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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执政不过才十多年，西晋的统治似乎已经到了末世了。如后来淮南相刘颂给晋武帝的上疏所说：“陛下是泰始初年才登基的，但是朝中官吏却都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过，纨绔子弟的本性难移。所以，当今虽是新朝，遭逢的却是‘叔世’。”这里的“叔世”，就是末世的意思。接着，刘颂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传之后世，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啊！”
西晋出现“叔世”景象的原因，表面上是西晋统治集团乃纨绔子弟构成，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推行士族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西晋官僚中的少数有识之士，曾经严厉批评时政，强烈要求改革。其中，九品官人法遭到猛烈的抨击。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登基建政之初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设置郡中正，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员兼任，负责评定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评定结果汇总到大司徒，大司徒审核后转交给吏部作为官吏选拔和黜陟的依据。曹魏立中正，“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是，中正官往往被大族所垄断，他们把门第作为品评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于是九品中正制变成培植魏晋士族的温床。西晋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评定的品第是官吏升降、士人入仕的前提。由于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因此，高级官吏都被大族高门所垄断。魏晋士族正是这些在九品中正制中蝉联高位的高门大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虽才智过人也难有出头之日，士、庶的界限越来越分明。九品中正制既是士族形成的条件，又成为士族的政治特权。
太康五年（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上疏列出八条批判九品中正制，他说：“第一，中正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朝廷之权势，致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第二，置中正，本为听取乡里清议的正确意见，以统一认识，而如今重其任轻其人，乡里意见纷纭，大臣相互结怨。第三，设立九品，是为分别才德，差等资格，而今才德优劣易位，资格高低颠倒。第四，中正品第一郡士人，而对中正无赏罚规定，又不允许士人申诉，是杜塞一郡之口，培植一人的权势。第五，一郡之士，多者千数人，且流徙异地。而中正或认识或不认识，只道听途说而已。第六，凡求人才，是为了治民，今当官有政绩者或附卑品、无政绩者反倒升官，是助长浮华而废弃考绩。第七，九品不能反映实际才能，只是一些空话和虚假的赞誉。第八，列为下品不知有何过失，而列为上品亦不知有何优点。由此而言，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是古今最大的失误。”因此，他坚决主张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而更立一代之美制。这是一篇气贯长虹的宏文，“言议切直，无所曲挠”，显示了刘毅的战斗风格。接着，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瓘也把九品中正制斥为“末法”，认为应在荡除之列。一些中下级官吏，如始平王文学李重和淮南相刘颂亦先后上表支持。晋武帝虽然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欣赏，但事实上无所作为。当然，从历史上看，废除九品中正制确非晋武帝个人所能办到的，这是时势使然。
九品官人法外，又有所谓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实行占田制，规定官吏按官品高低占田：一品占田50顷，二品45顷，三品40顷，四品35顷，五品30顷，六品25顷，七品20顷，八品15顷，九品10顷。即使是九品官，其占田也是老百姓一夫一妇的10倍。同时，晋武帝还实施贵族官僚荫客制：一、二品荫佃客15户，三品10户，四品7户，五品5户，六品3户，七、八品2户，九品1户；六品以上尚可荫衣食客3人，七、八品2人，九品1人；又可荫庇亲属，多者及9族，少者3世。宗室、国宾、先贤和士人子孙也享受同样的特权。所谓荫，就是荫庇。这些受荫庇的人口可以免除国家的徭役，却要对荫庇者及贵族官僚承担义务，实际上他们就是荫庇者的依附民。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西晋规定按官品荫族、荫客和占田，“基本精神是保证当代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荫族部分对于‘士人子孙’的条文只是补充，然而却从此确定了士人的荫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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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容宽纵高门士族，是晋武帝的一贯政策。尚书胡威曾经认为时政太宽，执法不严，面谏晋武帝，晋武帝说：“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不曾宽容呀！”胡威说：“臣所说的，并不是指丞、郎、令史，恰恰是指像臣等这样级别的官吏。对高级官吏执法不严，就没有严明的法律。”武帝并不以为然。当石、王夸奢斗富之时，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奢侈浪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耕地少而人口多，之所以能有积蓄，是由于节约；如今耕地多而人口少，却有不足之患，是因为奢侈。提倡节俭，就应当制止奢侈；奢侈不制止，还得到鼓励，祸患无穷呵！”武帝还是无动于衷，对于石崇这样的汰侈淫奢者，却因其“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拔擢他为侍中。
