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拔根状态

有一种社会状况，全然且持续与金钱相挂钩，那就是薪酬（le salariat），尤其是自从计件工资迫使每个工人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铜板的数目上以后。在这一社会状况下，拔根状态的疾病是最为尖锐的。贝尔纳诺斯（Bernanos） 写道，我们的工人并不像福特先生（M.Ford） 的工人那样是外来移民。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是移民。虽然待在同一地理区域，他们已经在道德上拔根了，被放逐，再被重新纳入（如在宽容的处境下）工作的岗位。当然，失业（le chomage）是次强的拔根状态。在哪里他们都没有家园感，无论是在工厂、在自己的住处、在自称代表他们利益的党派和工会中，还是在理智文化中——假如他们试图吸收它的话。

因为拔根状态的第二个因素乃是如今为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l’instruction）。文艺复兴在各处都挑起有教养的人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与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分离之后，文艺复兴使这割裂至少伸入到希腊的传统中。再往后，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没有得到恢复，希腊却被人遗忘了。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所谓有教养的圈子，但一方面却对人类的归宿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比如说，并不是四季都能看到所有的星座的。人们通常相信，如今一个乡下孩子，小学生，也比毕达哥拉斯（Pythagore）懂得多，因为他会温顺地重复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人们在课堂上对他讲述的这个太阳，与他每日所见的太阳毫不相干。人们使他与他周围的世界相脱节，就像人们强迫波利尼西亚小孩（les petits Polynésiens）鹦鹉学舌：“我们的祖先高卢人是金发的”，让他们与其自身历史相脱节。

如今人们所说的教育大众，就是掌握这样一种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在一个如此封闭、有缺陷、对真理漠然无视的环境中培养起来，夺走它本可具有的珍贵财富——这一过程，人们称之为通俗化（vulgarisation）——把其残余塞进愿意学习的不幸者的记忆中，就像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鸟。

再说，为学习而学习的愿望，即追求真理的愿望已变得非常罕见。文化和魅力已变得差不多具有社会排他性，一个农民会梦想他儿子能当上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希望他儿子是高师学生（normalien） ，到了社交界，人们则去奉承学者和名作家。

在学校里，考试纠缠着学生，如同工资纠缠着干计件活的工人。若一个农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想他之所以是农民，就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智力做学校教师，则这个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是有病的。

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的混乱而多少有些错误的思想观念的大杂烩，在马克思之后就只剩下平庸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之作贡献的思想观念的大杂烩，于工人们而言同样是一种全然陌生、不可消化的外来物，此外其自身也丧失了营养价值，因为他们已经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倾空了几乎所有的真理。他们有时会加上品质更为低劣的科学性的通俗化。所有这些只能使工人的拔根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在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投身总是倾向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使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仅有部分被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

罗马人是一小群在一个城市人为聚集起的逃亡者，但他们又剥夺了地中海民众自己的生活，剥夺了他们的故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过去，这一剥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人根据罗马人的说法，把他们当成这片土地上文明的缔造者。希伯来人（les Hébreux）是逃亡奴隶，但他们却将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不是赶尽杀绝就是掳作奴婢。德国人，当他们为希特勒所控制时——正如他不断地对他们所说的——真的是无产者的民族，也就是说被拔根了；1918年的耻辱、通货膨胀、过度的工业化，尤其是极端严重的失业大军，给他们带来了道德疾病，严重到不再有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从16世纪起屠杀或奴役了大量有色民族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是冒险家，与这些国家的内在生活几乎毫无联系。法兰西帝国的某一部分也是这样，再说法兰西帝国还是在法兰西传统变得虚弱的某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已经被拔根的，便要拔他人的根。已经扎了根的，便不会拔他人的根。

同样在革命的名义下，而且常常是在秩序的话语和同样的宣传主题之下，却掩盖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一个是要改造社会，也就是使工人能够把握根；另一个则要将已然为工人所感受的拔根之疾病扩展至全社会。我们绝不能说、也不能想后者可以是前者的前奏；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绝不可能汇合。

如今第二种观念要比第一种流行得多，无论是在工会干将们还是在工人大众中间都是如此。自不待言，它会越来越有市场，使拔根状态得以延长，加剧其破坏性。不难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疾病将变得不可疗治。

在保守派那边，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相似性。少数人真心实意地希望工人重新扎根；只是他们的愿望伴随着一些形象，其中大部分不是与未来有关，而是借自部分是虚构的过去。另一些人只是希望维持甚或加重无产者所陷入的物质处境。

就是那些真心希望善的人，数目已经很少了，又因为被分配在相互几乎毫无共同点的对立阵营之中而削弱了力量。

在各处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打击的法国崩溃 ，只不过表明这个国家的拔根状态已到了何种程度。一棵树，要是根部已被全然侵蚀，一击之下就会轰然倒下。如果说法国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表现出更大的痛苦，那是因为现代文明及其毒素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出现，除了德国。但在德国，拔根状态所采取的形式是好斗的，而在法国，则是昏昏欲睡、僵直麻痹的。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多少是深藏不露的，但只要我们去寻找，也还能找到其中几个。相反，面临德国人第一波恐怖浪潮仍然屹立不动的，则是那依然保留着活生生的传统并作了最好防御准备的国家，那就是英国。

在法国，无产者的拔根状态使大部分人陷于麻痹惰性之中，又使另一部分人怀着对社会开战的态度。金钱在工人的圈子中将他们的根拦腰砍断，同样的金钱，在资产者的圈子中也侵蚀了他们的根，因为富人是四海为家的（cosmopolite）；过去曾经未受损害的对国家的稀薄的忠诚，因为对工人的惧怕和憎恨，早已是明日黄花。农民也一样，自从1914年以后就被拔根了，因为他们做炮灰（chair à canon）的角色，因为越来越对他们的生活起支配作用的金钱，因为对城市的腐败有太多的接触，他们都已经丧失道德（démoralisés）了。至于理智，它已近乎熄灭。

这一全国普遍的疾病所采取的是一种昏睡的形式，也只有这样，才阻止了内战的爆发。法兰西曾憎恨战争，因为它会威胁到人们的昏睡。被1940年五六月的可怕冲击打得半死之后，它便投入了贝当（Pétain） 的怀抱，继续昏睡，看起来与安全也有几分相似。此后，敌人的压迫将这昏睡变成了如此痛苦的梦魇，它狂躁不安，焦虑地期待外来的援救将它唤醒。

在战争的影响下，拔根状态在全欧洲都达到尖锐化的程度，人们完全应当对此感到惊恐。唯一能给人些许希望的迹象乃是，苦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复活那不久前已经死亡的记忆，如法国对1789年的记忆。

至于东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这50年以来，白人带来了他们自己所遭受的拔根之病，日本就足以展示这种疾病的主动型达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印度支那则是个被动型的例子。印度，固然还存在着活生生的传统，也已经被感染上了，以至于有些人公然以这传统的名义高谈阔论，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西方式现代国家。中国则神秘莫测。俄国呢？它总是半西方半东方，所以也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使它赢得荣誉的力量——就像对德国人而言——是否出于一种主动型的拔根，这是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首先让人相信的；还是说它会激起千百年来其民众心中的、因埋藏在地下而几乎未受损害的深刻的生命力。

说到美洲大陆，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其民族构成首先是建立在移民基础之上的，极有可能出现的主流影响是加重其祸害。

在这几乎绝望的处境下，此时此刻我们只能指望在地球表面上残存的过去的若干小岛上找到援救。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墨索里尼（Mussolini）关于罗马帝国的鼓噪，并用同样的方式抬出路易十四（Louis XIV） 来。征服并不具有生命，只要出现征服，它们所具有的只是死亡。只有活生生过去的点点滴滴，才值得急切地加以保存，无论巴黎还是塔希提（Tahiti） ，到处都一样，因为全世界也不会有太多值得珍藏的东西。

为了不去思考未来而回避过去，乃是徒劳。哪怕以为这样做是可能的，都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将未来与过去对立起来，乃是荒诞的。未来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东西，也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反倒是我们，为了建设未来，必须把一切都给予它，给予它我们的生命。但要给予就必须拥有，而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另一种生命、另一种元气（sève），而只是从过去继承来并为我们所消化、吸收且重造的宝藏。在人类灵魂的一切需求中，没有什么比过去更不可或缺。

热爱过去，绝不可被看作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取向。犹如一切人类活动，革命从某一传统中汲取其全部元气。马克思对此深有体会，当他把阶级斗争作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原则时，他坚持追溯这一传统，直至最遥远的时代。直至20世纪初，全欧洲很少有什么东西像法国工会运动那样接近中世纪，这是行会精神在我们当中的独特反映。工会的虚弱残余，则是急需我们加以吹动的火星。

几个世纪以来，白种人愚蠢而盲目地到处毁灭过去，无论是在自己的天下，还是在他人的地界。假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仍然有真正的进步，那也不是因为这场狂风暴雨，毋宁说，尽管有这种毁灭，些许依然活生生的过去仍在涌动。

被毁灭的过去再也不会重现。毁灭过去也许是最重大的罪行。如今，保存那少数依然存在的事物，已差不多变成一种固执的想法（idée fixe）。必须停止总是由欧洲殖民者用各种方式所产生的可怕的拔根，哪怕是其中最不残暴的方式。胜利以后，必须避免用更能导致拔根的方法来惩罚战败的敌人；从那时起，没有可能、人们也不再愿意彻底消灭他们，加重敌人的疯狂是比敌人更疯狂的举动，同样，我们首先必须在容易引起社会反应的政治、司法和技术创新领域中，维持一种有利于人类重新扎根的秩序。

这并不意味着把它们关禁闭，恰恰相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通风。扎根和相互接触机会的增加是互补的。比如说，如果技术条件许可——在这一方面付出较少的代价就可以做到——工人们分散居住，每人拥有一所房子、一块土地及一台机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为年轻人恢复过去的“周游全法国”（Tour de France） 的项目，若有需要，甚至是周游全世界；如果人们常有机会在装配车间得到培训（在那里他们所生产的工件与其他工件一起安装成型），或者有机会去培养学徒；再加上工资上的有效保障——则无产者的不幸状况便能一扫而光。

我们不能用司法的手段，如重要产业的国有化、废除私有财产、为了达到劳资协议（conventions collectives）而限制赋予工会的权力、限制工厂代表或实施雇佣控制，来摧毁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人们所能提出的各种手段，不管贴上革命还是改革的标签，都纯粹是司法的，而工人的不幸以及疗治不幸的药方，却不是司法层面的问题。马克思应当完全能理解这一点，在《资本论》最出色的篇章中就闪烁着某种证据。

我们不能在工人请愿（revendications des ouvriers）中寻找疗治不幸的药方。他们的肉体、灵魂，包括想象力，都深陷于不幸，他们如何能够想象，却不带有不幸的印记（marque）呢？假如他们为了摆脱不幸而采取了暴力的形式，他们就堕入了启示录式的白日梦中，或者就是在工人帝国主义（impérialisme ouvrier）中寻找一种补偿，这并不比民族帝国主义更值得称道。

我们能够在他们的请愿活动中寻找的，就是其苦难的迹象（signe）。然而，请愿只表现了全部或几乎全部拔根的苦难。假如说他们希望雇佣控制或国有化，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已被全面拔根、被失业深深困扰。假如说他们希望剥夺私有财产，那是因为他们只要有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就像移民蒙恩获准入境一样。这也就是1936年6月占领工厂的心理动机。在那几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毫不掺假的欢乐，一种婴儿般的欢乐，婴儿不会去考虑明天。没有人能够合理地相信明天更美好。

源于大革命的法国工人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呐喊，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抗议，抗议所有受压迫者之命运（sort）的残酷无情。考虑到我们所能寄期望于一集体运动者，该运动则要纯粹得多。它已于1914年终结；此后惟余回声；周围社会环境的毒素甚至腐蚀了不幸感。必须努力重新找回其传统；但人们却不懂得如何去祝愿其复活。痛苦的呐喊，其声调是如此美，我们却不可希望再次聆听到它；祝愿治愈痛苦，则更人道。

工人痛苦的具体清单向我们提供了有待改变之事的清单。首先，必须制止十二三岁该上学的孩童进工厂做工所忍受的打击。假如这种打击没有留下总是很痛苦的伤痕的话，有些工人倒会觉得很幸福；他们自己不知道其苦难来自过去。学校里的孩子，不管是好生还是差生，都还是个人，其生存是得到承认的，人们还希望他有所发展，在他们当中培养出美好的情感来。（在工厂里）日复一日，他变成个机器的补充物，甚至还不如一件物品，只关心服从于最卑劣的动机——只要他们服从。大部分工人在其生命的这一时刻都感到自己不再生存着了，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内在的眩晕（vertige intérieure）。知识分子或资产者，即便是处在更大的折磨中，也很少有机会认识到这一点。这最初的打击，来得这么早，通常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它会使对工作的爱荡然无存。

必须改变工作时段的注意条例（régime de l’attention）、各种试图克服懒惰和疲惫的刺激——这种刺激如今不外乎是恐惧和金钱、强加给工人的不需要其独创性灵巧和思考的服从、在工作集体中不能进行思想和情感合作、有时完全遗忘了所生产之产品的价值以及社会作用和最终用途、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全然分离……这一清单还可以延长下去。

除了改革的欲望，有三种因素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技术的、经济的、军事的。如今，军事因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与战争中生产的重要性相对应，也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

从军事的角度看，将成千上万工人聚集在巨大的工业苦役营（bagnes industriels），而其中真正熟练工人的数目又非常少，乃是双重的荒诞。如今的军事状况所需要的，一方面是工业生产地应当分散；另一方面，大量的工人平时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士，一有国际危机或战争，就立即能在他们的指导下，组织起妇女、半大小伙子或老人投入生产，扩大生产规模。没有任何因素比缺乏熟练工人对英国战时生产产生更大的阻碍作用。

但既然我们没有足够的高度熟练的工人来从事操纵机器的工作，就必须取消这种工作，除非为战事所迫。

战争的需求不与必须获益的人类最美好的愿望相冲突，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用电流来输送能源的相对便捷性，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使非中心化（décentralisation）得以可能。

至于机器，它们并不是生产体系改造的要点；然而，在如今所使用的可控自动机器的各种实例，却可能允许我们通过努力来获得成功，既然我们付出了努力的话。

通常说来，比起在社会主义的标签下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更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应该是改变技术研究这一概念本身。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设想，一位忙碌于发明新型号机器之技术研究的工程师，心里所考虑的不是某个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增加要求他进行这些研究的企业的收益，另一方面则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在这一事例上，当我们说到生产的利益，我们所说的是产量更多且价格更低；也就是说，这些利益其实是消费的利益。我们总是用这两个词相互替代。

至于那将要付出力气去开动机器的工人，却没有人考虑到。甚至没有人考虑到应该去考虑这一点。充其量，人们有时会预备些不得要领的（vagues）安全装置，尽管事实上切断手指、工厂楼梯上沾染鲜血的事早已是司空见惯。

但这微不足道的关注也是仅有的。人们不仅没有考虑工人的道德健康（bien-être moral）——这是需要很大的想象之努力的；人们甚至没有考虑不要伤害他们的肉体。否则，人们也许就能为矿工找到别的工具，而不是可憎的压缩风镐，这东西八个小时一直不断地在震动着，而矿工却要紧紧地抓住它。

人们也没有想过，某些新机器，增加了资本的投入，并使生产过程更加刻板，是不是也会加重失业的总体危险？

工人为提高工资和减轻约束而斗争所获得的成果又有什么用呢，假如与此同时，某些研究机构的工程师，虽然不是出于恶意，却发明出一些耗尽工人肉体和灵魂，或者加重经济困难的机器来？经济上部分或全部的国有化又有什么用，假如这些研究机构的精神没有改变？而直到如今，就我们所知，进行国有化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改变。甚至是苏维埃的宣传，也从来没有夸口说俄国人已造出全新的机器，值得某个无产阶级专政者来使用。

然而，如果说马克思的研究中有某种看起来不容抗拒的确定性，那就是，假如不伴随着一种技术的变革、一种结晶于新机器的变革，阶级间关系的改变将是一种纯粹的幻觉。

从工人的角度看，一部机器需要具备三种性质。首先，操控它时，既不会损耗肌肉，也不会折磨神经或任何器官——更不会切断或撕裂肉体，除非极罕见的意外。

其次，与失业的总体危险有关，他所在单位的生产设备应尽可能具有柔性，因而他能顺应生产指令的多样性。于是，一部机器必须有多种用途，有尽可能多的变化，甚至是在某种不确定的限度内。这也是军事上的需要，应尽可能快地适应从和平状态向战争状态的转变。最后，这也是有利于从工作中获得愉悦的因素，因为这有助于避免工人所畏惧的厌倦以及由此产生的厌恶。

最后，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与一个熟练的职业人士的工作相对应。这里也有一种军事上的需要，进而，它也是工人的尊严和道德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几乎全部由良好的职业人士构成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无产者。

自动、可控、具有多种用途的机器的巨大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求。这一领域中最初的成果已然存在，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方向上有着极为广阔的天地。这样一种机器将使在机器上干苦差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在像雷诺公司（Renault）这样的大型企业里，很少有人干活时流露出幸福的神情。在这少数幸运儿当中，就有那些负责看管有凸轮（cames）的可控自动操作机器的人。

但至关重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来提出涉及工人道德健康之问题的想法本身。一旦问题确定了，剩下的就是技术人员如何去解决了。他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其他问题。所需要的，只是他应该愿意去解决。制作新机器的场所不应全然陷入资本家的利益网络之中。国家自然应该通过发放津贴来掌握他们。但各种工人组织为什么不可以用奖金来掌握他们呢？更何况其他的影响和施压手段。既然工会组织可以真的变得有活力，在它们与从事新技术发明的机构之间就应该有持续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工程师学校营造一种对工人友善的氛围，从而为这种联系做准备。

至今，技术人员所关心的只是制作的需求。假如他们精神中开始关注制作者的需求，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技术就会一点点得到改变。

这一点必须成为工程师学校和各种技术学校的教学内容——但这种教学必须具有真正的实质。

也许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一类问题。

这一类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很容易确定的。有位教皇这样说过：“制作过程使材料升值，却使工人贬值。”马克思用更为严厉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所有为技术进步而从事研究的人，心里必须始终明确地意识到，在当今生产状态的各种可能的弊端中，这一弊端是长久以来最迫切需要得到疗治的；绝不能加重它；必须千方百计使它减轻。从现在起，这一想法必须成为职业义务感、职业荣誉感的一部分，对工业领域中的任何人都是如此。工会组织的基本课题之一——假如他们能够完成的话——那就是使这一思想进入全民的心灵深处。

假如大部分工人都是高度熟练的职业人士，常能表现出灵巧和独创性，对其生产和机器负责任，则现时的工作规章制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有些工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工作，另一些，则可以合作的方式在小车间里工作。在我们这个年代，权威的贯彻在小工厂里并不如在大工厂那么顺利，那是因为小工厂通常模仿大工厂。这样的小车间不该是小工厂，它们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工业有机体，在这里应有一种新的精神，虽然小，却能像大企业那样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有机联系。在大企业，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工人却能体味到一种独特的诗意。

一旦苦役营式的工作环境被取消，计件工资就不是不可接受的。这并不是说立即就钻进钱眼里。它乃是对一种自由完成工资的正常报酬形式。不再是每一秒钟都得战战兢兢地服从。一个工人或一群工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一定数目的工作指令，在工作安排上允许某种自由选择。与知道他必须无限次地重复一个姿势，分秒不差，又在难以觉察的时间里按照新的指令完成另一个姿势相比，这就截然不同了。有两种时间关系，一种与惰性事物有关，另一种则与能思考的造物有关。人们常常混淆这两者。

不管是不是合作的关系，这些小车间都不应是苦役营。一个工人可以偶尔带他妻子来参观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机器，就像1936年6月他们因为占领工厂而兴高采烈。孩子们放学后会来找他们的父亲，学着干活，在他们这个年纪，干活是最具吸引力的游戏。再大一点，到了该当学徒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掌握一门手艺了，可以选择在这一行里进一步钻研或是另外学一门。正因这种幼时的惊异，一生中工作都会焕发出诗意；而不是为最初的经验所打击，一辈子都摆脱不掉梦魇的色彩。

假如说，即便是在当今丧失道德的氛围中，农民也比工人更少依赖各种刺激剂的激励的话，差异也许就在这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田野里也许已经是不幸的，但总有那样的时刻，他会觉得工作是奇妙的，是为大人而保留的一种游戏。

假如要使大部分工人变得稍幸福一点，则不是要去解决而是应该取消许多表面上至关重要及令人焦虑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解决它们，而是干脆就该忘了它们曾被提出过。不幸乃是虚假问题的培养基（bouillon de culture）。它会产生强迫症。平息这些强迫症的方法，不是它们要什么就给它们什么，而是应该消除不幸。如果一个人腹部受伤而觉得渴，就不能给他水喝，而必须治疗他的伤口。

不幸的是，也只有年轻人才是可塑的。应该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塑造青年工人，首先是学徒。国家责无旁贷，因为社会上再没有别的机构有此能力。

资本家阶层最大的弊病，就是老板无视学徒工的存在。在俄国，它被叫作玩忽职守罪（négligence criminelle）。在这一点上无论怎么强调，无论怎么向公众传播这一简单易懂、无可争辩的真理，都不为过分。二三十年以来，老板全然忘记去考虑良好职业人士的培养。熟练工人的缺乏，像其他因素一样，也是我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1934年和1935年，失业的危机已空前尖锐，当生产陷于停顿时，一些机械和航空工厂招收良好的职业人士，却招不到。工人抱怨考试太难；然而，他们却没有接受过能使他们通过考试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足够的军备又从何而来？退一万步讲，就算没有战争，逐年加重的职业人士的匮乏，也必然以导致经济生活无以为继而告终。

必须彻底地让全国人民以及有关各方明白这一点：老板已经向我们证明，事实上他们无法承担资本主义体系压在他们肩上的责任。他们有一项需要履行的职能，却不是这一项，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项责任对他们而言太重也太广。一旦清楚这一点，人们将不再惧怕他们，而他们也将不再反对必要的改革；他们将停留在其自然职能的谦和有度的界限内。这是他们得救的唯一机会；正因为人们惧怕他们，才常常想要摆脱他们。

一个工人喝了杯开胃酒（apératif），他们就会说他缺乏远见，而他们自己的智慧也没有能预见到，假如他们不去培养学徒的话，二十年后就不再有工人了，至少是配得上这一称号的人。显然他们没有能力去考虑两三年后的事。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倾向使他们更希望在其工厂里做工的工人是一群不幸的牛马，被拔了根、没有任何值得考虑的名分。他们不知道，如果说奴隶之顺从甚于自由人，则奴隶的反抗也比自由人可怕得多。他们对此有所体会，却全然不理解。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会组织在培养学徒方面的失职也同样是一大丑闻。它们没有为生产的前途操过心；但是，由于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维护正义，它们也该为小伙子们的道德困境而心有所动。事实上，工厂里真正悲惨的那些人：少年、妇女、移民、外国人以及殖民地人，却成了弃儿。工会生活所关注的，首先不是这些人痛苦的总量，而是增加某些原已获得高薪的工人的工资。

没有比这更能说明，一项真正以正义为取向的集体运动是多么困难，以及不幸者应该真正得到保护。他们保护不了自己，因为不幸阻碍了他们；外人也不保护他们，因为人性的倾向就是不去关心不幸者。

只有“基督教青年工人”（J.O.C.） 关心青工的不幸。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也许是基督教尚未在我们当中死亡的唯一确定的迹象。

正如资本家不仅罪恶地忽视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也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背叛了他们的使命；同样，工会组织则忽视了保护工人队伍中的悲惨者，转而争夺利益，从而背叛了它们的使命。再说它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鉴于有一天它们会发现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而且会面对滥用权力的诱惑。将工会改造成独一无二、强迫性的组织，以限制其存在，乃是这一精神转变之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说到底，维希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几乎为零。法国总工会（C.G.T.） 并不是强暴的受害者。很久以前它就不处于运作状态了。

国家在保护不幸者方面并不特别有资格。不如说它倒是很无能的，除非受制于某种紧迫的、显而易见的公共安全之需要，以及为舆论所推动。

在与培养青工有关的问题上，公共安全的需要也同样是紧迫和显而易见的。至于舆论的推动，则必须从现在起，利用真正工会有机体的萌芽，利用“基督教工人青年”、各种研究机构和青年运动，甚至是官方组织，广泛发动舆论。

俄国布尔什维克曾鼓动其人民建设工业化。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鼓动我们的人民建设起一支新型的工人队伍？这样的目标应该是与法兰西精神（le génie de la France）相符合的。

青年工人的培养必须超出纯粹职业性的培训。当然，它必须包括教育，就像培养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为此，最好不要把学徒培训放在学校里，在学校效果总是差的，而应该立即投身生产过程。可是我们也同样不能交给工厂。培养青工的地方需要有所创新。应该是某种结合了职校、工厂徒工培训、如今的这种实习工场（chantier de compagnons），以及许多其他方式之优点的机构。

但要培养一代青工，尤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同样需要一种教养，需要理智文化的参与。他们必须熟悉思想的世界。

如何参与，又是何种文化？长久以来人们争论不休。以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谈论了很多工人的文化。另一些人则说，并没有什么工人的和非工人的文化的区分，文化就是文化。总之，这种意见的结果就是让最有才智、最渴望学习的工人接受我们给予头脑不开窍的公立中学学生（lycéens）的待遇。有时事情的确变得稍好一点，但总体上说这里有一种通俗化（vulgarisation）的原则，正如我们在如今这个年代里所理解的。这个词和事情本身一样可怕。要是我们想把什么东西表达得更好，就应该另找一个词。

的确，真理只有一个，但谬误则有千千万万；而在每一种文化中——除了在完美的情况下，对人而言这只是极端事例——真理与谬误都是相混杂的。如果说我们的文化要想接近完美的话，那它就该超越社会等级。但由于它如今是平庸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文化，一段时间以来，它更是公务员知识分子的文化。

假如我们愿意在这一意义上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比乍一看包含了更多的真理；但马克思主义者们是绝不会作这种分析的；因为这需要使他们首先站在镜子前照照自己，这可是难以做到的工作。只有基督教所特有的美德才能提供足够的勇气。

我们的文化和民众之所以如此难以沟通，不是因为它太高，而是因为它太低。在它裂为碎片之前，人们又下了一剂烈药，使它降得更低。

有两个障碍，使民众难以获得文化。一个是缺乏时间和力量。民众很少有闲暇作理智努力；而疲劳又使这种努力的强度大打折扣。

这一障碍是无足轻重的。至少它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我们不错误地把重要性归于它。真理之照亮灵魂，是与其纯度相对应，而非任何种类的量。金属中重要的不是量，而是其融合的程度。在这一领域，少量纯金与很多纯金同样有价值。少量纯粹的真理也与很多纯粹的真理同样有价值。同样，一座完美的希腊雕像，和两座完美的希腊雕像，所包含的美是一样的。

尼俄柏（Niobé） 所犯的罪，就在于她忘了量与善无关，而她所得到的惩罚就是其子女的死。我们每天都在犯同样的罪，我们也受到同样的惩罚。

假如一位工人，经过一年热切而坚韧不拔的努力，学到一些几何学公理，真理就会进入他的灵魂，这和一位大学生在同样的时间内付出同样的努力学习高等数学所获得的真理是一样的。

这真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似乎也不容易得到证明。至少基督徒应该把这看作信条，如果他们还记得真理是诸纯粹善之一，福音书把它比作面包，并且记得：谁需要面包，就不会给他石头。

各种物质方面的障碍——缺乏闲暇、疲劳、缺乏自然天赋、疾病、身体的痛苦——只会阻碍人们获得文化中低级和平庸的成分，却不会妨碍人们获取它所包含的最宝贵的财富。

工人文化的第二个障碍与工人的社会状况有关，像其他阶层的社会状况一样，也对应着一种独特的感受方式。于是，对由其他人以及为其他人所创作的东西有一种陌生感。

要疗治这一点，就需要作翻译。不是通俗化，而是翻译，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不是去掌握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所把持的——已然是太贫乏的——真理，使它们降低格调，使它们变得索然无味；而只是充分地表达出它们，用帕斯卡尔的话说，就是以能为心灵所感受的语言，为了那些其感受性因工人的社会状况而定了型的人们。

这种迻译 真理的艺术是至关重要的艺术之一，也是最不为人所知者之一。使它变得困难的，乃是在实践中必须置身于真理的中心，毫无遮蔽地拥有真理，跟随着那真理偶然采取的形式。

此外，迻译也是一种真理的标准。不能被迻译的便不是真理；同样，其表象不能随视角而改变的，就不是个稳靠的对象，而只是个蒙人的把戏（trompe-l’oeil）。在思维中也同样有一个三维空间。

研究把文化传递给民众的合适的迻译方法，有益于民众，又何尝不是有益于文化？这对它也是一种无限珍贵的刺激。由此，它将走出它所置身的令人窒息的氛围。它将不再为专家们所垄断。因为如今它还是属于专家的，越往下就越低级。就像人们把工人看作是头脑不开窍的中学生，人们也把中学生看作是相当疲乏的大学生，把大学生则看作是患了遗忘症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教授。文化是由教授所操纵、用于制造教授的工具，而后来者又用它来制造新一批的教授。

在现今各种拔根疾病的形式中，文化的拔根并不是最可忽视的。这一疾病的最初结果就是，在所有的领域都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各种关系被切断了，每一事物都被看作是自身的目的。拔根产生偶像崇拜。

有关我们现在文化之退化，可以举一个例子。对几何证明之必然性的操心——这绝对是正当的——却使得人们把几何讲述成与世界了无干系的绝对学科。中学生们对几何学感兴趣，只是把它当成游戏，或是为了得个高分。他们又如何能从中发现真理？

如今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无论是简单行动还是精致的复合行动，都是几何概念的应用。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个几何关系的织体（tissu）；而我们，既然受限于时空，事实上也服从几何必然性。他们讲授几何必然性的方法，乃是认为它们似乎是任意的。还有什么比任意的必然性更为荒谬？根据定义，一种必然性就是具有强迫性的。

另一方面，当人们试图普及几何学，使它贴近经验时，却又遗漏了证明。剩下的，不外乎一些全然无趣的秘诀（recettes tout à fait sans intérêt）。几何学变得索然无味、丧尽本质。其本质就是以必然性为目的的研究，事实上，这必然性在此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那样的退化应该是容易避免的，证明和经验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用木头和铁来证明，和用粉笔来证明是一样容易的。

也许有一种在职校讲授几何学必然性的简单方法：使研究与车间相结合。我们可以对孩子们讲：“这里有若干有待完成的任务（制作一些满足这样或那样条件的物件）。有一些是做得到的，另一些是做不到的。完成那些能做到的。而你们完不成的那些，则要向我证明它们是做不到的。”从这里入手，全部几何学都可以在工作中讲授。完成一项工作，是一种具有足够可能性的经验证据，而对于不可能性，却不存在经验证据；这时必须有证明（démonstration）。不可能性是必然性的具体形式。

至于其他科学，全部经典科学——我们不能把爱因斯坦（Einstein）和量子整合进工人的文化——原则上都源于类似的方法，应用于主导人类工作的各种关系之中，于是，假如我们懂得如何向他们讲授的话，它们也适合劳动者，比向中学生讲授更加自然。

对属于“文学”（Lettres）这一部分的文化而言，这样讲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因为其对象始终是人类的状况，并且民众对人类状况的体验最真实、最直接。

大体上说，除了某些例外，二流乃至更差的作品更适合于精英（élite），所有一流的作品则更适合于民众。

例如，民众若是与希腊诗歌（其主题几乎就是一个：不幸）相接触，会产生多么强烈的理解！所需要的，则是懂得如何翻译和讲授。比如说，一个工人，对失业的焦虑已深入到骨髓，当能理解菲洛克特特斯（Philoctète） 的处境：他的弓被人夺走，他绝望地盯着自己无力的双手。他也能理解饥饿中的厄勒克特拉（Electre） ，这是任何一位布尔乔亚（除了在如今这个时期）所绝对不能理解的——包括比代丛书（l’édition Budé） 的编辑们。

还有第三个因素，阻碍了工人们掌握文化；那就是奴役。当思想真实地被运用时，它本质上是自由而至高无上的。在一两个小时中自由、至高无上、具有思想的性质，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中仍然做一个奴隶，这简直是可怕的五马分尸（écartèlement），为了逃避这种处境，人们几乎不可能不放弃思想的最高形式。

如果我们实施一些有效的改造，这一障碍就会一点点消失。进而，不久前的奴役以及正在消失的奴役的残余，在解放的进程中对思想也会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

工人之文化的条件乃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可怕的名词，但如今他们也配不上更美好的词——与工人劳动者相融合。要想使这样的融合成为现实是很困难的。但如今的处境却有利于它。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陷于奴役、陷于工厂、陷于德国的集中营之中。其他人则和青年工人一起待在实习工场。但前者更具有可贵体验。许多人会被它摧毁，或至少身心交瘁，然而或许有些人会真正得到教育。

这一如此珍贵的体验也会有丧失的风险，即从离开这一处境之后，受到不可抗拒的遗忘屈辱和不幸的诱惑。从现在起，应该去接近从那些地方回来的囚徒，使他们继续与劳动者保持接触（起初他们是被迫与劳动者接触的），让他们重新思考前不久的体验于他们究竟意义何在？这样做，为的是使文化贴近民众，为的是一种文化的新取向。

参加抵抗运动的工会组织也许是这种接触的好场所。但总之，工会组织要想有思想生活，它们与知识分子的接触就必须是另外的一些方式，而不是像法国总工会中把他们归于某些专业团体，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方式是最为荒谬的。

自然的关系乃是，工会接纳他们为荣誉会员，但禁止他们干预工会行动的决定，知识分子可以义务组织课程、准备图书资料。

最可取的是，在逃脱了因被征服的强迫而与劳动者相混合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年轻）中，出现一种与五十年前俄国大学生类似的潮流，但其思想更为明确，大学生会去从事志愿而又长久的实习，隐姓埋名，做工人大众中的一员，无论是在农庄还是在工厂。

总之，无产者社会状况——它的确首先是由拔根而引起的——的改变，可以归结为建设一种工业生产和一种精神文化的任务，这精神文化是属于工人的，工人也对之感到亲切。

当然，工人自己应是这一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事情的本性而言，这一部分应是逐步壮大的，直至他们真正得到解放才算完成。只要他们仍然为不幸所控制，这种解放就不可避免地还是最低限度的。

建设这种新颖的工人社会状况的问题是非常紧迫的，必须立即得到考虑，绝不能拖延。从现在起，就必须决定一种方向。因为战争一结束，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我们将大兴土木。我们所建造的，将不再被拆毁，除非发生新的战争，而生活将与之相适应。原本应该为许多代人、为全部社会生活而建造的东西，假如我们允许胡乱地用石块垒砌起来，那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最近的将来工业企业的组织有一种明确的思想。

假如我们因畏惧可能的不和，偶然逃避了这一必须承担的责任，那么，这只能说我们不配对法国的命运说三道四。

于是，迫在眉睫的乃是考虑一个使工人重新扎根的计划，简单地说，眼下就有一个该计划的可能的草案。

大工厂应该取消。一个大企业，应该由一个装配车间构成，它又与许许多多小车间相联系，每个工人或一群工人一个车间，散落在乡间。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一些专家，按照固定的周期轮流到中央装配车间工作，而这种周期就应构成节日。此处的工作应该是半日制的。剩下的时间则用于同伴联谊；用于增进对企业的爱（patriotisme d’entreprise）；用于技术讨论，使每个工人都能掌握他所生产之工件的确切作用以及其他人所克服的困难；用于地理讨论，使他们了解他们所参与制造的产品将销往何处，将在何种环境下、在哪些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在人类的生活氛围中这些产品又占有何种的位置。还应加上基础文化（culture générale）。每座中央装配车间附近都应有一所大学。它应与该企业的生产方向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不应是企业的财产。

机器不应属于企业。它们应属于分散在各处的小车间，而这些小车间，或者是工人的个人财产，或者是他们的集体财产。此外，每个工人都应拥有一座房子和一小块土地。

这三重财产——机器、房子和土地——应该是国家在他结婚时给予他的赠礼，条件是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困难的技术试验，同时，还要证明他具有理智控制力和基础文化。

对机器的选择应该一方面适合于该工人的兴趣和知识，另一方面则适合于生产的一般的需要。不言而喻，最有可能的，是一种可控自动机器，具有多种用途。

这三重财产，既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不能出售，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机器可以交换。）拥有机器的人将只有宣布放弃它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以后获得其他机器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会很困难。

若一个工人死了，这一项财产就重归国家，当然，必要时国家也必须保证此人的妻儿能有同等的生活福利。假如他妻子能从事劳动，她就可以保留这财产。

所有这些赠礼都从税收中开支，或者是直接税，即从企业的赢利中获取；或者是间接税，即从产品的销售中获取。它们应由一个管理机构来经营，该机构由公务员、企业老板、工会活动家以及国民议会议员组成。

若法庭裁决一个人缺乏职业技能，这一财产权可被吊销。当然，前提是，若一个企业老板缺乏职业技能，该法庭也应对他采取同样的处罚手段。

一个工人若想成为一个车间的主管，就应获得某个负责提供鉴定的职业组织的批准，然后应给予他优惠条件去购买两、三部机器；但不能再多了。

若没有通过考试，一个工人就仍然拿薪水。但在其一生中，没有年龄限制，他都可以重新参加考试。他一辈子可多次申请到职业学校作免费实习。

这些拿薪水的工人，可以在非合作制的小车间工作，可以作为某个工人的帮工在他家里工作，也可以作为普通工在装配车间工作。但在产业界他们只能是少数。大部分人应被输送到为公共服务业和商业所不可或缺的非技术工或誊写员的工作中去。

在结婚成家立业之前——也就是说，按照不同人的性格，在二十、二十五或三十岁以前——青年工人均应被视作学徒。

童年时，学校应让孩子们有足够的闲暇，使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围着父亲的工作干点小事情。再往后，半工半读的时间——也就是说部分时间学习部分时间工作——应尽量延长。然后，应该有一种很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周游法国”式的旅行，一会儿在单干工人家，一会儿在小车间，一会儿在不同企业的装配车间，一会儿在年轻人的“实习工场”或“实习营”。这种居留和工作，按照他们的兴趣和能力，可以多次重复，时间可长可短，可以是几个星期，也可以长达两年，如在工人学校。此外，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居留应适合于各种年龄，它们都应该是免费的，也不应引发任何社会优越感。

当一个青年工人厌倦了漂泊多变的生活，想要安定下来，那他对于扎根就算是成熟了。一个妻子、几个孩子、一座房子、一方花园，构成其营养的重要一部分；在他喜爱的企业里干一份工作，并以此为豪，这企业是他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于一个人的尘世幸福而言，这些就足够了。

当然，这种对青年工人的想法，暗含着对现今劳动营生活的全面改造。

至于工资，当然首先是不能低得使人陷于苦难——但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不大会有这种担心——因为工资会占据工人们的心灵，妨碍他们对企业的爱。

各种行会、仲裁等组织，只能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使每个工人都很少会去考虑金钱的问题。

企业主管，就像医生，必须属于这样一类职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只在有某些保证的情况下才授权其从事。这种保证必须不仅与能力，也与道德水准有关。

所投入的资本应比如今大大减少。某种信贷体系将使一位有能力也有志向成为企业家的贫困年轻人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企业将再次成为个体的。至于各种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s anonymes），在安排改制时，也许取消它们或宣布禁止它们倒也无妨。

当然，企业的多样性，亟须我们研究非常多样的模式。此处的草案只是个长远努力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一些技术创新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模式应该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

它将消除无产者这一社会状况，而所谓社会主义，事实上只是使所有的人都陷入这一处境。

其取向不应是如今变得时髦的方式，即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这种利益显然只是物质上的——而是工作中的人的尊严，而工作乃是一种灵性价值。

这种社会构想的困境在于，假如没有一些内心深处有着炽烈的意愿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的自由人，那么它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是否能找到或发动起这样的人，依然是未定之数。

然而，除此以外，我们所能作的选择就是或者各种不同的不幸，或者几乎一样的不幸。

尽管这一构想是要很久才能实现的，但战后的重建却马上就需要为工业分布提出规划。 w2NeG99rkvbGMo2WuF8izpNuhOotmTxwQcjl3nTVtb3XE0NwjSMa3doemSbqSM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