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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热点，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危机现象有关：因为历史上历次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更替，大都是由于全局性的危机所造成。而这一局面的出现也往往是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机所引发，最终形成为全局性的秩序更替。其二，与世界秩序本身的状态有关：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处于制度形成后的上升时期，或者是稳固时期，那么，危机局势再凶险，也无法撼动整个世界秩序；如果，或是因为秩序设计理念的偏颇、或是因为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用之下力量格局的迅速变化，世界秩序本身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状态，那么，不光是某一领域的危机，而且，将会出现多重领域的危机并发，导致世界秩序的变更。
2020年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换言之，国际史上的各种类型的危机是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更替。第二，当今国际秩序具有什么特点？也即，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第三，2020年之后，在面临多重危机的挑战之下，既有的世界秩序究竟何去何从？
国际危机有各种各样。其中有几种危机与世界秩序问题有着直接的或比较直接的关联。我们这里所主要讨论的危机，一般是指影响全局、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大规模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小规模的、短暂的危机。笔者试图把这些危机分为四类。
大规模战争是与世界秩序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危机，而战争又经常与革命互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世界。从历史上看，近代国际体系自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大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世界秩序构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体系建立的直接动因，就是延绵不断的“三十年战争”所引发的欧洲全面危机状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第一，欧洲事务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主导了国际事务，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第二，主权原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各自的政治经济多样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犹如基辛格所言：首先，“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保护，不受外来干涉”
。第二，也正因此，与帝国或教廷理论上只承认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不一样，“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
。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称帝制宪——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并通过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当时的欧洲君主体制国家，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国，不甘于欧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起来打败了拿破仑；后经过1814年的谈判，建立维也纳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构架在于：英、俄、普、奥组成的“四国同盟”联合维护欧洲的领土秩序不容变更；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Great Power一词即当时的产物）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
；有节制地处理战后事宜：法国的边界得到保护；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赔款有限；一直到1818年法国才被接纳为“欧洲协调”组织的正式成员；欧洲不能有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这是各大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诉求。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恩格斯乃至于基辛格都曾经说过，1814年之后欧洲维持了“百年和平”。尽管是否为真正的百年和平，因其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有所争议。但是，总体上和平长时间地在欧洲得以维持，这是历史事实。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也纳体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欧洲和平？作为“均势战略”专家的基辛格如此回答：“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
而笔者则以为：维也纳体制的生命力来自一个漫长而动荡历史时期中，欧洲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思潮的相互激发与交融、制约与平衡，以及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纵横捭阖在内外政策和制度秩序上的体现。这恐怕是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体制缺乏对战败国的有效制约、无力应对国际危机的缺点，维持了迄今为止尚能运行的国际体制的基本构架。该体制的核心在于：第一，美、英、中、法、苏五大国组成安理会；第二，以安理会为核心组成联合国，并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这一体制虽以大国为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上也是一国一票）予以呼应。虽然雅尔塔体制并没有避免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式东西方对抗，但是，由战争直接推动所建立的雅尔塔体制，迄今还维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部战争前提下的）总体和平。
以革命和战争方式所推动建立的世界秩序，总体说来，由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界限分明，利益关系明确，也因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富有远见的大国元首们就开始了对于战后安排的深入考量，比如，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年，美英苏之间——包括中国——就开始了建立世界秩序的谈判。雅尔塔体制的核心内容，运行至今依然有效，与战争决定这一点，及其背后的力量格局对比有着直接的关联。
与全面战争带来的重铸世界秩序的直截了当的要求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国际性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的。
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发展，1929年到1933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 500万工人失业。同时，20年代美国经济的狂热发展曾严重影响欧洲。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欧洲经济则雪上加霜。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元。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带来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三，对大萧条具有免疫力的苏联模式站住脚跟；北欧式、凯恩斯主义式强调政府干预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开始风行；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接为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铺垫。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由欧洲人担任领导），一方面，依然在各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中，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亚洲国家在受到国际游资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又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进而使东亚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中外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推动的援助，特别是同时要求各国进一步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更多的是为了让发达国家受益。
在此背景下，当时亚洲各国雪崩式降低汇率以自保，唯有中国坚持汇率政策不变，维持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同时力挺香港顶住国际游资的打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与信任。1997—1998年的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是直接导致在此之后，中俄两国不同程度转向告别“华盛顿共识”，开启新世纪后逐步走向强调自主发展的改革模式的一个重要起点。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萨科齐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等领导人先后经过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七国集团之外，建立二十国集团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21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变迁中、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关键举措。
总之，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影响下，各国通过国际国内关键性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国际力量格局，推动世界秩序的变化。尽管不是通过战争，但危机后国际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同样相当深刻。
以往几十年来，曾经出现于东西方各国的反体制力量，形式各异、主旨不一，包括学生运动、社会抗议运动，也涉及以极端恐怖主义为形式的反对现行国际国内体制的活动。基于反对国际国内的现行体制的这一鲜明而近似的特征，笔者拟以此出发，探讨其对于国际秩序变更的影响。
1968年运动是当代世界历史转型的一个界碑：这场遍及欧美各国大学校园，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自发的“反体系运动”，推动战后西方福利国家进入新阶段，同时，也导致国际反霸——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和反对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缓和阶段的到来。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1968年运动体现着广泛意义上的从“现代”向“后现代”的时代转换。从社会转型与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看，1968年运动不光尖锐批判西方战后的片面工业化，挑战欧美国家机器以及意识形态的衰朽，而且直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合理性。青年学生们直言：现行的西方知识体系貌似价值中立、科学，实际上都是被用来维护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时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终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同时，1968年革命导致旧左派的衰落，战后始终保持活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从此走向式微；这场运动也刺激了70年代末西方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实际上对世纪末的国际思潮和制度变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1年反人类、反秩序的“9·11”事件，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受到外敌的袭击，当时也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的作用在于，第一，为美国保守主义——也即以先发制人的强行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到处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的——国际战略路线，打开了大门。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有一个反思，认为“9·11”事件发生期间美国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因为把手伸得太长而加速了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
第二，“9·11”事件之后一度曾经出现中美俄和其他大国之间联合反恐的短暂合作，这为后人留下启示：危机之下，大国依然可以紧密合作。
一方面，从2000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以后，“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等西方各国的反体制抗议不断。另一方面，在非传统西方国家，从科索沃危机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后，直到趁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内部的严重腐败、贫富差距与官僚主义，以所谓“颜色革命”方式，连续不断组织街头抗议，接连引发政权更替，引发新兴国家的高度警惕。近年来，西方出版界出现了一些对“颜色革命”的研究和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用各种秘密和公开手段，在新兴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内幕，令人触目惊心。 [2]
总之，反体制力量，不同于战争与革命，也不同于金融—经济危机，但是，以超越国界的、非常规性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或现代信息传播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动员民众走向社会抗议，抑或以暴力恐怖主义等方式，挑战现行治理模式，深刻而有力地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演进。
历史地看，国际规模的大灾变同样时而直接、时而间接地引发世界秩序发生变化。虽然，灾变往往与其他社会危机交互作用于秩序变化，但这一“无形之敌”的作用力凶险难测、突如其来，往往产生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暴发、而后波及整个西欧的这场大瘟疫，导致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此后瘟疫在西欧各地又多次暴发，甚至传到了北欧与俄罗斯。黑死病流行期间，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严重“甩锅”，成为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攻击的对象，受到驱逐与迫害。但同时，这场灾难冲击了欧洲的农业，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的汉萨同盟的对外贸易。到14世纪末，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这一时刻也逐渐进入高潮。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烙印。
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于1918年初发源于堪萨斯州哈斯科县。但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公布了流感的消息，此后，这一病毒被习惯地称为“西班牙病毒”。
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灾难。通过军队和战舰长途运输，病毒被带到了世界各地。记载表明，得病者十分痛苦，剧烈的咳嗽甚至使肋骨和胸部肌肉撕裂。当时的世界人口是现在的三分之一，但是大约有5 000万人丧生，有人认为，可能高达1亿人。
历史记载表明，美国总统威尔逊前往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得了严重流感，体温达到39.4摄氏度。与各国元首谈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臆想中自己的住处都是法国间谍。本来，威尔逊坚决不同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国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洛林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评论威尔逊的状态时说道：他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有人曾经还怀疑，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中风。但是，威尔逊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则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这就是这场灾难直接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秩序形成的一段历史记载。
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是：
一场大流感，人类文明差点就灰飞烟灭。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在他关于《大流感》一书中写道：“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惧，可谓知易行难。……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不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布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1986年4月26日，现在乌克兰境内靠近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造成损失大概2 000亿美元（包括通货膨胀因素在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特大事故。
笔者是在这场事故之后大约三个月，到苏联去学习，目睹了这场灾难给苏联晚期政治经济，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苏所拥有的可能几百倍毁灭人类的核武库，成为推动当时美苏和解、终结冷战的动力之一，而且核灾难中所暴露的苏联体制的弊端，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背景之一。
总之，国际规模的巨大灾变，往往是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但是巨大灾变所带来的危害，比如，死亡的人数，对整个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预谋所造成的伤害。
综合地看，第一，关于危机现象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变化，如此宏大的话题，如果仅仅是用上述一一对应的方式加以表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本书所述，仅仅是提出危机现象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的关联性，但远未深入发掘每一次重大危机与世界秩序的变更与延续相互之间的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关系。比如，地区性的和局部性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最终变化？这些次一级的危机与全局性危机有何联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二，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导致了秩序变更以后的多元、多样、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欧洲内部的多元化的初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以帝国为承载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是包含着美、英、法、中、俄（苏）的更加包容广泛的遍及东西方各大文明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共存；包括冷战终结之后，尽管美国一度以单极世界理念称霸，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治理系统中出现的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变化，虽远未结束冷战后美国称霸的格局，但同样意味着世界秩序演变中的多元、多极行进的强劲势头。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下的力量对比变化所触发的全面危机，是推动历次世界秩序构建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同时有若干力量中心存在的动因。
第三，人类文明积累中的一项宝贵财富，乃是面临危机时，能够在历次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之间的排他性观念与利益的尖锐冲突；能够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行为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专家们承认，多年以来，文化范畴在国际领域影响广泛却构建不足，这一长期的学术缺失导致我们忘却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理应十分重视的对于国家尊严和威望的维护，这是严重影响国际行为成熟发展的突出原因。
第四，当下人们普遍关注以GDP式的、坚船利炮式的，抑或数据化的综合国力为表征的力量格局和秩序演变。但是，观念性力量，以及非常规的或者不可知灾变力量在世界秩序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似乎还远远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本书关于灾情、灾变、1968年学生运动、“9·11”事件等对于思想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变更问题的探讨，只是刚刚掀起大幕一角，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在历史地、综合地对上述危机与世界秩序演变之间的关系作扼要回顾之后，进一步探究作为过渡期的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现有状态，是为了搞清楚基本的国际变量在其中生变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构和趋势。
与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变更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条件下进行的。在战争条件下，犹如斯大林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时代就不一样，虽然力量格局实际上也在变化，然而，基本上只能通过沟通、谈判、妥协、竞争、合作、结盟等非暴力方式，当然，也包括使用恐怖袭击、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方式，来影响秩序变化进程。
所以，从形态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原有体制机制出现了大量的转型、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是冷战后全球转型的“半秩序”状态。
具体说来，这样的国际社会“半秩序”状态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全球范式的总体转型”至少应包含有三个要素：（1）国际治理方式的延续与变更；（2）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体制的保持和改革；（3）与之相应的各国的或者多国协同的战略、策略应对。“三位一体”的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互相关联，构成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内容。 [3]
就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冷战终结以后，经过了很大的变化。大体上从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美国为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范式，正在走向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从发展趋势上看：（1）国际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借助于冷战胜利的红利，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但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天平转向了多极、多样、多元化的发展。国际治理结构从七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是其显著的标志。（2）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结构——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普遍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方式，逐渐转向确立各自的自主性、寻求符合各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3）国际的战略互动由全球走向区域。借助全球化之势，美国全球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歌猛进，北约东扩式的伸展曾经不可一世。但在世纪之交，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逐渐地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出现疏离和争议：欧盟从一体化走向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以中俄合作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地区事务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地区合作模式纷纷涌现，但同时也进入了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国际与区域秩序的过渡期，尽管和平条件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希望通过战争释放能量、达到利益诉求的那部分人，还是通过化整为零的大大小小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与地区战争，以期实现自己的图谋。比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还有连续不断的“颜色革命”。
总之，首先是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兴国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内部转向，然后，东西方外交战略互动出现从合作主导走向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外部转向，再之后，世界秩序逐渐出现了类似于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组织形态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范式性的整体变化过程。
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显示出若干新的特点。
其一，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是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特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汤因比、史宾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纪的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而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的非凡辉煌。但是，这一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样。关键问题在于，首先，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逻辑角度一直强调：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走向终结。“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
作为一种始终要以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识形态而言，冷战终结，对美国的挑战虽是隐含不露，有时还回光返照，但却是非常实在而深刻的。同时，一个越益明显的大趋势是，多少年来一直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征兆：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选举，选出的却是自挖墙脚的一批民粹人物当道，然后引发的是类似于2020年美国大选中几乎一半对一半的国民分裂。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福山自己就说过：两党体制是西方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如今信息时代，自然会趋于解体。笔者也曾经当面请教过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依然确凿无疑，而且今天欧洲大国的两党体制确实已变得面目全非。
言论与发表自由，曾经是西方的骄傲；但是，今天则大量地出现虚假新闻与谎言捏造，甚至受到了执政者的推波助澜。体制的开放性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曾被引以为豪，但是，仅现在的难民问题，就直接引发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无论是马克龙2019年8月27日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还是2020年2月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年度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
，都是“西方的衰落”这一命题的证明。
其二，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结，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与西方的衰落态势互成犄角。之所以新兴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因为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新兴国家都曾经是历史上雄踞一方的强者。而21世纪以来的新兴国家重新聚合，不光是以超越全球GDP总量一半的强劲势头推进，而且表现出深厚广泛的长期发展潜能。前所未见的是，新兴国家呈现出颇有章法的一步步推进的组织化状态。以中俄聚合的路径为例：不光是有着从建设性双边战略伙伴—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成长路径，而且，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推动下的观念趋近。实事求是地说，历次危机对中俄的接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上文言及，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中俄两国同时感受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压力。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美俄关系从原来相互间相当高的居民信任度，一落千丈。原因在于，美国根本不理睬俄罗斯对传统盟友的关切，轰炸南联盟，以凸显美国的威望。而正是在这一场疯狂的狂轰滥炸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无辜受难。包括在此后的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中俄立场协调，以及之后在欧亚地区发生的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等，中俄之间是切实地通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和挑战而拉近距离的。
其三，多重网络与链接制约之下的动态性极化力量结构，乃是当今西方衰落与新兴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过渡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科技经济和观念形态迅速更新之下，新的结构特征正在出现：（1）丰富复杂的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原有的极化结构受到制约。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截至2019年，中美之间超过5 000亿美元、欧美之间超过6 000亿欧元、中欧之间超过6 000亿美元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尽管在疫情之后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不可能被歇斯底里的极端势力所全面阻止。（2）这样一个网络是通过各种链接贯穿而成，其中有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包括知识与思想领域的链接。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以传统国际政治的排他式的区域构建，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互补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国际结构中各极之间相互阻隔的态势。（3）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结构中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活跃态势，如全局层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三边组合；如区域层面上的：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三边组合，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博弈，形成千变万化的均衡状态；但是，又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关于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国的极大干扰，美国毫不掩饰地向欧洲国家施压。但是，多个欧洲国家经过激烈争论，还是着力于推进与中国在非核心领域的5G合作。这就是新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又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欧亚大陆方向的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欧、俄都有强劲的合作意愿，但是，俄方已经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如何与之对接成为新的聚焦。中欧合作也有很好基础，但是201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文件把中国视为“体制竞争者”。这意味着上述三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与困难，需要探索和合力推进。
在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转型与争议中，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理论问题的争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90年代晚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问题争议；围绕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出现的“民主与威权主义争议”；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关于“民主和平论”的讨论；伊拉克战争前后出现的“新帝国”以及“新保守主义”的辩论；逆全球化背景下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议；以及“市民社会”概念是否适用于非欧美传统社会的论战，等等。
总的来看，这些问题的争议不光具有涉猎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术内容，而且，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也与全球范式转型中的三个层次：国内治理模式、对外战略、世界秩序取向等问题密切相关。进一步言之，这些理论争议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一，当代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即，究竟是普遍性价值取向重要，还是多样性价值取向重要的问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表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先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唯有通过两者的对话，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就当今国际事务而言，恐怕唯有对话——作为人类属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才是排解危机的仅有通途。其二，当代世界进程中的时间序列问题。究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序列，还是以当地时间序列来认知世界事务的问题，与当今国际危机与冲突现象密切相关。欧盟的政治家认为，当今国际事务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因此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实现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认为，至少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尚处于现代阶段，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国家建构，还是俄罗斯更为迫切的任务。两种不同的有关时间序列的认知，为地区冲突打下深深的烙印。其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还是密切交织的不同认知，乃是这一秩序转换时期的突出特征。在近年来参与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本书下文简称为瓦尔代论坛）的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地亲耳听到普京总统谈道：原本以为，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我们能够与西方和谐共处。但事实证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照样会受到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打压。 [4] 看来，借意识形态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图谋一己之私利，依然是转型期国际政治难以避免的现实。
无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是否被人为地互相混淆，无论是关于时间序列是否还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也无论是关于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究竟何者重要的探讨尚未有结论，所有这些尚未被彻底搞清的政治哲学命题，都被作为美欧国际战略的工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命题的讨论之中。也即，一是“民主与专制”的命题，一是“民主和平理论”。小布什时期，特别是其第二任总统时期提出的“自由议程”，正是将两种理论人为嫁接，并成为世纪之初在欧亚国家和地区推行“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纲领。
能用“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当今世界吗？经典西方民主制度和非西方国家探索实践中的民主制度自然会有不同，但人们仍频繁地看到，西方舆论习惯于把国际社会分成决然对立的“民主”和“专制”，然后不分青红皂白，一捧一贬。值得关注的倒是曾经提出“历史终结”命题的福山，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记者问：“您曾经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预言，自由民主国家会取得胜利，为什么它们面对病毒显得如此不堪？”福山回答说：“我并不认为政权类型与抗疫成效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实际上，福山这是继承了他的老师，也即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传统，还是比较倾向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的问题，放置于重要位置。当记者追问：“尽管对中国抗疫举措有着各种疑虑，但它不是给西方民主国家再次提供了真正的替代模式吗？”虽然福山并不放弃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但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他说：“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真正考虑民众福祉的是政府，至少考虑的也是怎么帮助他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或多或少都能在邻国找到，如日本和韩国。”
与上述观点的情况相近似，所谓“民主和平”理论提出，似乎唯有西方“民主”国家会导致和平。而且引经据典，称这一说法来源于康德。康德的确写过“永恒的和平”的文章。但是事实上，康德最担心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过度民主的“暴政”，而他倾向于认为行政与立法相分离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础。
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就来自各国议会“民主表决”通过的决议，同意投入战争。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正是美英两个民主国家，为了称霸世界，藐视联合国安理会，罔顾伊拉克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而发起的。200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代表团来沪访问，笔者曾经就此当面请教过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罗伯特·基欧汉。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民主和平理论”这一提法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思想理论争论，与上述力量格局的结构特征互相耦合，不光表明欧美存在的物质性形态开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论领域的传统优势也趋于动摇。与此同时，危机冲击下的思想理论创新，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为新秩序的到来勾画蓝图。
总之，“半秩序”状态下国际社会的新旧交替、动态易变、规范缺失、组织涣散、面临多重选择的这种局面，一方面，在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疫情面前，一度显得捉襟见肘、穷于应对；另一方面，一旦人们对于这场灾变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借助于世界秩序转型期的特定架构环境，便能够逐步地化险为夷、化敌为友、转危为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往世界秩序是否将不复存在？抑或疫情还只是对既有发展趋势的推波助澜，至多只会部分地改变世界？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立场。
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观点：长、中、短时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延续将会共存。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地理与文明形态的影响，将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其一，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趋势将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场疫情就彻底改变千年文明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比如，直至19世纪中叶之前的数百年中，欧洲国际秩序——包括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爆发战争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亚洲国际秩序。
又比如，1689年，当时还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专制君主国家的沙皇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维持了此后一直到19世纪晚期清朝衰落、沙俄大举东侵前近两百年的和平。可见，尽管西方曾主导世界秩序，但在地区结构和大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非西方文明，始终是世界秩序重要的丰富和补充。这是积极乐观的一面。而不太乐观的另一面，则在于基辛格在《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想法：世界秩序只有一个，而各大文明都怀揣自己的抱负来到这个世界。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经久不息。最新的版本是，一方面某大国新闻发言人把“文明冲突”提升为“种族间冲突”，而另一方面则否认“文明冲突”，认为只有“文明和非文明的冲突”。看来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东西之争，“文明冲突”的辩论就不会停止。这是疫情所改变不了的定势。
其二，地缘政治结构也将持久地影响国际合作与竞争。首先，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与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几乎将永远存在。不可动摇的事实是：英联邦一个个海外殖民地的独立不会引起英国本土的动荡与革命；而地处大陆的苏联一个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连锁反应，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与革命。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海洋地缘政治将会始终视分化和肢解欧亚大陆、避免出现任何来自海洋的威胁为己任；大陆地缘政治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定会通过加强欧亚大陆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的联系来维系陆权稳定。疫情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相反，一定有人会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态势，借疫病之机兴风作浪，争夺地缘空间的影响力。
从中时段看，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许可以被视为与当今世界秩序变更有直接关联的两大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势必将会是比较长期的态势。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对比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后，其形式和内容会改变，但是，全球化本身难被阻止，它将会寻求更符合当代需求、更有质量层次、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的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危机属于“全球化危机”的观点，对于未来可能从全球转向地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较长时段看，从全球化向地区的不同方式的转移早已开始。适度把握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联系，会是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短时段看，其一，人类面临着最大的共同挑战。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的大小，都经受着疫情重大冲击，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共克时艰，并非只是一句口号。从1918年初暴发大流感的经验来看，疫情一波又一波发展，一直要延续到1920年。今后这一到两年将是人类的共担风险时期。
其二，各国抗疫的做法异中有同：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处理疫情，各国都还是以“封堵”为主；包括灾后复工复课，各国值得交流与合作的方面，要远远超过利益冲突的部分。但鉴于固执与偏见，还是需要认真地探讨一些值得权衡的深层问题，以理服人：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1）就灾难面前的人和人关系而言，比如，是否能通过任其传播的方式，形成集体免疫？笔者还是比较接受钟南山院士的意见，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不能以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去换得集体免疫力的提高。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发现：原来强壮的人群在饥荒或者流行病之后，会变得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虽然他们侥幸存活，但是健康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能够延续生命的“恰恰是耐受力最强、最能够忍受匮乏的个体”，比如，熊比猫先饿死，猫比蚂蚁先饿死，恐龙的绝种和哺乳动物的兴起，也正是这个道理。他觉得，经常被看错的问题是，究竟谁才是竞争中的适应者。
（2）灾情下的人和制度——尤其人和民主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剑桥政治学系主任大卫·朗西曼教授认为：第一，“在民主社会，你很难说服人民把焦点放在还未发生的事情的风险上。选民常倾向于把他们已经知道的风险列为优先”。第二，“民主是我们应该极尽所能保存的重要事情之一，因为它让人值得生存，但这并不等同于认为民主是可以保存我们的东西”
。换言之，人的存在是更首位的。就像杰弗逊在《人权宣言》中所表达的：人生而平等的本意，首先就是人的生存权。（3）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以人为本”，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后来被机械地理解和夸大为“人定胜天”，造成失衡。这才有了生态主义者所言，人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在笔者看来，人的有所作为与其对大自然的尊重，本应是统一的，不能将之相互对立。所以，灾情之下，即使文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人们完全可以寻找到更多共同的立场。
其三，灾情之下，经济的衰退必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极大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大国的政治进程，特别是美国2020年11月总统大选和俄罗斯2020年通过全民公决确定的2024年政治进程。尤其对于美国而言，虽然出现了号称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会以互相“抹红”的方式竞争上岗，也可能以这种方式维持执政地位。但大选投票之前的惨烈党争，会更加严重地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这种情势之下，面临着几种选择：（1）要想回到2009年约翰·伊肯伯里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从七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这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能。（2）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抑或“新冷战”。事实证明，至少特朗普政权决意甩锅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局面。从近期看，这对选票有利。中国究竟是按美国设定的逻辑亦步亦趋地入套，还是另有上策？面对当今艰难形势，必须作好全面准备。既要应对惊涛骇浪般的一时冲击，更要经受经年累月持续性博弈的考验。第一，基于目前力量对比，这场恶斗很可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将会是一场相当长期的全面抗争，人们是否已经在所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大规模对抗之前的充满自信，并非坏事。一旦冲突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国际社会的更多先例，乃是精英尚可自找出路，而承担艰难困苦的还是基层民众。第二，“半秩序”转型期的环境之下的一般逻辑，除了两强之外的几乎所有的第三方行为者——在适度支持和同情的同时，更多地会倾向于协调中立。虽然过渡期特征之下，西方结盟关系总体上还有拉帮结派的机会和动员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如冷战时的集团抗争般的跟上战船。第三，从长远看，这场决斗是否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为人类做更大贡献”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显然，这不利于世界秩序的稳妥演进。（3）更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国间的高度对抗势必进一步引发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4）相比之下，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虽然传统工业国家在科技创新、战略实力、舆论传播、结盟关系等方面的领先状态不会一夜间消失，新兴国家合作竞争的潜能也有待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够变为现实，但是，依靠中华文明数千年强劲传统，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惯性，保持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进取态度，尤其是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脚踏实地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同时，扎扎实实地以“一带一路”经营周边，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立足于区域的互联互通。具体地说，让科学务实的精神在我们的决策系统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让各个专业领域能更多地施展才华，让各级管理部门克服官僚主义，不是观望等待而是发挥更多主动负责和创造精神，让富有勇气的新生代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坚忍不拔地面对挑战，那么，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1] Feng Shaolei，“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ith an Eye to the Pas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6.10.2013，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looking-towards-the-future-an-eye-to-the-past/.
[2] Peter Baker，“Tbilisi's ‘Revolution of Roses’ Mentored by Serbian Activists”， Washington Post 2003-11-2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3/11/25/tbilisis-revolution-of-roses-mentored-by-serbian-activists/8cf6a82c-e1ee-4f4a-9276-b5fb6521c3fc/; Abel Polese，Donnacha ó Beacháin，“The Color Revolution Virus and Authoritarian Antidotes: Political Protest and Regime Counterattacks in Post-Communist Spaces”， Demokratizatsiya ，Vol.19，No.2，2011. p.111; David Lane，“‘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5，No.2—3，2009. pp.113—135.
[3] Andrei P. Tsygankov，“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Vol.7，No.1，https://eng.globalaffairs.ru/wp-content/uploads/2020/02/19989.pdf.
[4] 笔者注意到在近些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总统历年的大会主题发言均有涉及这一主题。
瓦尔代论坛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一个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年的特殊的国际对话论坛，在这个论坛上，由俄罗斯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高官与主要来自西方，包括少量亚洲国家从事国际问题和俄国问题研究的国际学者直接对话。从每年的9月初开始，该论坛以“辩论俱乐部”的方式持续一周左右，并且选择一个莫斯科之外的地方供国外学者进行考察以了解国情。如，2008年瓦尔代论坛专家们考察了俄罗斯2014年冬奥会举办地索契、南方城市顿河、罗斯托夫等近黑海地区以及车臣的首府格罗兹诺，包括与车臣、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等地的总统对话。通过这样相当直观的考察和交流，作者作为会议成员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直接场景和大体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