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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La vérité）的需求比其他任何一种需求都更为神圣。然而从来没有人提及。我们害怕读到——哪怕是在最著名作家的书中——无耻地陈列出来的大量的、方方面面的粗俗的虚假。我们会说读这些东西是在可疑的井里喝水。
有那么一些人，白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还辛勤读书，为了从中获得教益。他们不能到各大图书馆去作考证。他们很相信书上的话。我们没有权利给予他们虚假的食物。通过什么手段可得知作者是可信任的？他们无需每天作八个小时的肉体劳动，社会养活着他们，让他们有闲暇，并致力于避免错误。一个曾引起火车出轨的扳道工，却想要人们信任他，是不会得到善意对待的。
出于更有力的理由，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些报纸，假如其撰稿人若非时而违心地歪曲真相便待不下去，那么容忍这样的报纸存在，乃是可耻的。
公众不信任报纸，但他们的不信任无济于事。公众知道，大致上一份报纸既有真相又有谎言，他们会把报上的新闻分成这两类，但完全是胡乱地，全看他们的偏爱。这也同样是将自己托付给错误。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一份报纸与编织谎言的机制相混淆，那它就构成了犯罪。但人们相信这是惩罚不了的罪行。当某种活动已经被确认是有罪的，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对它的惩罚？这种有罪不可惩的奇怪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司法精神之扭曲。
难道不是到了该声明一切已发现的罪行都可惩罚，并且我们也已下定决心——一旦有机会——就要惩治所有的罪行的时候了吗？
有些公共卫生（salubrité publique）的简单措施，能保护民众免于真理受损。
首先是，为了这种保护而建立的特别法庭，须具有极高的荣誉，由经特别挑选和培养的专业法官构成。他们应有责任通过公开的谴责来处罚所有可避免的错误，并能够把累犯关进监狱，或送去服苦役，刑罚根据所表现出的欺诈（mauvaise foi）的程度而加重。
比如说，一位仰慕古希腊文化的人，在马利坦（Maritain）
新近的一本书中读到这样的话：“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们也没有想到要谴责奴隶制”，就可能将马利坦传讯到这样的一个法庭上。他可带上的留传下来的有关奴隶制唯一重要的文本，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他会让法官们读这句话：“有些人断言，奴隶制是绝对违反自然和理性的。”他会让他们观察到，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里所说的“有些人”不在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法庭会指责马利坦——而他原本是多么容易避免这样的错误——主张错误的见解，并且，虽然不是有意的，却构成了对全部人类文明难以忍受的恶意中伤。所有的日报、周刊和其他类型的报纸，所有的杂志、电台广播，都有义务使公众了解法庭对马利坦的指责，如有可能，还要有马利坦的回应。仅就这一事例而言，恐怕他很难作出回应。
当《哼哼杂志》（
Gringoire
）
全文刊登一位据称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演讲时——据说他是在巴黎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该演讲的，但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未能离开西班牙——同样的一个法庭并不是多余的。对于一个清楚得如同二加二等于四的事例上的欺诈，监狱或苦役也许并不太严厉。
用这种方法，任何一个人，一旦在已印刷的文字或电台广播中发现了某个可避免的错误，就可以将它告上法庭。
第二种手段，应该是绝对禁止电台或每日发行的报纸作任何一种形式的宣传（propagande）。我们应该只允许这两类工具提供非倾向性的信息。
上面所讨论的各种法庭应注意使信息不带有倾向性。
它们所应审判的，不只是新闻机构的错误主张，还应包括有意的和有倾向性的遗漏。
各种思想观念得以交流并希望为人所了解的社会团体（les milieux），只有权出版周刊、半月刊或月刊。如果想促进思考而不是使人昏昏的话，并不需要更快的出版周期。
对各种劝说手段的纠正，也可由同样法庭的监管而得到保证，如果一个机构太频繁地篡改真相，法庭就可取缔它。但其编辑人员可换个招牌另起炉灶。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不会有对公共自由的丝毫限制。而是会有对人类最神圣之需求、免于洗脑（suggestion）和错误之需求的满足。
但谁来保证法官们不偏不倚？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除了他们的完全独立性以外，唯一的保证就是，他们应该从极不相同的圈子中产生；他们应该自然具有一种博大、明晰和准确的理智能力（intelligence）；他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学校中得到培养：他们所获得的教育不是法律的（juridique），而首先是灵性的（spirituelle），其次才是理智的（intellectuelle）。他们必须习惯于热爱真理。
如果找不到一些热爱真理的人，一个民族对真理的需求是绝不可能得到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