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切始于十几年前闯入我视线，让我不能忘却的舞步。一名舞者，她似乎为躲避什么可怖之物而向外逃去，同时却愈发不安地向其身后不停地瞥，仿佛她的逃离使得某种障碍出现在她背上，阻碍了她的行动，她不得不完全转过身来。在那里，她止步不前，双臂摇摆，她似乎看到有东西向她逼来，它比先前迫使她逃离的那个东西更可怖，她不得不步步后退。在逃离一种恐怖之时，又遭遇了另一种恐怖，似乎后一种恐怖源于她先前的逃离。

我坚信这段舞蹈表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它在这令我非常不安的单一情景之下，概述了现代人最初要逃离之物——对过去的古老恐惧和他们当今所要面对之物——神秘形象的闯入，这恐惧之源在他们的面前而不是身后。这闯入的怪物，半气旋、半利维坦的怪物，我曾用“宇宙巨兽” ^[1] 这一怪异名词称谓它。在将其迅速并入这一相当富有争议的形象之前——我在读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有关盖娅的理论中已思考过它——我不可再逃避：我必须弄明白这一相当令我不安的，集神话、科学、政治以及（很有可能是）宗教于一身的力量。

图表0-1 斯蒂凡妮·戛纳肖，2013年2月12日

鉴于我对舞蹈所知甚少，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在斯蒂凡妮·戛纳肖（Stéphanie Ganachaud）身上找到了对这一短暂舞步的理想诠释。同时，我不知如何处理这一令人困扰的宇宙巨兽形象，于是说服几个好友将其创作为一部戏剧，名为《盖娅全球马戏》。 ^[2] 也就是那时，吉福德讲座委员会邀请我于2013年在爱丁堡举办六场以神秘的“自然宗教”为题的讲座，对我们这些醉心于此的人而言，这是不太奇怪的巧合。我如何能拒绝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约翰·杜威（John Dewey），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及其他众人都接受过的邀请？ ^[3] 这难道不是一个天赐良机，让我通过论证来展开先前舞蹈与戏剧迫使我探索之物吗？至少这一方式对我而言还不太陌生。更不用说我那时刚刚完成《存在模式调查》的写作，该书愈发受到富有侵略性的盖娅的影响。 ^[4] 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修改、扩充并完全重写后的这几场讲座的内容。

我以讲座的形式、风格和语气将其出版，是因为我钻研四十多年的现代人类学正日益与所谓的“新气候制度”产生共鸣。 ^[5] 我用这一术语涵盖现状，即现代人本以为可靠的物质框架、承载历史发展的土壤已变得变化无常，好似舞台布景顺应演员和情节发展而变化。自此，历史叙述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我们要将不久前还属于自然范畴的因素纳入政治之中——自然也由此变成一个日益难解的谜题。

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试图研究将自然与科学融入政治的现象；我们已经发展了一套跟踪甚至描绘生态学议题的方法。但所有的这些特定工作并未能动摇某些人的坚定想法，他们仍旧想象一个无物的社会世界，与无人的自然世界对应，且没有学者可以认识它。当我们努力试图解开认识论和社会学的某些症结时，所有确立其功能的建构就轰然倒塌了，或是字面意义上的，在地面上倒塌。我们仍在讨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可能的联系、学者在客观性生产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未来世代可能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在发明术语以讨论相同的事物，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人类世”“大加速”“地球限度”“地质历史”“临界点”“关键区域”，我们将逐渐认识所有这些似乎不可或缺的惊人术语，以了解似是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反应的地球。

我原来的学科——社会学，或更准确地说，科学人类学——如今被一个广泛接受的证据所强化，即先前将科学与政治隔离的旧宪法早已落伍。仿佛我们刚刚由一个旧制度过渡到新制度，后者以各式气候问题，以及更奇怪的，气候与政府联系问题的爆发为标志。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地理史家一般都放弃了这些术语，除了孟德斯鸠的“气候理论”，其本身早已被视为过时了）。突然间，所有人猜测到另一种《论自然法的精神》正在浮现，若我们要幸免于新制度所释放出的力量，对它的写作就刻不容缓。本书正是要为这一共同探索的工作作出贡献。

盖娅在此处表现为一个回归地球的契机，它允许对科学、政治和宗教各自的品质进行区分，而科学、政治和宗教最终被带回到它们过去使命的更朴实、更接地气的定义中。讲座成对进行：前两讲探讨了“能动性”的概念——英译为agency——这是一个重要的运作者，它使得目前仍归于不同领域的学科之间得以交流；随后两场讲座介绍主要角色：首先是盖娅，其次是人类世；第五、第六讲定义了哪些人正在为占领地球而斗争，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后两场讲座探讨了斗争中的领土的地缘政治问题。

一本书的潜在读者比一场讲座的听众更难以确定，但鉴于我们的的确确进入了一段地质与人类的共同历史，我想要对话的也正是形色各异的读者。不通过科学就不能理解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科学首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停留在旧认识论赋予科学的形象中，就不可能理解科学——科学如今与文化水乳交融，以至于正是通过人文科学我们才能理解它。由此我们通过混合的方式研究混合的主题，并转达给必然是混合的受众。

毫无疑问，本书的构成方式也正是混合型的：如同其他的研究者一样，为求传播，我不得不以英文写作。2012年2月，这六场发表于爱丁堡的吉福德讲座稿撰写完成后，随即连同2013年的讲座由弗朗克·勒蒙德（Franck Lemonde）译为法文。 ^[6] 但随后我让该文经历了所有译者——原文作者不幸也说着相同的母语——最痛恨之事：我将其完全重写了，扩充了两章新内容，重写幅度之大可以说这已全然是另一篇文本了——因而我不得不再次将其译为英文出版……向我的译者深表抱歉。

虽然作家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同一个读者会从书的开头看到结尾，一章一章地阅读，但对于每次都要面对不同听众的演讲者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正因如此，八场讲座的每一场都可以单独阅读，且可以按照各人喜好的顺序阅读——更专业的内容可参考注释说明。

我要对太多人表达谢意，故而不能在此处一一列举。这笔人情债我会试图在书目参考文献中偿还。

然而，若不提及吉福德讲座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平的，他们使我能够在2013年2月沐浴在爱丁堡的灿烂阳光下，就“自然宗教”的主题发表六天的演讲，更不用说圣则济利亚大厅的听众了。

是伊莎贝尔·斯坦格（Isabelle Stengers）首先让我对盖娅入侵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且一如既往地，通过向西蒙·沙弗（Simon Shaffer）求助，我试图将自己从盖娅角色的不可能特性中解脱出来，并且与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迪派什·查卡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德波拉·达诺夫斯基（Deborah Danowski）、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布罗尼斯拉夫·谢申斯基（Bronislaw Szerszynski），以及许多其他同事分享我的焦虑。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杰罗姆·盖拉尔德（Jérôme Gaillardet）与扬·扎拉切维奇（Jan Zalasiewicz），他们向我证实，自人类世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确实存在共同点，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共享的一个 关键区域 。

当然，我对2015年5月在扁桃树剧场构想并演出《谈判话剧》（ Théâtre des négociations ）的学生，以及2014年10月图卢兹屠宰场博物馆“纪念人类世”（ Anthropocène Monument ）展览的构想者，还有“自然政治哲学”课程中的学生的感激之情，远超他们的想象。

最后，我要感谢菲利普·皮纳尔（Philippe Pignarre），他的编辑工作与我相伴已久。我想他从未出版过如此切合丛书主题的一本书：因为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反，盖娅根本不是全球性的，它无疑是我们循环思考的巨大阻碍 ……

[1] 脚注中的所有缩略参考文献的完整版，请见书末参考文献。

Bruno Latour， Kosmokoloss （2013），播放于德国电台。该节目文字稿及本书中引用的大部分其著作的最终版或临时版皆收录于网站bruno-latour.fr。

[2] 2010年逾越节起导演珂洛艾伊·拉图尔（Chloé Latour）与弗里德里克·阿依特―图阿提（Frédérique Aït-Touati），演员克莱尔·阿斯翠克（Claire Astruc）、亚德·克里耐（Jade Collinet）、马修·普洛坦（Matthieu Protin）与卢季·塞里（Luigi Cerri），编剧皮埃尔·道必尼（Pierre Daubigny）共同创作戏剧《盖娅全球马戏》（ Gaïa Global Circus ）。该剧2013年10月于图卢兹诺威拉节首演，于同年12月在兰斯剧院公演，并于随后在法国各地和全球公演。

[3] 这六场讲座可见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讲座网站ed.ac.uk。有关该系列讲座的历史以及对法国人来说尚且神秘的“自然宗教”领域请见Larry Witham， The Measure of God ，2005。

[4] Bruno Latour， 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 ，2012.

[5] 这一表述由史蒂凡·爱库（Stefan Aykut）和艾米·达昂（Amy Dahan）在《治理气候？》（ Gouverner le climat? ，2015）中所提出的一个术语而来，以指代非常独特且对他们来说并不有效的“治理气候”的方式。

[6] 除吉福德的六场讲座之外，还有《人类世的动因》（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2014），部分在第二讲中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