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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各系军阀纷自割据称霸，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一时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其时，内有冥顽势力，外有西方列强诸国加紧侵华掠夺，然则懦弱政府为求苟安，企图将山东国土无条件让与日本国，无异于拱手而降。众怒。霎时间举国一致对外，尤其一群进步青年学子，难掩胸中愤懑，随奋起抗争。
北京大学。
学校大礼堂内。蔡元培立于高台之上，先是面朝台下济济一堂的师生脱下礼帽，深鞠一躬，而后大声道：“我代表中华民国教育部，以及国立北京大学校务评议委员会，郑重宣布，兹聘请陈仲甫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
掌声四起，久久不落。
陈独秀一身白西装，大踏步上得台来，接过聘书，面向台下欠身鞠躬，立于一旁。
观礼者中，不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只是跟随大声鼓掌。人群中不乏啧有烦言者，一个对另一个道：“这‘力主清党’，乃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等本并无异议，然而这位仲甫先生，无非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枉论要出任文科学长……”立刻引来身后人反驳道：“蔡元培先生来北大担任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长篇赘论，没有发表任何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以及方针态度。”又道：“这位留日归来的陈先生，不仅于新学有所专长，且精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实乃北京大学梦寐求之的人才。蔡校长慧眼识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等。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话说蔡元培为何来北大出任校长一职？
说来话长。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初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为时并不久。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彼时之北大，虽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然则作为一所“皇家大学”，其官僚习气与衙门腐朽之气甚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意识依旧。教员中不乏北洋政府官僚，即使碌碌无为，胸无点墨，却照样广受学生吹捧。毕业于北大法科系的陶希圣先生曾有这样的回忆文字记录——“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备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言下“一堂”，即指“北京大学”，也即“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陈腐堕落之坏名声，蔡元培早有耳闻。当得知蔡元培即将出任北大校长一职，挚友们纷纷劝其三思，担心他一旦“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始终坚信“教育救国”之理念，更何况其时国难当头。耳畔众人苦口婆心规劝，他掸眼望向远方，喃喃道：“既然知道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颁发的北大校长委任状。
蔡元培一生曾多次赴国外留学考察。1907年夏，蔡元培到达德国首都柏林。此时的他已届不惑之年，然而于这位清朝翰林而言，游学德国是其多年的夙愿。为此曾多次放弃公费游学日本的机会，心心念念非要到德国来学习不可。只因其心中执念“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以德最尊”，故而“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也”。
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一文中，蔡元培曾写下这样的文字——“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蔡元培一生三次赴德留学，前后逾五年之久。1907年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911年底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学习，回国后出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12年7月，他因不愿与袁政府为伍而愤然辞职，并于同年11月再次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半年后，被孙中山召回。
1924年，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再次远赴德国汉堡大学，计划从事民族学研究。然终因干扰频繁，遗憾放弃。而在此三次赴德之中，第一次时间最久（四年多），亦最艰难，对蔡元培的学术与思想影响也最大。
时光倒流至1907年初夏。
那是沸腾却又被黑暗笼罩麻木了的暑天。穿一件灰黑色香云纱长衫，戴灰白色绸丝葛礼帽的清朝翰林蔡元培，已近不惑之年，终决定完成其游学德国的夙愿。由家乡绍兴乘船先至上海，再由上海赴德。
好友前来送行，其中一位是发小，劝道：“阿培，公费游学日本，不花自家一分一毫……”然而一句话未尽，噎在喉咙口。有人拉牢蔡元培的衣袖，未言先叹，语重心长劝其回心转念。
蔡元培只是沉默不语，极目远眺。远远的有一艘菜贩小船，正顺了桥洞悠悠然摇过来。近了，更近了。蔡元培与亲朋好友逐一道别，道：“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故而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也。”略一沉吟，又道：“此为澄思渺虑之举，心向往之。在德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说罢掉转身登船。
众人立于桥头，默然挥手，目送其离开。听见蔡元培大声道：“珍重！待学为己用，教育救国。”岸上之人依依难舍，他又道：“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大家珍重！”
小船一路摇。水声潺潺，此刻听来犹如啜泣声，青天白日忽然间落起雨来了。细雨无穷无尽，桨声，水声，穿过一座接一座石洞桥，朝着镇西慢慢慢慢划过去，划过去……岸上之人，如蝇头蠕动，变作黑点，终于看不见了。
蔡元培负笈来德，系自费留学。柴米之忧无以逃遁，加之学费不菲，一切的一切，均需靠一双手拼力赚得。柏林人地皆生，首先面临语言关，苦学德语的同时，就此开启他半工半读的留德生涯。
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蔡元培得以进入驻德使馆兼职，承诺每月可获银三十两。然而大使馆只应允照顾其食宿，并不提供任何职务与薪金。
其时，遥远的家乡尚有妻女需要抚养，踌躇再三，蔡元培给在德学习的唐绍仪的侄子唐宝书、唐宝潮等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专讲国学，每月可得报酬一百马克。朝升暮合，日日辛劳，仍时常捉襟见肘。
同乡挚友张元济见蔡元培常常一饥两饱，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编译，酬金按照编译千字三元，著述五元的标准计算。每月可得一百马克，如此，蔡元培终得以安心留学。
案牍劳形的日子，紧张且忙碌，不得片刻空闲。因柏林大学的入学手续严谨而烦琐，于蔡元培多有不便，遂于1908年8月，改入莱比锡，就读于莱比锡大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张元济，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而关于此段留德之难忘经历，多年后，蔡元培曾这样自述道：“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莱比锡（Leipzig）进大学。”（参见《蔡元培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蔡元培书信集》（高平叔、王世儒编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蔡元培先生留学莱比锡大学期间，致他人的信函与电文，共计1 671件（1894—1940年）。通信对象几乎涉及近现代中国军政财文各界要人。其中，信函皆以明信片形式书写，不妨抄录两段，如下：
1908年12月14日致陈介：
（莱比锡——柏林）
前在柏林奉教，甚快。
别后又承赐精丽之片，尤感。承示拟于年假偕夏君来此，甚所欢迎，惟弟等拟游Dresden（山水秀丽，音乐尤著名），如公来此后能偕往则大好矣（并请转致夏公）。
蔗青先生惠鉴
弟 培 顿首
1909年7月24日致陈介：
（莱比锡——柏林）
惠片谢谢。
夏君已到此盘桓，颇乐；惜贝君既匆匆返英而公及胡君竟未来游也。闻公得家庭之乐以助长学问之兴会，良可艳羡。
蔗青先生惠鉴
弟 培 顿首
两封信，写给一位叫陈介的。
陈介（1885—1951），字蔗青，湖南湘乡人。早年留日，1907年留德。在柏林大学攻读法政。1912年归国，任工商部商务司长及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1938年起历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大使。
信中所提到一位夏君，指夏元瑮（字浮筠，夏曾佑之子）。当时亦就读于柏林大学。后获理学博士学位。与蔡元培关系密切。蔡说：“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参见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话说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霎时间七张八嘴，议论纷然。然而大家并不知晓，蔡元培为了能请陈独秀加入北大，一度曾三顾茅庐，一趟趟往返于前门附近的小旅馆。可谓熬心费力。
1916年12月底（也有一说是在1917年1月初），蔡元培到北大上任。首先决定从整顿文科入手。由于文科教员中冥顽不化者众，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尚占优势，亦成为北大革新之路障。
学风不端，教风散漫。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只不过是为了混个文凭，以求日后仕途便捷。
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校，只为拿一份公家的薪水。有的老师上课，直接发给学生印好的材料，述而不作。
彼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祺已经辞职，亟须延聘具有革新思想，且具有真才实学者前来。苦于良才难求之际，蔡元培多次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只求尽快了解北大现状，并虚心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
汤尔和向蔡元培力荐的人便是陈独秀。对其盛赞有加，称其“确可为青年之指导者”，并找出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给蔡元培参看。
其时，身任北大预科国文主任的沈尹默，同样向蔡元培极力举荐陈独秀，与汤尔和不约而合。
汤尔和（1878—1940），浙江杭州人。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1902年协助其师在沪创办《新世界报》。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现为金泽大学）。之后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两级师范校医、北京医专校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沈尹默（1883—1971），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祖籍浙江湖州。1883年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民主街）。原名君默。因其在北大任教时寡言，被同事调侃“要口干嘛”，建议其“君”改为“尹”，遂改名为沈尹默。
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回忆，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师生于校门外自成两列，恭恭敬敬给新校长行礼。但见着深灰色对襟棉衣，外披同色长袍的蔡元培下得车来，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众人回鞠了一个躬……
这一举动立时引起轰动。殊不知，彼时国立北京大学的官僚气息甚为浓厚，校长为大总统直接委派，属官府要员，校长进门时校役自然应当行礼，而他自可不必侧目。事实是，蔡元培从来没有将“北大校长”的头衔看作官职。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给自己制定三个原则，借以自我约束。此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人称“三不主义”。在蔡元培看来，北京大学校长是由政府任命，而他之所以答应就任，是要来办教育，而绝非图做官。
多年后，冯友兰在书中曾留下这样的文字——“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之感召……”（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蔡元培因何对陈独秀青睐有加？与其新锐思想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关系。其时，陈独秀恰好就在京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如火如荼，此次与同乡好友汪孟邹进京，是为筹募资金与股份）。入住于前门“中西旅馆”。
这天，陈独秀难得偷闲，出得门来，去往附近的琉璃厂随意逛逛。偶遇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老朋友沈尹默。北京大小茶肆众多，路旁一家京城老字号“吴裕泰”，一脚踏入。店面不阔，找个靠窗的位子，老友不期而会，且笑且谈，十分愉悦。
沈尹默道：“仲甫兄，何时到京？下榻何处？”
前门这一带，旧时为穷人区，多数人家没有院子，推门就进入屋内。挑担子的小贩远远地吆喝一声：“葫芦，冰糖葫芦，现蘸得
——”不紧不慢地来了。
陈独秀眼稍一瞟，道：“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近又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觑眼看沈尹默，笑道：“这次进京，特为募款而来。”随将《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如何大火，一度洛阳纸贵，逐一细数。眼下正与汪孟邹等人酝酿筹备办一个超级“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他讲一句，沈尹默略点一点头，表示领会。问了陈独秀所住旅馆的地址，道：“仲甫兄，暂且不要回上海，隔日我会再来拜望。”
陈独秀含糊地漫应一声，并不多言。
再闲谈几句，各自散去。沈尹默急着与汤尔和晤面，将偶遇陈独秀之事，一一缕述。汤尔和听到沈尹默如此一番话，便已心中了然。慨然道：“不瞒秋明兄，我正一筹莫展。”沈尹默早已料到，只是不语，汤尔和又道：“鹤卿新官上任，拜托我帮他物色北大文科学长的最佳人选，尚不可得……”
二人一拍即合，说走便走，赶至北大去找蔡元培。
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汤尔和脱口道：“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就住在前门附近。”
沈尹默随即将陈独秀的住址，以及房间号，一一写给蔡元培。而这天，正是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的一天。
对于陈独秀的盛名，蔡元培其实并不陌生。
时光旋转至1904年12月。上海。
蔡元培与陈独秀曾有过一面之缘。彼时的他们，都是“反清暗杀团”成员。只是此后多年断了联系。近来几日，蔡元培细细品读《新青年》，深深折服于陈独秀的睿智与博学，尤为赞赏其“立意革新，鼓吹民主”之新锐思想。听闻两位好友如此这般极力举荐，刻不待时，即刻前往前门中西旅馆造访。
孰料，好事多磨。接连几趟跑下来，数次不遇陈独秀。然则蔡元培毫不气馁，锲而不舍，照旧日日前往，不见到真神誓不罢休。
1916年12月的四九城，呵气成雾。
接连数日，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中西旅馆”内，店伙计发现，走廊的尽头，总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内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穿深灰色大衣，一副金丝边圆框眼镜，唇边两抹山羊胡子，颔首无言，只是来回踱步。偶尔立于窗前往外张看。
一年之中，四九城的这个季节，黑暗与寒冷同样固执。白天如做梦一般短暂。那男子默无一言，怔怔痴立，看那天的尽头远远的一朵墨云压城。一只黑猫不知从何处钻出来，浑身黝黑，毛发污暗，受到电线上麻雀的诱惑，企图登爬阳台外的干枯紫藤。
天越发的灰蒙蒙，隐约带了一丝雾气，压向地面。
大雪将至，要变天了。
那位文化人模样的男子不急不缓，来了便立于六十四号房门外，凝立不动，默无一语。房间里始终不见动静。旅馆伙计渐渐神昏体倦，忖度之下，探问道，“请问先生，您找哪位？”
“64号房的陈独秀先生。”
“哦。这位陈姓先生大忙人哪。”店伙计看了蔡元培一眼，道：“白天不见人影，夜间常去看戏。迟迟不归，唯贪睡晚起。此刻定在呼呼酣睡。”蔡元培点头微笑。
回想这位长衫文化人来过多趟，店伙计睡眼惺忪，哈欠连连道：“我去帮你叫醒他。”
蔡元培立刻摆手，“嘘”一声，道：“勿催。我不急。我在房间门口等。”一眼瞥见楼梯拐角处有一只长条板凳，拿过来笃定坐下，仍旧悄然不响。
汪孟邹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曾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汪原放（1897—1980），又名家瑾、麟书，笔名士敏、白石、严约、方泉（此名是陈独秀于1933年在南京狱中致汪函所取），安徽绩溪人。汪原放对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作出过很大贡献，开新式标点古典小说之先河。1980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
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1952年，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不久，忠厚老实的汪孟邹在上海逝世。
身为赫赫有名的北大校长，不壹而三，到街边小旅馆拜请陈独秀，足可见礼贤下士、爱才若渴的蔡元培，实乃彬彬君子。
蔡元培请陈独秀进北大任教，可谓一波三折。这一日，陈独秀开得房门看见蔡元培坐在门外，叫声“鹤卿兄”，拱手笑道：“怎么不敲门？实在不好意思。”
蔡元培摆摆手，表示无碍，觑眼看一眼陈独秀，来不及叙旧，只管将来意表述分明。怎知给陈独秀一口回绝了。何故？日后有一次陈独秀曾对他人聊及此事，道：“蔡先生约我到北大，要我帮助他整顿学校，然而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尚且不得而知……”言下之意，自己并没有任何大学文凭，怎可随意承诺？且还是北大？若从另一个角度看，陈独秀是谦虚的，谨慎的，亦是有责任心的，因此对于蔡元培的邀约，一时难以定夺。
蔡元培吃了“软钉子”，并不放弃，坚信绳锯木断的道理，照旧前来。陈独秀计出无聊，无可奈何道：“鹤卿兄莫要责怪，实乃事出有因……”随将自己的理由和盘托出。
蔡元培只是默默地听，偶尔点头附和，等陈独秀言毕，觑眼望向他，笑道：“仲甫兄博古通今，尤其拜读过先生的《新青年》，可谓学贯中西，八斗之才，非一张文凭可匹敌也。”见陈独秀默无一语，不置可否，又道：“我不搞论资排辈，北大改革求贤若渴，仲甫兄没有教过书亦无妨，请你来，主抓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陈独秀忖量再三，道：“《新青年》杂志如同我的命，刊物新创，诸事繁杂，且事必躬亲，故而实难从命……”然而蔡元培诚心敬意，且接连数日不厌其烦地游说，他忽然想起好友胡适来，又道：“向蔡先生推荐一位良才，我的朋友胡适。留学美国。哲学博士。年龄比我小，但学识绝非在我之下。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极好。”随将胡适个人情况，一五一十，细述分明。不等陈言毕，蔡元培即拍板道：“仲甫兄将《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岂不两全其美？”言之至此，盛情难却，陈独秀委实不忍再拒，然则胸中仍两意三心，踌躇道：“容我暂且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倘如不能胜任，立即回沪。”
蔡元培均一一应允。
至此，陈独秀走上北大文科学长的岗位，一上任便迫不及待要请胡适来。并将《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
胡适（1891—1962），原名嗣
，学名洪
，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参与新文化运动而闻名于世
。
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师从约翰·杜威。
1917年，无论是对胡适，还是对《新青年》杂志，甚至对全中国，实乃至关重要的一年。
就在陈独秀与蔡元培晤面，并达成共识之际，远在海外的胡适，正进入紧张的毕业准备阶段。
学业繁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胡适，无意间看见《新青年》正在征稿，一蹴而就，写了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投递给杂志社。
文章立刻被采用，排版时恰巧给蔡元培看到。读毕，认为此文言简意赅，却不失铿锵有声，一旦刊发，定会引发中国知识界的大震荡。想起陈独秀谈及此君时难掩溢美之词，绝非虚妄。当日便给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
聘书漂洋过海而至，胡适刚刚结束博士学位的考试。接到北大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不假思索便决定动身。匆匆告别导师杜威，搭乘轮船回国。
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胡适，课并不多，共三门。每周只有十二个课时。工作轻松，到手的薪资却出乎意料。任职的第二个月起，胡适月薪为二百八十元。这在当时的北大教授里，实属翘楚。自然引来诸位有资历有背景的“老教授”不满，明里暗里，呵壁问天，啧有烦言。
“刚入职，薪水如此之高，凭什么？”
“还是个青涩愣头青！”
这一年，胡适刚满二十六岁。
然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胡适并没让蔡元培失望。当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刊发后，立时引发社会舆论哗然。这亦使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平地起波澜，一飞必冲天。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扛旗手，舵把子。下笔一字长城，势必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
胡适本人亦曾颇为自负道，北大新文化运动是靠“三只兔子”支撑起来的。“三只兔子”，指的是胡适与陈独秀与蔡元培。因三人生肖同属兔，且彼此各差一轮（十二岁）。言下虽不乏傲睨一世之意，然而如今再看，绝非虚妄。
胡适知恩感恩，对于蔡元培当年的慧眼以及赏识，多年后仍念兹在兹。步入暮年，他曾这样对身边人说：“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我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了……”
事过境迁，往事历历。蔡元培后来跟人谈及重振北大，这样道：“我对于陈（陈独秀）君，本来有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曾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单枪匹马，支持了好几个月……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也就是从这时起，陈独秀与蔡元培举肩并行，积极推动北大文科的改革。
蔡元培对陈独秀极为器重，且爱护有加，对其人不检细行的弱点，并不十分苛求。对此二人均甚为熟悉的梁漱溟，晚年曾这样评价道：“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喜欢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与支持，以陈之所短，他极有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毫无用武之地。”
请来了陈独秀，又有胡适加盟，蔡元培接着又聘请李大钊来做图书馆主任。
原北大图书馆藏书甚少，设备差，制度亦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十分重视图书馆的重建，曾请章士钊归国主持其事，然而章士钊到任不久即辞职。因《甲寅》共事一场，深知李大钊的人品与才华，故而向蔡元培举荐李接替他来做图书部主任。日后，章士钊曾在回忆中这样道：“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接下来，蔡元培又聘请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等。连最顽冥不化，顶着大辫子的辜鸿铭也留下来，教授英国文学。
曾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元老人物刘师培，此时正窘困潦倒，亦留下来教文科，主讲中国文学史。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不过二十出头，年纪轻轻著有论文《究元决疑论》，给蔡元培看到，认定其人水平甚高，立即请他来教印度哲学。
此外，还有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政治保守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以及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马寅初、陈启修等齐聚一堂，北大可谓名师济济，百花荟萃。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年回国，先任北京《晨报》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1918年与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推为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
，江苏仪征人。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曾获13个博士学位，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以及《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
有一天，沈尹默前去探望蔡元培。一见面，叫声“鹤卿”，道：“这次北洋政府借你来做招牌，治理北大。等到了某一天，你的主张与政论与其有所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赶你走。所以眼下当务之急，你对于北大，应即刻着手进行改革。”略忖了一忖，又道：“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必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元培沉吟片刻，略点一点头，道：“此言有理。那依兄之见，此事该如何开头为好？”
“我建议你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其二，北大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古人云，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故而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将大权交给众教授，借教授之手以治校。如此一来，将来即使有一天，鹤卿兄离开，学校亦不会乱……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最后一点，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与学生到外国留学。”
蔡元培对于沈尹默的高见，十分赞赏，即刻撰文，上报当局，将亟待解决之事，逐一缕述分明。果然事遂人愿。
此后的北大校园里，常可见拖长辫反康梁的怪人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言辞凿凿，摇头吟诵道：“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日后周作人为其画像，道：“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马褂，上戴瓜皮小帽……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怪是怪，学问却是顶尖级的。”
有时路过教室，听见坚持旧文学的黄侃，正在课堂上大骂。骂的是倡导新文学的同门师弟钱玄同。骂他有辱师门。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黄侃，五岁能将《史记》与《汉书》从头背到尾，七岁起作诗，九岁读《经》，且日逾千言，人呼“神童”。恃才傲物，随意而为习惯了的黄侃，嗜酒如命，黄侃的侄子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谈论其叔——“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好酒，且对酒从不挑剔，黄白红啤，来者不拒，经常喝至大醉。诗酒一家。喝多了便在课堂里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斥道：“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谓其共同留日时，钱乘其小解离座，窃其笔记。而钱听了不以为忤，并不回应）。
胡适的卓尔不群，使得黄侃最得意且寄以厚爱的高足傅斯年，顷刻便倒向了新文学阵营。黄侃于是耿耿于心，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但凡有人提出，立刻驳斥，且一言不合便怒目以视。有次黄侃酒后来给学生上课，愤愤然道：“适之说什么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台下同学面面相觑，他又道，“金圣叹说过，世上最痛之事，莫过于砍头，世上最快之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想要痛快，尽可以去喝酒，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905年留学日本，于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与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的“古旧派”，跟新派相对垒，常常纷争不休。不断地有人前来向蔡元培诉苦，蔡元培听罢只是微微一笑，道：“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且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蔡校长始终秉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
面对新派学生一味攻击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现象，蔡元培出面劝导，道：“我希望你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学习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对于北京大学而言，1917年是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于蔡元培亦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为更为活跃进步的思想者，打开一片崭新领域。
教育以德育为先。主政北大后，蔡元培还将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至北大，要求入会者必先戒除嫖赌等恶习。
此时的北大，再不是腐朽官僚的养生所，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与教育平等。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启迪民智”的举措——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与旁听生共处一堂。
四季之中，春天来去匆匆，如烟花般稍纵即逝。
1918年4月，蔡元培在北大创办专门为在校工友提供进修学习机会的“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凡求学心切者，理所应当获得同等的学习机会。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校内师生群情鼎沸，校外社会舆论哗然。
其时，在湖南长沙，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悄然成立（1918年4月14日）。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前后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与陈书农为干事。然则学会成立不久，萧子升便赴法国，于是会务交由毛泽东主持。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已事不容缓，应尽快尽力而为。会议推举蔡和森等人“负责进行逐项事务”。蔡和森即刻启程赴京。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毛泽东写信。信上这样写道：“润之，我很赞同你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与意见，并一如既往地鼎力支持……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还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言下铿锵有力，字字句句都说在毛泽东的心坎上。
是年，秋高气肃，清爽宜人时节，正值湖南一师毕业季。校舍内，同学们七张八嘴，关于“国难当头，政府当消弭歧见，止息兵戈，使我华夏民族重新屹立……”的争论，一时难分难解。
有位同学说至兴起，站到凳子上大声道：“少弄那些虚头巴脑。我们应该即刻行动起来，到政府门前游行抗议！”
有人在一旁叫好，声音低下来，嗫嚅道：“毕业了，再想继续有学上，难喽。”又道：“不如将同学们集合起来，去给政府施压！”
另一个则未语先叹，慨然道：“眼下很多同学百计千谋出国留学，我很想去法国，德国亦可，然而……”说到此处竟至哽噎住，纳下头寂然了。
但见毛泽东独自站在窗前，凝立不动。身后的同学叫声“润之”，走过来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你脑子好，有何高见？”
“对对对，别闷葫芦一个，说说吧！”
毛泽东不发一语，只是曲背弯腰，站久了松活筋骨，淡淡一笑。
同学们默然相视，有人嗟叹道：“短短几年功夫，大总统换了又换，然而民不聊生，万古不变。敢问吾国之将来，究竟路在何方？”简直不能往下想。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都寂然了。
毛泽东对于同学们的争论，不置一词，并非闭目塞听。这些日子，尤其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愈发焦思。他还在踌躇。
杨昌济不久前刚刚调任北京大学任哲学与伦理学教授，上回在来信中说：“润之，蔡元培先生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一事，建议你即刻启程赴京。”杨昌济仿佛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随后写道：“润之，你尽管来。我来负责湖南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组织工作，另，你无需为生计劳心。我可以介绍你去北京大学工作，学习与生活，一切问题皆迎刃冰解……”千叮万嘱。想当初正是因为老师杨昌济及时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传递回家乡，萧子升等人才得以先行前往。
隔日，毛泽东又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自打来到北大，日日焚膏继晷，时常跑去老师杨昌济家，请教或协商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学习计划。
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道：“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再次提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一事，继续道：“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蔡和森言下之“兄事”，指的是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吾三人”，当然是指毛泽东与蔡和森与萧子升。他们同为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而杨昌济在信中亦几次三番极力催促毛泽东进京，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是为以造学业与事业之“可大可久之基。”
暮色四合时分，毛泽东将杨昌济跟蔡和森的来信读了再读。此时之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纷繁，教育早已给戕害践踏，学生无学可求，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勤工俭学则成了唯一一条出路。箭在弦上，说走便走，片刻不得耽搁。
长沙火车站的站台两旁，即将踏上旅途的乘客，纷沓而至。从窗户里露出一张脸，怔怔望向站台上的人，听不清送站之人在说什么。
汽笛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火车头喷吐白而浓的白烟，越过田野，越过高山，一路昼夜兼程。
1918年8月15日，一路风尘仆仆的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由长沙乘火车，辗转多日，抵达北京。这也是他头一次离开家乡的长途之旅。
然而，到达北大的头一晚，毛泽东整宿未眠。干脆爬起来写字。日记本打开，扉页上题有一首诗——“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信奉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的杨昌济，头一次在课堂之上吟诵出这首诗，毛泽东立刻便喜欢上并记住了。此刻反复悄声吟诵，越发感同身受。
北京十月份已经比较冷了，梧桐树叶簌簌落下，不知何故它们的飘落牵动着毛泽东的心，看着面前北方深秋的街头，他只是埋头疾走。这趟不远千里，从遥远的家乡湖南赶来，无暇欣赏沿街宜人的京城秋景，心里记挂着老师杨昌济的叮咛：“润生要赶早。到图书馆找一个叫李大钊的，他自会安排……”
彼时，土洋结合的北大教学红楼，才刚落成。毛泽东大踏步拾级而上，直奔红楼一层位于东南角的图书馆，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略忖了一忖，方才抬手轻叩。
“进，请进。”
毛泽东推门而入。不待对方开口，先将老师的推荐信递将过去，立于一旁，道：“我叫毛泽东。”
李大钊读罢信，抬头看一眼这位着蓝色土布长衫，个头高出自己一截的青年，笑眯眯略一点头，道：“毛润之。好！”此人穿件灰色的旧棉袍，鼻梁上一副无框圆眼镜。头发稍长，有点乱蓬蓬的，目光平静而慈祥，眉目星朗，眼神中隐隐透出一股勃勃英气。
李大钊请毛泽东一旁落座，道：“毛润之，我多次从怀中兄口中听闻你的名字，湖南师范的高才生哪。”毛泽东喃喃自谦一句，他又道：“此次来京，是特为二十几位湖南同学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然而你本人并无意赴法，而只想在北京大学找份工作，同时希望能借机做一个旁听生？”
毛泽东只略一点头，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李大钊又道：“现在住在何处？具体想做些什么工作？”
毛泽东道：“暂借宿在老师杨昌济家。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继而又道，我不怕吃苦，干什么都行。
李大钊听罢微微一笑，摆手道，“堂堂师范高才生，干什么都行，岂不是大材小用？万万使不得，再说怀中兄亦不答应呀。”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不禁也跟着笑了。
李大钊问毛泽东今年多大？
“刚满二十四岁。”
院墙外紧挨着一条街巷，有小贩游街串巷而过的吆喝。声音沙哑而略显疲惫，经过院墙外宁静的古槐树，一路曲折，游荡，声音渐行渐远。
后来，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李大钊便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便使得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进而也就创造了毛泽东与李大钊彼此二人时常接触碰面，同商共议探讨革命的机缘。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责，亦非仅仅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以及“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共同整理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
有文字记载，说“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参见沈家祥：《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中国社会报》1992年7月3日。）
见微知著。其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十分受李大钊的器重，且图书馆的工作使他获得诸多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亦带来阅读学习新书新刊的便利条件。
多年后，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看到古都城垣时，毛泽东不禁忆起三十年前，感慨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毛泽东从北大图书馆出来，回到鼓楼后面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晚霞散绮，已至暮色苍然时分。
小院里有一棵枣树，下圆上尖的弹头枣，亦称美人指、马牙枣，是北京特有的枣子。先众枣熟，微微染一层淡淡的红晕。知道老师杨昌济此刻尚未回来，然而一想到今日与蔡元培、李大钊的谈话，毛泽东立于枣树下，不禁笑了。全然不觉身后有人来。
杨开慧立于身后，叫声“毛润之”，笑道：“什么事，乐成这样？”
毛泽东随将今日之事，一五一十缕述分明，并忙不迭道：“多谢恩师帮忙。”
杨开慧年方十五，正值青春年华，听罢，只是纳下头微笑，没听清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抬头望着眼前这位眉目清朗的高个子青年。
爱情的种子，于无声处已经开始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