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如何不使自然（去）灵

“令人不安的真相”*为警告而描述*我们在何处专注于动因*论分辨人类与非人类的困难*“然而它在动！”*新版自然法*论混淆原因和创造的不幸倾向*朝向非宗教性的自然？

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在看到诸如此类的标题时该如何反应：“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为250万年以来最高”，其副标题更令人不安：“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越400 ppm的阈值”。记者解释道：

一个 象征性的阈值 正在被超越。这是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的第一次。甚至是250多万年以来的第一次……预计5月将在历史测量点冒纳罗亚站（夏威夷）达到400 ppm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现代的第一次测量是由美国人戴维·基林（David Keeling）于1958年在此带领人们进行的。 ^[1] （强调为我所加）

这的确是事实，是基林千辛万苦得到的观测结果。正如他在一本证明为地球配备足够敏感的仪器是个艰巨挑战的书中所讲述的那样，如果说他成功地长期维护了他的测量设备，那也是在面对融资机构和他的一些同事的怀疑和冷漠中做到的。 但与此同时，当人们谈到“要超越的临界点”“象征性阈值”与“变暖的主要因素”时，读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被要求将此新闻视为 警报 。这当然是记者所引用的一名研究人员要求我们做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主任，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eal Mann）指出，跨越400 ppm二氧化碳的阈值带有 强烈的象征性意义 。它提醒我们，我们在地球上进行的 危险实验 是多么 失控 。（强调由我所加）

这是我们在前一讲中看到的那些混合表达之一。说一个阈值已经被超越，以及我们在进行一项失控的实验，就是要跨越严谨的描述与必须做某事的规定——没人告诉我们具体该做什么——之间所谓无法逾越的距离。

无论涉及政治还是道德，著名的曲棍球棒曲线的提出者迈克尔·曼恩都最不可能去否认它。 ^[2] 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图表比它更受非议（图表2-1中也有简化版本）。正如我们所见，气候怀疑论者是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的狡猾门徒。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曼恩，因而他不得不著书讲述他的经历。该书标题如下：“曲棍球棒曲线与气候战争—— 来自前线的调度 ”！自2013年以来，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无论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失控的实验”，还是每日来自“前线”的，使麻烦的真相消失的新一轮攻击。如果说“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真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第二个牺牲品肯定是价值中立，它无法抵抗由新气候制度创立的，描述与规定之间恼人的张力。 曼恩所发现的，并且我们将深入研究的是，这确实是战争状态——而不仅仅是一场“气候战争” ^[3]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本身就是外交与科学性质的机构，且它于2007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非物理或化学奖呢？

局势愈发紧张，因为在《世界报》的这篇文章结尾，曼恩假惺惺地补充写道：“真实的可能性是，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 已经超过了 危害气候的阈值。”我们不仅置身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这样的二氧化碳水平只能追溯到上新世时代，距今530万至260万年。此时活跃在地球表面的最接近人类的生物是南方古猿！”）；我们不仅超过了阈值——一个涉及法律、科学、道德和政治的术语；不仅人类要对这种真正革命性的转变负责（二氧化碳排放与工业生活方式之间众所周知的关联暗示着这一点）；而且，我们可能已经错失了还能补救的时刻 ^[4] ……在一个不远的过去，我们引发了革命，但我们又没参与其中，如今才知道为时已晚！为了使画面更富戏剧性，最后的一系列测量附带的图表强调，我们可以将这一历史的起始时刻看作黑色幽默：“第一块智人化石”——同时也是最后一块……在南方古猿与“现代”经济人之间，读者有权知晓一份简要总结：在地球发生的事情和人类发生的事情之间划分的简史，人类曾经居住在地球上，但对它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此当我说气候问题令我们发疯时，这并非夸大其词。来自前线的一切报告都让人眼花缭乱：极其复杂的科学装备能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下获取可靠的测量结果，更不用说非同寻常的学科叠加——古生物学、考古学、地球化学——能汇集起来并以模型精准预测我们何时超越阈值。 但最令人晕眩的是将地球的悠久历史与人类的短暂历史置于同一图表中，这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调人类相对漫长地球历史的 渺小 ，而是与之相反，突然使人类肩负了史无前例的 改变地质的力量。 而这还不够：在把我们自以为微不足道的蝼蚁变成巨大的阿特拉斯之后，我们同时被非常冷静地告知，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就会全军覆没，而且，可能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我们怎么能不被历史节奏与 地质历史 ——它与前者同样“充斥着噪音与狂暴”——节奏之间曾难以想象的短路所逼疯？ 我们听说过历史的加速，但这种历史也可以加速地质历史，这令我们瞠目结舌。指出我们在情感、智力、道德、政治和文化方面不适合接收这样的消息，并非在说人性的坏话。更明智，甚至更理性的做法是完全忽视它们——如果这不是彻底陷入疯狂的最稳妥方式的话！

如果比较一下冷战时期军备竞赛令人恐慌的迅速步伐与气候谈判的缓慢步调，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政治扶持下应对威胁与在知识支持下应对威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了应对间谍获得的寥寥可数的威胁信息，也会有数千亿美元投入原子武器中。而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剧变”的威胁可能是最有据可查且最客观的知识对象，可以作为行动的依据。然而，在第一种情形下，以预防的名义，一切传统的好战政治情绪建立起巴洛克般 挥霍无度 的武器库；而另一方面，在同样的预防名义下，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推迟了解能开启 精打细算的 支出的必要知识。

只要比较一下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s Kennan）针对苏联战略的秘密“长电报”，与2006年尼古拉·斯特恩（Nicolas Stern）爵士关于工业化国家为避免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有害影响所应花费的小额款项的公开报告。 ^[5] 在第一种情形下，敌意、战争与政治的明确存在使“预防”一词具有 十万火速 的意义；在后一种情形下，敌人、战争和政治的不确定性给予预防“ 拭目以待 ，总会有时间摆脱困境”的安抚内涵。第一种情况下的恐慌：总动员；第二种情况下：遣散——而我们面对的还是潘神本人！

面对这种反应速度上的差距，生态活动家们试图通过科学信念的力量来加快进度。“既然我们现在明确了正在发生的事，您就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您不采取行动，您就无异于罪犯。”因此，通过增加一点道义上的愤慨，他们把动员面对威胁无动于衷的大众的高度政治功能赋予冷漠大自然的不可侵犯的法律。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本质主义” 的一个版本。我们依靠一个概念——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来获得我们通常无法得到的动员效果。这种策略的危险在于，它绕过了政治的艰苦工作，赋予科学一种它不配得到的无可争议的确定性——因此没有动员任何人。

正如我在《自然的政治》一书中所表明的，生态学家经常把这个灰色的大自然重新涂成绿色，其在17世纪被设想为使政治即使不是无能为力，也至少屈从于科学的一种方式；大自然被赋予“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能够最终仲裁所有其他争端；许多科学家仍然认为他们必须在这一大自然中避难，以保护自己免于肮脏的政治工作；我们将在随后看到，大自然继承了过去全知全在的上帝的所有职能，但也无法通过其神意对地球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影响！生态学不是政治对大自然的考量，而是大自然作为政治的一半来源的终结。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隐藏其自身政治的大自然与使大自然明确的政治之间做出选择。

即使如此，也不能确定最令人不安的因素是这些声明的混合性质，即使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在科学和政治之间保持严格分离的人来说，它们似乎非常令人担忧。片刻惊讶过后，我们很快就能明白该如何解释它。如果像曲棍球棒曲线这样的数据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客观数据（脱离任何规定性），那么它们确实是客观的，因为描绘它们的人已经回答了所有可能的 反对意见 （这是唯一已知的，将命题变为事实的方式 ^[7] ）。这些 数据 的唯一原创性在于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直接，以至于对它们的简单表达在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听起来就像是警报，就像康复室中监测病人的心脏与呼吸的仪器一样。

在实践中，对于语言学家而言（即使哲学家也关注这一点）， 施行 式与 记述 式之间的差异一直非常微小。 ^[8] 如果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名乘客要坐在您放置婴儿的座位上，那么您必然会发出说明：“座位上有婴儿。”这肯定是一个事实陈述（正如俗话说的猫在门垫上一样），但如果您说的话不是为了 使 听者 做出反应 （这是施行一词的含义之一），那么您就不算是活生生的人。不要声称您的意思是婴儿“就在那里，此外无他”。您不会满足于陈述客观事实——所有乘客都可以核实婴儿确实在座位上，您会强烈 反对 那名乘客坐在婴儿上的行为。“座位上有婴儿”既是记述式也是施行式，无论您用什么平静、冰冷、矜持、自动、激情或尖叫的语气来说这句话。著名的理性代言人史波克先生的成功在于，尽管他有着机械的声音，但他确实告诉柯克船长应该要怎么做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

早些时候，人们可以想象科学家必须保持对他们所描述以及处理的现象的 外部性 ，从而忽略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现在，如果您与人们谈论地球的任何方面，无论是地质、气候、生物物种、高层大气化学、碳或驯鹿，我们都身处同一条船上——或者说是在同一辆公共汽车上。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谈论这层薄薄的生命薄膜时所说的一切，听起来都不同于过去来自超然世界的无可争议的言论，这些言论与说者和听者都毫不相干。只剩气候怀疑论者会让我们相信，客观性不应该涉及任何形式的行动，因为为了看起来具有学术性，人们应该对所说的内容漠不关心。但恰恰相反的是，通过想要将科学与他们的利益分开，怀疑论恰恰企图在反对意见面前保护自身的利益。现在，这显而易见了！正是在地球上，我们像基林在莫纳罗亚那样，发表极为客观与有趣的陈述。因为它们回应了对手的异议，并且因此能使听众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兴趣。 ^[9]

这无疑部分地解释了描述不会导致任何规定的旧观念，即这些警报显然没有 详细 说明要做什么。它只是将集体行动置于 紧张状态 。这正是对警报的要求。与其说事实界与价值界之间存在原则性 差异 ，为保持理性，这一鸿沟永远不应被跨越；不如说我们应去习惯于 连续的一系列 行动，它始于事实， 延伸 为警报并指向决策——且这是双向的。这种双重序列——价值中立的想法——过早地切断了第一段与后面的联系，使得延伸不再可能。 ^[10] 我们已经忘记了，其实我们的描述总是为了行动，并且在研究做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被一种特殊的话语来激发行动。它触动我们的内心，从而让我们行动起来，是的，让我们感动。令人惊讶的是，如今这些声明也来自地球化学家、自然学家、建模师和地质学家——而不仅仅来自诗人、恋人、政治家或先知。

如何解释科学增加了 行动的力量 ，英语中所说的能动性（agency） ，以及它声称只谈论随后转变为惰性“物质存在”的动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比较一下不同类型的叙事，以了解角色如何被赋予行动能力，无论这些角色的 形象 如何。其中一些角色明显属于人类，其他的属于“自然物”的范畴。我们将看到，所谓的科学表达方式的特征并非在于其研究对象是 无生命的 ，而只在于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的 熟悉程度较低 。它们与我们更为熟悉的拟人角色相比需要 更详尽的 表述。

我将比较三段简短的摘录：一部小说、一篇记者的报道，以及一篇神经科学文章。在聆听它们的过程中，让我们试图不要去关注它们明显不同的体裁，而是去关注它们所能跨越的多种行动方式。换句话说，我要求您暂停通常的阅读理解习惯——它使我们倾向于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对立，比如说主客对立——而是去关注构成它们共同剧目的因素。然后我们就会明白，说一个行动者是惰性的——在没有任何行动力的意义上——或者说它是有生命的——在其“具有灵魂”的意义上——是次要且派生的运作。

我们认识到，在一部伟大的小说中，人物不遵守可预测的一套行动规则。他们避免了我们仿佛玩妙探寻凶一样用以简化故事的陈词滥调——例如：管家、侦探、失踪的女孩、反派。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那段著名的文字无疑正是如此。这段故事讲述了1812年10月18日著名的塔鲁提诺战役前夕库图佐夫将军的（非）决定，他认为这场战役无益于击败拿破仑：

哥萨克人的说法得到了其他侦察兵的证实，表明事件已经成熟。弹簧松动了，齿轮嘎吱作响，钟声响起。 尽管 他有力量、有智慧、有经验、会识人，但考虑到直接与皇帝通信的本尼格森送来的报告，所有将领表达出的愿望，料想中陛下的意图，由哥萨克人带来的消息，库图佐夫还是 无力 控制住这场行动：他下令做他认为无用甚至有害的事， 他同意了既成事实。 ^[11] （强调由我所加）

小说的读者一定记得，在这段文字之后，库图佐夫想尽一切办法推迟交战，而他在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他设法在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反击时几乎保持不动！如果说我们认为有一种指挥系统，其中的最高指挥官能使他人服从，这正是战争中的军队的情况。但是，在这段战役的故事中，情况完全相反：本应完全控制自己意志的人类 主体— 库图佐夫将军恰恰是被他无法“控制”的 客观 力量所 操控 的。其中一些力量是“自然的”——“事件已经成熟”，“齿轮和弹簧”的机制开始运作；另一些力量显然是人类和社会的——哥萨克侦察兵的报告，他的副官本尼格森的背叛，“将领的愿望”；还有些力量是意识的——“对于人的经验与了解”，“归于皇帝”的意图。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库图佐夫“下令”去做他认为“无用甚至有害的”的事，他只能“同意既成事实”。他本应该有目标；他是如此无力，甚至无法确定目标。

我们很难说这是一则只讲人类行动者的故事，我们看到，一旦小说家开始注意到人类灵魂的复杂性，行动的形式就会增加，这使得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角色的拟人特征。库图佐夫被特征迥异的力量赋予了 形式 ——这是希腊语后缀“morph”的含义。这就是文学分析家将形象与行动力区分的意思：库图佐夫具有人的形象，但使他行动的力量来自别处，托尔斯泰为我们详细列出了这些力量。 ^[12]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小说家的职责正是去探索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并且他们乐于给哲学家添麻烦——后者想要彻底对立“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确实，在库图佐夫的例子中，没有任何动因可真正算作自然力量。尽管有“成熟的时机”“松开的弹簧”与“钟声响起”的隐喻 ，但我们自始至终都欣然自得地处于人间喜剧中。

现在让我们摘录一本标题非常现代主义的畅销书：《控制自然》 ^[13] 。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书中有一系列关于英雄人类如何对付不可战胜的自然因素——水、山体滑坡与火山——的非凡故事。在其中一章，他讲述了另一场战斗，一场液压工程师对抗趋势的战斗，这不再是对抗敌军，而是一条河流，密西西比河。它趋向于被另一条河狡诈地引流，而这条河不为人知，也更小，最重要的是，它的河床 低于 密西西比河，它有着美丽的印第安名字——阿查费耶拉。

密西西比河得以持续在新奥尔良以东流淌，要归功于一个相当小且非常脆弱的，建在上游河道弯曲处的工程，以保护这条巨流不被阿查费耶拉的河道——它更窄，但比前者要低几米——所引流。如果这个堤坝断裂（几乎每年都有这种危险，使整个地区不安），整条密西西比河会在肆虐阿查费耶拉谷并冲毁摩根城之后，通过一条几百公里的捷径流入新奥尔良以西，造成大规模洪水并摧毁承担四分之一美国经济总量的密西西比广大流域的大部分。这不再涉及将领、战争、背叛、欲望，以及料想的意图，而是关于两条河与一个集体角色——并非库图佐夫个人。麦克菲使这个集体角色“作为个体”行动：美国工程兵团——相当于美国的路桥兵团。这一机构，在一个负责工程的委员会——河流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责领导“控制自然”的战斗。

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名自然行动者。任何一名但凡感受过小溪、河流、江川，特别是如密西西比这样的河流的人都会像马克·吐温那样反应：

了解密西西比河的人很快就会承认——不是大声说出来，而是在心里承认——一万个河流委员会，即使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炸药，也无法 驯服 这条 无法无天 的河流，既不能约束或围住它，也不能对它说：“去这里”或者“去那里”，来使其 臣服 ；…… 强迫 （bully）密西西比河， 迫使 它以循规蹈矩的方式行事，无异于要求委员会 强迫 改变彗星轨迹，以期望它能安分守己。 ^[14] （强调由我所加）

自然的力量显然与惰性行动者截然相反；任何小说家、任何诗人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水力学家和地貌学家亦是如此。如果说密西西比河拥有什么，那就是 能动性 ——强大到能与所有官僚机构抗衡的能动性。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兵团并没有遵循马克·吐温的直觉。相反，他们决定让“无法无天”的河流臣服，“约束或围住”它，“强迫”它，两个世纪以来防止它突然改变蜿蜒流向，而它千百年来就是如此做的，他们命令它：“不要去这里，也不要去那里！”正如卡特里娜飓风的悲剧提醒我们 ，整个密西西比河南部盆地完全是人工的，它试图把自己保护在脆弱的堤坝前线后面。我们此处分析的行动力十分混杂，兵团承担着技术与法律责任，它与密西西比河的力量相称，也与阿查费耶拉的河床高度相称，后者顽固地继续在下面穿凿着。整个事件集中在一个小小的人造工程上，一个稍微强一点的洪水就可以冲走的简陋工程。这些能力交流的结果是？在拟人化的生物（尤其是兵团）和其他事物（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水态生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谈判的局面——几乎是一种契约关系。

兵团无法在 政治与道义 上消灭阿查费耶拉河。他们不得不给它 供 水。根据 自然原则 ，注入阿查费耶拉河的水越多，它想得到的也就越多，因为这是最陡的斜坡。注入得越多，河床就越深。阿查费耶拉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海拔差异持续增加，扩大了截流的 条件 。兵团必须 考虑到 这一点。兵团要 建造 工程，使阿查费耶拉河引流密西西比河的一部分，同时 防止它将其全部截流 。（第9—10页，强调由我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自然原则”这一表达并没有消除麦克菲描述的两条河流之间冲突的行动力，托尔斯泰提到的“既成事实”无法消除库图佐夫做出决定的任何意志（他作为将军，仍旧必须“表示赞同”）。与之相反，此处存在一种意志，那就是对抗中的河流的意志。但是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什么是意志：一条小而深的河流与另一条更大而高的河流之间的联系为这两个行动者提供了 目标 ，为它们的行动提供 载体 。一个被认为具有意向性或意志，而另一个被视为一种力量，这都无关紧要，因为 是张力造就了行动者 ，而非形象。 ^[15]

我们怎能怀疑阿查费耶拉河“想占领”密西西比河？这是一个比喻，确实，但它证明了我们使用法律与战争的话语——“给予”“提供”“考虑到”“防止”——来赋予一条确实危险的河流以意义、方向和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兵团用堤坝的束缚来侵犯密西西比河的意志，它已 变成危险 了。如果这是以暴制暴，那么又怎能惊讶于行为特征从一个剧目换到另一个剧目？如果想避免拟人化，那么兵团就必须避免将流域拟人化！工程师们知道，道德主义者往往忽略了什么：在主体方面，不存在主宰；在客体方面，不会有无活性的可能。 正如一名工程师所言：“问题不在于阿查费耶拉河最终是否会占领整条河流，而在于知道它会在 何时 发生。”他平静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争取时间。”（第55页）“争取时间”，库图佐夫对这一表述应该非常理解了！

您会说，这一切都很有趣，但记者就是记者，仅仅是故事讲述者，正如小说家一样；我们了解他们，他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在本质上应该 没有 任何形式的意志、目的、目标或念头的东西上 添加 一些行动。即使他们对科学和自然感兴趣，他们也禁不住要为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东西增添戏剧性。拟人化是他们讲故事和卖报纸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客观地”写出“纯粹客观的自然力量”，那他们的故事就不那么引人入胜。因果关系的串联——毕竟，物质世界不就是由它构成的吗？——一定不能有丝毫的戏剧性效果，正是因为后果 已经 存在于 原因 中，而这就是它的美：没有预期的悬念，没有突然的转折，没有蜕变，没有模糊性。时间从 过去流向现在 。在这些故事（也根本不是故事）中，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至少没有 意外 。这不正是理性主义的精神吗？所以我们不应再制造戏剧性，也不该再讲故事了。

这至少应该是撰写科学报告的传统方式。尽管我们在课堂上反复重申过这一传统，但即使是对手头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粗泛地阅读，也足以对其提出质疑。以我在圣地亚哥索尔克研究所的前同事发表的文章开头为例 ^[16] ：

人体（注意：它不再是工程师兵团！）适应压力刺激的能力以及对压力的不适应在人类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一种41基肽及其三个具有相似结构的肽——尿皮质素（Ucn）1、2和3，它们在协调内分泌、自主神经、代谢和对压力的行为反应方面 发挥着重要而多样的作用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家族的多肽及其受体 参与 其他功能的 调节 ，如食欲、成瘾、听觉和神经元发育，并 间接影响 内分泌、心血管、生殖、胃肠和免疫系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及其配体最初通过与G蛋白偶联受体（GPCR） 结合起作用。 ^[17] （由我翻译且强调由我所加）

一旦我们将首字母缩写词（CRF、Ucn、GPCR）放在一边——它方便了专家，但对外行来说很难懂——并且将被动形式（此类型的必要风格）由科学家“对其详尽研究”的行动来替代，我们就发现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面对着一名行动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其行动力正是文章研究的对象。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在“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它“参与调节”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时，我们怎能将它当作是惰性的？拥有功能是它自己拥有目标的方式，或者至少被定义为一个载体，因而也是一个动因。

当然，这篇导言读起来无法如《战争与和平》那样让人享受！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跟踪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人们可以深入了解行动的迂回曲折，它比库图佐夫决定的错综复杂性或密西西比河的蜿蜒表现得更为复杂。也想象一下，一个足够聪明的现代托尔斯泰会如何巧妙地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纳入他笔下的人物，他会如何描绘这场重大战役前夜的库图佐夫。 ^[18] 会有比战役更让人紧张的境况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会在他的体内蔓延，会改变他的听觉，调节他对微生物的反应；因背叛而慌张的本尼格森，不久之后的整个参谋部，更不用说被派遣上前线的士兵——他们不也都被大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所改变吗？当谈到理解行动与遭受行动的含义时，小说家、记者与科学家进行着一场同样的斗争，并不择手段地互相剽窃。

诚然，此例与前两例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正如我多年前在索尔克研究所的同一个实验室中所发现的，这一差异并非在于前两个故事谈论的是有目的的“人类”动因，而最后一个是没有目的和意志的“自然”物。 ^[19] 唯一真正的区别——至少就故事而言——在于阅读托尔斯泰的名著或麦克菲的故事的读者可以轻易地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为角色建立一定的一致性，而它们无法对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这么做——当然，除非他们是神经递质专家。科学报告如此有利于行动力多样性研究，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 行动 来定义动因所能发挥的特质。透过这些行动，我们可以逐渐掌握动因。

不同于库图佐夫这样的将领和密西西比河这样的河流，它们的 能力 ，即它们 是 什么，只能 由其表现 决定，即我们所认识到的它们的行为方式。 ^[20] 对于元帅或河流，您可以表现得好像能从其本质来推断其属性。而这不适用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如果您对它一无所知，那么您将不可避免地——无论是它的发现者还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从探索它的作用开始。而且由于没有先行知识——因为发表是基于其新颖性——各个特征必须通过一定的实验产生，对此我们必须逐行列出。 ^[21] 什么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它是引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东西。什么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它是会触发脑垂体中皮质激素的东西。诸如此类。

若非是这一未知事物的专家，人们当然会感到厌烦，但这一过程与我们每天在互联网上搜索某个人、某处场所、某件事，或某人顺带地提到的某样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从乍看“不知所云”的名称开始；然后我们在屏幕上滚动浏览一系列情况；再然后，在对此熟悉之后，我们颠倒事物的顺序，习惯于从名称开始推论事物特质或总结事物的作用。基于同样的方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最初是一个行为清单，之后才——如人们所说——被“ 特征化 ”。从这一刻起，其能力先于而非跟随其表现。如果我们像阅读小说那样读科学报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就是一个如皮埃尔·别祖霍夫或娜塔莎·罗斯托夫那样熟悉的角色——就像如今的内啡肽，它也部分出自索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在图表2-2的小表格中，最后一行是尤为重要的：通过稳定化，物质获得一致性。

我之所以对这三个例子进行简单的比较，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一条割裂两个方面的鸿沟，一方面是我们可以轻易分辨自然物与人类的常识性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实践这一区分的困难。具有多种形式与能力的行动者不断地交换着它们的属性。很显然，所谓的拟人化角色与拟水化、拟生物化（bio-morphe）或拟物化（phusi-morphe）角色同样不稳定，因为重要的不是最初的既有状态，而是库图佐夫、阿查费耶拉河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在故事中所经历的 转变。 库图佐夫并不比密西西比河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更像传统的人类主体（“自我及世界的主人”），后两者也不更像物质自然“客体”——当我们希望使它们成为人类附庸时，则习惯性对它们如此描述。主体与客体所扮演的固有角色不应与世界的构成相混淆。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世界——而不是“自然”——那么我们就必须处于所谓的——借用一个地质学比喻—— 变质带 ，来捕捉所有的“形态”，我们也需要通过记录来跟随它们的行动交换。

最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别并不比自然／文化更有意义。同样人为的是将库图佐夫与工程兵团归于一类，而将密西西比河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归于另一类。仿佛前二者以某种形式的灵魂、意识或精神为特征，而后二者即便不算是惰性的，也至少没有目的和意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别就等同于文化与自然的区别：为了确保不将它们用作资源而是当作研究对象，我们必须回到将形象分配于不同部分的共同概念。 如果认为这些术语描述了关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东西，就是把抽象的东西误认为是描述。

当我们声称一方面存在一个自然世界，而另一方面存在一个人类世界时，我们只不过是事后提出说某任意部分的行动者会 毫无行动 ，而另一部分——同样是武断的——会 被赋予灵魂 （或意识）。但是，这两个次要的运作完全没有触及唯一有趣的现象：通过在变质带核心的多起源多形式的行动力之间的交易，交换行动形式。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为了在现实主义上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抛弃那些妄图在一系列背景事物前炫耀人类形象的伪现实主义。

将注意力转移到作家与科学家共同关注的这片领域，也许会帮助我们重新看待地球“反馈我们”对它的所做作为这一观点。米歇尔·赛荷（Michel Serres）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过这些微妙的问题，当时无忧无虑的人类在不经意间已经越过了二氧化碳危险阈值。 ^[22] 在一本大胆而独特的书《自然契约》中，赛荷提出的创新理念之一就是一句对伽利略名言的虚构改写：“然而它确实在动！”（Eppur si muove！） ^[23] 赛荷以漫画的形式，将科学史上的一个情节改写如下：据说在被神圣宗教裁判所禁止公开教授任何关于地球运动的知识之后，伽利略喃喃道：“然而它确实在动。”赛荷称这一情节为 第一场审判 ：与当时所有权威相抵触的科学家“先知”默默地重申了客观事实，这一事实后来摧毁了这些权威。

但是根据赛荷的说法，如今我们正在目睹伽利略的 第二场审判。 面对所有聚集的权力，另一位同样也是“先知”的科学家——如詹姆斯·洛夫洛克、迈克尔·曼恩或大卫·基林 ——在被所有否认地球行为的人判处保持沉默后，开始低声喃喃：“然而它确实在动”，但这一次，他们赋予了它一个全新且有点令人不安的转折：不是“然而地球确实在动”，而是：“然而地球确实被感动了”！

科学已经在三个世纪前获得了所有权利，它呼唤地球，地球通过运动作出回应。然后先知就成了国王。轮到我们了，如同伽利略一样，我们在向一个不存在的权威呼吁，但在他的继任者的法庭上，以前的先知变成了国王：地球被感动了！自古以来，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条件与基础的固定地球正在移动，基础的大地正在震颤。（第136页）

行动力的新形式（“它感动”）与旧形式（“它移动”）对既有权威而言同样出乎意料，我们不应对此大跌眼镜。如果说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在浩瀚的宇宙中无休止转动的台球（那场戏中，布莱希特将年轻修士描写成在梵蒂冈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打转来嘲笑伽利略日心说的人 ^[24] ）冒犯了宗教裁判所，新的宗教裁判所（如今是经济的而非宗教的）震惊地获悉，地球已经成了——又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部的、有限的、敏感的、脆弱的，颤抖且易受刺激的外壳。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莱希特描写在气候怀疑论者的脱口秀中，一大群人（如科赫兄弟、许多物理学家、许多知识分子、许多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家，唉，还有牧师、布道者、灵修导师与君王的顾问）是如何嘲笑对这一新奇又古老的，活跃又脆弱的地球的发现。

为了将第一个新地球刻画成在宇宙中自由落体的物体之一，伽利略不得不放弃所有关于气候、活跃性与变质（除潮汐以外）的概念。因此，他使我们摆脱将地球视为一个垃圾场的前科学视野，这一看法以死亡与腐朽的迹象为标志。我们的祖先只盯着不朽的太阳、星辰与上帝，除非依靠祷告、沉思与知识，否则没有机会逃脱。现在，为了发现新的地球，气候学家再次召唤气候，将有生命的地球归为一张薄薄的表层，其脆弱性提醒我们曾经生活在所谓 月下世界 的感觉。 ^[25] 伽利略的地球能旋转，但没有“临界点”，也没有“地球限度”或“关键区域”。 ^[26] 它会 运动 ，但没有 行为 。换言之，它还不是人类世的地球。

如今，借助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新气候制度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地球，在衰退、战争、污染和腐败的征兆下，它再次被视为垃圾场。但这一次，任何祷告逃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从宇宙（cosmos）到万物（univers），再从万物到宇宙！ ^[27] 回到未来？恰恰相反：迈入过去！在导言中舞者展示的摇摆动作不正是用她的舞步强调了这一运动？我以宇宙巨兽这一奇怪的名称所提到的不正是这一形象吗？

对比这两场审判、两个地球、两种气候制度，赛荷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激动地为地球母亲哭泣，或者让我们为她拥有灵魂的事实而倾倒。问题不在于将灵魂赋予一个缺乏它的事物，从而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幻灭的世界里感觉好一点，或者反过来说，让我们在这个没那么无限的世界中感到更加痛苦。恰恰相反的是，赛荷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曾经截然不同——同过去主体与客体那样对立——而如今又如此混杂的行动力之间的惊人默契。

因为从今早起，地球再次颤抖：不是因为它在其不安又适度的轨道上运动，也不是因为从它的深层地壳到大气层的改变，而是因为 我们造成了它的改变 。对于古老律法与现代科学而言，自然是一个参照物， 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主体 ：律法及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来自 无人空间 ，它不依赖于我们，而我们在律法与事实上依赖它；然而，现在它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我们，而我们也对这种偏离预期平衡的情况感到担忧。我们正在扰乱地球，使它颤抖！如今，它又有了一个主体。（第135—136页）

尽管他的书没有援引“盖娅”一词，并且在“人类世”这一术语如此流行之前就已写成了，赛荷所记录的，正是这种对主客身份的颠覆。 自“科学革命”以来，无人世界的客观性为——即使不是为宗教与道德，至少也是为科学与律法——某种不容置疑的自然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哥白尼式反革命的时代，当我们转向自然法这一古老而又坚实的基础时，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行动的痕迹处处可见！这不是西方男性主体凭借其克制、勇敢、暴力，有时甚至是过度的理想主宰野蛮狂躁自然界的旧方式——正如工程师兵团的方式。不是的，正如在前科学和非现代的神话中 ^[28] ，这一次我们面对着动因。它享有“主体”之名，源于它可以被变化、坏情绪、情感、反应，甚至被另一动因——它的“主体”之实 源于它同样被对方的行动所牵制 ——的报复所牵制。

成为一个主体不是相对于客观框架而自主行动，而是与其他也失去自主权的主体 分享 行动力。正是因为面对这些主体——或者说是准主体（quasi-sujet）——我们必须放弃主宰的梦想，并且不再恐惧沦为“自然”囚犯的噩梦。 ^[29] 一旦我们接近非人类存在物，我们就不会在它们身上发现惰性——它使我们自以为是动因。与之相反，我们会发现与我们本身以及我们所作所为 不再无关 的行动力。相反，在它们那一边（但不再有任何的“边”！），地球不再是“客观的”，因为地球不能再被置于远处，被它们从天狼星上考察，好像不存在任何人类。在知识的构建中，以及在这些科学被要求证明的现象的产生中，人类的行动无处不在。如今不可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玩辩证对立的游戏了。使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运转的原动力现在已经完全失灵了：已经不再有足够的客体来同人类对立，不再有足够的主体来与客体对立。在辩证法的幻象背后，变质带仿佛再次清晰可见。仿佛在“自然”之下，世界再次出现。

这么多研究人员提出的关于地球的行动、情感、运动与行为的混合说明，其麻烦处不在于他们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建立连续性的方法，而在于他们总是模棱两可地对待事实状态的方式。有时是因果链的问题，似乎它没有将任何形式的行动归因于所说的事情；有时恰恰相反，这些研究人员展示了大量的行动场景，其中一些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发现自己被卷入这些叙述的人行动起来。正是从这种双重语言中，产生了描述与规定之间无穷距离的观点：如果我们遵循一条因果链，没有任何事应该发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意外，那么这与我们用于描述道德、政治、艺术和人类行动的术语之间就存在巨大鸿沟。但是，只要科学描述充满着大量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类似于人类所惯常拥有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形式之间的距离变得微乎其微，这些行动形式不断地将多元化的行动者联系起来。因此，问题变成了，为什么那些描述地球行动的人有时认为，除了展开“严格的因果关系链”之外，没有任何事发生，而有时又认为有无限多的事发生？这就等于问，如果地球被上千种形式的动因激活，为什么有人要把它想象成本质上是惰性且无灵魂的呢？

要理解对我们行动的作出反馈的地球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显然不应该事先简化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行动力的分配。赛荷在《自然契约》中探讨的是自然法的这一先天弱点，即同时认为自然中确实存在律法——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认识到这一规定性维度——以及，尽管如此，真正的律法只存在于文化的一边。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同时认识到，自然是有秩序的，因为它通过实然这一代言人来“指示”我们该做什么，但与大自然签订契约的想法看似十分荒诞。自然法的局限并不是要寻求允许立法的秩序，而是说仿佛有且只有两个平行的系列，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律法，并探索哪一方会是另一方的副本。

通过将自然契约的想法戏剧化——借用卢梭同样神话性的社会契约——赛荷探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既无法避免从自然中衍生出秩序，也无法发现这一秩序，这是因为，即使在我们的西方传统中，也从未有过两个平行的系列，而总是这种角色交换的蔓延，我称之为变质带。

世上的事物讲什么语言，我们才可以通过契约与它们相处？但毕竟，古老的社会契约既无言说也不成文：从没有人读过原版，甚至连副本也没有。诚然，我们不懂这个世界的语言，或者我们只知道它的泛灵论、宗教语言或数学语言。……事实上，地球通过力、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同我们交流，这足以签订契约。（第69页）

物理的力量与律法的纽带之间有什么区别？不要忘记，《自然契约》首先是一本法哲学著作，它试图认真对待“法律”在“自然法”中的含义。尽管书名如此，但自然契约不是人与自然这无论如何也无法统一的两方之间的合同 ，而是一系列的交易。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甚至在科学中，地质历史所调动的各类存在物是如何交换界定其行动力的各种特质（trait）的。“特质”恰恰是技术术语，借自法律、地缘政治、科学、建筑学与几何学，赛荷用它来指代上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这些交易。为了更好地解释，他提出了一个最不可能的例子，即万有引力：

最后，词语trait既表示物质纽带，也表示写作的基本笔画：点、长标记、二进制字母。书面契约具有约束力，使签下姓名的人受制于条款。……而首个伟大的科学体系——牛顿体系，通过 引力 连接起来： 同一个词、同一种特质、同一个概念 重现。 巨大的行星体互相理解并且被规律连接 ， 而这一规律似乎与契约——在一组线的原始意义上——难以区分 。一个或另一个行星最微小的运动即刻对其他行星产生反应，而其他行星的反应又会通行无阻地作用于前者。通过这一系列的约束，地球在某种程度上 理解 了其他星球的观点，因为通过力，地球对整个系统中的事件产生反响。（第168—169页，强调由我所加。）

赛荷并不认为要通过宣称地球享有某种形式的理解、同情与主权来 赋予 地球 灵魂 。恰恰相反：他提议将引力本身作为一种 纽带 ，以使我们能够明白法律 效力 与理解 力 意味着什么。理解就是领会某事；还有比“无阻”地受制于其他的星体的“反响”更好的领会方式吗？这不是拟人化——从人类到物理的隐喻——而是一种拟物化——从力到律的隐喻。赛荷认为，只要我们学会将“泛灵论、宗教或数学版本的语言”彼此互译，我们就最终会讲“世界语”。翻译——赛荷的宏大计划——成为理解我们所依附与依赖东西的手段。 ^[30] 如果我们能够翻译，那么自然法就会开始具有精神。

我们不要将万有引力与法律的联结当作诗歌破格。西蒙·沙弗（Simon Schaffer）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展示了牛顿如何从他自己的文化中为新动因汲取一系列特质，这一动因后来成了“万有引力”。 牛顿痴迷于各种形式的远距离作用，无论是上帝对物质的作用，还是经济中的信用，抑或政府对臣民的行为。 ^[31] 作为一名带点异端邪说的神学家、炼金术与光学方面的专家，“严格区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永远不会成为物理学家。然而，为理解一个物体如何对另一个物体产生作用，他并没有转向拟人化，而是转向了天使。他的物理学起初是拟天使化的！

事实上，为避免笛卡尔的漩涡——另一种属性与特质的惊人混合——牛顿不得不发现一种能够实现从一个物体到另一个物体的瞬时远距离作用的动因。当时，没有任何角色可以随时随地“无阻碍”地进行瞬间运动——除了天使……在几百页的天使学之后，牛顿能够逐渐剪掉它们的翅膀，并将这一新动因转化为“力”。一种“纯粹客观”的力量？当然，因为它对反对意见做出了回应，但仍承载着对“即时通讯的天使系统”的数千年的思考。众所周知，纯粹性会使科学变得乏味：在力的背后，天使的翅膀总是无形地扇动着。

问题是，诸如库图佐夫或工程兵团的人类主体面目并不比河流、天使、激素释放因子或万有引力之类力量的面目更容易被事先了解。因此，指控小说家、科学家或工程师“将行动力赋予不应拥有它的事物”时犯下了“拟人化”的错误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完全相反：如果他们必须对付各种矛盾的“形态”，那是因为他们正试图探索这些行动—者一开始不为人知的形式，这些形式一点点地被接近它们所需的众多形象所驯服。在这些行动—者拥有风格或种类之前，也就是说，在它们成为众所周知的行动者之前，它们可以说是必须在同一容器中被搅烂、碾碎并精心炮制。 ^[32] 即使是最受人尊敬的事物——在小说、科学概念、技术物、自然现象中的角色——都诞生于这同一口魔法锅中，因为，毫不夸张地讲，正是在变质带中，居住着所有的 恶作剧精灵 ，所有的 变形者 ^[33] 。

因此，“世界语”通过不停地将一个剧目转化为另一个（由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来阐明多种行动力量，以确保我们能囊括在每一步发现的新行动者。但是当说到“世界语”时，仍然需要澄清我们谈论的是语言还是世界！的确，只要我没有明确说明这一微小细节，本讲座的论点就会在研究员与公众的耳中显得不可思议，甚至令人震惊……科学家们或许会认为，河流、力、神经递质、元帅以及工程兵之间的属性交换并非变质，而仅仅是 隐喻 。“他们会说，这是语言的不足与局限，它迫使我们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作为行动者，将阿查费耶拉河作为一个我们需要‘给予’水的事物，将万有引力作为天使精神来讨论。如果我们可以 真正科学地 表达，我们就可以搁置所有这些隐喻，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说话……”随后是有些尴尬的沉默。的确，在这一点上事情变得复杂，因为据他们所言，“科学地谈论”显然意味着完全不说话！这要求我们去想象相当滑稽的一幕，沉默的研究员指出一个现象，它无声表达自己，既无迹象亦无媒介，展现给一个完全被动的人……这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情境。

然而，现实主义的缺乏并不能妨碍这一幕成为公众常识认为的“物质世界”与“人类语言”世界之间区别的起源。为了避免回答“谁在讲话？谁在行动？谁使人讲话？谁使人行动？”这些问题，我们使物质世界缄默。为理解这一奇特情况，除了我所说的变质带——行动交换场所——以外，我还要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运作，通过它，我们会 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 ，使某些角色完全失去行动力。这一运作会使一部分行动者 失活 ，并且给人一种印象，即无灵魂的物质客体与拥有灵魂——或至少是精神——的人类主体之间存在鸿沟。论点可能看起来会有些复杂，但我需要它来解释，人们是通过 语言的什么作用 来构建场景的，其中语言只是场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保留给惰性事物的缄默存在，它们无法被语言掌握！

然而，简单几分钟的思考足以意识到，惰性世界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 风格的结果 ，一种特定的，削弱行动力的方式。一旦我们开始描述某种情境，我们就不禁会去散播这种行动力。以机械的声音言说，始终也是一种言说。只有语气是不同的；而非词语的串联。同样，无生命世界的观念只是一种连接生命的方式， 仿佛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无论我们做什么，行动力始终存在。自然／文化的概念，就像人／非人的区别一样，与伟大的哲学概念、深刻的本体论无关，它只是次要的、居后的、衍生的 风格的结果 ，借此我们试图指明某些是有生命的，而其他是无生命的，从而 简化 行动者的分类。这一次要运作只有通过剥夺某些“物质”角色的活动，使其失活，并使某些被称为“人类”的角色 超活 ，赋予他们值得赞美的行动能力——自由、意识、反思，道德感等。 ^[34]

在一个事件、冒险、特质交换、行动力交易时刻都在增加的叙述中，我们怎能产生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印象？我们必然不会在科学文献中发现这种明显的惰性。 ^[35] 不，我们只需要在事件的展开中 增加 某样事物来 逆转 其运行，从而抵消行动。这怎么可能？通过转变因果链，使所有的行动在——或至少看起来在——原因中，并且不再存在于结果中。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结果总是出人意料。并且实际上，在发现的历史中，也正如在发现的叙事中，甚至在最确凿的事实的教学中，原因都是在结果 之后 很久才出现。 出于同样的原因，能力在表现被细心记录下来很久 之后 才出现。在一段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论叙事中，唯一的角色，唯一行动者存在于原因中——而且是在第一因中——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通过建构说明它。

然而，通过使用适当的哲学论述，它仍然是可能的，仿佛我们可以逆转并且能从原因中推断所有的结果。 ^[36] 这样一来，我们能设法将时间的戏剧性过程 去戏剧化 ，直到仿佛世界从过去流向现在。我深知这个假设未必可靠，但它能给人一种观念，即物质世界服从严格的因果链，它的对立面是另一个世界——人类、符号、主观、文化，名号无关紧要——一个自由的帝国。奇怪的是，戏剧性的叙事与原始、固执、惰性、客观、缄默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区别本身并不对应真实的区分，而是源自一种非常特殊且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方式 ^[37] ，即通过语言，将扮演动因的角色（即人类）与扮演惰性的角色（即人类世界的物质环境）的分配进行去灵。

另一个假设提出，我所说的公共交换区——变质带——是 世界本身的一个属性 ，而不仅是 关于 世界的语言现象。虽然始终难以牢记这一点，但对意义的分析，所谓的意义的科学或符号学，从未被限制在言语、语言、文字、虚构中。意义是所有动因的属性，因为它们总是拥有行动力；这一点无论对库图佐夫、密西西比河，还是对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受体以及物体用以互相“理解”并“影响”的引力来说都同样真实。对于所有的动因，行动意味着将其存在与其生存从未来带入现在；只要它们冒险去填补存在的缝隙，它们就在行动，否则它们就会完完全全消失。换言之，存在与意义是同义词。 ^[38] 只要它们在行动，动因就有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义可以被跟踪、追寻、捕捉、翻译、形成语言。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 都仅仅有关话语”，而是说，任何话语的可能性都归功于探究自身存在的动因的存在。

虽然官方的科学哲学将第二次去灵运动视为唯一重要且理性的运动，但事实恰恰相反：泛灵是必不可少的现象；去—灵是肤浅的、辅助的、有争议的，并且常常是辩解性的。 ^[39] 西方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并非“仍然有人天真地相信万物有灵论”，而是许多人仍然怀着相当天真的信念相信所谓去灵的“物质世界”。 这甚至发生在科学家使行动力增加的时候，他们每日愈发深重地牵连进去——我们概莫能外。

通过第二场讲座，我希望为下面的内容做好了铺垫。那些声称地球不仅会运动而且还会对我们对其所做之事作出行为反应的人，并不都是陷入要赋予无灵魂之物以灵魂的古怪观念的疯子。对我而言，最有趣的人——如研究地球系统的研究人员——他们仅仅满足于不 剥夺 地球所拥有的行动力。他们并不一定说地球“活着”，而只是说 它没有死 。在任何情况下，地球不是由“物质世界”的概念所产生的那种非常奇怪的惰性形式。“物质世界”显然与 物质性 相去甚远。在物质性与物质之间，我们似乎需要做出选择。

快速总结必须进一步讨论的论点：一旦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分配行动力——把一切归于原因，除了经受结果外不增加任何东西 ——我们就得到了物质世界的惰性。当我们拒绝这种消除行动力的次级运作，并且将其拥有的所有能动性留给结果时，我们就会达到物质性。通过因果叙事，我们得到了这种去灵的结果，但它总是在 事后 ：在一系列后果被安排、策划、组织后，并且在我们经历这一系列的顺序被 颠倒 过来之后。

这是怪事，我后面会再论及它。这种形式的因果论叙事非常类似于 神创论 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后面的一系列事物被归结为第一因，即所谓的 无中生有 （ex nihilo）的创造。 即使我们自科学革命以来已经对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习以为常，物质的观念——因为它首先是一个观念——兼具这两个领域。因此，为寻求摆脱“自然”的观念，我们也必须要摆脱牵涉其中的神学——更不能忘记混入其中的政治！在17世纪的漫长战斗中，通过发明“物质世界”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中所有构成此世界的存在物的行动力都被抹去 ^[40] ——我们为谈论地球而创造了一个幽灵般的世界，不幸的是，它往往与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观”相对应，而且这也是某种宗教版本的原因性质。毫不夸张地讲，什么事都没有 发生 ，因为动因应该只是其前身的“简单原因”。所有的行动都被置于前因中。称它为全能造物主还是全能因果关系则无关紧要。结果完全可以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俗话说的，它只是在那里“凑数”。我们可以将这些术语一个接一个地排列，但它们的偶然性已经消失。

“科学世界观”的巨大悖论是它成功地 消除 了科学、政治和宗教世界的 历史性 。当然还有使我们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或者如唐娜·哈拉维所言，“与世界同在” ——的内在 叙事性 。我并不是说科学会让我们失去与“生活世界”的所有联系从而使世界“祛魅”，而是说科学总是标新立异并且直接经历世界。也许最终为物质性提供一种不再如此直接，政治宗教上不再如此笨拙的说法，同时为科学提供一个如此令人可叹地不确切的图景，这并非一无是处。人们随之可以摆脱任何“自然宗教”了。人们对物质性会最终有一种凡俗的、世俗的、渎神的——或更贴切地说：尘世的（terrestre）——概念。

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明白，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现代人的这种奇怪的痴迷，即让世界丧失活性，但他们却在这个世界中扩散那些出乎意料且令人惊讶的动因。我们很清楚，合理化的风格与实践中的科学没有关系。这甚至使我在二十五年前申明，“我们从未现代过” ^[41] 。但是，当我们阅读诸如我在讲座伊始所述的报告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将于五月超越400 ppm阈值”，不仅仅是科学史家，似乎 每个人 都对此心知肚明：我们 自此 身陷在无法丧失活性的 历史 之中。

然而恰恰相反，我们不应依靠灾难的临近来使我们更加清醒。在准备这些讲座时，我读到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书，其中之一名为《终点》，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书中阐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所有胜利的希望时，德国损失的士兵和平民比前四年还多。它表明，在最灾难性的情况下，当帝国注定要灭亡，战争显然已经失败，而且每个人，从将军到家庭主妇，都对此心知肚明时，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战斗仍在继续，罪恶的独裁刑事制度几乎运作如常，直到最后的崩溃。 ^[42]

这是因为威胁的明显性不会使我们改变，我们必须准备好彻底改变政治。如果没有任何愉快、和谐或舒缓的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如果说洛夫洛克将盖娅描述为“在战争中”并且对人类进行“报复”，而人类如同1940年6月被狼狈地困在敦刻尔克沙丘中的英国军队被迫放弃沙滩上已无用的武器 ^[43] ，这是因为地质历史不应被看作是最终能够平息我们所有冲突的大自然的大爆发，而是一种 普遍的战争状态 。

历史已如此可怖，地质历史可能会更糟糕。因为到目前为止，悄然隐于幕后的、曾作为人类所有冲突背景的景观已经加入了战斗。曾经的隐喻——面对人类造成的不幸，即使是磐石也会痛苦地哀嚎——已经成了字面意义。克莱夫·汉密尔顿坚信，行动的敌人是 希望 ，即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最糟糕的并不总是一定会来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希望。 ^[44] 汉密尔顿认为，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必须把希望从我们对生活的极度乐观的心态中清除出去……因此，在重重顾虑之下我将本系列讲座置于但丁的黑暗警训下：“抛弃一切希望。”或者以更现代的方式，在这句由德波拉·达诺夫斯基与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所引用的道格尔德·海因（Dougald Hine）的话中：“停止伪装之后，您要做些什么？”

面对历史的加速，我们已经感到颤栗不安，但是在“大加速”面前要如何作为呢？ ^[45] 通过对西方哲学最喜欢的套路的完全颠覆，人类社会似乎已经顺从地扮演了愚蠢客体的角色，而自然界却意外地扮演了活跃主体的角色！您是否注意到我们将人类历史的术语归于自然历史中——临界点、加速、危机、革命——并且我们用惰性、滞后、路径依赖来谈论人类历史，仿佛他们已经具有了被动和不变的自然的一面，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面对威胁时无动于衷？这就是新气候制度的意义：“变暖”消融了背景与前景之间的旧距离： 人类 历史显得冷冰冰的，而 自然 历史则迈着狂热的步伐。变质带已成为我们的常态：一切就好像我们确已不再现代，而这次，我们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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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éphane Foucart， Le Monde ，7 mai 2013.

[2] Michael E. Mann， 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 ，2013．曼恩在2014年1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完美地明确了描述和警告之间的联系。迈克尔·曼恩，“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最明确的表述了。

[3] Harald Welzer， Les Guerres du climat ，2009．气候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比目前的地球工程要早得多，詹姆斯·罗哲·弗雷明的《修复天空》（ Fixing the Sky ，2010）显示了这一点。

[4] 虽然人类世可能会因为人类终于获得了全球的力量而感到高兴，但当得知这种影响力量可能已经丧失时，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参见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所言：“对古代气候的研究雷鸣般地告诉我们，地球的气候系统不是一个自我稳定的系统，而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野兽，对最轻微的推动都会有过度的反应。”《自然》（ Nature 376，pp. 212―213，20 juillet 2002）。由克莱夫·汉密尔顿引用，《ABC宗教与伦理》（ ABC Religion and Ethics ，3 mars 2015）。这一现象的奇特之处解释了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一书的标题《超级物体》（ Hyperobjects ，2013）。

[5]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冷战》（ The Cold War ，2006）论述了回应苏联威胁的迅速，以及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气候变化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2007）作了与有关气候威胁的缓慢竞赛的比较。

[6] Bruno Latour， Politiques de la nature ，1999.

[7] 客观性的优点由来已久（Lorraine Daston et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é ，2012），这使得我们不将最终结果——归于已知对象——与相继探讨反对意见的极为复杂的体制混为一谈。客观性既不是一种世界状态，也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一种精心修饰的公共生活的结果。这一论点的简单总结请见Bruno Latour， Cogitamus ，2010。

[8] 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言语行为理论方面的大量文献在不停地削弱描述与规定之间的区别。约翰·奥斯丁（J.L. Austin）在《如何以言行事》（ Quand dire，c'est faire ，1970）中已经削弱了这一区别。

[9] 复兴被误解的无利害关系概念，这是伊莎贝尔·斯坦格科学哲学的一部分，从 L’Invention des sciences modernes ，1993，到 La Vierge et le Neutrino ，2005，再到 Au temps des catastrophes ，2009，将自己置于与盖娅的关系中。

[10] 向IPCC报告起草者提出的建议恰恰强调了需要区分“与政策相关但不是政策规定性的”内容非常重要。参见《关于气专委原则和程序的声明》（ Statement on IPCC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 ，IPCC，2 février 2010）。参见Kari De Pryck，«Le Groupe d'experts intergouvernemental sur l’évolution du climat»，2014。

[11] Tolstoï， Guerre et Paix ，livre 13，chapitre III.

[12] Actant与acteur之间的区别是格雷马斯（Greimas）所启发的符号学的基本原则，参见Jacques 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1998。

[13] John McPhee， The Control of Nature ，1980.

[14] Mark Twain， La Vie sur le Mississippi ，2001（翻译由我修改）。

[15] Algirdas Greimas et Jacques Fontanille，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1991.

[16] Bruno Latour et Steve Woolgar， La Vie de laboratoire ，1988，描述了这一上下文。

[17] C. R. Grace et al. ，«Structure of the N-terminal domain»，2007.

[18] 这无疑是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会做的，也是他在《回音室》（ La Chambre aux échos ，2009），或更直接地，在《获利》（ Gain ，2012）中试图去做的事，这解释了他所写角色的全新外貌。关于这一点，请参见Bruno Latour，«The powers of fac similes»，2008。

[19] Bruno Latour et Paolo Fabbri，«Pouvoir et devoir»，1977，特别是Françoise Bastide， Una notte con Saturno ，2001。

[20] 参见符号学圣经相关词条：Algirdas Julien Greimas et Joseph Courtès（dir.），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1979。

[21] 这是Harold Garfinkel et al.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1981的关注点所在。

[22] 如本讲开头福卡在文章中所说的：“根据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ISS）前主任，美国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说法，二氧化碳浓度不应超过350 ppm。而1990年前不久已达到这一阈值。” Le Monde ，7 mai 2013.

[23] Michel Serres， Le Contrat naturel ，1990，并在《重返自然契约》（ Retour au Contrat naturel ，2000）中对其做了部分扩展。

[24] Bertold Brecht， La Vie de Galilée ，1990.

[25] 在古老的所谓“前哥白尼”系统中，月下（sublunaire）区域与月上（supralunaire）区域之间存在物质差异：越是从腐朽的地球向着行星与不变的恒星上升，越是达到完美。这一宇宙论的历史及其毁灭，参见亚历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é）《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Du monde clos à l'univers infini ，1962），该书仍是最佳的导论。更为小说化但同样出色的版本参见Arthur Koestler， Les Somnambules ，2010。

[26]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2007，或者Stephen M. Gardiner， A Perfect Moral Storm， 2013，正是地球的动荡使得这两本书如此奇特。关于行星边界的争议问题，请见Johan Rockström，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2009。关于关键区域网络，参见Susan L. Brantley，Martin B. Goldhaber et K. Vala Ragnarsdottir，«Crossing disciplines and scales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zone»，2007，et le rapport de S.A. Banwart，J. Chorover et J. Gaillardet， Sustaining Earth's Critical Zone ，2013，以及Bruno Latour，«Some advantages of the notion of ‘Critical Zone’ for Geopolitics»，2014。

[27] 由艾米丽·阿什编辑的这卷书名——《从封闭宇宙到无限世界》（ De l'univers clos au monde infini ，2014）——正是要抓住这个意外的转折，与夸黑的标题相对立。

[28] Eduardo Kohn， How Forests Think ，2013.

[29] 赛荷在《寄生虫》（ Le Parasite ，1980）中提出了准客体与准主体。

[30] Michel Serres， La Traduction （ Hermès III ），1974.

[31] “恰恰在同一时间，艾萨克·牛顿努力研究在炼金术反应中起作用的精神媒介，研究如何正确解释圣经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的天使信息，特别是天启的预言，撰写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的学术谱系，讨论彗星和太阳旋风运动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并着手起草教会的临时历史”，同上（Simon Schaffer，«Newtonian angels»，2011）（由我翻译）。另参见Simon Schaffer， The Information Order of Isaac Newton's Principia Mathematica ，2008。

[32] 这种搅拌与缓慢的滗析是弗里德里克·阿依特―图阿提《月球故事》（ Contes de la Lune ，2011）一书的主题，该书探讨了如今已自然化的虚构叙事与科学叙事差异的逐步发明。

[33] 唐娜·哈拉维最喜爱的术语，用来指代众多的分叉，通过这些分叉，行动的力量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交换它们的属性，参见法文版Donna Haraway， Le Manifeste Cyborg ，2007。

[34] 正如迪迪埃·德百兹在《可能的诱饵》（ L’Appât des possibles ，2015）中所示，怀特海所说的自然的二分首先是一种实践运作。

[35] 目前围绕“科学与文学”领域有大量文献。扬·扎拉西维茨的《卵石中的星球》（ The Planet in a Pebble ，2010）一书是科学叙述活性的一个例子，由于它是由人类世一词的创始人之一所写，所以更加引人注目。

[36] 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在《关于笛卡尔先生的附加说明》（Note conjointe sur Monsieur Descartes）中，对笛卡尔从他的原则中推断出天堂存在的大胆行为进行嘲讽：“他不但发现了天堂，他还发现了星星和地球。我不知道您是否与我一样。我认为他发现地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毕竟，如果他没有发现它。……我们深知如果他没有听说过这些的话，他就不会发现天堂、星星与地球”，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II，p. 1279。

[37] Simon Schaffer， La Fabrique des sciences modernes ，2014; Isabelle Stengers， L’Invention des sciences modernes ，1993.

[38] 布鲁诺·拉图尔在《存在模式调查》（ 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 ，2012）中曾详述过的主题。

[39] David Abram， Comment la terre s'est tue ，2013.

[40] 科学革命、政治组织、物质的非物质化以及神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蒂文·夏平与西蒙·谢弗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 Le Léviathan et la pompe à air ，1993）的主题，我们将在第六讲中回到这一问题。

[41] Bruno Latour，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1991.

[42] Ian Kershaw， La Fin. Allemagne 1944 — 1945 ，2011.

[43]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ïa ，2006，p.150.

[44] Clive Hamilton， Requiem pour l'espèce humaine ，2013.

[45] Will Steffen et al. ，«The Great Acceleration»，2015. 9SdTuzcIhnshGHzaavO9/5e4MHowEA81h9DSjdZ0qIsttGXupFQUG6K7JHWkfh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