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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在此背景下欧亚地区一系列危机与世界秩序演进之间的关系。在此命题下，笔者侧重于考量各类危机的主客观动因、危机对于全球转型的“再转型”这一新取向的形塑、危机过程中观念与认知偏好的影响力、作为结构性功能的大国三边关系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以及21世纪以来正在行进中的全球转型的阶段性变化与深层机理等问题，以此求索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各种可能路径。总之，对于冷战终结后，尤其是对于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作多方位思考之后，所获得的认知与结论，可以归结为两个词，也即“危机”与“秩序”。
对上述头绪繁多、事态复杂，而且是刚刚不久才发生的宏大现象与深层结构进程的综合性考察，一定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描述方法。一种方法是就事论事、比较传统的白描式、事态记录式的写作。就国际研究而言，这样的写作方式并不陌生。另一种方法倾向于从既有概念或原则出发，设计一种逻辑自洽的叙事结构，然后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对繁复的事态和进程进行选择剪裁。所得出的结论与初始的理念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在被研究对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本书的选择与前两者有所不同：面对“危机与秩序”这样一个颇感不自量力的选题，笔者倾向于以大体上是客观外在的事态与进程为依据，然后以主观参与的深层结构与趋势的分析为机理，在两者动态结合的基础上，以危机现象为分析重点，以全球转型为思辨的轨迹，探寻世界秩序演进的可能路径。
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和写作视角，本书尝试着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全书的第一篇专门探讨危机现象、当代转型、与世界秩序构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本书的主要角色俄罗斯和它对外关系中的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等基本问题进行一个大体铺陈。其余的第二、三、四、五各篇，是按照时间顺序，把作为表象的20多年来的欧亚地区危机现象的升级和转化，分成四个阶段加以叙述：第一阶段，从世纪之交的不断危机，到“9·11”事件爆发；第二阶段，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萌生；第三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俄“重启”、叙利亚战争，延伸到乌克兰危机；第四阶段，随着2016年特朗普参选与当选美国总统，经由2020年国际疫情、大国间关系戏剧性激变。直到2020年底美国大选中的拜登胜选，在此期间俄罗斯艰难地从东西均衡的外交路线，经乌克兰危机逐渐演化成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终于决定向东方战略转移。这一段落尚未终结。上述每一个阶段，其一，从形态上看，既有危机爆发频率和规模等级的提升，包括危机中心的转移；其二，从认知变化与战略政策互动的角度看，又有大国相互认知变化、以美俄关系为轴心的相互关系近乎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循环；其三，从国际演进中的焦点问题来看，全球转型也伴随上述大国关系的起伏，一步一步地向形塑世界秩序的主线趋近。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篇——第六篇，专门论述21世纪以来俄罗斯如何通过在大历史转换中的思想理念重新定位，为外交做出铺垫；并通过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极化、基辛格学说这三种最具影响力的理念的分析和比较，展示未来的世界秩序演进可能因循的路径。而在结束语中，笔者提出“全球转型调整期”这一范畴，分析拜登执政后的俄罗斯取向，及其与诸大国的关系。
在本篇序言中，仅限于讨论作为全书的事态与逻辑进程的前提的三个问题：第一，当代的和平发展，究竟仅仅是一项政治宣言；还是一个经长期积累形成、由构建中的国际秩序所力图维系，并且是人心所向的潮流所支持的一个时代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需要精心维护方能延续的国际环境？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听任各种盲目自发、激进极端势力折腾，当代世界秩序的稳定和改进，就无从谈起。第二，从冷战终结后开始的全球转型进程，自世纪之交起，伴随着各种冲突与危机，正在进入一个“再转型”的新的历史过程。在本书的叙述中，全球转型的“再转型”是一个关键的、支轴性的范畴。这一进程无论从各国内部体制结构、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作为连接前述两者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来说，都呈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因此，围绕着“再转型”的动因、过程、所秉持的理念、外部结构与环境变迁，需要探讨整个国际进程究竟呈现了什么新的特征？第三，这样一场大变局中，俄罗斯与中俄关系所处的地位受到怎样的趋势的激励与推动？中俄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又将导引出怎样一幅危机与全球转型之间相互关系的未来图景？
以下，分别展开对上述这三个问题的讨论。
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回望2020年，最难忘的一定会是疫情中的生死煎熬，经济“断链”下的困顿失望，罕见的危机与冲突带来的焦虑、惊恐与期待，还包括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年终时刻颇具戏剧性的峰回路转。2020年，大概没有太大争议的是，将成为世界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年份而被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一年人类所遭逢前所未见的抗疫、世界经济与大国关系的综合性大危机，而且2020年的经历尤其带给人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和平、安宁的环境，实际上，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2020年11月中旬，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已过多日，拜登胜选已定，特朗普仍不肯轻易交班。而全球疫情则进一步蔓延，人们不仅关注美国国内政局，尤其为大国关系的动荡而十分不安。此时已经97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除非美中有一些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向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就若干现象而言，这两个世纪交替阶段的确有着近似之处。首先，都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19世纪晚期物理学革命带动下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及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像20世纪末出现的信息革命和科技进步推动下的全球化进程。然后，科技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无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还是百年后的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都不可避免地催生国家内部分化和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尤其是这两个时段都存在着以下的共同之处，其一，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包括平民主义的普遍崛起；其二，都发生了国际体系中原有的主导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其三，都可以看到全球称霸者往往只是沉湎于炫耀实力，而缺乏真正能号令天下的思想创新；其四，这两个时段都出现了大国结盟与伙伴关系的变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不光西方的英、法、德、俄等欧洲大国之间，而且地处亚太的日本、俄国、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变换。俄德结盟变成了俄法结盟；英德接近变成了英法结盟；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竟然会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把往昔相互之间敌对的三个国家结成以自己为敌的联盟。包括日俄战争期间打得你死我活的日本与俄罗斯，居然在战后几年中也秘密结盟。这就说明：帝国同盟已无“神圣”可言。无论是化敌为友，还是变友为敌，目的只是在博弈中胜出。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似乎也或多或少地看到这种结盟与伙伴关系迅速转换。比如，美国与欧洲关系的疏离与重启，包括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动。
百年前的所有这些冲突和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迎来了一个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战争与革命层出不穷的新世纪。这说明，只要存在上述危机和冲突现象，大战的灾难就会具有很高的几率。所以，基辛格这一警告非常重要而及时。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基辛格没有解释，虽然大大小小危机接连不断，并且不断地被警告存在着巨大冲突的危险，然而，似乎现存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处于一个努力维持和平、避免大规模冲突的过渡状态之中，即使出了像特朗普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物，大国间也面临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但是，整个世界还是不那么愿意轻率地被卷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局面。
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百年前后的这两个新老世纪的转折时期除了上述的类似之处，但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今天毕竟还存在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制。以安理会为标志的国际安全机制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其影响力还依然存在。在阻遏地区冲突演化为全球危机的过程中，其作用无可取代。虽然，关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组织的现状与作用出现了很大争议，但人们还在力争改革提升的机会。疫情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减免巨额国际债务的决定，世界银行也决定发放1 000多亿美元支持抗疫。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疫情后恢复经济。世界贸易组织若能在维护多边合作的普遍意愿基础上恢复争端仲裁等关键功能机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能在份额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这将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举措。这是在一战之前所完全不具备的历史条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在危机动荡的考验之下，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就在基辛格提出上述警告后三天，一个重要进程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为RCEP）最终由15国签署。RCEP不止是区域合作，也是一个全球重要进程。这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被会免税，服务贸易水平也大大超过目前状态，同时为中日韩自贸区构建做了重要的铺垫。关键之点在于，RCEP并不是由中国所领导，而是由中国所大力支持、但由东盟首创主导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人们似乎看到战后欧洲一体化逻辑的某种推广：德国崛起和欧洲统一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的。但是，亚太地区合作进程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一，RCEP并不是以欧洲式超越国家主权的所谓“后现代方式”推进——人们今天已明白无误地看到欧洲区域进程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无尽的遗患。其二，即使拜登执政后继续推行拉帮结派、打压中国的经济战略，亚太地区也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局面，而不是由力不从心的美国主宰一切。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伙伴国家共同签署RCEP协议后短短几天内，马上又主动提出准备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的动议；而就在2020年倒数第二天晚上的另一个重大进展：历时7年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终告达成。这进一步让世界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以及欧洲，超越藩篱，力争在一个动荡的世界走向多边合作的意向。无论今后RCEP、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争取加入CPTPP等进程会面临怎样的艰难前景，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不可能具有的推动地区和全球合作的强劲意愿，还是可能降低不期而遇的重大战争风险。
第三，即使“五眼联盟”“印太联盟”等显示出地缘政治特性的新组合，包括北约企图“印太化”旨在遏制，或者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犹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坚持认为：“没有人愿意跟美国加入反华同盟。”而大量的居中间立场的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从而激化对抗性的大国冲突。这成为牵制形势迅速滑坡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年之前的20世纪初，并没有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处中间状态的群体选择，而是出现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结盟对抗，这才导致世界大战。所以，选择群体性的结盟对抗，还是群体性的不选边、不结盟、保持中立，这是会不会导致全球对抗的又一关键背景。
所以，当前尽管也存在从危机转为战争的风险，但受到正在构建中的国际格局的制约。这里所说的“国际格局”不同于单纯制度和机制安排，还包括人心所向。总体而言的民意并不希望战争与革命，而更多希望和平与发展。这不像百年前的世界局势，人们更多地处于狂热的革命与战争的幻境中。最后，不幸地听任战乱成为现实。
当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重要选择的同时，必须强调不可忽略的另一面，这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和努力，方能得以维持的宝贵的国际环境。
其一，三四十年全球化的强劲推动力，由盛而衰，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总体上进入了一个减速的下行期。这是与此前的和平发展时期不尽相同的重要背景。尽管中国继续将保持高于平均速度的增长，但是也将受到一个总体下行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如果说，以往十多年世界经济的减速下行加剧了各类国际矛盾的激化，比如，传统能源需求远不如2008年前那么旺盛，这就相对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能力；那么，疫情和俄乌冲突后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下行的趋势，将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二，当代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也来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进程中长时段因素的重趋活跃。作为长时段因素的文明因子，激励了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实际上，这是千年古国老树开花，重新焕发青春。一方面，传统文明使新兴国家在与传统工业国家的竞争中更有底气；但传统文明的桎梏，同样也为新兴经济体的进步设置了巨大障碍。长时段因素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地理因素重回舞台，使地缘政治重现于大国纷争之中。海洋与大陆地缘政治抗衡的古老话题，活生生地以花样翻新的各种组合，卷土重来。长时段因素中的气候变化，更以前所未有、相当直接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这也是与20世纪80—90年代和平发展时期不一样的局面。
其三，大国间相互认知正在发生全面而迅速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初年，国际政治领域一度具有广泛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流认知，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对外关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如前所言，正逐渐地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大国间相互认知的变化，尤其呈跌宕起伏的态势。其中，包括若干年来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包括对华认知先后呈急剧改变的态势。总体而言，危机对认知态度的急剧改变往往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中，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认知水平迅速下跌。所以，观念形态以及心理偏好的急剧变化对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其四，危机频发期的到来，究竟是世界进一步趋于动乱，还是旧秩序动摇、新秩序来临的征兆？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世纪交替时刻的全球转型阶段，较少发生国际冲突，大国间关系相对平稳，其背景与美国“一超”垄断世界的局面有关。但从世纪交替时开始，国际和地区危机接连不断。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起延续至今的北约东扩，1997—1998年几乎在俄罗斯与东亚同时爆发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然后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紧接着是2001年的“9·11”事件。此后，美国又发起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马上又出现了接连不断的“颜色革命”。时过不久，2008年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又爆发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再之后就出现了“阿拉伯之春”，以及延续至今的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在欧亚地区危机不断的背景下，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包括特朗普上台后挑起一系列大国关系危机，直至国际疫情以及战争的爆发，人们目睹了在欧美发达国家核心地带所出现的一波接一波的危机形势。人们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连串连绵不断的、各种方向不同力量之间的任意冲撞，究竟会把世界引向何方。
有鉴于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是一个由构建中的国际秩序保障、由人心所向的潮流支撑的时代选择。同时，面对不可避免的挑战，这并非一个与生俱来、唾手可得，而是需要通过卓绝的斗争加以捍卫、需要加倍精心的努力加以呵护，方能得以延续的国际环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之中。这里的全球转型的含义主要是指：其一，各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其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其三，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转型。这三者经过互动而形成的普遍性趋势与进程，可被视为全球转型的总的态势。 [1]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差不多同一时段，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推出新保守主义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时期也确实在高层内部开始准备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苏的政治领导阶层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无论国际国内都面临着的严重危机状态。于是，尽管各自的应对方式和时机选择不同，但都顺应当时内外体制和秩序构建的紧迫需求，提出了改革与转型的要求。这与终结冷战、构建新国际秩序等外部进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究竟是历史巧合，还是意味着无论东西方，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层结构与态势，正超越各国内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探寻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10年左右时间里被大大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调、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全球转型，进入21世纪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逐步转化成为以主权加强为背景，以多元化的文明复兴为载体，以多样化的制度转型为主题，以多极化的力量格局为依托的另外一种全球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转变。像笔者这样既经历过冷战结束前后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外秩序转型，又目睹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本身的再一次“转型”的一代学者，恐怕无不为之而感叹沧桑巨变。
对于21世纪前后的这种全球转型的“再转型”，可将其动因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演进，另一方面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的推动。从自然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推动“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后一种转型的最主要动因，乃是科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等当下趋势与地理、气候、文明等长时段因素的相互交织而高速扩展。在这一进程当中，西方的衰落，新兴国家的群体成长，成为既是现实、又是预见中的潮流。随着全球化大潮滚滚而来，人们看到一个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新世界正在渐渐地呈现轮廓。
而就后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选择的动因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包括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人们在制度选择上究竟是走向开放，还是趋于封闭；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走向僵化，还是务实；就交往方式而言是走向对抗，还是趋于和谐；在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究竟是一国独霸，还是多元共存。显然，这几十年的历程证明，主张开放、务实、和谐、多元共存的力量逐渐地显示出了不可阻挡的优势，展现出先是学习西方、但又迅速超越“华盛顿共识”这一制度模式的巨大潜能，导致了向后一种全球转型范式的深刻转变。
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的过程中，人们依然遭逢的关键问题之一，乃是以旧日的简单划分来区分敌友。比如，当今世界是否仅仅能简单地以“专制”“威权”和“民主”“自由”的对立来加以划分。2020年疫情前后与大国变局的无情冲击，揭示出把世界一分为二的那种简单化的图解，大大扭曲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为什么一个不久之前还互相尊重而发展合作的世界，会如此迅速地跌入互相直言谩骂、乃至于兵刃相见的世界？为什么崇尚民主，竟会把一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置于前所未有的人种族群、思想观念、财富差距、社会分层的高度撕裂与对立之中？更加危险的，危机正在从国际领域转向国内，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转向欧美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2020年大选中，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的选民出现了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的分庭抗礼状态。冲击美国国会的暴行表明：曾经被西方用来主导世界事务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一旦被夸大和滥用，将会导致何等不可预计的风险。
记得曾经在2010年雅罗斯拉夫论坛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俄罗斯是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打算“重启”对俄关系。最后一个登台讲演的布热津斯基先生在他的论坛发言中公开主张，现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建立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他讲完话走下论坛，我们便一起步入餐厅。布热津斯基先生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从中国来，您对我今天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何看法？”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曾经主张G2，你们不接受。那么，你们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一起来组成另一个联盟。”当时，我回答：“您不担心这样来组建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入席开始了晚餐。我一向尊重作为前辈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先生。直到他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现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多年；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后，有人认为，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的战略选择。因此，对此做一介绍，便于理解当下的事态。值得指出，乌克兰危机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恶化，与其说他依然恪守“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探讨、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中一个小小的但不无启示的侧面。
理论上，我并不赞成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关于大国竞争必然走向对抗的论点。但是，他本人对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判还是非常犀利的。他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一个单极世界还有存在理由的话，那么，到21世纪以后的多极世界，民族主义和主张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绝对压倒了自由主义。这也说明，即使在西方国际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对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简单划分世界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争议。
从理论渊源上说，有人说，民主国家才能导致和平；并且认为，这一观点是起源于伊曼纽尔·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这篇长文。我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康德此文所担忧的恰恰是“民主的暴政”。有学者认为，他更多倾向于是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虽然，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制度模式，确有权力的集中分散、效率的高下之分。民主和自由，毫无疑问是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当这一目标被运用于国家间关系，便面临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各种制度模式的改善和优化，首先是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确认主权高于一切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几百年来能延续至今的根本性原因。同时，人们也力争学会通过良性的竞争与合作，而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与专制”把世界一分为二；也不是通过战争和破坏、通过构建军事联盟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优化和改进国内制度和构建世界秩序。原则上说，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和平地重建秩序的客观条件。而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格局30年来和平地向新秩序过渡，虽然代价巨大，且前程艰难，但还是证明了以超越意识形态与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际秩序更替的现实可能性。
以上说的是关于全球转型为何出现了“再转型”的这一重大转折，以及“再转型”的可能路径及其争议。
全球转型的第二个核心问题，乃是国内体制转型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问题。作为这一种相互关系的最典型体现，莫过于冷战终结以来的美俄关系。人们看到美俄双边关系周期和俄苏国内政治周期的戏剧性的高度重合。
先来看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周期性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当下，美俄（苏）关系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从缓和、“重启”，然后又转入危机、冲突的周期性过程。戈尔巴乔夫一度轰轰烈烈地改善美苏关系，最终以苏联的突然解体而告终。叶利钦的“一边倒”向西方靠拢，以此作为独立后俄罗斯的选择，但在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中，美俄几近不欢而散。普京上台之初，同样以首访英国、合作美国、面向西方为出发点，但是到2007年，普京以一篇措辞犀利的慕尼黑讲话，宣告了美俄角逐拉开序幕。梅德韦杰夫2008年上台，尽管刚刚执政的奥巴马对他寄予高度期望，但俄美关系还是在格鲁吉亚冲突、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硝烟弥漫以及普京回归后，重归沉寂。2016年底，特朗普大选获胜，很想对美俄关系作一番突破，不料不仅没有建功立业，相反却激起建制派、反对派的强劲抵制。美俄关系再一次“重启”还未启动，已胎死腹中。几十年来，美俄间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从接近到崩坏的循环过程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拜登开始执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上台之初都曾经演过的美俄“重启”的活剧是否会重演？事实证明，这类再三重演的历史周期性现象，不会因为各有特性的个别政治人物的离场而消失，而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借助于另一种机遇卷土重来。
在此同时，人们发现，与上述美俄关系周期性几乎同步，还存在另一种内部的周期演进。也即，无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中间还有一段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二人转”，俄罗斯在历次与美国关系“先扬后抑”的同时，几乎每一届政权都经历内部权力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戈尔巴乔夫高举“民主化”的旗帜上台，但到苏联末年，他已转向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新设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大重任集于自己一身。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登上舞台，但临到执政晚期，要靠家族和寡头才能维持政权。来自自由派阵营的普京上台伊始，基本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期的政治路线，但是从2003年开始，将地方权力回归联邦政府和对抱负过大的能源寡头收紧管控，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舆论的调控。2008—2012年期间梅普“二人转”，一度释放出俄罗斯趋于放松政治经济的态势。然而，2012年后普京重回总统大位，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政府权力相对集中的过程。这样一收一放、一紧一松反复出现的俄罗斯内部政治周期，究竟是因为何种原因与美俄关系的周期变化不谋而合地发生谐振？不管这一问题有何结论，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上述的集权分权、周而复始的政治周期，或迟或早、也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出现。
俄罗斯内部体制转型与对外关系之间的这种紧密相关性，看似充满戏剧性，但并不是一种特例。相反，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出现在其他大国关系之间。这就提醒人们，虽然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国内体制，包括对之进行改革，这是不可动摇的准则。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各国国内的体制演进，尤其是大国国内体制的演进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家间关系中得到反映。
总之，为什么一个原本是倾向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转型，会变成一个基于主权的，主张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另一类转型，关键乃在于，这既是客观自然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主观地对意识形态和制度进行选择的两种基本进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其中重要之点在于，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国内体制变迁和对外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而另一方面，不能再重复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对抗的老路。用两句简单的话语来概括：人间正道是沧桑，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首先有赖于思想的健全。
当昔日世界霸权国家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困境之时，从危机转向秩序的艰难进程，将自然而然地更多有赖于新兴国家。而俄罗斯与中国又是其中的最为关键的两个角色。它们如何来调处危机与秩序的关系，势将会成为全球事务的焦点。
也就是在上述基辛格发出对于中美关系警告的同时，彭博新闻社几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展望。他们认为：“冷战结束——被誉为是历史终结——其实只是一个篇章的结束和另一个篇章的开始。世界正处于混乱的过渡期。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心从西方向东方、从自由市场向国家、从民主制向民粹主义转移。对企业、投资者和决策者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它才刚刚开始。”
在笔者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的东方和西方之争、市场与国家之争、民主与民粹之争，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预判。但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总是比预言家们的结论，要来得更加丰富多样。
至少存在着三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新兴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全球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接近与翻转，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国际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正在比想象中更快地来临。尽管欧美工业国家在军事实力、科技创新、金融积累、教育水平、结盟能力等方面仍有优势，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传统文化的支持、大国规模、制度动员能力，以及未来体制改革的巨大空间等因素支持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国家对于转型中世界的抱负与愿景，正在成为推动发展与变化的巨大动力。
虽然，对于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存有很多争论。但是，第一，俄罗斯曾经历了上千年艰难困苦和筚路蓝缕，才从一个来自东欧地区的小小邦国扩展成为世界顶级的大国。疆域迅速扩大所伴生的内外挑战并非其他大国都具有的。其中，腥风血雨的内外博弈，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高歌凯旋中的大国荣耀，也伴随着家国命运的悲欢离合。这种颇为悲凉又孤独的沧桑之感，是俄罗斯独具的遗产。第二，俄国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两次强敌的毁灭性入侵之后，英勇地打败侵略者，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35年前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朋友们就对我说，坚忍不拔是俄罗斯民族的独特秉性。第三，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战斗民族”，而且还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积累和创造性思想的大国。在21世纪国际范式的转变中，俄罗斯思想家们对旧世界的批判，对新世界的构想，起着几乎是十分重要、但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的关键作用。武器的批判固然厉害，但是对于人类而言，归根到底还是很难与批判的武器的威力相比拟。虽然当下的俄罗斯正面临内外巨大挑战，尤其是经济低迷、又遭西方长期制裁的打击，但是，这样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特行的生命经历的重要大国，依然会在全球转型各个领域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当然，同样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新兴国家基于经验对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如何理性并冷静地看待自己。这可能是比看待对手更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俄关系究竟是外部危机推动之下的权宜结合，还是具有强劲内生动力的自觉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
21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俄所推动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一系列国际危机的外部推动之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对世纪初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体预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当下的疫情和大国关系引起的波动，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俄的接近。这是一个不由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在的自然演进的过程。
同时，多年来中俄两国的立意、决策、实践和一系列成就表明：中俄关系完全需要，而且已逐步地从两个巨大邻国内生需求和自主意识出发，从两个悠久文明国家的更多的精神与心灵的交流、而不单依靠物质关系与利益的互补——当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构建我们的相互关系。
对中俄关系的内生需求的认知，同时也由于21世纪以来崭新的大国关系形式——三边关系的活跃，而显得格外的迫切。
从世纪之交开始，国际政治进程中不光出现了美、欧、俄的三方关系的重构，差不多在同时还出现美、俄、中三方的互动。伊拉克战争中，人们首先发现欧美西方大国之间出现分歧，不再听从传统盟主号令，而是通过反战以自保；同时，欧亚地区一系列危机中，俄、美、欧借重三边关系构架，互动斡旋，以免大规模冲突升级。但是传统大国构成的三方关系并未能遏制叙利亚、乌克兰危机的深化。在此背景之下，中、美、俄关系受到空前的关注。与冷战时中、美、苏互相敌对的三角博弈关系不同，总体而言，中、美、俄三方保持互相均衡、制约与合作，依然具有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大国间关系存在着远不止为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如若各方仅为寻租，势必引发动荡，而如若处理得好，则能带来大国关系的稳定。2018年后，中美两国多项实力指标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却遭到美国极限施压，两大国关系突陷低谷，频生危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一度期待以中立、均衡、不选边的立场，而不是如冷战期间的拉帮结派的立场，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也以不选边、不结盟、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似乎重演了三年前俄罗斯在中美关系突然走向冲突时所承担的角色。大国三边关系的轮回变化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总之，在全球转型的复杂进程中，不能只靠单打独斗，甚至不限于双边合作，还需要更为明智务实而不失原则的三边互动、规范制约、借力发力。新兴国家应具有开阔的眼界和超越的思想高度，以更加灵活应变的态度，尤需以内生需求所带来的定力，去承担未来秩序构建的重任。
第三个问题，对中俄而言，重大危机处理与全球转型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全球转型至少具有以下三种前景。其一，仅被动等待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才去求得持续多年的地区或全局危机，比如乌克兰危机的彻底解决。其二，上述被催生加速的各种抱负和愿景之下，还没等到全球转型的条件成熟，已猝不及防地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与危机。其三，与上述两种前景相比，能否以更加理性稳健、但更具远见的态度，反其道而为之。也即，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主动处理危机，坚信事在人为，推动全球转型的条件趋于成熟。事实上，若干年前，当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甚而可能会爆发难以控制的巨大风险的局面下，很多有识之士思考的不光是如何终结危机，而是如何从危机中寻找出路，并通过及时地解决危机，为实现向未来秩序的转换做好铺垫。在冲突不断升级的今天，这样的努力依然具有宝贵价值。
如果说，本序言所陈述问题与主客观趋势乃是本书写作的基本线索和结构，那么，上述最后一点，是笔者所表达的从危机走向秩序的理想途径，也是本书写作最为关切的核心。
旧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
客观地说，当今的确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但是，危机中又处处蕴含着建立新秩序的机遇。因此，只有善于从各种大大小小的危机处理中把握时机、发现机遇，把危机一步步转化成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机制、体制与秩序，也不畏惧种种倒退和偏见，这样，才能够真正转危为机、化敌为友，建立起一个共享稳定与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时代。
[1] Andrei P. Tsygankov，“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l7，No.1，2019，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from-global-order-to-global-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