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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La liberté d’opinion）和结社自由（la liberté d’asso-ciation）通常是相提并论的。这是种错误。除了自然聚集（groupements naturels）以外，结社只是实践生活的权宜之计。
相反，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有什么意见就表达什么意见的、既无约束又无保留的言论自由，却是理智活动的绝对需求。故而它是灵魂的一项需求，因为当理智局促不安时，灵魂就得病了。对应于该需求之满足的本性和限制，深深地印刻在灵魂各不同机能的结构之中。因为同一事物可以既受限制又不受限制，正如人们可以无限地延长一个长方形的长，却不可取消对其宽的限制。
在一个人身上，理智可以有三种活动方式。它可以处理技术问题，也就是说，探索达到给定目标的手段。它也可以在意志选择一个取向时提供光明。最后，它也可以与其他机能相分离，在一种纯粹理论的思辨中自娱，暂时抛开一切对行动的关心。
在一个健全的灵魂中，它依次以这三种方式活动，而自由程度则各不相同。在第一种功能中，它是服务性的（servante）。在第二种功能中，它是破坏性的，自从它开始将论据提供给灵魂的一部分——在并非处于完善状态的任何人身上，灵魂总是站的恶的一边——它就必须得到指导，使它走向宁静。但当它单独行使时，就必须使它享有最高的自由。否则，人就缺失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愿意在出版界建立某种绝对自由的保护区。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应该明白，在此公开发表的作品在任何程度上都与作者无关，也不包含任何对读者的建议。在该保护区，为了坏的理由而论证的各种论据可以竭尽全力陈列出来。把它们陈列出来乃是有益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赞颂他最谴责的东西。可以让公众普遍认识到，这类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表明作者在面对生活中难题时的立场，而是通过预备性的研究，有助于完整而正确地列举与每个问题相关的材料。法律应保证这些作品的发表不至于给其作者带来任何种类的风险。
相反，对我们所说的意见注定会施加影响的出版发表，也就是说会对生活行为产生影响的出版发表，已构成一些活动，并必须与各种活动一样服从共同的限制。换言之，它们不能带有对任何一个人的非法偏见，尤其是，它们不能包含对法律所庄严承认的人类永恒义务的任何否定，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
这两个领域的区分——一个是在行动以外，一个是行动的一部分——不可能用司法的语言写在纸面上。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区别是足够清楚的。两个领域的分离在事实上是很容易建立的，只要想达到这一点的意志足够强烈。
比如说，日报和周刊显然就处于第二个领域。各种杂志也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以某种方式进行思考的辐射焦点；只有那些放弃这一功能的，才可要求全面的自由。
对于文学也同样。这或许有助于解决近来兴起的有关道德与文学之主题的论战，这一论战受到了这一事实的遮蔽，即所有有才华的人，由于职业团结，都站在同一阵营，而另一边则只是无能胆小之辈（des imbéciles et des laches）。
但无能胆小之辈，在很大程度上，却并非没有道理。作家们有一种令人不能接受的脚踩两只船（jouer sur deux tableaux）的做派。他们从来没有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这样声称具有良知导师的角色，并且付诸实践。事实上，战前那些年里，没有人就此问题与他们争论过，除了学者们。过去在国民道德生活中由教士所占据的位置，如今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所把持，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衡量我们进步的价值了。但假如有人责问作家们其影响的取向，他们就会愤怒地逃进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神圣特权。
比如说，毫无疑问，纪德（Gide）
一直很清楚，《地粮》（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和《梵蒂冈地窖》（
Les Caves du Vatican
）对我们成千上万年轻人的生活实践行为产生了某种影响，他还曾以此自豪。从那时起，就没有任何理由使这些书本隐藏在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可侵犯的护障后面，也没有理由送一个在开动的火车上把他人推下车的年轻人进监狱。
人们同样还尽可以要求在犯罪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特权。在某个时刻，超现实主义者们（surréalistes）
也离这不远了。不幸的是，这么多无能之辈关于我们的失败
中作家们之责任的话，说得太对了。
假如有一个作家，出于与纯粹理智相对应的完全自由，发表反对为法律所承认的道德原则的文章，以后又成为广施影响的公众名人，我们就很容易问他是不是打算公然声称这些文章不代表他的立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很容易惩罚他。假如他说谎，也很容易使他名誉扫地。进而，必须承认，一旦一位作家置身于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者的行列，他就不能要求无限制的自由。此处也一样，不可能作出司法上的定义，但事实却绝不难看清。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限制法律在以司法语言表达的事务上的至上性（souveraineté），既然这至上性也为正义审判所行使。
进而，这同一个对自由的需求，对理智而言是这么要紧，就必须保护人们远离暗示、宣传和强迫的影响。这是一些强制，一种特殊的强制，并不带有肉体的惧怕和痛苦，但也同样是一种暴力。现代技术已赋予它非常有效的工具。这种强制，就其本性而言，是集体性的，而人类的灵魂则是其牺牲品。
当然，国家使用这种办法就是在犯罪，除非为了公众安全不得已而用之。但更应该防止对它的使用。比如说，广告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其总量应该大大缩减；应该严格禁止它们触及思想领域的主题。
同样，也可以压制报业、电台广播，以及其他此类机构，不仅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为公众所承认的道德原则，也是因为其言谈和思想的卑下、不良的趣味、粗俗及其阴险堕落的道德氛围。这种压制的实施丝毫不会伤及言论自由。比如说，一份报纸被查禁，其编辑部成员仍有权利在他喜欢的地方发表意见，或者假如情况不那么严重，仍然可以留在原地继续出版，只是换一个报纸名称。这样只会带上不名誉的标记并仍有这样的风险。言论自由唯独是给予记者，为他而保留的，而不是给报社的；因为只有记者个人才拥有形成意见的能力。
一般说来，所有与自由表达有关的问题都表明，我们应该确定这一自由是理智的一种需求，而理智唯独存在于个人身上。没有理智的集体性运用。故而，没有一个集体能够合法地要求表达的自由，因为没有一个集体拥有对此最起码的需求。
恰恰相反，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就需要通过法律来禁止一个集团表达某种意见。因为当一个集团开始拥有某些意见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将它们强加给其成员。迟早这些个体会在一系列大小问题、在表达与集团意见相反的意见上觉得受到妨碍，其严酷程度大小不等——除非他退出该集团。但与自己所属的集团决裂总会带来痛苦，至少是情感上的痛苦。而风险、痛苦的可能性越是作为行动中健康而必要的因素，它们在理智实践中就越会产生不健康的影响。一种恐惧，哪怕是轻微的，也会使人或者让步或者变得僵硬——全看此人的胆量；没有比这更容易使那构成它们理智的极端纤细脆弱的精密工具扭曲变形的了。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友谊都是种巨大的危险。当思想的表达前面冠以小小的“我们”，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理智就被打败了。而一旦理智的光明被遮蔽，对善的爱立刻就会迷失方向。
实践上直接的解决之道，就是取消政党。党派之争，就像在第三共和国的那样——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恶的极致；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没有党派的公共生活。今天，又有人重新大胆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很好，假如需要新意。但说到底，这只是1789年的传统。在1789年的时人看来，甚至没有别的可能性；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公共生活于他们简直是恐怕的梦魇，他们绝不会相信一个人民代表会放弃自己的尊严成为一个党派的守纪律的成员。
此外，卢梭清晰地展示了，党派之争会自动杀死共和国。他预言了这样的结果。在这个时刻鼓励人们去读《社会契约论》（ Du Contrat Social ），乃是有益的。事实上，如今到处都有政治党派，民主却死亡了。每个人都知道，英国的政党有其传统，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功能，是其他地方的政党难以比拟的。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的竞争团体并不是政党。一种民主政体，假如其公众生活由政党斗争所构成，是不可能阻止一个公然以毁灭为目标的党派出现的。假如它允许法律有例外，就必然会扼杀自己。假如它不能这样做，他的安全无异于一只鸟站在蛇面前。
必须分清两类群体，一类是利益的群体，在其中允许某种程度的组织与纪律；另一类是观念的群体，在其中它们是被严格禁止的。在现实状况中，必须允许人们自由结社，以维护其利益，也就是说是钱财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且允许这些群体在非常窄的范围内运作，受到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但不能让他们触及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群体比起或多或少带有流动性的社会各界来，更不像是群体。当一项活动的想法在他们当中产生，没有任何理由把这活动交由其他人而不是其赞同者去实施。
比如说，在工人运动中，这样一种区分就结束了错综复杂的混乱。在战前的那个时代，有三种方向不断地挑动并拉拽着所有的工人。首先是为钱财而斗争；其次是——越来越弱，却始终活跃着的——一种老派的工会精神，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多少是开明的；最后是各种政党。通常，在罢工过程中，受苦和斗争的工人们，并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工资、为了老派的工会精神，还是为了受某个党派左右的政治运动；外面的人同样搞不清楚。
这样一种处境是不可接受的。战争一打响，法国的工会差不多全完蛋了——尽管有数百万会员，或者说正因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麻木之后，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他们重新获得了生命的胚胎。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是有活力的（viable）。显然，他们已经或差不多已经被两种毒药毒死了，这两种毒药每一种都是致命的。
假如工人在工会里斤斤计较于钱财，就像他们在工厂里干计件活（travail aux pièces）那样，工会是不会有生命力的。首先是因为这会产生由财痨入心（obsession de l’argent）而引起的道德衰亡。其次是因为，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中，工会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持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最后必然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强制性的、服从公共生活的职业组织。于是它就进入了一种僵尸的状态。
另一方面，与政党相比，工会毫无生路，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这里有一种力学法则中的不可能性。打个比方说，社会党比起共产党来，就是没有生路的，因为后者拥有一种党派的性质，也可以说，是高级得多的。
此外，着迷于工资，就强化了共产党的影响，因为，如此强有力以至于触动每一个人的金钱问题，同时使所有的人摆脱了一种如此致命的厌倦（ennui），按照共产主义的版本，若想补偿该厌倦，革命的启示录式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假如说资产阶级没有同样的启示录需求，那是因为数目字有一种诗意，一种能少许缓和与金钱有关之厌倦的魅力，当金钱不再以一毛一毛的硬币来衡量时，厌倦便处于纯粹的状态。此外，大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fascisme）的趣味表明，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厌倦。
维希（Vichy）政府
在法国为工人创造了一些单一而强制性的职业组织。遗憾的是，它提供给他们一种照现代的话说就是行会（corporation）的东西，尽管行会这个名字事实上指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更美好的东西。所幸的是，这些死的组织或许也能接替工会活动的死去的部分。取消它们将是危险的。最好是要求它们关心日常的金钱问题以及满足人们的直接需要。至于政党，假如说它们在一种自由的总体氛围中要受到严格的禁止，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希望在地下状态中它们的生存不那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各种工会如今依然能够作为真实生命的一种火花，那么它们就会慢慢地重新变成工人思想的某种表达，工人荣誉的某种载体。按照法兰西工人运动的传统——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胸怀世界——它们会对一切与正义相关之事感兴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种钱财问题，但终究隔得很远，并且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脱离苦难之境。
当然，它们必须能够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各种职业组织施加影响。
也许应该禁止职业组织发动罢工，而允许工会组织这类活动，但要有所限制：使风险与这种责任相对应，禁止所有的强制，并保护经济生活的延续性。
至于关闭工厂（lock-out）
，则没有任何理由不予以禁止。
对观念之群体的许可（autorisation）则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存在开除出党（excommunication）。新成员按照亲和手段（voie d’affinité）自由加入，不能让任何人加入一个由书面规章所构成的凝固的集体；二是一旦加入了群体，除非有损害荣誉的过失或渗透的罪行，则不能被排除出群体；此外，这后一罪错则暗示了一种非法的组织，因而应面对更为严重的惩罚。
在此的确有一种对公共安全的考量，经验表明，极权国家是由全能政党建立起的，而全能政党则是通过排除个人意见而形成的。
另一个条件也许是，要有真正的思想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明确可见的，以小册子、杂志或打印公报（bulletins dactylographiés）的形式出现，在其中研究的是一般秩序问题。意见过分一致会使一个群体变得可疑。
此外，应允许所有观念的群体关注它们所喜欢的事务，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对其成员施加任何纪律约束。
至于利益的群体，对它们的监督首先暗示了一种区分；因为利益一词有时表示一种需求，有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穷困的工人，利益指的就是食物、住处和保暖。对于一位老板，则完全不同。在第一层意义上的利益，公共权力必须加以鼓励、支持和保护。否则，利益群体的活动就必须受到持续的控制、限制，并尽可能由公共权力加以抑制。自不待言，最严格的限制和最严厉的惩罚是给予那些就其本性而言最强的人的。
人们所说的结社自由，至今为止事实上仍是各种社团的自由。然而社团是不应该有自由的，它们只是工具，它们必须是服务性的。自由只属于人类（个体）。
至于思想自由，当人们说没有它就不会有思想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真的。但更为真实的则是，当思想不存在了，它也就不自由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有过许多思想自由，却没有任何思想。就像是小孩过家家，分明没有肉，还要问人要点盐来撒一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