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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得以进入北大图书馆，不得不提章士钊。曾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与李大钊等于截然迥异世界中的两人，一生中却有着特殊交往，犹如蔓藤交错生长，彼此影响极深。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李大钊东渡日本，恰好是二次革命爆发后的1914年初。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的心情而来。
是年二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为积极支持反对袁世凯复辟，李大钊处于战斗第一线，组织并领导“神州学会”，团结留日知识分子，秘密反袁。
发端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诸多皆由留日学子掀起。譬如1915年，袁世凯密谋窃国，留学界酝酿反袁。各种“反袁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勃发而起，而其中尤以李大钊等河北学生创办的“中华学会”最具代表性。以及由易象、王九龄等湖南学生为主的“乙卯学会”最具战斗力。考虑到宗旨相同，但彼此相对闭塞，加之地缘关系，以及入会资格严格等诸多因素，难免有碍于风起潮涌的“反袁”斗争，后将二者合而为一，这便是“神州学会”。
“神州学会”成员百余人，其下设立有总评议会、干事部等。会员每周六自发组织演讲，意在商讨祖国之前途，以及世界未来趋势。李大钊曾为评议长。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欧战之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亡我中华之“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李大钊连夜奔走呼号，随即联合中国留学生成立“留日总会”，并亲自撰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向国内源源寄发。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以谓有国可亡，有人可死，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宜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事亟寇深，危险万状，谨陈斯义，布于有众，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前此痛史，姑不殚述。粗摄厥要，断自甲午。列强在华，拔帜竖帜，均势之局，乃具规模，以中国泱泱万里，天府之区，广土丰物，迈绝寰宇，任何一国，欲举而印度之、势所弗许。即欲攘我权利，亦辄为他国所遏，群雄角逐，赖以苟安。故欲夷我如卢克森堡、比利时者，亦所不能。惟是燕幕之惨，志士寒心，牛后之羞，壮夫切齿，诚以寄生即亡国之基，履霜乃坚冰之渐也。甲午之战既终，日人挟其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外交黑幕，捭阖纵横；坛坫樽俎之间，乃不得不有所迎拒以图一时之牵制。而引狼拒虎之祸，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
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况乃全盘托出，咄咄逼人，迫之以秘密，胁之以出兵，强之以直接交涉，辱我国体，舆论激昂，则捏词以诬之﹔国民愤慨，则造谣以间之。不曰独探，辄曰收买，忽而离间，忽而煽动，一若吾国人皆鹿豕之不如，尽金钱之可贿。至彼报章横议，主兴问罪之师，政社建言，促行解决之策，欲举其详，难更仆数。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镌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者也。日本既发此大难，中国不敢于坐亡，日复一日，势必出于决裂。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
为使“反袁运动”能够顺利得以展开，并继续造势，1916年初，李大钊乘船秘密回到上海。迅速联络相关组织，于隔月又秘密返回日本。此间，李大钊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并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上刊发《黄种歌》。借其独特的短诗形式，朗朗上口的语调，警醒国民。
早稻田大学学籍簿上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当时李大钊的住所是“牛达区下户冢町五二基督教青年会内”。由此可知，李大钊入学之前入住“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实则为早稻田大学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而彼时与李大钊同期留日的李墨卿，在1933年7月出版的《墨园随笔》中（第497页），亦摘录有《黄种歌》，并明确指出，歌曲的创作者为李大钊。李墨卿写道：“当时同人吟之，莫不击节，且为之血脉偾张……”另，1982年1月5日《北京晚报》亦曾刊载连燕堂“李大钊佚诗《黄种歌》”。后经乐亭人李乐光整理后，编入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选》。
李墨卿，名翰章（汉章），山西潞城人。1906年考入太原优质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为山西省教育司职员。1912年，被山西省政府派赴日本留学，与李大钊共同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期间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一度担任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文牍主任与《民彝》杂志主编。
李大钊缘何要创作《黄种歌》？不妨再稍往前追溯。
辛亥革命胜利，李大钊壮志凌云，曾一度对中国之前景雄心万丈。然而，革命派流血浮丘换得的民主共和制，却被袁世凯政府轻松窃取掠夺。安土息民已成虚妄，李大钊黯然神伤。1918年起，李大钊学习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越发感受到“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之崛起，决然离不开各民族团结合作。所谓勠力同心，众喣飘山。而彼时之华夏大地，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列强欺侮，我全体国民如何努力方可步入民主共和之路？
值此椎心泣血之际，李大钊创作《黄种歌》。谱曲后，初曰《黄族歌》。歌词全文摘录如下：
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短诗的形式，简洁明快，却使得文字的意境，阔达而宏大，且十分具有节奏性。行间字里，难掩百炼成钢之丹心侠骨。朗朗上口的歌曲，立时流行开来，传唱于大街小巷，引为热议。
话外音。关于《黄种歌》，笔者曾多方查阅资料，发现有无名氏撰文《伴我少年时的歌声》，刊发于《读乐亭》杂志第三十七期。文中将《黄种歌》列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大东亚共荣”之宣传曲目，给纳入“日伪曲目”。一度给读者带来困扰。完全以讹传讹。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建立军校。特将《黄族歌》作为黄埔军校建校时期的校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正是一路亢音高唱，伴随着《黄族歌》的歌声，鼓噪而进，开始北伐战争。
更早前，在国内。李大钊第一次读到章士钊主办的《独立周报》，立刻喜欢，且向报社毛遂自荐，负责该报在天津地区的销售与发行。
其时，李大钊与同学积极发起《言治》月刊，并努力撰文，以求与《独立周报》遥遥相对，山鸣谷应。文章中不乏直接引述章士钊之个人观点的段落。
章士钊二十出头即任进步刊物《苏报》主笔，二十四岁时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与黄兴的策士。袁世凯对章士钊的才华青睐有加，曾力邀其出任北大校长，然章士钊以自己资历学识尚浅而婉拒。后来，袁世凯之丑恶嘴脸毕现，章士钊决意南下，组织投入“反袁运动”。并亲笔撰写“讨袁檄文”。后讨袁运动失败，章士钊不得已而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
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之“南陈北李”，均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密不可分。陈独秀的“独秀”之名，更是首先于这一刊物上面世。而李大钊则是因《甲寅》杂志，与章士钊结识，并就此成为挚友。
李大钊远渡重洋，来日后，仍沿袭每日读报与翻阅杂志之旧习。某日，看到《甲寅》杂志即将出版的宣传，兴奋之余，投袂而起，一挥而就写了题为《风俗》的文章寄去。落款人为“守常”。
章士钊收信读罢，倏忽间“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当日便按照信上所附地址，热情邀约李大钊晤面。
日本街边小茶室。二位“最熟悉”的陌生男子头回晤面，对坐而视。章士钊叫声“守常”，拱手笑道：“久仰久仰。”将李大钊让进里面来坐定，又道：“守常兄向《甲寅》投稿，为何不署本名，而要用号？”
李大钊笑而不语，默然片刻，方立起身来，欠身道：“先生名钊，我何敢名‘钊’？”话未落音，自己不禁先笑起来。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载，此时正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读法语。是年，为其第四次来日。生活一度极为窘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穷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无数虱子……”而对在留日学生中轰动一时之“反袁运动”，他并不十分热衷，甚至置身事外。
反袁运动失败，1914年7月，陈独秀再度赴日本，与谷钟秀等人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月刊。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鉴于对现实之大悲愤，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而国人亦没有爱国之“自觉心”。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更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毫无权利，毫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立时引发社会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其不爱国。
谷钟秀（1874—1949），字九峰，直隶定县（今属河北）人。清末优贡。京师大学堂肄业，后留学日本。1914年在上海与欧阳振声创办泰东图书局任总编辑，创办《中华新报》。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次年辞职。1926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任井陉矿务局局长。在北京住鲍家街寿俞百胡同十七号院，刘少奇在北平搞地下活动时，在他的宅院居住。
然而陈独秀写《爱国心与自觉心》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的同时，未免胸中忧心忡忡。“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之所以首用“独秀”署名发文，亦有不愿惹是生非之意。
殊不料，“独秀”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迅速引发热议，霎时间七言八语，褒贬皆而有之。大多数人都认为，独秀之言论，过于悲观——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干脆变成像印度跟朝鲜那样。一时间众口销金，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影响极坏。
然而，唯李大钊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他欣赏独秀文章之哀梨并剪，下决心深究。
这日，李大钊与章士钊闲谈间聊及此事。
李大钊将刊有《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杂志翻开，递给章士钊，道：“此人文笔了得，只是健笔生花之下，自我悲观情绪稍重了些……”见章士钊沉吟不语，又道：“对于人才，我们要尊重，要爱护，当务之急，我觉得，是否应该帮助作者重塑信心，使其重获昂扬的斗志，投入日后更为纷繁尖锐的斗争之中……”
章士钊听闻此言，并未多言。默然片刻，望向李大钊，道：“仲甫兄绝非等闲之辈。早年主办《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学社以及专门以反抗清政府与外国侵略为宗旨的岳王会。”
李大钊听得瞠目，隔了几秒方才回过味来，恍悟道：“独秀，原来就是陈仲甫哪！”章士钊笑而不言，他又道：“武昌起义后，参与安徽籍同盟会。安徽独立后，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中，协助原励志社以及岳王会人员讨伐袁世凯的陈仲甫哪……”言下欣喜之中又带了点遗憾似的，掸眼看了章士钊一眼，面露恍惑，继续道：“以陈先生这样的人中枭雄，被政府通缉的‘贼子乱党’，此等风云人物，如何会写出那样悲观厌世的文章来？”轻叹一声，摇摇头不说了。
章士钊默无一语，纳下头独自思索着，良久方道：“不少读者来信，质问《甲寅》为何要发表这种低贱卑劣的东西？甚至有人指名道姓骂独秀，骂其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竟敢如此大放厥词……简直就是败类了。然而，凡事必有因果。”看一眼李大钊，嗟叹道：“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仲甫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的独特个性，岂非常人所能理解？难矣。”
李大钊只是怔怔然，偶尔附和一句，略忖了一忖，道：“以先生之见，此事该如何收场？”
章士钊善于探微察隐，淡淡一笑，道：“不羁之马，才学殊绝。文人持不同政见者，并不鲜见。依我看，不如守常兄亦将自我之高见，写篇文章，随刊发表出来，大家从容探讨商榷。可好？”
“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才华。”李大钊欣然允诺道：“甚好。就照先生说的办。”
再略谈几句，各自散去。李大钊回到住处，不觉天色将晚。章士钊的话言犹在耳，夜不成寐，通宵赶写出《厌世心与自觉心》，通读几遍，感觉尚可。隔日一早便寄给章士钊，随文寄去一封信，字字句句，诚心敬意，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邀约与陈独秀单独晤谈。
读罢《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章士钊立刻被李大钊新颖立论所吸引，逻辑缜密而谨慎，述说有礼有节，尤其对独秀所作《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观点的批评，可谓一语破的。
李大钊连夜赶写《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给“独秀”以隔空支持与积极回应，意在呼吁人民，切勿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还特别指出，“独秀”的文章，之所以引人激愤，是为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之“爱国心”，而究其本质，其文必有弦外之音，绝非文字之表象。
章士钊读罢又读，不禁喃喃自语，道：“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而这正与许多读者来信所投诉的观点，不约而同。胸中恍然，又道：“守常兄此文，正是试图以‘申独秀君言外之旨’也……”
然而，深感欣慰之余，章士钊开始为李大钊请求与陈独秀单独晤面而踌躇难决，慨然道：“我深知仲甫性情冷傲，弄得不好，很可能会惹起革命党人之间不必要的唇舌论战，倒给保皇派以攻击之口实，该如何是好……”
隔日天晴日出，爽气宜人，章士钊起个大早，此刻于办公室窗前伫立凝望。窗下紧挨着路口，传来报童叫卖：“号外！号外！”吆喝声凄厉不同以往，他奔出去买了一份八开单页报纸，赫然印有特大醒目黑体字标题——“亡国为奴……”远远的，见陈独秀手里拿份报纸，只是埋头疾走。不禁笑道：“有了。”
待陈独秀一脚踏入编辑部的门，章士钊叫声“仲甫”，将《厌世心与自觉心》文稿递于他，道：“仲甫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掀风播浪已有段时日，图口舌之快者众，仍接踵而从，何时是个头？”简直不能想。
陈独秀看一眼文章署名，道：“李大钊？何许人也？未曾听说。”语气不屑，拿过文稿来细看。
章士钊相机行事，与陈独秀讲起作者李大钊。将其愤慨于袁世凯卖国求荣，如何写就《国情》文，以笔作枪，犀利尖锐地披露袁世凯与美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企图亡我中国之大阴谋一事，来龙去脉，细述分明。
陈独秀只是埋头看稿，并不作声。
章士钊道：“守常兄《国情》文中之‘国情不可与客卿谋’观点，实乃我中国人民奋起反袁之先声。此文发表于袁世凯称帝一年前，足以可见，守常在政治上，有谋略，有远见。”见陈独秀并不辩驳，继续道：“心有大格局，方能于漩涡中战斗……”
话未落音，陈独秀忽而长长的哦了一声，恍然间记起一件事。这位名叫李大钊的，此前跟自己曾有过一场纸上的唇枪舌剑。而彼时，章士钊就是力荐李大钊之《国情》文章如何大好。此刻听章士钊旧话重提，加之才读罢《厌世心与自觉心》，并未如往常那般言语峻利，好为断制。默然良久，方道：“行严兄，何必如此激愤？”喟然长叹一声，又道：“中国今日之大总统，与清朝时的皇帝，究竟有何不同？”
章士钊自然明白，袁世凯相较于慈禧太后当年卖国求安，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听罢陈独秀此言，只是淡淡一笑，道：“明知如此，吾等冒死反对帝制，而拥护共和，其意义何在？”
陈独秀沉吟片刻，道：“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不此是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陈独秀仍然坚持自己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观点，不等章士钊开口，又道：“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抬手将李大钊的文稿扬了一扬，继续道：“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我所作文章，主旨在于，论述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何错之有？”
章士钊深知老朋友桀骜个性，笑向陈独秀道：“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追求，历来乃仲甫兄所追求之自由。一点不错。”把李大钊的文稿展开，指着文中某一段落，又道：“作者情绪悲观，文章格调沉黯，势必会使得读者愈加没了积极性与反抗精神。革命志士推崇爱国运动，号召四万万中华儿女奋起与之抗争，还是需要多一些积极向上才好……”
陈独秀听罢，不置可否，忽道：“杂志乃行严兄创办，你赞同发，发便是。”推脱有事，掉转身来向外走，走出门又站住，道：“极而言之，一个没有民主与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言毕，佛衣而去。
过些时日，陈独秀再次细读李大钊所写《厌世心与自觉心》，对自己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所表现出的哀颓不快之悲观情绪，作者完全理解，并表示感同身受。不禁起立徘徊，独自喃喃念道：“有国若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要无不情智俱穷，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所由起也……”读至此处，不禁如鲠在喉。此刻方才恍然，知道李大钊的确是抱着悲天悯人之决心与态度，既承认伤感源自对于国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沉重反思，同时亦肯定这种反思尽管难掩“悲观色彩”，但却是出于“爱国心”。当然，文末指出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厌世情怀”，还是应该予以摒弃。
待心平气复，陈独秀把文章从头至尾再通读一遍，胸中释然，于是提笔给章士钊写信，道：“愚则自忘其无似，僭欲申大钊君言外蕴旨，愿闻其详……”同意与李大钊见面。
隔日，陈独秀绝早起来，赶往章士钊住处。才刚坐定，听得屋外有人来。章士钊叫声“守常”，将来人让进屋里。
陈独秀抬眼望去，见一位中年男子，西装革履，拎个手提包，大步流星而来。
李大钊进得门来，但见面前之人宽脑门，个头不高，目光炯然，已经起身相迎，道：“大钊君幸会。在下便是独秀……”手直伸出去，自己不禁先笑起来。
章士钊忙着沏茶倒水，悬着的心此刻方才放下来，看着陈独秀，笑道：“仲甫兄想通了？甚好！”
陈独秀不发一语，纳下头独自思索着。
李大钊对于独秀文章中“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并未进行空洞说教，而是讲述生动故事，使个中道理深入浅出，更利于民众学习接受。而实际上，自打《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刊发以来，反对也好，赞成也罢，嘈嘈聒耳之声不断，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文中之本意。直到在李大钊文章中看见这样的文字，“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的现象，是因为其恶为人们所不能容忍，一旦真的亡国，做了他人阶下之囚，才会真正感到亡国之民的悲痛……”
想至此处，陈独秀道：“希望人们在厌倦之后，应当继之以觉悟，所谓‘纯正之自觉’，便在此刻萌生矣。”他看李大钊一眼，又道：“文逢绝境多绝唱，旷世哀音出断肠。大钊先生的批评，符合实际，且未失偏颇。”言毕，欠身鞠躬。
李大钊忙不迭起身回礼，道：“岂敢岂敢。独秀先生能屈能伸，敢于向真理投降，乃真勇士也。”
一番话逗得三人齐声大笑。相谈甚欢，很是愉悦。
李大钊道：“仲甫先生对于救国救民，有何高见？”
陈独秀沉吟片刻，方才开口，将其沉谋研虑已久之想法，一五一十，缕述分明。道：“只有科学与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暗夜的两盏明灯。若没有民主，便没有进步，更妄谈革命。若没有科学，便无可生存，势必要亡国。”愤愤然又道：“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冲击孔教。”
他说一句，李大钊便点一点头，表示心领神会。而此番话，恰是李大钊日日霞思天想。听至兴起，不由为之喝彩，道：“仲甫兄所言极是。如若我中国四万万同胞能明白此民主与科学之重要性，便可安内攘外。拔本塞源，乃关键之所在。”
章士钊在一旁笑而不语。李大钊掸眼看他，道：“行严兄有何高论，不妨也说来听听。”
章士钊笑向陈独秀道：“别卖关子，想必仲甫兄已然胸有成竹。快说说！”
李大钊与章士钊默然相视，陈独秀沉默良久，方道：“我不日将启程回国。回上海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名字暂定为《青年》。”
章士钊看向李大钊，道：“正应了守常兄那句，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几乎就在那一霎眼的功夫，已然作出决定，将《甲寅》杂志由东京带至上海去办，望着陈独秀的背影，又道：“宣传民主与科学，阵地当多多益善。”
陈独秀于窗前伫立凝望。
此时的日本，已近深秋。寒霜冷雨即将来临。整个大时代骤然间风云突变，推杯换盏之间，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即将从此时此刻起，完全而彻底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