了叶利钦时期，虽以向西方一边倒开场，但而后不光是休克疗法失败，最后以西方无情打压俄盟友南联盟，以及科索沃战争中俄军几乎与西方直接开火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到了21世纪普京执政，又重演了先度蜜月、后陷冲突这样的活剧。
近四十年“放大版”的美俄（苏）关系的几起几落中：每逢俄罗斯新领导人上台，总先以美俄交好，国内体制推进西方化改革，然后，体制改革停滞，最终以美俄冲突不欢而散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而落幕。
总之，中时段观察之下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每逢因领导人更替而探寻转机、终因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冲撞导致每次美俄接近都无果而终。这样反复出现的教训，势将深刻作用于国际转型期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这样的历史惯性将难以在短时期中得到改变。
被称为普京意识形态高参的苏里科夫，三年前曾提出“普京主义”乃是今后长期历史中俄罗斯国家政治建构的基础的思想。在他看来，俄罗斯历史上存在过四种国家形式。第一种是15—17世纪伊凡三世建立的莫斯科大公国，第二种是18—19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罗斯帝国，第三种是列宁建立的苏联，第四种是普京在21世纪初建立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形式。从长时段而言，这四种形式的国家建构，都以不同规模向西方学习，但归根结底，这都是与西方不同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以俄为本的国家体制。苏里科夫认为，以“普京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即使普京本人不再执政，仍将会长期延续。尽管俄罗斯精英中部分人对苏里科夫的立场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从俄罗斯宪政改革的实施来看，主张以非西方化的、权力相对集中的，以国家主权、国民团结和长期稳定为宗旨的政治取向还是占了上风。
从短—中—长的周期性演变来看，尽管今后会有阶段性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调整关系，但是，难以全盘西化，乃是今后俄罗斯对外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势。
总之，从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对外关系，至少使得我们在审视复杂外交现象时，有可能避免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从外交主体的角度的讨论，至少可以对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涵义有深入理解，而不拘泥于过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或媒体语境，特别是不至于简单地将世界以“民主vs.专制”而一分为二。从结构角度看待俄罗斯的大国外交，不光对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非同一般的成长经历，而且对其文明结构属性，以及俄罗斯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而对于周期性的分析，则提供了多种时段背景下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场景重现，这对于研究俄罗斯外交演进的逻辑特点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1] Kathleen Hennessey and Christi Parsons，“Obama: Russia a ‘regional power’ losing influence because of Crimea”，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5，2014，https://www.latimes.com/world/worldnow/la-fg-wn-obama-russia-just-a-regional-power-20140325-story.html.
[2] Audrey Kortunov，“From Post-Modernism to Neo-Modern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7，No.1，pp.8—18.
[3] Ludivine Bantigny，Quentin Deluermoz，《克里斯托夫·夏尔勒访谈》，《时间的不协调：一段现代性简史》，节选自 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 No.117，janvier-mars 2013，pp.231—246。
[4] Erika Harris，“What is the Pole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Russia-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29 July 2021，https://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3027073/.
[5]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Edition Unstate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reface，p.ix.
[6]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989，No.16，p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