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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L’égalité）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它在于公开、普遍、有效地承认，并得到各种制度和习俗的正式表达，要给予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因为必须把尊敬给予人本身，且没有程度之别。
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绝不能意味着给予每个人尊敬之程度的差异，为了不使这些差异被人感觉到带有这种意味，就必须有某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平衡。
平等与不平等的某种结合，由可能性的平等所构成。假如不管任何人都能达到与他所能履行的职责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假如教育足够普及，没有人会仅因其出身而被剥夺任何一种能力（的施展），于每个孩子而言，希望都是一样的。同样，每个人的希望都是与每个其他人的希望相平等的，年轻时他为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后来又是为了他孩子们的利益。
但这种结合，若单独而不是与其他因素一道起作用，并不能构成一种平衡，而是会开启更大的危险。
首先，于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并遭受苦难的人而言，知道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的无能，且知道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并不是一种安慰，毋宁说是加倍的心酸；根据人的禀性，有些人会难以承受这样的折磨，另一些人则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它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朝向上层的吸入泵（pompe aspirante）。结果就会产生一种社会病，假如向下的运动不能与向上的运动获得一种平衡的话。如果说，有某种实在的可能，一个农场工人的儿子，有一天会当上部长；那么，也必须有同样实在的可能，一个部长的儿子，有一天会去做农场工人。这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值得考虑的，除非有某种非常危险的社会强制。
这种平等，若单独起作用且不受限制，就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种导致其解体的流动性。有一些使平等与差异相结合的不那么粗糙的方式。首先是比例（proportion）。比例的定义是平等与不平等的结合，而在宇宙各处，它都是平衡的唯一因素。
应用于社会平衡中，它要求每个人的职责均应与其能力、与其所拥有的福利（bien-être）相对应，而风险又对应于他的无能或失误。比如说，一个无能或因其失误对工人们犯有过错的老板，比起一个无能或因其失误而对老板犯有过错的工人来，必须在心灵或肉体上遭受大得多（的痛苦）。进而，所有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一点。这意味着，一方面是风险分配（organisation des risques），另一方面，在刑法上惩罚的概念中，作为加重罪刑的情节（circonstance aggravante），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量刑起作用。出于更有力的理由，担任的公职越高，所承受的个人风险也必须越重。
另一种使平等与差异相容的方式，是干脆取消一切能引起差异的定量的特征，就只剩下本性（nature）的差异，没有程度的区别，于是乎就根本没有不平等。
在把金钱当成各种活动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动机，或者把金钱当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尺度时，人们就到处都播撒了不平等的毒药。诚然，这不平等是可变的；它并未紧紧吸附在人的身上，意味钱能赢来，也能输掉；但这不平等却并非不真实。
有两种不平等，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刺激剂（stimulants）。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如在古代法国，产生了对上等人的崇拜——不免混杂着敢怒不敢言的恨意——以及对其命令的顺从。可变、流动的不平等，则产生了提升自己地位的欲望。它并不比稳定的不平等更接近平等，它同样是不健康的。1789年的大革命，虽然以平等为目标，其实所做到的，不过是以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
一个社会越是有平等，这两种刺激剂的作用与两种形式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越小，于是就必定会有其他的（刺激剂）。
平等是更加伟大的，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不是被看作有多或少的差异，而是根本不同。但愿矿工和部长只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如同诗人和数学家。但愿与矿工生活状况相关的物质上的艰苦，能因那些忍受苦难者的荣誉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战时，假如一支军队有一种适当的精神，一个士兵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并以冲锋陷阵而不是待在司令部而自豪；一位将军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并以战役计划在自己头脑中产生而自豪；同时，士兵羡慕将军，将军也羡慕士兵；这样的平衡就构成一种平等。如果找到这种平衡，社会生活中就会有平等。
这暗示着，在每一种人类状况中，值得考虑的标志都应是该状况自身的，而不应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